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日本是在小規模農業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典型代表，其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和對農業過度保護引發的問題值得中國研究和思考。一方面，中國可借鑒日本通過兼業化提高農戶收入水平、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發揮農業合作組織的服務帶動作用、挖掘農村本土資源等做法，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另一方面，為避免陷入與日本當前農業發展相似的困境，中國需注意給予農業必要、精準和適時的支持。
日本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成為了亞洲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時日本已取得較高的農業現代化水平，但農業現代化留存的問題也給其日后農業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基于中日兩國農業發展條件的相似性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差距，中國需結合自身實際汲取日本農業現代化的經驗，同時避免陷入日本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日本農業現代化可供借鑒的經驗
隨著一國農業現代化的深入推進，必然會出現農業占GDP比重和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體就業人口比重同時降低的現象。日本農林水產省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農業占GDP比重為0.9%，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體勞動力比重為2.9%，兩項指標均處于較低水平，且數值差距不大。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同年中國農業占GDP比重為7.3%，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體就業人口比重為22.9%。可以預計，未來中國兩項指標將在繼續下降的過程中更加趨近。有關如何立足小農生產格局走好農業現代化之路，日本為中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一是通過兼業化實現農戶整體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日本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時期，日本農戶大多沒有舉家離農，而是選擇大幅提高自身的兼業化程度。一方面，省力化小型農機的應用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為中老年人和主婦擔當務農主力創造了良好條件；另一方面，農村周邊勞動力市場的壯大、交通路網體系的完善和家用交通工具的普及又增加了青壯年勞動力的兼業機會。得益于家庭成員的合理分工，20世紀70年代，日本農戶戶均收入超過了城市職工家庭，城鄉收入差距基本消除，有效促進了共同富裕。相較之下，2022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高達2.45（農村居民收入=1），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任重而道遠。鑒于近年來中國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趨勢不斷加深，應有效結合資金獎補、服務指導、技能培訓等措施，拓寬農戶增收渠道。
二是改進農業生物化學技術和機械技術。由于本國糧食需求量大而耕地資源相對稀缺，日本格外重視培育作物良種和改良化肥、農藥，以提高土地生產率。日本糧食作物育種主要由地方政府引導，各地大都設有試驗場地和推廣機構；經濟作物育種則依靠不同規模和業務類型的種企分工協作，形成以種企為載體的商業化育種體系。當前，中國部分蔬菜種子嚴重依賴于進口，玉米、大豆育種水平與種業強國相比也有較大差距，有待加快種業科技創新，構建育繁推一體化的現代種業體系。隨著過量施用化肥和農藥的弊端逐漸顯現，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對有機農業和環境友好型農業給予了更大支持，但同時，主要作物單產仍穩中有升，這也是當前中國推動農業綠色發展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此外，農業機械化方面，日本在農田宜機化改造的基礎上，重點開發了適宜山地丘陵作業的小型農機，且各類高端農機層出不窮，農業機械化水平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農業機械化雖已步入中級階段，但還應努力向“全程、全面、高質、高效”邁進。
三是充分發揮農業合作組織服務帶動小農戶的作用。日本農業協同組合（以下簡稱“農協”）是世界范圍內興辦農業合作組織的成功典范，其為彌補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不足、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作出了突出貢獻。1947年，日本頒布《農業協同組合法》，設立政府扶持下以農民為主體的非營利性合作經濟組織，搭建起全國、地方、基層三級農協組織架構，幾乎所有日本農戶都加入了農協。日本政府從法律規范、金融、稅收等維度對農協運行提供了有力保障，農協滲透到日本“三農”工作的各個領域，在統一采購生產資料、組織農戶共同使用農業設施、開展營農指導、集中銷售農產品、提供信貸保險服務等方面發揮著尤為關鍵的作用。當前，中國部分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存在規模較小、業務統合程度不高、空殼化現象嚴重等突出問題，可以合理借鑒日本農協模式的有益經驗，切實強化合作社的輻射力、競爭力和服務帶動能力。
四是重視依托農村本土資源提升農業價值鏈。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日本曾嘗試依靠外部工商資本力量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但由于內外產業資源整合困難，這種外生式發展模式并未取得明顯成效，反而加劇了農業衰退和農村資源外流。20世紀70年代末，帶有鮮明內生式發展特征的“一村一品”運動在日本大分縣率先打響，并迅速推廣至日本各地。該項運動旨在調動本地居民智慧挖掘農村本土資源，塑造品牌效應，提升農業價值鏈，現已被眾多發展中國家所效仿。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又進一步提出“六次產業化”的概念，鼓勵農業產業鏈延伸和農村一二三產業間的交叉融合，其本質上也是要發掘農村特色資源優勢和農業多種功能、農村多種價值。考慮到當前中國農業面臨著產業鏈條較短、產品附加值低、品牌建設滯后等問題，可以參照日本以內生式發展提升農業價值鏈的思路，將農業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農村、留給農民。
日本農業現代化的反思和教訓
20世紀下半葉日本農業現代化水平的顯著提高離不開日本政府對農業的大力扶持，但也正是由于政府的過度保護形成了路徑依賴，日本農業現代化留存的問題多年來未能得到妥善解決，農業持續發展的空間受到了極大限制。當前中國已進入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需要總結日本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值得警醒的教訓，從而為應對小農生產格局下農業現代化建設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做好準備。
一是小規模兼業農戶的大量存在阻礙農業生產率提高。小規模農戶的兼業化趨勢，其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又不利于農業生產率提高。日本農協對小規模農戶利益的維護使其長期滯留在農業部門，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以非農收入為主的兼業農戶能夠占到日本全體農戶的約三分之二，即使到目前，該比重仍達約二分之一。對于這類農戶而言，農業收入只是非農收入的補充，因此，他們對于農業經營的重視度往往不高，缺乏擴大農地經營規模和改善農業經營狀況的意愿。1960-2020年，日本農戶戶均耕地經營面積僅由0.88公頃上升至1.57公頃，絕大多數農戶仍屬于世界銀行定義的經營面積2公頃以下的小農戶范疇。當前中國農戶戶均農地經營規模甚至小于日本1960年時的水平，故應深刻認識到農戶兼業化的雙重影響，在鼓勵農戶通過兼業化拓寬增收渠道的同時，積極引導生產要素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優化配置。
二是農業勞動力高度老齡化引發“誰來種地”難題。盡管日本憑借農戶的普遍兼業化在較短的時間內成功消除了城鄉收入差距，但由于農業與非農行業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務農機會成本較高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還在不斷流失。1970-2022年，日本骨干農業從事者中65歲及以上的占比由11.8%大幅上升至70.1%。老年勞動力相較青壯年勞動力在體能方面存在著劣勢，當以老年人作為家庭務農主力時，農業生產中的有效勞動供給往往會下降。一旦農戶家中擔當務農主力的老年人不再具備勞動能力，耕地便有較大的概率被棄耕。1985年-2015年，日本棄耕地面積由13.1萬公頃大幅上升至42.3萬公頃，“誰來種地”成為了日本農業持續發展亟待解決的難題。近年來，中國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趨勢也明顯加深。2018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已達53歲，相比十年前提高了6.8歲，未富先老的問題日漸凸顯。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加快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努力改善青壯年勞動力的務農條件，吸引更多的青壯年勞動力回流農業。
三是“高成本”“高補貼”“高價格”嚴重削弱農業競爭力。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時期，日本政府曾向農戶提供高額農機購置補貼，農戶家中基本都保有農機。受此影響，日本農機作業服務市場未能發展壯大。在農戶農地經營規模普遍較小的情況下，高昂的農機購置成本難以通過服務外包得到有效分攤，引發了農機的投資過剩。與此同時，為了維護高米價和穩定農戶收入，日本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利用財政補貼控制農戶大米種植面積，并長期對進口大米征收百分之數百的關稅，進而導致農產品供給結構走向失衡。盡管日本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推行大米支持政策改革，但卻遭到了農協的強烈反對，與限產掛鉤的大米直接補貼政策直到2018年才得以取消。農產品缺乏價格優勢嚴重削弱了日本農業的國際競爭力，隨著農業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日本食物自給率出現大幅下降。1965-2021年，日本按生產額和按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分別由86%和73%下降至63%和38%。“高成本”“高補貼”“高價格”是小農現代化道路上極易出現的問題，日本當前農業競爭力不足對中國的啟示在于，政府對農業的扶持應當是必要、精準和適時的。農業支持政策的制定需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并順應農業發展形勢變化而靈活調整。
(作者閆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日本研究所中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旭海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19級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202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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