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近些年，城鄉融合發展持續推進，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及“三農”領域內部諸多嚴重失衡問題逐步得以緩解，但2023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仍有2.39，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系統集成推進城鄉、工農及鄉村內部諸多方面的“再平衡”，是農村改革再深化的關鍵舉措。
1.城鄉資源要素雙向奔赴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物質基礎
當前，城鄉資源要素流動存在著明顯的單向性，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而城市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下鄉的步伐卻相對緩慢，農村人才流失嚴重，資本投入不足，技術水平落后。央行《2023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末，全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237.59萬億元，農業貸款余額僅為5.84萬億元，占比不足3%。《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我國2023年數字經濟滲透率三、二、一產業分別為45.63%、25.03%、10.78%，農業數字化水平大大低于二、三產業。發達國家農業數字化水平大都在30%以上。
5億多在農村生活的群體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一直在鄉村生活從未進城打過工，一部分是進城打工后又返鄉生活。鄉村人才大量流入城市，而城市人才到農村開展技術服務、教育培訓、創業就業者鳳毛麟角。資源要素的非均衡配置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源頭，當務之急在于以綜合性舉措全方位推進城鄉資源要素的均衡配置。
2.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關鍵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發展的動力來源于多個層面，一是家庭承包經營，二是發展鄉鎮企業，三是農民進城打工，四是土地規模化經營和農民兼業，五是城鄉融合。其中，前三個層面屬于內生動力，后兩個層面則屬于外生動力。學界一直在探討農村發展是依靠內生動力還是外生動力。事實上，解決農村的問題，內外動力都要調動起來共同發揮作用。
在家庭承包經營、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民進城打工階段，內生動力很強，但隨著農村進入規模經營和城鄉融合的新階段，內生動力逐漸減弱，呈現出“內弱外強”的特點。農村是農民的農村，農業是農民的事業，建設農村、發展農業，農民既是受益者，又是參與者、建設者、創造者，更是主體、主力。一些地方存在的“干部拼命干、群眾旁邊看”現象必須克服。因此，如何調動內力，讓農民積極參與，使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都能充分發揮作用，是眼下亟須解決的問題。
3.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最終目標
糧食安全是國家的安全，是國家戰略的核心，而農民的經濟利益則是他們生活的基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越來越注重農業生產的市場表現，他們關心的是“春天種什么對，秋天賣什么貴，什么農資最實惠”。因此，要通過政策調整，平衡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既要保障糧食安全，又要讓農民有錢賺。
例如，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完善對糧食主產區和產糧大縣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糧食主產區以人均糧食生產產出來實行財政轉移支付，根據產量多少來決定轉移支付的多少。同時，要幫助糧食主產區發展加工業和服務業，以拓寬農民的收入渠道，確保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提升農民的福祉。保障種糧農民的積極性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4.糧與食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重要方向
隨著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食物的需求已從簡單的“吃飽”轉向“吃好”，飲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人們的飲食以糧食為主，而現在，肉類、蔬菜、水果等食物的消費量不斷上升，糧肉菜的比例已從8∶1∶1變為4∶3∶3。這種變化要求我們必須轉變觀念，將目光從單一的糧食生產擴展到更廣泛的食物資源開發。
人類經過上萬年的生產生活實踐探索，發現自然界有2000多種可食用植物，而目前常吃的糧食僅10多種、蔬菜只有160多種，開發潛力巨大。除了糧、油、菜、肉、蛋、奶、魚、蝦蟹、瓜果、薯類等傳統食物，食用菌等新興食物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開發這些多樣化的食物資源，不僅可以滿足人們對食物多樣化的需求，還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促進農民增收。因此，農業需要從傳統的“糧”的概念中解放出來，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大資源觀、大市場觀、大生態觀和大節約觀，將“糧”與“食”結合起來，統籌推進，協調發展，實現從單一糧食到多元食物的轉型。同時，務必清醒地看到“糧安容易食安難”這一農業領域的新挑戰。
5.三次產業融合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有效路徑
長期以來，農業發展存在“重生產、輕加工、缺銷售”的“重頭輕尾、有頭無尾、大頭小尾”問題，導致農產品附加值低，農民收入難以提高。要推動農業現代化，必須實現三次產業深度融合，讓“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發展。這需要貫徹“頭尾相連，產銷對接”的農業產業哲學思想，將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環節緊密連接，形成完整的產業命運共同體，讓“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哲學終極追問在農業產業體系構建中得到圓滿回答。
當下，需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延長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并通過農產品貿易開拓市場，帶動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同時，著力開發旅游休閑、觀光體驗、養生養老等新型農業模式，探索多功能、多業態的農業發展新路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可以改變農業產業頭重尾輕、頭大尾小的現實困境，更能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大大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
6.兩類經營主體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重點內容
農村未來的發展將依賴于兩類關鍵的經營主體，一是提供農產品的經營主體，二是提供農業生產性服務的經營主體。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服務主體數量不足，服務質量也有待提高。
數據顯示，我國農業科學家在科學家群體中的占比僅為0.049‰，這意味著在2萬名科學家中，僅有不到1名為農業科學家。相比之下，美國農業科學家的占比為0.738‰，是我國占比的15倍以上。同時，美國農民僅占總人口的1%，但為農業服務的服務業從業人數卻占總人口的20%左右，而我國這一比例則遠低于此。我國每萬名農業從業人員中有農業科技人員32.4人，而美國為78.2人。這就亟須通過政策引導和人才培養，促進服務主體數量和服務質量的雙提升，為農業生產提供全方位支撐。
7.農民剩余勞動時間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具體任務
有的農民說，一年12個月他們的時間分配是1個月過年、3個月種田、8個月空閑，不僅浪費了農民的勞動時間，也限制了他們的收入增長。農民剩余勞動時間的再平衡就是要充分利用農民這“8個月空閑”，將其轉化為“8個月掙錢”的收入來源。為此，需要為農民創造能夠就近就地就業的環境、條件和機會，提升他們的多項就業技能。
推動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特色農產品加工等產業的發展，既能填補農民在農閑時期的空白，又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多樣化，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近就地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從而實現農民剩余勞動時間的再平衡，推動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8.公與私的再平衡，是推進農村改革再深化的堅實保障
公與私的再平衡涉及國家這個大公、集體這個小公與農民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國家大公利益的核心是糧食安全，必須得到保障。集體小公利益的核心是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不能削弱受損。農民個體利益的核心是持續增收，這是激發農民始終保持生產積極性的關鍵所在。因此，在協調國家、集體與農民個體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時，要充分認識這是一場上與下、國與家、公與私、官與民的利益平衡，一定要實現上與下利益共享、公與私利益兼顧、國與家利益融合、官與民利益均衡。
“再平衡”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需要可持續的制度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創造了兩個可持續，即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和社會穩定的可持續。正在探索兩個可持續，即生態文明的可持續和制度支撐的可持續。“再平衡”理念與探索可持續的制度支撐高度契合。
（作者系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2024年12月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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