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式現代化是內生式現代化與外生式現代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對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認同，又是一個雙向價值選擇的過程，是在東西文化對立中不斷選擇探索的結果，文化現代化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梁漱溟是文化調和派的代表人物，將鄉村建設視為文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鄉村建設是其尋找中國文化和民族再生的自救之路。梁漱溟持續地開展了多地的鄉村建設社會實驗，積累了豐富的鄉村建設理論體系，采取了組織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等不同的手段。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由鄉村組織為起點，以實現其理想社會為歸宿，包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啟示。
關鍵詞：文化現代化；梁漱溟；鄉村建設；文化鄉建；文化探索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論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內生式現代化與外生式現代化共同作用的結果。現代化肇始于歐洲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潮流，是一種持續的歷史變遷和社會進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里爾·布萊克認為，現代化可以被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上形成的社會制度發生著急速的功能變遷；現代化伴隨著科學革命浪潮而到來，反映了人類知識的空前增長，是一個包含人類理性思想、行為方式等各個領域變化的多方面的歷史進程。作為一種新型文明形態，現代化是技術發展、生產革命和社會演化的產物，與此同時，又重塑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結構和生產模式。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調了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旨在促進物的全面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包含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等的全面現代化。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民族的演進史就是中華文化的發展史。文化現代化是近現代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里中華民族百年接續奮進的不息探索，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偉大征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現代化表現為傳統文化的守正創新、革命文化的賡續創化和先進文化的生生創造。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就是要大力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紅色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以謙虛敬畏的心態對待本來文化和歷史遺產，以開放包容的視野看待外來文化和世界文明，以前瞻智慧的眼光投向未來文化和人類進步。文化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知識分子的積極倡導和社會各界的反復實踐，進而逐漸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新形態。作為“中國的脊梁”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以其固守的中國文化理念和執著的鄉村建設實踐，給我們提供了文化現代性與鄉村建設互為交織的歷史觀察和現實思考。
一、中國的現代化與梁漱溟的文化選擇
中國的現代化開啟于西方現代化的強權挑戰和殖民脅迫。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自然演進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是后發外生的現代化。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裹挾著西方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財富堆積和堅船利炮的耀武挑釁下，讓當時閉關鎖國的中國被迫走上遭掠奪的現代化探索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現代化是對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倉促回應，先后經歷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正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言，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從根本上說是一場“最廣義持久的文化沖突”，“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這種發生于東西方兩種文明及其文化沖突中的后發型現代化，使中國的現代化逐漸從表層的器物模仿、淺層的制度效仿走向深層的文化反思。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既是對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認同，又是一個雙向價值選擇的過程。從 20 世紀初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面對東西文化價值的不同選擇過程中，形成了三個不同的文化派別：一個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批評和攻擊的西化派和新文化派，認定中國傳統文化是糟粕，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障礙，主要代表人物是陳序經和胡適，新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和魯迅等人；一個是對西方現代化造成社會失序、中國亂局和天下大亂徹底反思的國粹派和文化保守派，認為西方現代化破壞了中國的傳統道德和社會安定，主張維護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禮法生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章炳麟、劉師培、黃侃、馬敘倫等人；還有一個是文化調和派，既是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又是對時下朝氣蓬勃的西方文化審慎的接受者。文化調和派在中國現代化面臨西方外來文化和中國本土文化、農耕文化和工業文化的雙重選擇面前，既不主張“死守國粹”，又反對“全盤西化”，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認為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揚棄糟粕、吸收先進，開出一個時代的新文化之花。文化調和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陳寅恪等人，文化調和論也日益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思潮之一。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文化思想家，也是一位剛卓勇毅的文化實踐家。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際，救亡圖存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學術信念和價值追求，梁漱溟亦然。他一生關注人生和社會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向何處去，中國要強盛起來，必須走向現代化；二是人生的意義何在，要做一個真正理性的人，才能有益于社會。梁漱溟的文化調和論源自于他對西洋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和印度文化精神的意欲反思。他認為，文化是生活的樣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方向的不同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他希望中國能在民族文化復興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并為此進行了艱苦的文化探索和社會實踐。梁漱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家，而是本著自己的思想采取切實行動的社會運動者，他將自己定位為“是一個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著自己的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梁漱溟畢生所探索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適應和發展、在世界現代化洪流中如何繼承和發揚，并深信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必須依靠和遵循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有效地進行各種改革。他指出，所謂“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就是放棄盲目摹仿西方的民主政治，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尋求社會改革的方向和對策。
梁漱溟認為，相較于西方社會崇尚的“個人本位、階級對立”，中國所注重的“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社會結構，是有其合理性的。梁漱溟是一個思想者，更是一個行動者，他希望通過改造社會結構進而實現社會改造與民族救贖。他認為自己找到了這條社會改造的道路，那就是鄉村建設。在錢理群看來，梁漱溟自覺地以儒家思想為鄉村運動的導向，鄉村建設是梁漱溟尋找中國文化和民族再生的自救之路，這構成了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最主要的特色。
二、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文化實踐
梁漱溟將鄉村建設視為文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他強調，“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20 世紀 20 年代起，在知識分子中圍繞中國發展道路問題，存在“以工立國”和“以農立國”的爭論。1923 年春，梁漱溟在山東曹州中學的講演中明確提出“農村立國”的主張。“以農立國”的系統理論是由章士釗在第二次游歷歐洲后提出的建國方略。他于 1925年在《甲寅》雜志上發表《農國辯》一文，指出“以農立國”，認為“吾國當確定國是，以農立國，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農”。梁漱溟更是將“農村立國”與“文化救贖”結合起來，身體力行地開展社會實踐。應李濟深的邀請，他于 1927 年 5 月與王平叔、黃艮庸南下廣州，尋找鄉村建設的機會。他出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在《國聞周報》（第 5 卷第 35 期）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第一次將鄉村建設構想和實踐對外表述出來，希望通過地方自治的形式從社會基層培養民眾新的政治習慣。1928 年，梁漱溟在廣州開辦鄉治講習所，主講《鄉治十講》，著手培養一批鄉治干部。1929 年 2 月，梁漱溟組織廣東政界、知識界人士前往華中和華北地區考察，先后考察江蘇昆山安亭鄉徐公橋、中華職業教育社所辦的鄉村改進會、河北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區及山西太原、汾陽、介休、趙城等地。通過實地考察，梁漱溟對當時中國各地創辦的鄉村教育和鄉村自治運動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悟，進一步堅信鄉村建設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可行的途徑。他指出，“以鄉村為根，以老道理為根。另開創出一個新文化。‘開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這便是‘鄉村建設’”。
梁漱溟持續地開展了多地的鄉村建設社會實驗。1929 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接受河南人梁仲華的邀請，擔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主持全院的教育工作，同時負責農村組織訓練部的課程講習。他起草了《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和《河南村治學院組織大綱》，對鄉村建設的方法論進行了系統的表述。1930 年 12 月，前往山東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始長達七年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實驗。山東鄉村建設的探索實踐使梁漱溟成為中國現代鄉村建設運動的精神領袖之一。梁漱溟設計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要下設研究部、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鄒平實驗縣和農場四部分，另設總務處、醫院、社會調查部、鄉村服務指導處、出版社、圖書館以及鄉村建設師范學校等機構。梁漱溟初任研究部主任，后又出任院長和鄒平實驗縣縣長。梁漱溟作為山東鄉村建設運動的設計者和主要負責人，撰寫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發起成立了中國鄉村建設學會。從村治到鄉治，再到鄉村建設，梁漱溟發起的救治鄉村運動，其本質是地方的自治運動和自救運動，希望通過培育一個充滿“倫理情誼”的團體組織，進而塑造一個“中國社會之新的組織結構”，使得中國建設走上一條既不同于歐美“個人營利自由競爭”的工商業道路，也不同于蘇俄“社會本位統治計劃”的威權化道路，而是鄉村建設的第三條道路。
梁漱溟構建了鄉村建設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梁漱溟是 20 世紀 30 年代最具影響力的鄉村建設的實踐者和理論家。1932 年 12 月，國民政府第二屆內政會議制定鄉村建設試驗區縣政建設條例。1933 年春，鄒平縣被確定為縣政建設實驗區兼鄉村建設實驗區，1935 年魯西、濟寧等 14 個縣被確定為縣政建設實驗區，1936 年山東的實驗區范圍擴大到 27 個縣。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這些實驗區內都可以委派管理人員，可以依照其構想在這些實驗區內開展鄉村建設。這樣，在梁漱溟等人的推動下，山東成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鄉村建設實驗基地，直到 1937 年，山東被侵華日軍占領，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告一段落。1936 年，梁漱溟出版《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對全國各地的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情況、社會狀況和實施策略進行了系統論述，希冀為中國鄉村的未來和中國文化的出路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梁漱溟推動的鄉村建設充滿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相輝映的實踐智慧，充滿了時代烙印的無奈和個人心性的悲愴。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是中國鄉村建設實踐重要的理論總結和精神遺產，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滋養和精神啟迪。
三、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文化觀念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是通過對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判斷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深刻分析，從中西社會結構的比較考察中提出來的。他對中、西、印三種文化形態進行了充分的比較，認為西方文化作為第一條路向，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形式是對人性的扼殺，使其發展到現在已經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致命性的危機；中國文化是第二條路向，雖因理性早熟而沒能夠在歷史上真正完成自身的出路，但留下了真精神的萌芽，必將替代比之低一階段的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條路向，印度人不談現世的人生問題，而是要超脫人生問題，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他指出：“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地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中國數千年文化所陶鑄的民族精神肯定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印度人，而一個民族必須依靠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因此作為中國人也只有依賴中國文化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與國家建設、民族發展息息相關。鄉村建設運動是中國社會發展和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以鄉村為本，以鄉村為重，中國文化的根就在鄉村。他指出，“就有形來說，就是鄉村——鄉村是中國文化有形的根；就無形來說，就是中國人講的老道理——那真有道理的老道理就是中國文化無形的根”。因此，他認為，國命所托，還是寄托在農業，寄托在鄉村。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的乙部中詳細地論述了鄉村建設的具體設計方案，“先講鄉村組織，次講政治問題，又次講經濟建設，末后講我們所認可成功的社會”，精心安排了鄉村建設的實施步驟。因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可以歸納為組織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等四個不同的層次結構。
第一，梁漱溟把鄉村組織的建設，放到了鄉村建設各項事業的首位，認為鄉村組織是實施經濟發展、科技普及和政治改革的基礎。鄉村建設運動起于中國鄉村無限制的破壞，是鄉村自救運動。他把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導作為建立鄉村組織的原則，對鄉村組織進行了具體設計：對中國古代鄉約禮俗進行改造和補充，建立鄉農學校。他認為，“中國失敗，就在其社會散漫、消極、和平、無力”，當時的中國不存在可以救濟鄉村的外部力量，鄉村自救“正為尋不出一個超于鄉村而能救顧他的力量”，中國鄉村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梁漱溟晚年在為回顧鄉村建設指導思想時，將其總結為“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梁漱溟把“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相結合，意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維持社會秩序的“自力、禮俗和教化”三種方式重新創制為一種新禮俗，積極引導農民的團體精神，推行社會改良、組織生產和農民合作化。
第二，鄉村建設運動是由于近現代以來鄉村破壞而激起的救濟鄉村運動，這種救濟鄉村運動首先表現為一種物質救濟運動和鄉村經濟建設。他在晚年還特別提到，“鄉治之行非從解決農村經濟問題入手必難成功”。他在鄉村建設的實踐過程中，著眼于解決農業發展面臨的具體問題，通過“流通金融”“引進科學技術”“促進合作組織”，旨在發揮“偉大的農業生產力”。[16]梁漱溟認為，經濟建設是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國能否達于新社會的關鍵之處。根據對中西社會的分析，他向國人揭示了“由農業引發工業”這條具有中國傳統色彩的經濟建設路向。他認為這是緣于中國的經濟事實和西方各工業國的教訓。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首先要掃除妨礙農業發展的四大障礙：治安、運輸、農民負擔和災害問題；其次要積極把握農業進步的三大要點：土地、人才和資本，分別通過建立農業科技推廣機關、鄉治講習所和開辦農民銀行來解決；最后實現由農業到工業。這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終極目標。
梁漱溟認為，只有采取教育與合作的方法，才能順利實現鄉村組織建設和鄉村經濟建設的統一。他指出，鄉村建設也就是民眾教育，民眾教育不歸到鄉村建設就要落空；鄉村建設不取道于民眾教育將無辦法可行。梁漱溟提出要改造現行的教育體制，使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不可分，將教育時間放散而延長，宜放長及于成年乃至終身，建立以社會為本位的教育系統，實行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梁漱溟一開始就認識到了合作是中國鄉村建設的必取手段，“西洋近代是從商業到工業，我們是從農業到工業；西洋是自由競爭，我們是合作圖存”。他認為增進社會合作是鄉村建設最為重要的頭等大事之一。
第三，鄉村建設運動是對中國社會建設要求的積極回應。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動力，“一定要靠鄉村里的人，如果鄉村里的人自己不動，等待人家來替他解決問題，是沒有這回事的”，但如果僅僅如此還是遠遠不夠的，他非常重視知識分子與農民的合作。“第二亦必須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術的人與他合起來，方能解決問題”。他指出，鄉村建設的目的猶如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推翻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建立起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革命是說一社會秩序的推翻與改建。社會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禮俗、習慣而言。一種秩序，即一套社會法制禮俗；而其社會之如何組織、如何結構，也即安排規定于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定一種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結果也就是社會結構的一根本變革”。
第四，鄉村建設運動著眼于重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當時的知識分子將中國出現的諸種問題都歸結于帝國主義的外部侵略、軍閥割據的內部混戰，以及晏陽初所謂中國平民“愚、貧、弱、私”四大頑疾之上，梁漱溟對此不完全認同。他認為，“外界問題（帝國主義）雖是有的，但中國內部問題大過外界問題；個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愚、窮、弱、私），但社會的不健全大過個人的不健全”。鄉村問題乃至中國問題面臨的最大之處在于“文化失調”。鄭杭生認為，梁漱溟鄉村建設就是以“中國文化失調論”為理論依據，以重建“鄉農學校”這一鄉村組織為基礎，其鄉村建設運動在本質上是一場鄉土文化的重建之路。梁漱溟指出，“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是社會結構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因此，梁漱溟認為，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就必須從文化建設入手，重建一個新的社會組織結構。這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核心。
四、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文化反思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反思中勾勒出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他認為，“就是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都社會化，這樣就實現了社會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意義在于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堅守和建設性繼承。幾十年前的梁漱溟，對此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策略，新社會的經濟建設必須是先農而后工，農業工業結合為均宜的發展；必須是鄉村為本、都市為末，鄉村與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溝通，相調和；必須是倫理本位，而不落于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兩極端；必須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離；必須不是階級社會，以理性代替武力；必須是生產和消費均實現了社會化。鄉村建設的根本就是以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涵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精神和物質載體，為推動鄉村建設提供強大發展動力。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由鄉村組織為起點，以實現其理想社會為歸宿，包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提出，雖然從一開始就遭受到來自城市救國論者吳景超、全盤西化論者陳序經、社會學理論家孫本文及以孫治方、千家駒、李紫翔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等各方或平和友善或尖銳激烈的批評，但這些批評否定不了梁漱溟以此理論為指導在山東等地開展的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實踐，也否定不了梁漱溟以鄉村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初心和使命。盡管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因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而最終失敗，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戛然而止，但也掩蓋不了蘊藏在其龐大而精細的鄉村建設理論體系和文化精神中的耀眼光芒。梁漱溟堅持通過文化轉型和文化發展推動鄉村建設和鄉村發展，強調中國本土固有精神，積極發揮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建立新的社會組織結構，救濟和復興農業，以農業促興工業，以合作促成自治，達到文化復興、經濟進步、政治民主的理想社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農耕文化是我國農業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不能丟，而且要不斷發揚光大。優秀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簽，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如今，在中國新的歷史時期繼續探索現代化的道路，我們還會遭遇梁漱溟曾面臨的那些困境：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要在什么樣的文化形態上進行？中國文化應該如何實現現代化？梁漱溟在幾十年前開展的鄉村建設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現實的實踐意義。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是一個針對現代國家建設的系統性思考，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綜合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轉型和國家全面治理的一個整體解決方案。他把中國鄉村建設和中國社會改造最終歸結為中國文化建設，認為中國的問題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而不只是經濟的問題或政治的問題，也不是某個局部的問題或某個環節的問題，應該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聯系起來考慮，強調這些問題之間的整體推進和總體協調。令人可喜地看到，八十余年前梁漱溟面臨的這些問題，正在被新時代黨中央擘畫的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的鄉村全面振興戰略所關注和解決。梁漱溟洞悉了中國鄉村和中國社會的真實問題，強調以中國文化推動鄉村建設、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時時提醒我們要重視鄉村建設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礎作用。
何以為村，何以成國？文化是鄉村的底色，文化是國家的命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動力和精神源泉。梁漱溟提倡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重視知識分子在鄉村建設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作用。這些主張無疑都是深刻而富有啟發的。今天，我們正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以中國文化之眼系統觀照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目標和路徑，要繼續沿著梁漱溟的文化實踐和理論思考前進。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家》202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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