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鄉關系與鄉村轉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范疇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探討了鄉村的獨特形態及其特性，并分析了城鄉關系變化所引發的鄉村系統轉變，研究了影響鄉村變革、引發鄉村發展困境的作用機制，提出了鄉村現代化的可能路徑。馬克思主義鄉村轉型理論對解決當下中國的鄉村問題、實現鄉村振興有重要啟示：第一，中國當下的鄉村問題是城鄉關系演變的集中反映，按照城市的邏輯重構鄉村系統只會加劇鄉村問題。必須重新思考鄉村系統的獨特性和內在邏輯，尋找鄉村系統的復興機理。第二，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互動方法對中國鄉村變遷的分析表明，當鄉村生產關系變革適應生產力實際時，鄉村制度變革績效顯著；鄉村生產關系變革超越生產力現實時，則會加劇鄉村發展困境。實現鄉村振興需要高度重視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第三，要依循馬克思關于鄉村現代化的路徑深化鄉村土地制度改革，促成農業要素的重新組合與持續升級，以實現農業工業化，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城鄉關系 鄉村轉型 鄉村系統 制度變革
01、鄉村特性與轉型困境
（一）鄉村形態及其特性
1.鄉村作為一種獨特的形態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鄉村溯源角度論述了鄉村作為一種獨特的形態存在。鄉村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特的形態，有三個原因。一是人類生存方式發生了從遷徙到定居的重大轉變。“一旦人類終于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隨種種外界的，即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性質——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二是土地性質的變化。土地最初僅僅“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無須人類的協助便向人類提供食物等現成的生活資料。隨著部落共同體實現定居，人類自然地將腳下的土地視為部落共同占有的財產，并且越發依賴土地提供生活資料，這使得土地由一般的勞動對象轉變成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資料。為便于在土地上開展日常生產活動，部落成員通常在共有土地所決定的空間內居住，并依靠粗糙的工具（例如柵欄）將聚居點外圍防護起來，以便保護土地并隔絕來自其余部落共同體的騷擾，由此形成了村落產生的基礎。“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三是村落的出現。隨著生產力發展、技術進步以及對生活資料生產技能的掌握，人類不再將全部勞動花費于搜尋食物，開始有了一定閑暇，能夠利用木、石、韌皮纖維等天然材料制造生活器具并且建造房屋，出現了“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定居、土地具有了財產屬性以及村落的出現三個方面的原因使鄉村成為一種獨特的形態。
2.鄉村的特性。作為獨特的形態存在的鄉村，承擔著維系鄉村在舊有經濟條件下進行穩定再生產的功能，并具有了獨有的特征。一是對土地的依賴。前資本主義社會以農業生產為主，土地是人類“生存的首要條件”。農民依賴一定范圍的土地而生，鄉村成為進行農業生產以及農民賴以生活的空間。二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經濟活動。由于農業生產受動植物生長規律的支配，存在“生產期間和勞動期間的不一致（后者僅僅是前者的一部分）”。這使得農民家庭在農忙之外存有閑余，可以兼顧手工副業，滿足家庭生活以及村莊存續的日常需要。“農業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既包含農業勞動，也包含工業勞動。二者是同時并進的。狩獵、捕魚、耕種，沒有相應的工具是不行的。織和紡等等當初是農業中的副業。”三是提供自給自足基礎上的農業剩余以維系鄉村社會。農民家庭依賴土地以及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可以通過勞動生產出家庭存續所需的一切生活資料，包括食物、織物以及工具等，基本實現自給自足。同時，農民家庭還通過賦稅等手段向非生產人員提供一定的剩余，滿足統治階級的消費和享樂，用于“公共儲備”或“支付共同體本身的費用”，以此支持大規模的灌溉、交通等公共事業的發展，以及政治、軍事和宗教等活動。四是隔離與分散的村落形態。一定數量的人口在一定范圍的土地上從事耕作，傳統村莊呈現隔離、分散的狀態。“除少數較大的城市外，全國分解為村落，這種村落具有一種完全分離的組織，而且自成一個小世界。”由此可見，馬克思勾勒的鄉村的基本特性具有一般性，即鄉村是一種以土為生、工農結合、自給自足、自成一體的結構，它具備“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農民保持著與土地的緊密聯系，維系著農業為主、工農結合的生產方式，能夠不斷再生產出基本滿足家庭存續需要的物質資料，其活動范圍局限于村莊，使鄉村保持了超穩定狀態，確保了鄉村社會的自我運行。
（二）鄉村變革的動力機制
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引起整個社會關系包括城鄉關系的演變。這一系列變化雖然對鄉村構成了革命性沖擊，但也推動了鄉村變革。
一是工農分工帶來城鄉分離。城鄉關系最初是“無差別的統一”。早期的城市通過賦稅等手段寄生于鄉村之上，以各公社有限的農業剩余為生，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城市僅作為“經濟結構上的贅疣”——單純的消費集團而存在。隨著農業生產力進步帶來工農分工，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動部門。恩格斯強調，“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即工農分工所導致的城鄉分離，引起城市和資本脫離鄉村和土地實現獨立發展。工業發展要求生產的集中，人口等要素的聚集帶來工業城市的產生與發展，城市開始具備相對獨立的產業基礎，從單純的消費集團向生產集團轉換，減少了對鄉村和土地的依賴。城鄉的這一分離，不僅使得傳統鄉村工農結合、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發生松動，鄉村居民開始接受少量的交換行為，與城市居民互換勞動產品以滿足生活需要，還導致原本隸屬于鄉村的各種資源不斷流向城市，從而影響鄉村自身的持續發展。“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
二是不平等的權利導致城鄉關系發生變化。隨著生產力發展以及剩余產品的增多，私有制開始產生和發展，城鄉關系由單純的分離逐漸轉向對立，城鄉之間圍繞物質利益不斷爆發矛盾與沖突，這影響了鄉村系統的運行，致使鄉村結構被摧毀。在古典時期，農民集中于城市居住，按照軍事方式組織起來以保護鄉村的土地財產，共同抵御來自外界的騷擾。此時的鄉村附屬于城市，耕地表現為城市的領土，連綿的戰爭導致鄉村結構遭受破壞。到了中世紀時期，鄉村統治強權對農奴的高度壓迫致使農奴不斷向城市逃亡，以尋求城市行會組織的庇護，從而引起城鄉對立以及鄉村反對城市的戰爭，鄉村處于動蕩之中。同時，鄉村經濟結構也受到城市工商業發展的沖擊。由于貨幣逐漸取代實物成為普遍交易手段，鄉村貴族開始向城市居民貸款并購買城市的產品，導致城市能夠通過“它的壟斷價格、它的賦稅制度、它的行會、它的直接的商業詐騙和它的高利貸在經濟上剝削農村”。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鄉村因為“圈地運動”的沖擊以及資本家對農民的剝奪而陷入無序狀態，這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
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鄉村的根本改變。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大工業時期之前，鄉村仍然存續著“古老樸拙的自然經濟”，守舊的小農依然維系著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即便有部分農民兼營紡紗和織布，但他們仍然保持著與城市隔離的狀態，只需將紗和布交付給流動代理商就能取得工資。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大工業的發展、機器的發明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鄉村的侵入，徹底改變了傳統鄉村的封閉結構，使得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就業手段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切從農村舊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關系就會解體。”具體而言：第一，徹底割裂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一方面，放棄農業生產、轉型成為城市織工是當時農民的理性選擇，由于市場的擴大以及對布匹需求的增加，從事紡織工作的工資不斷提高，部分兼業農民放棄農業，以便在織機上賺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機器在工業中的應用帶來勞動生產效率普遍提高，縮短了生產工業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引起工業品價格暴跌，在市場競爭機制的影響下，鄉村家庭手工業發生衰落，“最古老的封建的家庭工業也漸漸瓦解”，農民的生存來源只剩下農業。第二，農民服從于租地農場主的直接管理。農民遭受資本主的剝奪，同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相分離，只能淪為農業工人，從屬于為了獲取利益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租地農場主成了這種農業工人的實際指揮官，成了他們的剩余勞動的實際剝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現在只和這種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發生直接關系，而且是單純的貨幣關系和契約關系。”第三，鄉村發展完全屈從于城市發展。為服從城市和工業發展的要求、滿足資本家開拓市場和擴大交換的需要，鄉村不斷為城市提供健康的勞動者及其所需的食物，為工業發展提供必需的原料與土地，為資本投資提供更大的空間范圍，為工業消費品提供廣闊的農村市場。由此，大工業的發展導致農村從屬于城市，“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鄉村和農民只能在城市和資本家的統治與支配下被動發展。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業和鄉村的滲透使得封閉且穩定的傳統鄉村結構出現松動，直至發生根本改變，而且這種改變具有不可逆性。在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下，粗糙的手工業無法再與小塊土地耕作彼此結合；留守鄉村的農民轉化為農業工人，進入資本主義大農業的生產中，其勞動過程受到資本家的控制，不再僅僅為了自給自足；村莊遭受城市的統治和剝削，與城市進行頻繁的物質交換，無法再維系封閉隔絕的狀態。由此，鄉村無法再生產出傳統的鄉土結構，只能走向新的發展路徑。
（三）鄉村發展的困境
鄉村向何處去？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鄉村的滲透實現了城市和工業對鄉村和農業的完全統治，這一沖擊給鄉村帶來了結構重塑與轉型的可能。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高度發達也為推動鄉村變遷、實現鄉村轉型創造了充分的物質前提。當時的鄉村發展存在兩條路徑：鄉村城市化和農業社會化。從鄉村城市化角度看，盡管城市已經呈現資源集聚、交通便捷、市場集中、采購容易等優勢，但鄉村也能憑借成本較低、環境較好等條件與城市形成競爭。“今天優勢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的工資又降低到在農村開辦新工廠可以獲利更多的程度。”資本家在鄉村成立新工廠，在工廠周圍營建工人住房，帶來人口、需求和資源在工廠附近的集中，使得工廠周圍的住房、商店和市場也逐漸發展起來，“這種工廠鄉村有許多已經變成了后來形成的整座工廠城市的中心”。從農業社會化角度看，工業發展進一步推動農業的變革，大片土地的所有權得以明確，土地被集中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并由農業資本家租種。在農業資本家的直接管理和持續投資下，農業開始按照社會化、集約化方式經營，能夠大規模應用科技和機械，促使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土地產量得以不斷增加。“雖然種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
然而，以上兩條路徑都存在弊端。鄉村城市化導致鄉村出現和城市一樣的弊病，農業社會化以破壞土地和農業勞動力為代價，農業持續發展受到阻礙。土地所有權歸屬于并不實際從事耕作的土地所有者，這會阻礙農業資本家對土地進行投資，限制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農民受土地所有者與農業資本家的共同剝削而出現境況持續惡化的狀況。
一是鄉村出現弊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鄉村城市化的實質是將城市已無力解決的問題轉移到鄉村，從而疏解城市的壓力，但這也使得鄉村產生同樣的問題。資源向城市集中本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人口過度集中又會造成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基礎設施供應不足等“城市病”，提高經營成本，影響資本的運行效率。這使得資本家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造就的大城市，重新遷移到鄉村去經營，并將同樣的生產方式復制到鄉村，繼續侵占農民土地以建造并經營新工廠，促使鄉村演變成新的城市，鄉村也就自然會出現“工廠城市所產生的一切弊害”。在鄉村，更多的空間被卷入工業革命，更多的鄉村勞動力進入工業并在勞動過程中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榨取。資源、住房以及基礎設施方面本就相對匱乏的鄉村，難以適應“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過程中人口過度聚集帶來的劇變。開辟街道、修建鐵路等改造行為又進一步提高了住房的短缺程度，工人只能擠在貧民窟中，受環境惡劣、空氣污染、衛生惡化、疾病肆虐的影響，勞動力遭到毀滅性破壞。
二是農業發展受阻。實現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農業社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但同時也會引發農業的發展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業的應用，會破壞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發展，阻礙對農業的投資，影響農業的持續發展。第一，人與土地之間存在必要的物質交換，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會破壞這種物質交換，進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為保持土壤的持續肥力，“人應當把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然而，資本主義生產將人口集中于城市，將農業轉換為從屬于工業、受資本支配的一個部門，只向城市單向輸送糧食和原料以滿足城市的生活需要和生產需要。這一過程割裂了城鄉之間的物質交換，進而破壞了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鄉村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城市的糞便污染則難以得到處理。第二，先進農具的應用迫使農業勞動者淪為機器的附屬物，從而破壞勞動力的全面發展。受租地農場主逐利目標的影響，農業大規模地應用科技和機械以提高生產效率。這一變化推動了農業技術進步，促成了土地產量的提高，但也使得農業勞動者為了熟練操作農機而接受單一分工的訓練。他們只能束縛于固定的崗位、局部的職能和一定的工具，活動區域局限于鄉村和土地，精神和肉體的發展基礎遭到破壞，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被抑制，勞動力只能得到片面且畸形的發展。“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的手段、剝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貧窮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第三，土地歸屬于不從事農業也能得到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這將影響農業資本家的投資決策。發展資本主義農業需要對傳統農業進行改良，包括集中土地、改良土壤、采用較好的農具、建設基礎設施和農用建筑等。因此，需要進行較大規模的農業投資，其中部分投資會永久性地改良土地的物理性質。然而，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并不屬于直接管理農業的資本家，因此，農業資本家難以獲得農業投資所帶來的全部好處，并且面臨著土地所有者抬高地租的風險。這將會“限制租地農場主所進行的、最終不是對他自己有利而是對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產投資”，阻礙土地和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
三是農民狀況惡化。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大農業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的租地集中、對先進農具的應用以及小租佃者和自耕農破產等現象，使得農業人口持續過剩，在加大農業工人競爭程度的同時也使得農業工資不斷降低。第一，在集中的土地上大規模應用機械帶來對農業勞動力的普遍節約，產生了大量農業過剩人口。“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么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第二，農業部門也服從市場機制的競爭規律，受到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占優勢的大租佃者不斷將小租佃者和自耕農從市場上排擠出去，致使小租佃者和自耕農接連破產，“使他們窮困潦倒”，只能被迫放棄自己的耕作，到大地主和資本家那里當雇農，從而壯大了農業后備軍隊伍。第三，城市工業發展放緩以及機器的不斷改進使得城市和工業難以吸納更多的鄉村人口，這進一步推動了鄉村失業人口的增加，加劇了農業工人的競爭程度。“工人彼此間的競爭達到了最高峰，而工資則降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農業的自然屬性，在農忙季節農業生產會短暫地需要更多勞動力，這又使農業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面對這種臨時性、局部性的勞動力不足狀況，資本家并不是通過提高工資吸引勞動力就業，而是迫使鄉村婦女和兒童也大規模參與田間勞動。這使得工人的平均年齡下降，進一步加劇了農業工人的競爭，工人工資再次下降。此外，曾經在傳統鄉村起作用的血緣關系和宗法關系被資本主義制度摧毀，農場主不再為雇農提供超出雇傭關系的額外關照和保護，雇農遭受著地主和農業資本家的雙重剝削，他們的處境不斷惡化。雇農“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范圍也日益縮小了”。
可見，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沖擊并撬動了鄉村傳統的封閉結構，終結了鄉村的穩態和停滯；另一方面，囿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鄉村發展陷入困境。馬克思和恩格斯將資本主義制度的鄉村問題“完全歸咎于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即當前社會的生產關系已經不再適應鄉村生產力的發展，反而破壞了參與鄉村生產的重要要素，影響農業的持續發展，致使農民的境況不斷惡化，城鄉差距拉大，城鄉對立加劇。不僅如此，資產階級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消滅問題，而是將問題轉移到其他的鄉村，鄉村為服從資本主義生產而不斷陷入危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要真正解決鄉村問題，必須徹底變革已經不適應鄉村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只有破除限制鄉村各類要素進一步發展的制度障礙，建立新的制度，并徹底重塑鄉村結構，使各類鄉村要素和資源按照更加合適的方式進行組織，讓鄉村突破傳統分工桎梏，將鄉村居民從固有職能和崗位中解放出來，才能實現鄉村轉型。
02、鄉村轉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馬克思和恩格斯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政治經濟學方法用于分析城鄉關系演變以及影響鄉村轉型的決定因素，為研究城鄉轉型提供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農業生產力進步帶來工農分工，城市和鄉村由無差別統一走向分離，傳統鄉村擺脫隔絕分散、自給自足的封閉格局。但是，由于城市具有要素聚集和生產集中等優勢，鄉村在城鄉轉型中處于劣勢地位。另一方面，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原始公有制因不再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狀況而解體。隨著農業剩余產品的積累，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鄉村利益分化導致權利結構變化，城鄉關系轉向對立，這既阻礙了鄉村生產力的發展，也帶來了城鄉交換過程中的不平等。
（一）技術作為生產力的影響
技術進步推動分工深化，帶來生產的專業化、社會化，促成生產力的提高。“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技術變遷、生產力發展和分工之間的關系及其動態變化也反映在城鄉關系和鄉村變遷上。
首先，農業生產力進步是推動鄉村變遷的基礎動力。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重農學派關于農業基礎地位的經濟思想，強調農業對人類生存、社會發展以及鄉村變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農業生產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必需的物質資料。人類生存發展和創造歷史的基本前提是能夠生活。最文明的民族和未開化的原始人一樣，都必須首先滿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求。只有實現了生存保障，人類才會去考慮更高層次的發展，進一步推動歷史的創造。“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另一方面，超過人類生存需要的農業生產力進步促進社會發展與鄉村變遷。在農業再生產過程中，技藝會更加熟練，技術會不斷進步，生產條件會不斷改善，農業生產力將得到發展，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使“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不致全被直接生產者的食物生產占去”，農業剩余勞動和農業剩余產品得以出現。農業勞動生產率越高，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超過自身消費的農業剩余產品越多，從農業中釋放出來的剩余人口就越多，農業人口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速度和規模也就越大。這些現象對鄉村本身、非農部門乃至整個社會經濟都將產生深刻影響，從而推動城鄉發展和鄉村轉型。
因此，農業部門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力的進步成為推動城鄉發展和鄉村變遷的基礎動力，從而影響整個社會（包括鄉村）的財富增長和文明進步。“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全部社會的基礎。”“財富的增長和文明的進步，通常都與生產食品所需要的勞動和費用的減少成相等的比例。”
其次，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既能促成工農分工，也會導致鄉村孤立化發展。農業生產力的進步使得農業產出持續超過直接勞動者的日常需要，僅一部分勞動者的農業勞動就足以為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必需的物質資料，其余勞動者可以不再進行農業勞動，而是單獨從事非農勞動，依靠交換從農業勞動者手里獲取食物，實現工業和農業的分工。然而，這也使得城鄉關系由無差別統一走向分離和對立。“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
馬克思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了工農分工、城鄉分離對鄉村發展的影響：
一是隨著工業脫離農業并向城市集聚，鄉村經濟逐漸被簡化為農業經濟。受工農分工、城鄉分離的影響，手工業從農業生產的間隙中被剝離出來，不再僅僅作為鄉村副業而存在。一方面，工業發展要求生產的高度集中，需要“勞動力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產以及勞動資料等等的集中”，這就使得從事工業的勞動者以及投入工業的各類資源在城市不斷集中；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工業的持續發展，“城市實業活動到處都對農村實業活動占優勢”，致使鄉村粗糙的手工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失去市場并逐漸瓦解。工業呈現向城市聚攏的趨勢，鄉村經濟則逐漸走向單一，越發趨同于農業經濟。
二是鄉村居民受制于固定分工，經濟機會僅限于農業生產。分工將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區分為不同的局部操作，并將各類操作分派給不同的勞動者。為了積累經驗、實現熟練操作以提高生產效率，各個勞動者被長期束縛于固定的局部職能以及一定的勞動工具。城鄉分離之后，“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社會居民第一次被劃分為兩大群體，即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鄉村居民淪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只從事農業勞動，其生產依賴小塊耕地和少量的農業勞動資料，生活范圍被限制在一定的鄉村空間之內，主要同自然和土地打交道，個人的全面發展受到阻礙。“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居民陷于數千年的愚昧狀況。”
三是農業因資本與土地分離而回到傳統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于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城鄉分離使得資本能夠脫離土地進行獨立、自由的發展。在逐利目標的驅動下，資本會自發流向獲益更多的城市部門。與此同時，農業部門自身的資本積聚僅在“狹小界限內進行”。農業中“資本的分散仍占優勢”，能夠積累的資金規模有限且積累速度緩慢。農民主要將農產品作為直接的生存資料并將其用于本人及家庭消費，除此之外的剩余才會作為商品進入城市貿易并換回少量的貨幣資本。因此，鄉村能利用的資本有限，針對農業的投資處于極低水平，農民長期堅持“單憑經驗的和刻板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鄉村發展整體滯后，呈現“相對孤立化”的發展態勢。
四是鄉村因城鄉生產力差距而陷入發展困境。工農業生產的技術要求不同，工農業發展所依賴的物質基礎也存在差異。工業以資本的發展為基礎，農業以土地的發展為基礎，這使得城市和鄉村在分工之后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得益于人口和資源的不斷積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復雜的生產和交換，實現了“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帶來了日益頻繁的社會交往以及不斷增長的國內外貿易。由于“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交往的擴大反作用于城市，實現了資源的極大豐富以及資本的持續積累，為城市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相比之下，鄉村仍處于停滯狀態，農民的人力資本沒有改變，城鄉生產力差距不斷擴大。在不同的物質條件和分工水平下，城鄉生產力發展始終處于非均衡狀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主導地位后，城市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凡是大工業滲入的地方，“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
由于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鄉村內外矛盾激化，鄉村陷入困境。一方面，城市及工業發展所需的歷史條件，包括“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都建立在剝削鄉村的基礎上。鄉村各類生產要素在市場作用和競爭機制的影響下向利潤更高的城市部門流動，為城市提供了發展所需要的市場、資本和受壓迫的勞動力，鄉村自身則因為缺乏相應的物質基礎而發展受阻。另一方面，為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鄉村屈從于城市統治，實現被動發展。雖然科技進步和機器發明在鄉村和農業中得到應用，但這種發展卻使得“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
（二）制度作為生產關系的影響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相互交往所結成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基本方面。生產關系的變革，尤其是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引起了以所有制為核心的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林崗和劉元春，2000）。這使得物質資料占有方式發生改變，鄉村和農業的要素結合方式也隨之改變，鄉村利益關系、階級關系以及鄉村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均發生相應變化，這些變化引發鄉村變遷。
首先，所有制變遷改變了鄉村和農業的要素結合方式。馬克思將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劃分為“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其中，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具體表現為參與生產的一切生產要素和物質條件。各類要素必須相互結合才能進行現實的生產活動，其結合方式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一般而言，所有制會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分工的發展以及經濟條件的改變而演變。“勞動主體所組成的共同體，以及以此共同體為基礎的所有制，歸根到底歸結為勞動主體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而和該階段相適應的是勞動主體相互間的一定關系和他們對自然的一定關系。直到某一點為止，是再生產。然后，便轉入解體。”一旦所有制改變，物質資料的占有關系就會改變，各類要素之間的結合方式也隨之改變。
在鄉村和農業中，所有制的變化會使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和交往形式。生產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變化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會改變舊有的經濟條件，使各類生產要素和物質條件得到發展，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耕地。而且，農業勞動者本身也在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另一方面，能為新的要素進入生產提供可能。新的生產方式使原來無法參與生產的各種要素進入生產過程，新的交往形式有利于在更廣闊的市場中獲取更高級的新形態要素，從而提高農業生產要素的復雜程度。“農業越是發達，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僅形式上，而且實際上作為商品加入農業，也就是說，這些要素來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產者的產品（種子、肥料、牲畜、畜產品等）。”因此，所有制變遷不僅改變了傳統要素，還吸引新的要素參與生產，提高了要素復雜程度，為要素結合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行空間。鄉村各類要素之間的關系發生重構，鄉村資源在農業以及非農產業之間重新配置，勞動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也發生改變。
其次，財產關系變遷導致了鄉村利益關系和階級關系的對立。馬克思認為，私有制的發展不僅會改變城鄉利益格局，還會改變鄉村內部的利益關系和階級關系，鄉村經濟中第一次出現“私有財產的集中”以及“由此而來的平民小農向無產階級的轉化”。
從利益關系看，由于“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在不同的所有制關系下， 城市居民、鄉村居民及其內部群體對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或占有關系存在區別，這使得不同群體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存在差異。因此，各個群體最終實際獲得的物質利益（財產）的水平和性質也有 所不同。一旦所有制發生改變，原有生產條件下結成的利益格局也會變化，城鄉之間以及鄉村內部的 利益關系也隨之調整。私有制的出現，改變了原始公有制下財產共同占有的利益格局，使得財產朝向 某一群體及其所處空間集聚，從而產生城鄉之間以及鄉村內部的利益不平等。
從階級關系看，階級的起源和發展基于社會存在的物質利益，階級之間的斗爭、沖突和對立“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城鄉之間以及鄉村內部 利益格局的變化，進一步使城鄉之間或者鄉村內部的階級關系也隨之改變，從而使城鄉居民在物質資 料的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發生矛盾沖突。私有制的出現，帶來城鄉以及鄉村內部利益格局的調整，使得 相關聯的階級關系出現對立。這種對立在城鄉之間表現為城市和鄉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剝削和被剝 削、統治和被統治關系，在鄉村內部則表現為鄉村統治階級對農業直接勞動者的壓迫和剝削，城鄉對立成為影響鄉村變遷的重要因素。
最后，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變遷影響鄉村居民的經濟行為。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 導致社會利益的分化和城鄉階級的對立。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并緩解因物質利益引起的矛盾和沖突，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會建立相應的制度和機構，以“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而且 使有產者階級剝削無產者階級的權利以及前者對后者的統治永久化” 。這一過程將推動以所有制為 核心的整個社會經濟制度體系的變遷。生產和交往過程會形成新的激勵和約束，改變人們彼此之間結 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從而影響人們的行為。
鄉村受城鄉不平等制度的影響，居民的就業和經濟權利受到限制；同時，農民生產也受到制度限制，需要向統治階級提供剩余勞動。一方面，鄉村會遭受城鄉不平等制度的影響。這些不平等制度包括中世紀反對封建制度、維護城市工商業發展的行會規約，資本主義時期實行的歧視鄉村勞動者的就 業制度等。“法律規定了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農村工人受雇期限應為一年，城 市工人則應在‘自由市場’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資的人要被監禁，但接受高工資的人要比支付高 工資的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這些城鄉有別的制度安排會限制鄉村居民順利進入城市和工商業， 使其無法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經濟權利和就業機會，鄉村居民能夠選擇的空間有限，被束縛于鄉村和農業。另一方面，鄉村的內部活動也會受到制度因素的約束。農民的生產不僅需要滿足自身以及家 庭的再生產，還需要服從一定的制度要求并向統治階級提供剩余勞動。來自統治階級的壓迫越嚴重， 農民需要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農民的經濟行為就越受限制。在中世紀時期，農民“在滿足自己的 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納實物貢賦以后” ，還能生產一定的商品用于交換。到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 制度的滲入使農民不斷提高勞動強度，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都服從于農業資本家的直接管理。
由此，以所有制為核心所形成的制度結構及其變化，會改變城鄉居民之間以及鄉村居民內部的利益關系。受制于既定的利益關系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城鄉關系，鄉村居民擁有的經濟權利發生改變，他 們之間以及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從所面臨的收益機制中獲利的機會和程度也存在差異。這些新規則所 帶來的激勵和約束將影響鄉村居民的經濟行為。在對各種選擇進行決策的過程中，鄉村居民只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制約下實現自身利益，他們追求利益、維系自身及家庭再生產的行為推動了社會關系的 變動，進一步影響城鄉關系和鄉村變遷。
（三）技術和制度的互動
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要與以技術為核心的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技術進步、 生產力發展要求采用相應的生產方式將參與生產的經濟主體組織起來，以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推動社 會制度體系的變遷，這會進一步影響城鄉關系以及鄉村變遷。
首先，生產力進步、分工發展以及由此增加的積累促成制度變革，使得鄉村只能在城鄉對立的條件下發展。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帶來生產關系的變革，改變了人們進行生產和分配的經濟形式，從而改變人們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與早期社會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以及有限的自然分工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為原始公有制。在匱乏的物質條件下，人類只能共同占有少量的財產和工具，從事有組織的采集或生產勞動，并且分享勞動成果。農業生產力進步和城鄉分工所帶來的社會生產效率的提升不僅引發了鄉村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糧食和原料數量的增長，還析出大量農業過剩人口并使其進入城市從事工商業生產。這促成了物質資料的積累以及剩余產品的增加，由此產生了剩余產品的分配問題。不過，原始公有制的局限使得這種分配往往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為了緩解分配過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沖突，并對分配結果進行確權、占有和保護，必須執行普遍認可的準則與規范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因此，不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原始公有制逐漸解體，以私有制為核心的制度體系伴隨著“積累的必然性”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由于城鄉分工已實現城鄉居民的分離以及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私有制的出現強化了對城鄉財產的分割和保護，這就使得城鄉在持續的社會交往中為了各自利益而不斷爆發矛盾，產生對立。“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鄉村只能在城鄉對立的條件下發展。
其次，制度變革加劇城鄉對立，阻礙鄉村持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私有制的發展并非一蹴而就，最初只是“作為一種反常的、從屬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直到資本主義時期，“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才開始占據統治地位，進而引起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私有制不斷發展，使得城鄉之間的利益沖突和階級對立越發尖銳，城鄉分離所形成的分工格局不斷固化。鄉村屈從于固定分工，主要承擔糧食和原料的生產功能，只能獲得“片面的發展”，整體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鄉村生產是片面的，因而其生產成果也是片面的。然而，鄉村居民對衣、食、住等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是全面的，所以，城鄉居民之間必須進行交換，而偏向城市和工業的制度安排使得鄉村因為不平等交換而遭受損失。馬克思引用斯密的觀點，認為城鄉交換實質是“一定量的原產品同一定量的制造業產品交換”，城市通常會采取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例如“加在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上的一切約束和限制”，以促使制造業產品賣得更貴。這樣，鄉村就需要用蘊含更多勞動量的土地原產品進行支付，鄉村剩余就通過城鄉交換流向城市，這制約了鄉村和農業的發展。“凡是在一個國家里能提高制造業產品價格的東西，都會降低土地的原產品的價格，從而使農業發展緩慢。”
最后，制度和技術對鄉村變遷的影響具有階段性。馬克思認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在每個經濟時期，適應技術發展和生產力進步的生產關系，會帶來生產要素結合方式以及勞動技術和組織形式的改進。舊有的物質條件和生產要素得到發展，為新要素進入生產提供了可能，在一定時間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滿足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需要及其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隨著統治階級為鞏固既得利益格局建立起相關制度安排，生產資料的占有和使用情況被固化，生產的勞動方式轉變受到制約，社會發展新變化與現有分工形成矛盾，引發了利益對立和階級矛盾，不利于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負向阻礙作用就顯現出來。推及至鄉村變遷，各個階段的生產關系對鄉村生產力的影響也呈現先促進后阻礙的“倒 U 型”變化，從而影響城鄉關系和鄉村發展。如圖 1 所示：在促進階段，制度適應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得到發展，鄉村發展迅速，鄉村與城市的生產力差距縮小，利益沖突或階級矛盾尚未激化，城鄉對立雖在私有制條件下已經存在，但發展較為緩慢；在阻礙階段（自 A 點起），現存生產關系成為鄉村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占據優勢地位的城市為保護既得利益建立了城鄉有別的制度環境，破壞了城鄉交換的自然平衡，加深了城市對鄉村的剝削程度，致使城鄉對立日益尖銳，鄉村發展受阻。
圖1各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互動對城鄉對立的影響
（注：左軸表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水平軸以上的部分表示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對生產力起促進作用；水平軸以下的部分表示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對生產力起阻礙作用。各個階段的鄉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呈現先促進后阻礙的“倒U 型”變化。右軸表示城鄉對立的程度，生產關系促進鄉村生產力發展使得城鄉對立發展緩慢，生產關系阻礙鄉村生產力發展帶來城鄉對立日益尖銳。）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表明，不同時期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使得鄉村變遷呈階段性變化。中世紀初期，農業的普及以及封建制度在鄉村的建立使得鄉村占據支配地位，實現了“鄉村對城市的統治”，“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模仿著鄉村的組織”。中世紀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城市手工業及其封建行會組織得以發展。行會制度造就了“城市的商人和手工業者對農村的土地所有者、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的優勢地位”，使得在城鄉交往過程中，城市能在經濟上剝削鄉村，通過“以較小量勞動交換農村較大量勞動”獲取超額利潤，實現城市資本的積累，城鄉對立開始顯化，鄉村發展受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代表當時最先進生產力水平和分工程度的工場手工業，最先在沒有行會制度阻礙的鄉村萌芽。這些鄉村發展快速，逐漸變為城市，并且“很快就成為每個國家最繁榮的城市”。在大工業時期，資本主義制度帶來城市和工業生產力的顯著發展，使得農業屈從于工業、鄉村屈從于城市，城鄉對立持續尖銳化，資產階級憑借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加強了對鄉村和勞動者的剝削。
03、鄉村現代化的路徑
社會現存的制度安排成為城鄉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這使得城鄉對立日益尖銳，鄉村矛盾不斷加重，鄉村轉型受到制約。如何實現鄉村現代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其實已經為鄉村轉型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徹底鏟除這些弊病的手段已經具備”，對不適合鄉村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變革，破除限制各類生產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持續發展的壁壘，在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條件下，重構城鄉間的物質交換和要素流動，促成鄉村各類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以更高級的形態和更合適的方式組織與聯合起來，從而打破鄉村的固定分工，有助于實現城鄉、工農融合下的鄉村轉型發展。
一是鄉村土地制度改革。作為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土地的占有問題關系著鄉村的產業布局、農業的發展路徑以及直接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于這個問題的解決。”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鄉村現存土地制度中占重要地位的兩種形式——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大土地所有制，均存在明顯弊端，既不利于土地本身的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土地作為要素在鄉村產業結構中的合理配置。
以土地被切割成小塊、依靠家庭勞動并且缺乏投資為特征的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會產生對地力和勞動力的浪費，并且排斥現代農業的各種改良措施。第一，將土地切割成小塊進行經營，會消耗土地的自然力，提高耕作土地的生產費用。小土地所有者通常僅將土地視為參與農業的生產工具，會根據個人的主觀意愿或家庭的私人利益調整對土地的分割和利用，難以全面考慮這種分割和利用方式是否會影響土地本身的物理性質以及土地未來的發展狀況。事實上，通過分割土地來調節生產也會影響土地和農業的持續發展，“土地的肥力隨著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遞減”,“耕作土地的非生產費用卻按照這一生產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遞增”。這就使得農民有限的生產資料只能被分散地使用，農民面臨著“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化和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的窘境，促成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難以得到滿足。第二，將農民及其家庭束縛于分散的小土地范圍內，造成了對人類勞力的巨大浪費。農民所擁有的小塊土地通常存在一個限度，“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讓他養家糊口的限度”。為了充分利用土地，并且保障土地的生產能夠滿足個人及家庭的日常需要，遵循傳統農業經營方式、生產效率低下的農民及其家庭，必須將大量的勞動時間投入所占有的小塊土地之上，由此導致對勞動力的極大耗費，使這些勞動力無法再參與其他部門的生產。由于土地是分散的，生產者也只能進行“孤立勞動”，日常往返于土地和定居點之間，只同自然發生交往，其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發展有限。第三，缺乏資金以及小農自身的局限性致使土地不具備合理耕作的條件。一般而言，農民所擁有的資金有限，他們為擁有小塊土地已經支出了一部分成本，“這其實是相應地減少了小農在他們的生產領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資本。這相應地減少了他們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從而縮小了再生產的經濟基礎”，使得農民對土地進行持續投資、采用先進農具并應用科學技術的可能性降低，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某些地方，農民購買土地所支付的土地價格甚至會提高到農業生產難以進行的程度。“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對科學的累進的應用。”
以土地的集中、大規模耕作以及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大土地所有制，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農業的繁榮，使得沿襲傳統經驗的農業經營方式轉換為對先進農技和科學的普遍應用，但仍然難以實現農業的合理經營。馬克思指出，農業經營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農業資本家無法同工業資本家一樣，對生產過程進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預見的控制”。一般而言，參與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物質要素包括各種動植物性材料、機器以及其他固定資本等。由于動植物性材料的生產和生長“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規律”，其投入數量無法完全按照農業資本家的個人意愿改變。而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等，卻能夠服從農業資本家的直接管理，只要花費一定量資本就能增加投入。因此，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投入的增加會相對更快，動植物性材料的投入會相對不足。但是農業生產需要依賴動植物性材料，機器等物資資料的投入增加，使得農業資本家對動植物材料的需求增加。這會使得對動植物材料的需求相較于它的供給增長更快，引起動植物性材料價格的上漲。動植物性材料的價格上漲一方面會導致相關需求減少，另一方面又會引起動植物性材料生產的擴大。這會促使人們從更遠的市場采購原料或者使用其他有機原料進行代替，使得動植物性材料供給增多，甚至超過需求，由此又會引發價格暴跌，阻礙動植物性材料的再生產，再次影響動植物性材料的供給狀況及其價格。如此重復變動，使得農業生產難以像工業生產一樣實現資本家對生產過程的全面控制。“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此外，馬克思還強調，在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基礎上所實現的農業發展，不過是用來盡快增加土地所有者和農業資本家的財富的手段，會破壞人與土地、鄉村之間的物質交換，存在對地力的持續榨取和濫用，以及對農業勞動者個人發展機會的掠奪。“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兩種土地所有制的展開形式盡管不同，但都體現了制度“對農業生產和對土地本身的合理經營、 維護和改良所設置的這種限制和障礙” 。因此，馬克思認為，為了社會的利益，應該對土地制度進 行變革，并且在不同的制度條件和生產力狀況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手段。在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地方，決不采取暴力手段剝奪小農或者采取干預措施加速小農的滅亡，而是要通過示范或幫助將小農的私人占有和生產過渡到合作社的占有和生產，使小塊土地結合成為大田莊，使小農能夠進 行共同耕種，并且按照“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 分配收入。與此同時，由于將土 地結合起來進行大規模經營而變得多余的勞動力，可以在鄉村從事工業勞動，不至于失去工作或者被 迫集結于城市。在資產階級大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將大地主私有的、由農業資本家管理的 土地轉變為“共同的、國家的財產” ，將土地的直接使用和配置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 ，能 夠使鄉村和農業的生產服從于一個生產者階級的統一指揮，從而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消滅將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用于農業所帶來的弊病。由此，土地占有和使用關系的變革，促使農業生產擺脫 束縛，原來受土地小塊化以及私有制限制而難以得到應用的科學進步和機器發明，將在新的土地占有 形式和農業生產方式中得到充分利用，聯合起來的勞動者能在避免浪費地力和破壞人力的前提下，得 到農業大規模、機械化耕作所帶來的一切好處，鄉村的產業結構也會得益于土地占有關系改變所帶來 的要素配置優化，從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布局，“農業、礦業、工業，總之，一切生產部門將用最合理 的方式逐漸組織起來” 。
二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互動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業發展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個別工業部門因為利用科技進步和機器發明而獲取收益的行為，將會吸引其余工業部門相繼效仿，從而推動工業部門和整個社會的進步，農業也直接或間接地獲得科技進步、機器發明以及運輸改善的益處，“一經形成的工業推動所帶來的結果是無窮無盡的”。一方面，工業會對農業產生直接的帶動作用，促使農業按照工業的方式進行經營。通過集中土地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增加對土地的投資，廣泛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改良土壤、使用先進農具、實行系統的輪作制等，并采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農業生產者可以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土地產量，滿足日益增長的居民需要。另一方面，工業還會通過發展與農業相關聯的工業部門，間接對農業產生推動作用。受益于工商業體系的不斷完善，機器制造業、運輸業、商業等與農業經濟相關的產業部門也得以發展，大量勞動力通過從事“農業生產各要素的制造和輸送”而間接參與農業生產，為農業發展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這使得農業生產者能夠更好地利用新發明的機械輔助工具，使用道路進行運輸，從更遠的市場購買便宜的機器和原料，并能雇傭到經過良好訓練的農業工人。
隨著工業對農業影響的不斷加深，城市對鄉村的帶動作用也得以增強。城市可以借助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引導鄉村走向新的發展路徑。其一，以城市精神指導鄉村。由于經濟和政治集中于城市，代表城市的統治階級通常會傾向于制定偏向城市的制度，這會使鄉村被忽視，并因為要素流失而走向衰敗。為破解鄉村衰敗困局，需要城市將鄉村和農民整體囊括進發展規劃，共同制定發展目標，發展起代表鄉村利益的群體，注重鄉村的權利保障和利益實現。“把農村的生產者置于他們所在地區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導之下，使他們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為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其二，推動社會文明、消除鄉村愚昧。城市的要素聚集和分工深化使得城市居民在日常生產生活過程中會經歷復雜的社會交往和接觸，這會引起城市居民的“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并促進個人的學習和發展，進一步實現整個城市文明的進步。因此，可以通過增強城鄉的聯系和交流，推動城市文明向鄉村蔓延，逐步消除鄉村長期只同自然打交道的落后和愚昧狀態。其三，依靠城市解決鄉村社會問題。受長期封閉、隔絕狀態的影響，鄉村存在局限性，難以依靠自身解決社會化、市場化沖擊所帶來的負面問題，需要依賴城市來破除鄉村發展的桎梏。“社會機體的疾病，在農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變成急性的了，從而使人們發現了這種疾病的真實性質和治療的正確方法。”
三是重構城鄉物質交換，實現工農結合和城鄉融合。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下的生產力發展，以及工商業、機器和交通工具、世界貿易等的擴展速度和發展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私有財產和個人交換所能控制的范圍，致使市場危機不斷爆發，城鄉對立日益加劇。因此，不僅要破除限制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桎梏，更要建立新的制度體系，促成“工業、農業、交換的共同管理”，使各類生產部門能以更合理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各類物質要素在城鄉、工農之間得以自由交換并且優化配置，以實現生產力在更大范圍、更廣空間的統籌布局和協調規劃。具體而言：第一，要促進工業和人口在城鄉間的均衡配置。一方面，要實現“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均衡的分布”。隨著工業范圍不斷擴大，技術進步以及交通改善使得將部分工業轉移到鄉村進行生產和經營更具優勢。這不僅便于“直接同原料的生產掛鉤”，減少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和費用，還能幫助農業區建設起體現其稟賦優勢的鄉村工業，使農民有機會就地就近參與工業經營、從事工業勞動，增強鄉村的經濟復雜度，促使鄉村產業走向繁榮。另一方面，要促成“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通過工種變換和產業教育等方式使勞動者個人得到全面和自由的發展，能順應社會需要并根據個人興趣選擇所從事的崗位和生活的地區，而不必局限于特殊的分工結構或特定的空間范圍，從而實現勞動力在工農和城鄉間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第二，要實現工農結合和城鄉融合。馬克思強調，只有消滅城鄉對立、實現工農結合以及城鄉融合，才能緩解現實世界中水、空氣和土地的嚴重污染，重構城市與鄉村、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交換，實現生產力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并且得到“田間作業和技術加工之間的有系統的緊密結合”所帶來的一切好處。隨著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逐步推進，在消除工農、城鄉的差別之后，便可在更大范圍內實現生產力的統籌規劃，促成工農、城鄉在更高形態上的結合，在“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的前提下將“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并促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
04、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城鄉關系與鄉村轉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范疇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探討了鄉村的獨特形態及其特性，分析了城鄉關系變化帶來的鄉村系統轉變，探討了影響鄉村變革、引發鄉村發展困境的作用機制，提出了鄉村現代化的可能路徑。馬克思主義鄉村轉型理論對解決當下中國的鄉村問題、實現鄉村振興有重要啟示。
第一，城鄉關系與鄉村系統。馬克思主義鄉村轉型理論將鄉村視為一個系統，認為人類定居、土 地的財產屬性以及村落的出現使得鄉村作為一種獨特的形態而存在，鄉村具有以土為生、工農結合、 自給自足、自成一體的結構特征。城鄉關系變化帶來的是鄉村系統的整體改變，工農分工、權利結構和大機器生產方式引發鄉村結構的解體，城鄉關系從無差別的統一走向對立，產生了巨大的城鄉差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鄉村城市化和農業社會化。但是，資本主導下的鄉村城市化使得鄉村出現了環 境惡劣、空氣污染、衛生惡化、疾病肆虐等“城市病”。農業社會化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也 使得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中斷、土地肥力遭到破壞、農業勞動者技能單一化。資本化農業使得土 地所有權向非農業經營者集中，地租上升侵蝕農業利潤、機器排擠農業勞動、大農排擠小農，農業和 農民狀況惡化。中國當下的鄉村問題是城鄉關系演變的集中反映。中國擁有悠久的農業文明，農民對 土地的依賴，農工、農副互補，以及村莊的非正式關系使傳統鄉村形成了超穩定狀態。中國共產黨在 重構鄉村秩序、建立起國家體制秩序后，采用城鄉二元體制和鄉村服務于城市戰略促成了快速的工業 化和城市化，但也引發了城鄉差距較大、農業發展滯后等問題。依循馬克思對鄉村變遷及鄉村困境根 源的分析，中國的鄉村問題既是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之間生產力和財富創造能力差距的反映，也是城鄉 二元體制帶來的城鄉差距加大的結果。改變鄉村狀況，既要彌合城鄉生產力發展差距，也要改變導致 城鄉不平等的制度。如果簡單按照城市的邏輯重構鄉村系統，甚至繼續將鄉村作為城市的附庸，只會 加劇鄉村問題。因此，必須重新思考鄉村系統的獨特性和內在邏輯，尋找鄉村系統復興機理。
第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認識中國鄉村變遷。馬克思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政治經濟學方法運用于分析城鄉關系演變以及影響鄉村轉型的因素，為研究城鄉轉型和鄉村變遷提供了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方法。馬克思認為，農業生產力進步是推動鄉村變遷的基礎動力。他同時也注意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鄉村孤立化發展，使鄉村經濟簡化為農業經濟，鄉村經濟機會單一化為農業生產，農業因資本脫離土地而回到傳統生產方式。馬克思強調，生產關系變革導致物質資料占有方式的改變，鄉村和農業的要素結合方式也隨之改變，鄉村利益關系和階級關系以及鄉村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均會變化，從而引致鄉村變遷。中國的鄉村變遷受制度變革的深刻影響。傳統封建地主所有制使得土地分配不均、主佃關系緊張，農業生產力發展受到限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將封建地主所有制變更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鄉村秩序。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被認為難以適應國家工業化，因而國家開展了以集體所有制為特征的土地制度改革，改變了鄉村制度根基。人民公社時期集體生產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的內在缺陷挫傷了農民積極性，使得農業生產率增長緩慢、農民生活困難。為此，國家推動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農民回歸到家庭自主經營的結構當中，農業績效明顯改善，農村基層經濟活力逐步恢復。中國鄉村制度變遷的經驗教訓是：當生產關系變革適應生產力實際時，制度變革績效顯著；當生產關系變革超越生產力現實時，制度變革就會引發農村發展困境和農民問題。中國當下的農業生產關系面臨新的變革，農民離土出村，農民的土地觀念開始改變，村莊出現轉型機會。如何在準確把握階段性變化的特征下，推動新一輪土地制度變革，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與重新組合以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是當下鄉村振興的重大議題。但是，要避免重走封閉僵化的集體化老路，根據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經濟關系變化情況，進行集體所有制的理論創新和制度變革，積極探索適應時代要求的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明確界定由集體所有的資源的產權，避免出現以“私侵公”或“以權侵公”的情況。允許集體資源的多種經營形式，例如集體經營、合作經營和委托經營等，確保集體資源的經營收益由成員按份共有，避免不公平的分配。在組織農業生產時，需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和權利，采取有利于改造小農和推動農業社會化大生產的制度安排，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促成小農戶與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建立緊密的企農利益共享機制，以克服傳統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農場存在的弊端。同時，沒有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沒有鄉村振興。隨著城鄉互動的增強以及居民需求結構的轉變，農業的內涵和功能也隨之轉變，農業由單一的糧食生產轉向具有生態、健康、休閑、文化等多種功能的復合型農業，農業產業鏈條延長、一二三產融合形態正在形成，農產品供給由低復雜度向高復雜度轉變。這些變化孕育著農業產業革命。因此，必須適應需求轉變以及農業發展新階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促成農產品價值鏈的延伸。把握農業要素投入結構變化新特征，通過加快農技進步和改進現代要素投入效率，有效規避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收益受損，提高農業報酬率，降低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提高農業競爭力。
第三，探索鄉村現代化的可行路徑。馬克思設想了鄉村現代化的路徑：一是針對農民小塊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大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分別采取不同措施和手段推進土地制度變革；二是工業與農業互動發展；三是城鄉融合。馬克思關于鄉村現代化的路徑設想為中國的鄉村振興提供了指引：
其一，鄉村土地制度變革為鄉村現代化奠定基礎。土地制度是中國最為基礎和根本的制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鄉村現代化的突破口。需要依據現有條件和生產力狀況，進一步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一方面，持續推進農地制度改革。農民大規模離土出村使得集體所有權的行使和維護存在困難。需要明確集體所有權的權利內涵和邊界，解決集體所有權、農民承包權以及土地經營權的關系模糊問題，以避免集體的權利受損。同時，加強對承包權的保護，探索農民自愿退出承包權的機制，并在新主體進入農業后重視對耕作者權利的保障，平等保護耕作者通過流轉合同取得的土地經營權，以實現農地使用和投資預期的穩定。另一方面，改革農村建設用地制度。由于現行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滯后，鄉村人口大規模轉移帶來農房和宅基地的閑置、村莊的破敗。城鄉互動增強使得人口和資本向鄉村回流，新的居住需求和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用地需求要得到滿足。需給予鄉村更多用地權利，完善集體建設用地轉讓、出租和抵押的權利，允許農民和集體組織利用集體建設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以釋放鄉村產業發展活力。賦予農民更完整的宅基地權利，推動宅基地使用權向外來人口和資本有序開放，顯化宅基地和農房價值，實現農民宅基地和農房的財產權益。
其二，實現農業工業化。依賴單一要素的數量增長或質量改進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根據要素成本收益結構變化促成勞動力、資本、土地、服務、技術等各類要素的重新組合與匹配，才能推動農業 生產方式轉變，帶來農業生產率的持續提高以及農業收益的增長。為建設有競爭力的農業，必須打破 農業要素組合鎖定，進一步完善農業要素市場，促成各類要素充分流動，持續優化農業要素投入結構， 增加機械、服務或技術等現代要素投入，降低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并保持現代要素和傳統要素的 適度配比和協調一致，推動要素投入由數量增長轉為組合適配，促進農業工業化。
其三，實現城鄉融合。城鄉互動增強使得資本等生產要素向鄉村輸入，城鄉融合階段已經到來。然而，仍存在一些阻礙城鄉融合的因素，影響要素在城鄉間的合理配置。需要改變單向城市化或鄉村突圍思維，推動人口、產業等在城鄉間的重新布局，促進城市權利向農民進一步開放，賦予進城農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醫療、教育、養老等權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權利體系，改革征地制度，實現土地收益在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公平分配，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條件下促成農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享有同等權利，鼓勵使用者利用自主開發、轉讓、參股、租賃等多種形式開發集體建設用地；完善農村金融制度，健全社會資本下鄉政策，降低要素城鄉流動制度成本，吸引各類要素進入鄉村，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作者劉守英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陳航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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