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美麗鄉村，須正視鄉村的五大困局：
一是生態困局。農村生態環境已遭到了空前的破壞，樹木被大規模地砍伐，一路走過，許多山頭都是光禿禿的。不少河水斷流了，水嚴重污染了，霧霾如黑云壓城城欲摧。人們正面臨著空氣有毒、水有毒、農產品有毒、食品有毒等的毒環境。今日的鄉村不能承受污染之重，人們的生命不能承受有毒之重。
二是人口困局。一方面，現行的城鎮化模式將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吸入城鎮，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三留守”之地，不少鄉村成了空心村。另一方面，長期強制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人口結構，加速了人口老齡化，催生了一系列人口老齡化問題，鄉村成了老人村。鄉村沒有年輕人的活力，就沒有鄉村發展的活力。如果鄉村沒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自然延續，就沒有鄉村文明的延續。
三是安居困局。權力與資本合謀攫取鄉村價值，使老百姓陷入居不得安的危險境地。各地風起云涌的強征強拆，使老百姓的住宅毀于一旦。仇和式的強拆執政方式，對百姓的住宅權利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一些地方的圈城收費、圈村經營、拆村并居、強迫農民上樓等種種地方政績運動，將百姓的居住幸福打入冰水之中。
四是治理困局。鄉村的老人化、空心化，使鄉村陷入空前的治理迷惘；城鄉二元結構，自治與他治矛盾，使鄉村呈現治理失衡；不受約束的權力任性與資本橫行，使鄉村社會正義缺失，小官巨腐，折射出鄉村治理失靈；有利于農民的好政策得不到有效貫徹落實，不利于農民的土政策又得不到有效制止，造成了鄉村的治理困境。
五是文化困局。文化是人類文明之魂。幾千年的鄉村文化遭到了兩次致命的摧殘：一方面是全能主義的革命性摧殘，另一方面是原始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性摧殘。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摧殘，使傳統鄉村文化中斷和缺失，從而導致道德的淪喪和正義的喪失。
造成鄉村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現代化對傳統農業文明的沖擊與挑戰。第一，全球性的工業文明的沖擊。中國長期以農立國，1840年以后，當中國農業文明遭遇西方的工業文明后，鄉村的破壞就開始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就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梁漱溟認為，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一方面帝國主義侵略在破壞鄉村；另一方面，中國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也無非是在破壞鄉村。因而他說鄉村建設運動就是鄉村自救運動。工業文明在取得巨大物質成就的同時，也嚴重滋生了破壞鄉村的“工業文明病”。第二，鄉村困局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產物。60多年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可分為兩個階段：改革以前，在革命熱情驅使下“打破舊世界”的大躍進式的破壞；改革以來，在經濟發展驅動下“實現現代化”的建設性的破壞。
重建美麗鄉村，需多管齊下：
一是全面反思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對地球母親的掠奪空前驚人。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推進，使得以農業文明為主要載體的鄉村被摧殘得七零八落。與農業文明相比，工業文明放縱了人類的無窮欲望，不僅鄉村不能承受掠奪之重，整個地球也不能承受掠奪之重。反思工業文明，超越工業文明，就需要我們全面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不只是一種環境保護思想，更是一種可持續的文明形態。我們要以生態文明為統領，轉變思維方式，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
二是全面推進雙重改革。新一輪改革既要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舊弊端，又要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新問題，從而建設一個既繼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又體現時代發展特征的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全面推進雙重改革，關鍵是馴服權力與資本。權力與資本是人類社會最強大的兩種力量，這兩種力量都是“雙刃劍”。人們對待權力與資本有三種基本的態度。在如何對待權力上，第一種是消滅權力的無政府主義；第二種是迷信權力的國家主義；第三種是馴服權力。既然公共權力既不能消滅，也不能迷信，那么唯一現實和理性的選擇，就是馴服權力，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建設現代法治國家。在如何對待資本上，第一種是消滅資本，將資本消滅了，當然就不存在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了；第二種是迷信資本，放縱資本的橫行，造成原始資本主義的泛濫成災；第三種是馴服資本。既然資本不能消滅，同時也不能崇拜和放縱，那么現實的理性選擇就是馴服資本，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三是全面促進社會成長。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政府、市場、社會、生態的四維結構之中，市場是無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社會是拯救之手，生態是控制之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要起權威性作用，生態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中起控制性作用，社會在人類文明和進步中起拯救性作用。建設美麗鄉村，必須使社會全面成長和發展起來。因為政府在政績的驅動下容易濫用權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容易放縱任性，面對強勢的權力與資本，社會必須組織起來進行自我保護和修復。促進社會的全面成長與發展，我們既要復興中國傳統社會公益組織，又要積極發展現代社會的公益組織。
四是全面維護農民權利。不受制約的權力與不受制約的資本，對農民權利侵害很大。傳統工業化、城鎮化對鄉村的破壞，實質上也是對農民權利的侵害，對農民生存家園的侵害。但農民卻在任性的權力與放縱的資本面前無能為力，這是因為農民自我維護與發展的權利沒有得到尊重、保障和實現。我們需要認真對待傳統與現代、自治與他治、德治與法治。鄉村的重建與出路，在于農民的覺醒與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在于農民的組織化權利的保障與實現。沒有農民的組織化、主體性，就沒有農民的尊嚴，也就沒有鄉村的美麗。公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病態和扭曲的社會。
五是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長期以來我們對自己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與破壞，是當今社會道德淪喪、社會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傳統文化蘊涵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以和為貴的秩序觀、以德為本的道德觀、以孝為先的家庭觀、以道立身的人生觀。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對于我們反思現代性、糾偏現代化、重建新鄉村具有不可忽視的正能量。
（作者系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博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化》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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