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意蘊、富裕差異與現實路徑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展開了重要論述。構建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人民至上”則是其價值主線，這與傳統社會的“階級至上”和西方式現代化的“資本至上”都存在本質差異。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是艱辛且曲折的，相對應的分配制度也需要根據社會背景的變化進行相應調整，調整的基礎是對高增長階段中富裕差異的厘清，這種差異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人口流動受阻、城鄉財產制度差異和體制轉軌信息不對稱等歷史原因的影響下產生的。為了持續邁向共同富裕，需要通過提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階段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打破羈絆城鄉要素流動的行政性阻礙，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樣性和嚴格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等針對性的現實路徑來構建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
關鍵詞：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中國式現代化；人民至上
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在二十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中明確提出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1]23之一，而構建現代化分配制度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的關鍵性制度保障。對于分配制度，二十大報告中也相應的提出了“要完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1]46-47的重要論述。由此可見，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諸多現實訴求和多重政策導向，并且對于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意義。為了能夠深入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本文將以邁向共同富裕為目標導向，明確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探究中國轉軌發展過程中富裕差異的產生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逐步完善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現實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國民財富增長和分配的科學” [2]，關于收入分配及其制度的研究始終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從國內收入分配研究來看，雖然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學理基礎開展了相應的研究，但其研究的核心目標導向都是為了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尤其是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戰略的實現，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更加重視共同富裕與收入分配的理論邏輯關系探索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共同富裕理念和收入分配制度也不斷發展，許多學者對二者的邏輯關系進行了學理探索。喬榛[3]對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進行了梳理，并認為“生產力發展和分配制度”是處理這些關系必須把握好的兩個關鍵因素；魏傳光[4]從政府再分配能力著眼探討收入分配與共同富裕的關系，提出了“共同富裕、分配正義、再分配能力現代化三位一體的邏輯結構”，并認為“政府再分配能力現代化關乎共同富裕和分配正義的實現程度”；葛揚[5]認為“分配制度的完善不僅與共同富裕直接關聯，而且關系著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和實現”，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分別扮演著根本保障和催化劑的角色。
（二）研究背景凸顯了社會發展轉型的新變化
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三次分配的新提法以及新技術和新事物的衍生在不少學者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反映。蔡昉[6]將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新變化定義為“共享生產率成果”，并提出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所對應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改革方向。韓文龍[7]等結合中國特色的實踐經驗對三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進行了系統分析，并提出“可從定義體系、制度設計、產權保護和政府定位等路徑建立健全三次分配體制機制”；姚宇[8]從虛擬資本時代所產生的影響社會分配不平等的情況入手，以數例分析的方式探索了新時代共同富裕實現的路徑。另外，也有學者從工業機器人[9]、數字經濟[10]等對收入分配格局產生新影響的新生事物對共同富裕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三）研究視角更具多維性
部分學者基于收入制度本身存在的復雜性和多維性而采取了相應的理論或實證研究，使得收入分配制度的評價與現代化目標更為豐滿。呂光明[11]等結合不同國際組織對國家收入水平的分類和中國收入分配的近期變動特征，設計出“2035年共同富裕階段目標實現的綜合指數模型框架”，以復合性指數的方式構建了收入分配的目標；張占斌[12]提出了“以制度系統集成創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觀點，并明確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財稅金融制度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等集成性的改革思路；郭凱明[13]等集合中國實踐和國際比較對中國分配制度的演化趨勢進行了多視角的評價，并基于這一趨勢“定量預測了未來中國分配結構的演化趨勢”；劉尚希[14]則通過流量與存量兩個維度的分配制度改革入手探索分配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并提出“存量改革與流量改革的協同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充要條件”的論斷。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關于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收入分配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凸顯了學理價值和時代特征。但我們認為，當前的研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呈現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尤其是缺乏對理論基礎的明確和對中國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其財富產生的差異的演繹性研究。基于此，我們將在不同類型國家和社會的分配制度價值內核的對比中明確“人民至上”的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并對中國崛起過程中財富差異的產生進行深入分析，進而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現實路徑。
二、分配制度的三種價值意蘊
分配制度是人類社會進入分工合作以來的基礎性制度之一，有效的分配制度能夠激發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潛能，從而促進社會進一步發展；反之，則會導致人們對社會合作的抵觸，從而滯后社會發展的步伐。而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和不同現代化模式所產生的分配體系也是不同的，雖然在某些正向激勵措施方面可能存在相似性，但其背后所蘊含的價值邏輯則大相徑庭。
（一）階級至上：傳統農業社會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且以農業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存在“靠天吃飯”的收益不穩定，社會財富主要是以土地及其附著農產品為承載的存量財富，而在這種存量財富的基礎上誕生了地主階級和封建貴族等“食利者”，他們通過“君權神授”獲得統治合法性，并建立了一套封建官僚體系來分配社會財富，而這種分配主要表現為強制性和壟斷性。
在農業生產方面，傳統農業社會的貴族及地主“將農業作為其榨取‘剩余價值’的主要部門”。[14]榨取的方式往往是通過稅收和強制性的攤派，這種壓榨程度主要決定于皇權及官僚，社會財富通過這種分配方式流向了統治階級。雖然在傳統社會也存在統治階級動用國庫財富興修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以提升農業生產率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擴大社會整體收入具有促進作用，但其本質是為了開拓土地財富空間并為本階級謀求更多的社會財富，而這些基礎設施的修建也是在強制性勞役攤派的基礎上進行的，本身就是對農民創造財富的權利和能力的壓榨。
在農業之外，封建分配制度的階級屬性體現的更加明顯。一方面，統治階級將收益較大的產業限制在階級或得到階級特許的壟斷機構手中，并通過立法來鞏固其獲得財富的特權地位；而另一方面，對于社會經濟活動而言，封建官僚是十分典型的“尋租者”，對于其他階級所從事的商業活動也采取了限制和壓榨的措施。
由此可見，傳統農業社會的分配制度具有十分濃厚的“階級至上”色彩，特權階級幾乎掌控著全部的財富和獲得財富的權力，并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大多數非特權階級，如農民等則被強制性地作為特權階級獲得財富的工具和壓榨的對象，時常處于“忍饑挨餓、衣不蔽體”的狀態之中。在這種分配制度下，不僅社會財富出現極大失衡，社會整體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阻礙。
（二）資本至上：西方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
宗教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思想的革命[15]使得西方社會擺脫了封建農耕，開啟了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在思想上，西方式現代化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作為其精神支柱，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在生產力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生產力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社會財富和物質豐裕度得到迅速提升。尤其是技術的變革改變了傳統社會中“人口增長—收入降低—人口減少—收入增加”的以人口數量反映社會財富的存量社會循環模式，開始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機會，從而進入了增量發展的道路。
但從深層邏輯來看，西方現代化的增量創造所蘊含的是資本邏輯的支配，而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能夠使得“資本的統治和對勞動的奴役永世長存”。[16]隨著西方式現代化的推進，資本“直接或間接地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性動力”，并“以多重形態廣泛地作用于現代生活”，[17]這呈現出的是西方式現代化過程中人的降格和物欲的支配。而資本邏輯支撐的社會意識形態也滲透到社會財富的分配領域中，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變成了資本的增殖，而勞動者的剩余價值也被生產線和已經滲透到生活中的市場經濟原則所榨取。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壯大，這種分配邏輯不僅發生在某個國家或地區，而是通過自由貿易擴散到了整個世界。
在西方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資本至上的分配價值雖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其社會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出來。首先，這種矛盾最直觀的呈現在財富分配結果上，根據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測算，除了兩次世界大戰外，西方發達國家都呈現出資本收益率大于勞動收益率的分配格局，并且開始進入“資本增長比整體經濟增長更快”[18]的階段，而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到不少國家的社會穩定；其次，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并未真正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反而使其處境更加艱難，因為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逐利的資本就傾向于將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原有的就業機會將被擠出或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這意味著勞動者收入將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再次，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國際霸權，直接影響到世界財富的分配和后發國家的發展，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其資本現代化所形成的國際霸主地位建構了資本主義邏輯的世界秩序，甚至采取侵略戰爭及貿易制裁等行為，嚴重影響了世界財富的分配，剝奪了后發國家的發展權。
由此可見，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雖然以“天賦人權”為標榜，并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先進生產力，但其分配制度的價值本質仍是“資本至上”，而西方社會對資本規制的無效也使得在這種分配價值中出現了人的價值的降格，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創造財富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是隨著資本在國際市場的擴張，全世界勞動者的境遇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資本至上”的分配制度下，雖然促進了社會整體財富的迅速擴大和不斷積累，但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情況仍未改變。
（三）人民至上：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價值意蘊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將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其本質要求，這也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人本價值內核。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來看，不僅尊重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此來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同時更突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價值內核，以避免資本的無序擴張對人民的財富權益造成剝奪或壓榨。這也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能夠充分保障“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的良性循環。
從目標導向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展開了艱難而又曲折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分配制度曾陷入過“平均主義”的泥淖，改革開放后也曾經歷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快速騰飛階段，在面臨社會差距拉大、經濟增速下行壓力等問題時，又針對性地提出“兼顧效率和公平、更加重視公平”的分配理念。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一次次轉變與探索過程中，中國人民一步步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從現實實踐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既實現了整體經濟的繁榮，又保障了財富配置的公平性，尤其是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兜底標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進入了快速推進時期，“先富帶動后富”的分配理念使得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被廣泛調動起來，社會財富快速增長，并創造了“中國奇跡”，截至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14.37萬億，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5128元，人均消費支出達到24100元，居民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63.9%下降到29.8%，這充分說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分配制度能夠實現國民經濟財富快速增加。在社會財富增長的同時，財富的分配也得到有效跟進，不僅中國人民整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條件也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是脫貧攻堅總目標的完成，使得中國不再有絕對貧困群體，而隨著新發展理念的落實和向共同富裕的持續邁進，城鄉“剪刀差”、區域不協調等問題都將不斷彌合，社會保障的兜底性標準也將進一步提升。
總的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以深刻的“人民至上”價值意蘊作為支撐，其核心目標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其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雖然也曾借鑒過西方式現代化分配制度中的部分措施或手段，但人的概念與價值是不斷升格的，人民不僅獲得精神和物質生活的滿足，更掌握了創造財富和分享財富的自主權。因此，在“人民至上”的現代化分配制度下，經濟繁榮與社會平等最終實現了有益平衡與有機統一。
三、富裕差異的產生：崛起過程中的財富配置
改革開放以來，在“先富帶動后富”的分配理念指引下，中國進入了經濟高增長階段，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居民部門收入增速相對較緩，城鄉和區域間的收入“剪刀差”趨勢不斷拉大，但在經濟整體高增速和政府再分配調控下，發展相對緩慢的區域、部門和群體的收入水平也在涓滴效應下得到了較好的增長。但在外部性沖擊、人口老齡化和服務業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日益顯著，低收入者的“涓滴紅利”不斷消弭，這使得原有的分配格局面臨著迫切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以創造出繁榮經濟與公平分配的新紅利，而明確經濟崛起過程中富裕差異的產生是保障制度創新有效性的前提。我們將從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人口流動受阻、城鄉間財產制度差異和體制轉軌信息不對稱等四個層面進行分析。
（一）基礎設施建設的階段性崛起需求
從當前我國國民總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大部門中的配置來看，居民部門收入仍處于偏低水平，存在財富擁有的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2.2%、22.9%和14.9%，雖然十八大以來，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企業去產能、去杠桿和降成本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減費降稅政策的實施，相對于2012年的57.4%、21.3%和21.4%，中國國民收入的部門配置格局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優化。但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居民部門收入仍然較低，政府仍掌握著更多的財富配置權利。本文根據OECD數據庫的資金流量表分別選取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對其國民收入在部門配置的情況進行測算發現，美國、德國和墨西哥的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依次為75.9%、73.2%和73.4%，均比我國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
國民財富在部門間分配的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政府集中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導向與需求。相對于西方國家長達幾百年的工業化道路，中國僅用了4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工業化向服務業化的轉變，這一方面得益于后發優勢的外溢效應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采取了提高政府部門占有國民收入比例的財富配置方式來完成工業體系建設，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居民消費，但從長期來看，交通、生產等工業體系的健全大大提升了國民經濟運轉效率并降低了整體生產成本，使得中國的經濟體量能夠得到快速增長，并且政府的再分配中具有明顯的“提低”導向，這種配置結構在擴大涓滴效應、增加社會保障供給和消除絕對貧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由此，當前我國居民部門收入占比較低的情況確實存在，而這種部門間收入分配不匹配的情況與集中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以快速推進工業的階段性需求密切相關，而隨著工業化向服務業化轉型，我們應持續提升居民部門收入占比。
（二）人口流動的制度調控
從中國的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轉移情況來看，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對應的發展階段還是與發展水平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都是相對滯后的，這也導致了勞動力在分享工業化紅利時的二元性差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4.72%，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僅為44.38%；農業領域的勞動力為17072萬人，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為22.87%。而日本在人均GDP達到9000美元時，其人口城鎮化水平已達到76.18%，農業勞動力占比不到10%，韓國人均GDP在1萬美元左右時，農業勞動力占比也在12%左右，而與中國同為中高等收入國家的墨西哥、巴西和馬來西亞的人口城市化也分別達到79.78%、86.17%和76.01%，農業勞動力占比也均在13%以下。由此可見，中國農村至少多堆積了15948萬人口和7368萬勞動力。這種人口流動和勞動力轉移的滯后也造成了中國城鄉居民在享受城市化和工業化紅利中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村居民城市化的受阻。
對于人口和勞動力城鄉流動的行政干預是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未能夠充分進入城市以獲得更高收入的重要原因。從學理層面探究，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主要原因是產業間勞動生產率之差的存在，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在不同產業部門之間差距顯著，截至2021年，中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為48667.7元、207675.2元和169978.7元，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進入工業或服務業將對整體經濟分別帶來4.27或3.49倍的產值“躍升”，收入相應的也將大幅提升。但這種“躍升”的前提是城市非農部門能夠創造就業崗位容納農業轉移勞動力，若就業不足將陷入城市貧民窟林立的“拉美陷阱”，正是基于這一邏輯，中國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通過戶籍等制度對人口城市化與勞動力轉移進行了調控。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農民盲目進入城市而導致“退無可退”的局面，但也確實對居民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紅利分配的公平性造成了影響。
（三）城鄉間財產制度的差異
從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結構可以發現，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不足的短板尤為突出，這不僅與二者的收入總量有關，更與其收入向財產轉化的制度可行性密不可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0，但財產性收入之比卻高達10.77，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財產凈收入也僅為469元，這意味著幾乎大多數的農村居民并未獲得財產及其衍生收入。再從國際比較來看，近十年來，美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均高達20%以上，而中國的城鎮與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分為僅為10.66%和2.48%。從城鄉對比和國際對比可以發現，農村居民的收入向財產轉化的過程是十分困難的。
城鄉“收入—財產”轉化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和金融制度的差異。對于城市居民而言，主要可以通過三種方式獲得財產性收入：其一，購買商品住宅獲得其完整產權，并通過房產增值、出租或抵押等方式獲得孳息收入；其二，進入金融市場，通過股票、債券等進行投資獲利；其三，則是銀行存款獲取利息。而對于農民來說，其在農村土地上的產權是不完整的，若想獲得較高水平的財產性收入只能依賴于征地補償，近年來，雖然部分地區探索土地入股的方式，但由于市場的封閉性和區域性，農村土地入股分紅獲利尚未達到理想水平；另外，農村金融教育的滯后和金融體系的不健全，使得農民難以進入金融市場或無法在金融市場盈利。因此，農民目前所能夠有效掌握的“收入—財產”轉化方式僅為銀行利息。由此可見，這種城鄉制度的二元化直接導致了城鄉財產配置的差距。
（四）體制轉軌紅利的信息不對稱
中國作為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其漸進式改革的體制轉軌思路導致了政策和制度改革紅利的不斷釋放，而這種政策紅利的信息不對稱和居民感知水平的差異直接產生了財富配置的分野。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雖然不乏許多做出重大技術性突破的企業家，但從制度改革邏輯來看，也有一大批企業家是通過制度改革的信息差所產生的機會不公平而實現的收入增長和財富積累，這種信息差在早期是以價格差的形式呈現的，例如通過國內外或不同區域的商品價格差異來倒賣獲利；其后，又表現為利用政策信息差來投資獲得盈利，如產業引進、產業發展政策紅利或尋租等。
這種財富配置的影響并非暫時的，而是通過財產累積和投資規模效應等形式持續傳遞的。即使當社會進入相對平穩狀態后，若沒有有效的稅收制度改革則這種財產累積紅利將會持續為獲利者帶來利息收入，尤其是進入信息社會后，當信息不對稱被彌合，則社會投資獲利的資金規模效應將更為凸顯，即當大家都知道且有能力投資時，其收益多少或收益與否取決于資金的體量。基于這一邏輯，體制轉軌階段所遺留的財富優勢地位將在轉軌完成后依舊蔓延，從而造成社會財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尤其是依靠新技術或新模式的新型創業者可能會為了資金的持續性而被這類投資所稀釋，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活力。
四、邁向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現實路徑
中國式現代化分配制度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并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效率與財富配置公平合理的統一平衡。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曲折而漫長的，相應的分配制度也需要進行階段性調整，在高增長階段，漸進式改革的推進擺脫了“平均主義”的誤區，逐步實現了社會效率的大幅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民的競爭性公平。而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原有的分配秩序難以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諸多變化，需要進行制度創新，促進機會公平，在均衡發展中進一步提升人民收入和創造財富的能力。
（一）持續提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階段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
當前我國各地基礎設施建設已相對完備，尤其是部分地區由于人口收縮甚至出現了過度超前建設的情況，而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使得中國外向型經濟紅利逐步消弭；另外，當前存在企業利潤上漲快于居民勞動報酬上漲的趨勢，這與企業稅負較高和工資制度不合理有關，若不能妥善解決將導致社會財富向資本傾斜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提升居民收入在國民整體收入中的占比對于提升居民整體生活質量和進一步帶動經濟增長就顯得十分重要。具體措施包括：其一，健全初次分配制度，保障勞動、資本、土地、技術和數據等要素按照統一的市場規則確定貢獻參與分配，持續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規避要素流動在區域、城鄉間的阻礙；其二，地方政府應改變政績觀和財富配置觀，避免以基礎設施建設進展作為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應當將收入結構優化、社會保障供給提升和市場活力指數等綜合性指標納入績效評估，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新型政績觀和地方建設觀，尤其是對于收縮型城市而言，基礎設施建設應以現實發展為準，避免過度建設而導致資源浪費和財富流失等問題；其三，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稅負，讓企業利潤能夠更多地流向居民，尤其是避免平臺經濟等新經濟形式企業利用市場地位而壓低從業者工資的情況；其四，鼓勵勞動致富，并提升以技能和知識為價值導向的初次分配比例，健全勞動者教育培訓體系，尤其是完善成人再教育等以技術進步和就業需求為導向的教育培訓機制，鼓勵勞動者通過持續學習實現收入提升；其五，推進工資制度改革，根據不同行業設定最低工資標準，構建科學合理的工資級別評定機制、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配套機制；其六，加大收入再分配對財富配置的調節力度，秉承“調高、擴中、提低”的理念建構相應的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制度體系，尤其是應當避免整個社會進入資產收益率遠大于勞動收益率的局面。
（二）打破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行政性阻礙
當前我國城市化進入相對較高的水平，部分發達地區早已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紅利效應逐步減弱。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從高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民財富增長紅利也將逐步開始從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向產業均衡、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所帶來的擴展效應過渡。在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放開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通過改變城鄉財富分配制度以進一步激活新的增長效能。具體措施為：首先，保障勞動力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取消戶籍制度及與其掛鉤的住房、社保等配套制度，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將現有的城鄉國民待遇差異轉變為產業差異和勞動者務工性質差異；其二，推動資本要素在鄉村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鼓勵農村合作社在“鄉村引資”中發揮積極作用，尤其是在土地入股、生產穩定性和避免資本無序擴張中發揮重要作用，將城市資本引入到鄉村發展和建設中來，改變農村地區要素缺位和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局面；其三，推動以農業為基礎的產業融合技術突破，當前我國農產品和能源供給結構中存在進口依賴度較高的問題，應加快推進以農業為基礎的產業融合技術進入到鄉村發展格局中，這不僅能夠在農業部門就地實現勞動生產率和居民收入的“躍升”，同時也能將進口外匯導入到農民部門收入中，從而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基礎上，實現鄉村振興，進而補齊共同富裕的農業農村農民短板。
（三）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樣性
當前，居民家庭收入來源單一和財產性收入不足是我國居民收入結構的重要短板，這一方面關系到我國居民家庭抗風險能力的提升，并且是社會“收入—財產”能否有效轉化的重要衡量標準；另一方面，收入結構單一和財產性收入不足將導致勞動者對其工作崗位的高黏性，從而降低了勞動者在與企業議價中的地位，這一問題在平臺經濟等新經濟形式中尤為凸顯。因此，需要從多方面著手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樣性。具體措施為：首先，實現農民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的突破，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通過落實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給予農民完整的土地產權認證并配套相應的金融等社會制度，實現農村耕地和宅基地的資產化或股份化，保障農民獲得土地的財產權益；其次，普及居民金融素質教育，在全國范圍內，普及金融素質提升教育，將金融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重要內容，并以社區為單位、以社會教育為載體普及金融知識，同時，深化金融市場改革，促進資本市場的平穩發展，改善金融服務，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理財產品，提升居民依托金融手段獲取財產性收入的能力；其三，著力增加居民勞動報酬，完善成人技能和知識教育體系，為勞動者提供再教育的社會支持機制，提升勞動者的就業議價能力，同時，做好疫情常態化的準備，通過大數據和網絡信息化等新技術著力提升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其四，鼓勵靈活就業與非正式就業，靈活用工與非正式就業是增加居民收入渠道并提升其經營性收入的重要方式，應當對二者的界定進行有效的規范，既不應因其稅收征繳困難、管理方式復雜而片面否認，也不應過度擴大制度容納維度而被投機者所利用，應使其充分發揮改善收入結構、提升居民收入的效用。
（四）嚴格規范財富積累機制
在體制轉軌的社會體制波動過程中，曾出現過利用制度不規范和信息不對稱套利而實現“先富”的行為，這是發展中國家制度體系尚不健全，市場調節機制尚不完善的表現。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制度穩定性不斷提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愈發凸顯，需要對其加以規范，從而保障社會整體創造財富的信心與活力，而這種規范效應既應當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同時，更需要避免已形成的資本利用其優勢地位而對經濟運行和收入配置造成的不利影響。具體措施為：其一，嚴格規避制度性套利行為，嚴厲打擊依托尋租等灰黑色地帶創造財富的行為，鼓勵市場良性競爭，避免市場主體利用制度不完善和不健全等投機行為謀取暴利，杜絕一切侵蝕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套利形式；其二，避免資本收益率增長過快的趨勢，通過加收遺產稅和房產稅等稅收形式，調節高收入者的過高資產收入來源，避免財富的迭代累積和階層固化，進而促進社會競爭，保持社會活力；其三，完善第三次分配及其配套制度，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調節高收入和避免資產收益擴大化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啟緣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海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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