摘 要：鄉村發展是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域。西式現代化雖然實現了某種意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但也陷入了犧牲人民生存和發展權益以迎合資本意志的陷阱。可以從西式民主邊緣化農民利益訴求、土地私有化侵害農民利益、資本排斥農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資本無序侵蝕農民生活生產空間、農村主流敘事剝離少數族裔農民五個方面反思西式現代化的資本邏輯。伴隨資本全球化過程，不少國家和民族對西方文明的吸收超出了借鑒的范疇，鄉村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單一。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突顯出自身的獨特性。當前，“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意志全面推進，不僅是中國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戰略性調整，也是黨和國家對政治承諾的歷史性實踐和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動回應。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表明，發展是全體人民的正當權利，既不應成為資本的附屬品，也不應為少數人把持和壟斷。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西式現代化 鄉村發展 資本至上 人民至上
近代以來，在人類社會先后形成的不同現代化道路中，西式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最具代表性?！爸袊浆F代化”作為一種新人類文明形態出場，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對西式現代化的翻版，而有著自身的獨特定位和鮮明特色。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sup>[1]“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提法充分彰顯了中國道路的歷史自覺與話語自信。為深刻闡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及其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貢獻，本文從國際比較視野和鄉村發展視域出發，歸納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兩種道路的模式特征，以期更好揭示兩者的本質區別。這不僅有利于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和超越性，也有利于我們增強道路自信，掌握歷史主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鄉村發展：比較中西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域
作為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天然”是以研究人類文明為己任的哲學社會科學的闡釋對象，也是構筑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無可回避的本土化命題。目前，學界在中國式現代化議題上已經取得了不少有益成果。
一類研究從大歷史觀視域來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及其世界意義。這一研究視角的意義在于，可以有效回應西方社會關于中國道路是實用主義選擇的誤讀，以把握中國道路歷史必然性背后的邏輯必然性。[2]例如，孫正聿從改變“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歷史境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實踐、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意義三重邏輯，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在于它不是國外現代化的翻版，而是成功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3]吳曉明同樣認為，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特定轉折點上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并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形態，才得以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建立起歷史性的聯系，從而顯示出深遠的世界意義。[4]
另一類研究從內涵特質角度來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多元維度與原則遵循。這一研究視角的意義在于，把現代化看作是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演進的多面向過程，從而有利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5]例如，唐愛軍從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現代化、駕馭資本的現代化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全面現代化三個方面來歸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規定性；[6]張占斌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表現為三個維度，即從被動現代化走向主動現代化、從外源式現代化走向內生性現代化、從單一現代化走向全面高質量現代化；[7]劉軍則分別從主體層面（以人民為中心）、模式層面（“五位一體”），路徑層面（走和平發展道路）和目標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闡發了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性。[8]
這些討論將中國式現代化置于世界現代化坐標中進行了歷時性和共時性等不同視角的比較，對我們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與超越性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此基礎之上，筆者以為進一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經驗世界的某一具體領域，通過充分占有各種材料來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具體的普遍性”[3]。僅就本文而言，筆者選取“鄉村發展”作為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的研究視域。這一做法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第一，鄉村發展是不同現代化道路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現代性的權力在開辟出世界歷史的同時，還為之布局了一種基本的權力關系，即支配—從屬關系”，[4]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使東方從屬于西方”[9]。換言之，資本二重性的歷史展開過程既帶來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工業化與現代化，也引發了全球鄉村危機和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問題；既炮制出所謂的文明終結論，也帶來了反思西式現代化的必要性。在以西方話語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中，資本無節制的擴張，不僅使鄉村面臨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給貧困人口的生計造成了毀滅性影響。[10]對生產力尚不發達、物質基礎積累薄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以鄉村衰落為社會轉型代價的痛苦過程尤為漫長?？梢哉f，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凸顯出自身的獨特性。這使得鄉村發展成為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域。
第二，從鄉村發展視域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最能給人以思想沖擊，也最能反映問題。后發國家的鄉村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的“終極問題”。[11]由于現代化最早發軔于西方，西方國家在規?；托畔⒒鳂I的農業生產以及生態文明的鄉村環境整治方面確實具有相對明顯的先發優勢，疊加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以往研究在比較農業農村現代化時基本采取學習西方經驗的做法。本文當然不是要否定這種做法的合理性。但客觀來講，當前鄉村危機非但沒有終結于資本主義文明，反而在資本意志構筑的文明話語中不斷擴大。時至今日，不斷加深的鄉村異化危機，或被轉嫁給后發國家，或被西式現代化的主流敘事掩蓋。何況西方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先發優勢具有歷史性，并且是通過殖民、暴力的非人道手段實現的，不具備可復制性。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不可能復制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意義得以凸顯而出。因此，從鄉村發展視域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不僅最有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義對人們的思想禁錮，也最能說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超越性以及由此生成的歷史意義。
第三，鄉村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向未來籌劃的重要目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保持生機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轉變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這一目標，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因此，從鄉村發展視域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從中提煉中國式現代化鄉村發展道路的經驗和優越性，對指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也唯有實現鄉村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才能真正在跨越時空的意義上超越西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建立起始終的聯系。
二、資本至上：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陷阱
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后發國家往往容易先入為主地美化和代入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但客觀而言，在西方現代化農業模式成為“國際典范”和田園風光成為“詩與遠方”理想代言的背后，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被遮蔽了。即西式文明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究竟是以資為本，還是以人為本？以下幾點事實的歸納梳理有助于我們回答這一問題并重新審視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
（一）西式民主邊緣化農民利益訴求
“西式民主”是西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元素。今天，人們對西式民主的一個共識性判斷是，它是以選舉為核心要素展開政治運動的精英民主，用以販賣和輸出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資本意志的主宰下，西式民主“天然”帶有“選票政治”、“精英政治”和“資本的游戲”的典型特征。受歷史因素影響，西方一度主導世界格局使西式民主成為當今世界最為常見的政治形式，但西式民主不可能真正回應包括農民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
首先，選票政治只關心與政治互動的變量，而不關心農民的實質利益。以美國為例，作為農民和政府互動的中介因素，農業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具有重要影響，導致政府實施的反貧困政策不顧農村經濟結構變化事實，主要面向農業村莊而無視非農業村莊。據統計，近幾十年來農業在美國農村經濟中的作用不斷縮小，當前美國90%以上的農戶總收入來自非農產業，然而農業發展仍然作為鄉村發展的代名詞，占據了美國國會關于農村政策的辯論焦點。[12]
其次，套用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農民政治素養較低，因而難以跨越精英政治以有效發揮影響力。在印度，農民占據了整個國家一半以上的勞動力，投票權不少于產業工人或城市中產階級，即便如此仍被排除在主流話語權之外。印度2021年財政預算頒布之際，正值農民抗議新農業法運動高潮，然而財政預算計劃并未對此做出任何回應，反而在2022年的財政預算中削減了11%的農村發展部撥款，而分配給全國農業和農民部門的財政撥款更是僅占全部政府預算的3.4%。[13]
最后，“資本的游戲”慣于炮制虛假承諾（False promises），一旦獲得權力優勢和組織資源，就把作為工具的農民拋之腦后。例如，承諾消除目標國饑餓人數的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旨在將非洲農業從自給模式改造為現代模式以促進農戶民生的發展。該組織成立至今收到超過10億美元的海外援助，但自其成立以來，只有種子、化肥等農業公司因此大量受益，而當地農村饑餓人數非但沒有實現承諾的減半目標，反而增長了30%。[14]
（二）新自由主義鼓吹土地私有化犧牲農民利益
西式現代化不僅無視農民利益訴求，甚至還會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以迎合資本意志。土地私有化是其典型案例。隨著新自由主義觸角逐步伸向邊遠的欠發達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呈現出“先進”政治架構懸浮于落后經濟基礎之上的獨特景觀，導致尚處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階段的農民被動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當中，被迫經歷著土地私有化帶來的流離失所遭際。以尼加拉瓜和危地馬拉為例，雖然土地私有化旨在促進資源開采項目和密集型農業的發展，但這卻以犧牲傳統農業實踐和農民利益為代價，因而嚴重打擊了當地農民家庭的生存能力。[15]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作用下，土地私有化的過程往往也是農業人口無產化的過程。不論是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還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等“新鉆”國家，幾乎所有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指引下推廣土地私有化后，都遭遇了失地農民大量進城導致的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等問題。這種顛覆性錯誤為所有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警示。在南半球，農民運動正在尋找新的方案對抗肆虐橫行的壟斷資本。以拉丁美洲國家為例，近年來的農民運動一直處在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前線，主張將糧食主權和美好生活作為指導國家機器運轉的基本原則。[16]這要求在社會運動之外，重組被新自由主義概念瓦解的國家政權。然而，即使國家希望重建鄉村并干預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但在資本壟斷背景下能夠動用的土地資源已然有限。
（三）資本排斥農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
西式現代化的資本邏輯總是想方設法地攫取符合資本利益最大化原則的一切生產要素（比如土地），但鄉村社會的整體利益卻不是其價值取向。與城市相比，農村市場需求有限，規模經濟潛力較低，投資回報效益不高，但企業運營的固定成本并不低，因此長期以來資本不愿參與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由于不能左右資本意志，因而無法引導資本利益與鄉村社會整體利益相向而行，這也就導致推崇和迷信資本主義的國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被一度忽視。
即使在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的美國，農民也面臨著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困境。正如白宮承認的那樣：當前美國互聯網提供商在農村的服務供給嚴重不足，超過3000萬人生活在沒有寬帶基礎設施的地區；僅占全國20%的農村人口卻因缺乏安全道路和橋梁，在全美道路傷害死亡人數中占到一半；迄今一些農村由于電力設施陳舊問題仍然面臨連續停電數日的窘況。[17]
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即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打破自然資源稟賦的束縛，并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自1994年以來，南非政府先后推出了“重建與發展計劃”、“國家基礎設施計劃”等多個項目，然而至今距離彌合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之間的裂隙仍然相差甚遠。事實上，南非并非個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將近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盡管當地政府反復呼吁資本下鄉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但效果始終不如人意。當前，該地區農村人口享有電力服務和基本洗手設施的比例分別僅占28%和18%，而只有13%的農村居民能夠獲得安全飲用水，露天排便比例更是高達31%，基礎設施建設顯然難見曙光。[18-19]
（四）資本無序侵蝕農民生產生活空間
在西方國家，資本不僅排斥農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基于逐利的擴張邏輯往往無序侵蝕農民的生產生活空間。正如2020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吉利布蘭德在《為我們的未來重建美國農村》中描繪的那樣，當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新發展趨勢正在“掏空”農村：“農業兼并導致家庭農場倒閉，就業機會被自動化取代，大賣場的遷入擠占了為鄉村帶來一度繁榮的零售商店的生存空間，醫院關閉，銀行歇業，經濟支離破碎?！?sup>[20]在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中，資本無序擴張對農民生產生活空間的侵蝕，有三點趨勢值得關注。
一是，農業壟斷資本進入農業生產，不斷兼并構成傳統農業核心的家庭農場。據統計，當前家庭農場經營著全球大約75%的農業用地。[21]由于其在產品差異化和靈活化供給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因此構成垂直整合中間市場和直接市場的重要通道，對農民的生產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國幾乎所有大型農場的擴張都以犧牲家庭農場的比重為代價，隨著1987—2017年全美≥2000英畝的大型農場占比從15%上升至37%，100—999英畝的家庭農場則從57%快速降至34%。[22]家庭農場危機不可避免地帶來農民收入下降、失業率上升和人口外流。
二是，一場以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為標志的農業“數字革命”正在興起。技術革新無疑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增加糧食產量。農業“數字革命”的困境在于如何實現技術進步與保障農民生計的動態平衡，其倫理訴求正是必須確保不侵犯傳統農民的生存發展權益。然而，當技術成為壟斷手段并取得資本意志之后，就很難不侵犯農民的生產生活空間。加拿大一項研究顯示，技術壟斷資本主義在農業農村的全面展開，衍生出土地成本上升、自動化取代勞工、勞動力市場分割為高低技能兩極形態，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生產生活的不確定性。[23]
三是，商業壟斷資本諸如零售巨頭的出現和大賣場的興起（比如沃爾瑪等），改變了農村社區的經濟格局和社會生活空間。西方國家案例表明，零售巨頭為建立空間壟斷，通常將其場所設置在農村外圍和城郊附近，不僅影響了積貧積弱人口的生活便利程度，而且削弱了農村傳統經濟中心和公共空間的活力，并將其銷售份額作為對外擴張的積累資本（造成農民收入外流），導致鄉村治理的物質基礎進一步塌陷。[24]
（五）農村主流敘事剝離少數族裔農民
在西方國家，即使主流敘事關涉農村（事實上關于農村的主流敘事很少），也常將少數族裔農民（Minority farmers）排除在外。以美國為例，農村通常由于農業勞動力的光榮移民史而被視作美國精神的來源，美國民主的傳統也是在農場和村莊發育和成長起來的，但今天美國政客（包括贏得農民多數選票的特朗普）和媒體談論農村問題時，其內容往往只關乎白人社區的農村。雖然非裔、美洲原住民和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農民占美國農村人口的比例較小，但恰恰也是最不被政策關注的貧困高發人群。根據斯坦福大學研究報告，2017年美國南部農村的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33%，而美國西部農村原住民的貧困率也高達32%。[25]直到今天，占農場工人主體之一的有色人種仍然被《國家勞動關系法》排除在外，缺少與其他工人同等的權利。盡管農村少數族裔農民在社會文化、教育機會和工作收入方面的劣勢地位早已是西方國家的公開秘密，但卻很少有媒體、政黨或團體為這一群體的基本權益發聲。由于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最終會反過來影響下一代的社會縱向流動，這就使得以貧困和種族為基礎的社會不平等具有自我強化的再生產機制，從而也決定了資本邏輯主導的西式現代化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阻斷社會不平等機制的再生產。
在今天看來，西式現代化雖然實現了某種意義的農業農村現代化，但也陷入了以犧牲人民生存和發展權益來迎合資本意志的陷阱。究其根源，資本主義的“高歌猛進”本來就是建立在剝奪農民的歷史基質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呈現出了諸多新特征，但流變之中始終不變的是黨政分肥和政黨攻訐之間只有物質利益沖突，沒有原則斗爭。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和資本主導一切資源的經濟社會事實，決定了西式現代化不可能真正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那些企圖復制西方文明的國家最終無法免于落入新自由主義的窠臼。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構成對封建生產關系枷鎖的第一重否定，那么“在資本至上的邏輯背后‘人’在哪里”之問的提出，則構成了對西式現代化的否定之否定。
三、人民至上：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邏輯
不同于西式現代化的資本至上邏輯，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26]盡管在資本意志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同樣出現了鄉村異化景觀，但中國道路始終努力超越資本邏輯，走出了一條根本不同于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1]“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意志全面推進，不僅是中國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戰略性調整，更是黨和國家對政治承諾的歷史性實踐和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動回應。雖然迄今為止中國道路仍然處在不斷的探索與拓展過程之中，但從現實實踐來看，相比西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道路大致具備以下五條經驗。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黨的先進性建設與鄉村發展的人民性建構有機統一起來
相比西式現代化排除農民政治參與以邊緣化農民的利益訴求，中國式現代化注重把群眾路線作為鄉村治理的寶貴資源，激活全過程民主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作用。在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人民居于首創主體地位。生活議題作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話題，正是通過全過程人民民主得到貫徹和體現。具體操作是，黨深入群眾，將群眾組織起來參與鄉村社區公共事務，通過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運作形式，將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創新接續起來，以此關聯鄉村社會的生活和生產過程，以回應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的利益訴求，農民也因此而成為鄉村治理的主人翁。
黨的先進性與人民性是一致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26]這與西方社會“政黨是利益集團的政治工具”根本不同。黨的人民性要求黨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全部活動的根本遵循，并始終把農民作為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與西方治理話語強調國家退場相比，中國則在黨的領導下以國家在場方式回應農民利益訴求，達成鄉村良治善治同時建設黨的先進性。新時代以來，黨在鄉村發展上的積極作為包括政策規劃引導、促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整治人居環境、實施鄉村社會救助、協調城鄉資源對接、組織對口支援、設立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名單等等。這些作為充分表明人民的需要就是黨執政的工作目標。
（二）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把不損害農民利益作為農村改革的底線
相比西式現代化鼓吹土地私有化而犧牲農民利益，中國式現代化的土地改革始終確保農民利益不受侵犯并以此作為改革底線。經過長期發展，特別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和脫貧攻堅戰役的雙重洗禮下，當前我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已經基本形成了產業發展型、資產租賃型和為農服務型等發展路徑，以及村集體統一經營、土地股份合作制和混合所有制等經濟業態。但不論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如何創新發展，都始終堅持思路明晰的底線思維，即農村改革始終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底線，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終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和農民利益不受損底線。其中，堅決不搞土地私有化是顯著區別于西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制度安排。
正是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中國創新發展的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才既滿足了現代產權制度要求，又做到了尊重農民意愿和遵循市場邏輯，得以通過資產聯合或勞動聯合，壯大集體利益，在鄉村創新發展中保證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并保持了社會主義的本色。也正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的基礎上，“村兩委”（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才得以具備勞動組織能力和鄉村治理基礎，在有力支撐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基礎之上（以2020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測算，當前我國“鄉—城”流動人口規模高達2.5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三分之二），避免了鄉村發展失序失能和城市“貧民窟”現象?！斑M城能就業，回鄉能種田”這一制度安排根本保障了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權益，充分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鄉村發展的人民性。可以說，沒有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資源將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整體帶入現代化進程并一個不落地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三）充分發揮資本在鄉村振興上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積極作用
相比西式現代化無法引導資本下鄉參與鄉村社會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則撬動資本下鄉，發揮“資本文明面”在推動鄉村更加均衡、充分發展中的作用。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尤其在農村，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27]為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始終通過“發展”來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和破解鄉村治理難題。為此，中國敢于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在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前提下“摸著石頭過河”，推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與市場手段相結合，對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農村生產力發展需要的農村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新時期，鼓勵與引導資本下鄉就是黨和國家加快發展農村生產力的重要舉措。新時代以來，我國一方面堅持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努力盤活農村基礎設施存量資產，加大金融支農力度，通過財政支持、貼息政策和配套項目投入等方式，鼓勵與引導金融資本、工商資本和社會資本更多投向鄉村社會，以提升資本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28]另一方面，在推動資本下鄉的基礎上，積極引導鄉村特色產業發展，通過多種形式吸納農村人口就業，從而把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為鄉村治理效能，以期更好地推動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同時也更好地滿足農村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顯然，不同于西式現代化的資本至上邏輯，中國式現代化鼓勵資本下鄉的目的在于真正引導資本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發展和人民共同富裕服務。其實質就是希望通過農業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現代化的發展創造新的財富增量，為縮小城鄉差別和解決公平問題提供物質基礎。
（四）避免資本無序擴張，確保社會主義性質不被扭曲和人民利益不受侵犯
相比西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過程資本無序侵蝕農民生活生產空間，中國式現代化則始終注重駕馭資本，避免資本無序擴張而侵害人民利益。坦誠地講，資本下鄉過程也是個體原子化的過程，易導致村莊治理陷入傳統規訓弱化、動員能力不足和公共精神衰竭等困境。為此，鄉村發展緊緊依靠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基礎和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國家上層建筑，堅決與鄉村振興過程可能面臨的局部利益和特殊利益的誘惑作斗爭。做到既激發農村集體經濟活力，又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公有制性質不變；既完善涉農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利潤分配機制，又明確資本參與利潤分配比例上限，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占集體資產，確保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則通過社會協同共治來發揮社會訴求平衡和制約資本的能力。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進程中，黨和國家通過社會團體、新聞輿論、網絡自媒體平臺等多種渠道，逐步完善社會訴求機制并以此作為資本無序擴張和鄉村治理失調的對抗性力量。正是基于種種努力，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成功地將資本裝進社會主義的籠子里，削弱了資本過度逐利邏輯給鄉村發展和人民利益帶來的可能負面影響。
（五）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并努力保障弱勢群體的發展權益
相比西方社會農村主流敘事剝離弱勢群體，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鄉村發展道路注重激發群眾內生動力，強調勞動創造鄉村美好生活。具體來說，就是依托黨和國家的強農惠農政策和鄉村振興的大政方針，充分發揮廣大勞動人民吃苦耐勞、互幫互助的淳樸精神和自力更生、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同時，將國家整體規劃和地方自主探索結合起來，處理好政策推廣和地方差異的關系。這一實踐樣態有效激發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創新創業精神，不少鄉村因地制宜地探索與發展了一系列新發展模式，比如生態保護型、文化傳承型、休閑旅游型、城郊集約型、草原牧場型和漁業開發型等等。群眾熱愛鄉村、振興鄉村的實干熱情得到了有效激發。
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注重保障農村弱勢群體的根本權益，讓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中國保障農村弱勢群體根本權益的努力是舉世矚目的。僅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29]這一脫貧攻堅成績，就完全足以說明中國式現代化對鄉村弱勢群體發展權益的重視程度。然而，中國為此做出的努力遠不止于此?！皵底粥l村”就是一個鮮活例證。當前中國打造“數字鄉村”不僅旨在激活鄉村經濟的新模式和新業態，更是希望以此提高農民的信息技能，讓數字技術融入鄉村生活，讓農民享受到發展帶來的時代紅利。黨的十九大以來，國家采取的行動包括：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加快向鄉村延伸，提升鄉村治理和服務水平；推動適老化和無障礙的信息化鄉村建設；縮小城鄉“數字鴻溝”等等。信息化是現代化最新的時代特征，中國式現代化絲毫沒有要拋棄農村弱勢群體，而是通過種種行動讓信息化在現代化鄉村建設中更好地保障農民的發展權益，特別是讓弱勢的農村群體也能搭上現代化的“快車”。
四、超越西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意義
雖然現代化發軔于西方，但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盡管西方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早于中國，然而這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它聽命于資本、受控于資本，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迎合資本意志；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則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中、西式現代化鄉村發展圖景來看，“人民至上”邏輯已然實現了對“資本至上”邏輯的超越。應當承認，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新樣態，已經對歷史書寫產生了強大沖擊。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創新發展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及其正當性。黨的意識形態來自人民，執政黨的正當性由人民回答。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主題，乃是一個超大人口規模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體系沖擊下的鄉村重建，并在鄉村改革中創新發展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重建政統，回應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期待與訴求。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鄉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領導人民、實干興邦的現實寫照。鄉村振興實踐表明，農民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鄉村之治能就能在堅持黨的領導。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有力化解了資本意志主導的單一模式陷阱。傳統觀點認為，資本邏輯必然觸發以本國或者他國鄉村透支為代價的工業化、城鎮化的現代化進程，并且是一個城鄉差距、東西方國家差距不斷擴大的不平等過程。然而，中國的鄉村發展圖景卻表明，資本也可以被駕馭，社會主義就是駕馭資本的強悍手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發展圖景中，中國共產黨和資本的關系具有決定性意義。一方面，黨充分發揮資本對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和壯大鄉村經濟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黨努力做到不被資本滲透和左右，堅決保障和改善農村民生，領導人民建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現代化鄉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道路不僅揚棄了資本邏輯，而且實現了對資本意志主導的單一發展模式的超越。
再次，中國式現代化有力證明了自主探索發展道路的可能性。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展開過程“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9]中國式現代化則致力于打破城鄉對立的窠臼狀態，把農村從城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彰顯出人類現代化之路的新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還未完全付諸現實，但已有效實現了城鄉社會改組和資本權力規制的合一，這與復寫西方文明發展道路的“拉美陷阱”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鮮明的對比。在西方霸權構筑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全球鄉村都淪為資本的奴役和附庸，中國的鄉村發展之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凸顯出自己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是企圖創造出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鄉村發展模式，而是通過自身發展經驗證明每個國家都有權自主探索本國的發展道路，無疑有利于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再次煥發新生。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張力和活力。社會主義的成長和鄉村振興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長期、持續地探索和研究。中國如何保障國家建設進程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是一個極具意義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中國式現代化鄉村發展道路以其獨特實踐，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統一做出了生動的現實詮釋。亦即，堅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地位，克服資本力量對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瓦解，朝著共同富裕目標奮斗。中國式現代化鄉村發展圖景，不僅是對那些“中國不是社會主義”謬誤言論的有力回擊，更實現了西方話語下對現代文明的邏輯重構，進一步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張力和活力。
五、結論
鄉村發展是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和西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域。我們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式現代化顯著不同于西式現代化。首先，西式現代化面臨西式民主邊緣化農民利益訴求的政治約束，中國式現代化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優勢；其次，西式現代化鼓吹私有化，以犧牲傳統農業實踐和農民利益為代價，中國式現代化則始終堅持底線思維，確保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和農民利益不受損；再次，西式現代化無法引導資本利益與鄉村社會整體利益相向而行，中國式現代化則努力推動資本下鄉，充分發揮資本在鄉村振興上發展先進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從次，西式現代化放任資本無序發展，農業壟斷資本過度兼并家庭農場，技術壟斷資本加速農村勞動力分化，商業壟斷資本進一步剝奪農村的生活生產空間，中國式現代化則努力避免資本無序擴張，牢牢駕馭資本以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最后，西式現代化的農村主流敘事經常將少數族裔群體排除在外，中國式現代化則注重激發群眾內生動力并努力保障農村弱勢群體的根本權益。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及其世界意義在中西鄉村之治的比較中凸顯而出。它表明發展是全體人民的正當權利，既不應當成為資本的附屬品，也不應當為少數人把持和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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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林進龍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探討》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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