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我國人口城鎮化發展進程:基于三個維度的熵值法測算
摘要：城鎮化程度不斷提高是各國經濟向前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國官方公布的50%以上的城鎮化率并不能客觀反映出我國當前的城鎮化程度，主要表現為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落后于土地城鎮化水平。本文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運用熵值法從城鎮發展現狀、城鎮居民生活、城鎮居民保障三個維度，構建出人口城鎮化評價體系，測算了我國31個省的人口城鎮化程度。經測算得出我國總體人口城鎮化指數顯著低于官方公布的城鎮化水平。其中，上海、北京的人口城鎮化指數不僅低于其官方城鎮化率，且低于其他地區一般水平。
關鍵詞：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人口城鎮化指數測算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是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對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城鎮化的傳統含義，即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
我國城鎮化發展經歷了由低速向高速增長的轉變。自新中國建立到1977年，我國城鎮化推進極其緩慢，在將近30年時間里，城鎮化率從10.64%上升到17.55%，平均每年僅提高0.25。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鎮化呈爆發式增長。截止至2014年，統計局公布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54.77%。
我國在較短時間內的城鎮化率大幅提高也引起了部分學者對城鎮化質量的質疑。對僅用22年的時間就將城鎮化率從20%提升到40%，而這一過程英國歷經120年，法國歷經100年，德國歷經80年，美國歷經40年。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對我國目前高城鎮化率提出了質疑。陸大道等（2007）認為雖然中國城鎮的統計數量在上升，但是其實質上沒有達到真正的城鎮水平，實際上還是農村。城鎮化水平的大幅上升往往就是被過度城鎮化的大型城市所拉動（楊偉魯，2011）。現有城鎮化率統計中將未享受到與市民同等待遇的農民工也計算在內，因此很多學者認為現在的城鎮化率是不客觀不真實的（劉文勇等，2013）。
可見在我國目前城鎮化過程中暴露出了“整合困境”（Emile Durkheim），這是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面臨的一大難題（李愛民，2013）。
學術界自此出現幾個有關城鎮化不整合的概念。“半城鎮化”是一種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換過程中的不完全的城鎮化狀態，表現形式為半城鎮化區域和人口半城鎮化(何為，2012)。在半城鎮化的狀態中，存在人口與城鎮區域不整合，人才市場與就業市場不整合，社會各層次人員的工資水平不整合等現象（王春光，2006）。“偽城鎮化”即“不完全城鎮化”，是指由于我國城鄉分割、戶口制度的約束，大量農業轉移人員即使被計算為城市人口，其實卻無法同市民一樣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務，其收入水平、消費模式也低于普通市民。在《關于遏制“冒進式”城鎮化和空間失控的建議》報告中，首次提出“土地城鎮化”概念，我國“土地城鎮化速度太快”并“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的不整合現象受到普遍關注（李昕等，2012）。城鎮化開始以人為核心。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戰略目標，并在中共十八大進一步被強調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單卓然等，2013）。“就地城鎮化”被稱為“新型城鎮化的第三條道路”，是一種“不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以中小城鎮為依托使人民過上城鎮水平的生活（石憶邵，2013）。其實質也是人口城鎮化。“人口城鎮化”是人口經濟活動的轉移過程，其內涵可概括城市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不斷發展并向農村人口滲透，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并不斷現代化（王麗艷等，2014）。我們所需要的是內涵式、高層次的新型城鎮化，這種注重人文平等的新型城鎮化正是我們所追求的“人口城鎮化”（張富強等，2013）。
目前我國高城鎮化率反映出的只是一種土地城鎮化，即一種追求城市規模的粗放式、低層次的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落后于“土地城鎮化”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城鎮化的表象是城鎮土地外延擴張的土地城鎮化，而人口城鎮化指人口在城鎮的集聚水平，也是城鎮化的發展本質（蔡衛紅，2013）。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存在“冒進式”的土地失控（姚士謀等，2014），我國在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中過于追求土地的擴張，忽視了城鎮化本質，導致目前城鎮化率“虛高”，我國城鎮化發展并未在實質上趕上世界水平。鑒于此，對“人口城鎮化”的研究及測度勢在必行。
本文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即對于全文關鍵詞及中心觀點進行闡述及簡要說明，對“城鎮化”相關的各種名詞作了概括介紹。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對國內外學者專家的觀點進行列述總結。第三部分為模型的構建，對于本文所要使用的模型及變量進行介紹并說明理由，構建實證模型。第四部分為實證分析，對于已構建的模型的回歸結果等進行解釋說明，并對于兩類型的結果進行對比分析。第五部分為政策建議，結合實證結果對中國人口城鎮化問題進行分析并給予政策上的建議。
二、文獻綜述
關于城鎮化的研究，學術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城鎮化本質內涵的研究
針對我國的戶籍制度，人口城鎮化所帶來的好處與優勢是無可厚非的，加強新農村的建設也是當前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勢在必行的歷史重任（胡前，2013）。土地城鎮化為人口城鎮化作了鋪墊，提供了前提條件，而人口城鎮化是土地城鎮化的結果及目標，土地城鎮化率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城鎮在空間上的發展狀況，但不能反映出人們生活方式及身份等的轉變（吳先華，2011）。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應該是站在同一目標上的，然而實際上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之間又存在著較大缺口（田新朝等，2013）。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調查結果中，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占第二產業從業人員58%，第三產業的52%，龐大的影響力就說明了這些未人口城鎮化的農民工們其實也是造成中國城鎮化虛高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楊偉魯，2011）。
然而，我國現使用城鎮化率并未真實表現城鎮化內涵。在我國城市擴張的同時卻沒有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們提供生活用地，農民工不等于市民的收入無法支付在城市內高額的房價以致于他們無法落戶于務工的城市，從而土地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反而拉大了與人口城鎮化的距離（陶然等，2008）。從1982年到2005年，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大了4倍，而人口城鎮化水平僅為原來的兩倍，由此可見，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正處于嚴重的不平衡、不協調中（范進等，2012）。在過去的城鎮化進程里，我國的土地失控現象日益嚴重，中心城市以粗放的模式向外圍空間蔓延，比較而言，人口城鎮化則不如土地城鎮化發展如此之快了，而新型城鎮化即為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王麗艷等，2014）。中國52%的城鎮化率仍在存在虛高成分：一是農村地區“被城鎮化”，大部分城鎮周邊地區雖然被劃為城鎮但實際卻沒有達到城鎮的各種水準；二是農民“被市民化”，許多進城務工的農民雖然在城鎮地區工作生活，但卻由于取不到該地戶籍享受不到與市民同等的待遇福利，實際上還并不是這個城鎮的一份子（馬曉河，2014）。
（二）人口城鎮化率指標體系的選擇研究
研究結果中顯示，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及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數是主要影響遼寧省人口城鎮化水平的因素（姜照華等，2011），但其選擇的指標過于單一。市人均GDP、房地產開發投入、土地供應面積、工業總產值因素等指標被納入對重慶市的城鎮化率進行重新估量的體系中（王仲萍等，2013），但對于農民福利考慮過少。人口就業、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公共安全、資源環境、居民生活和城鄉一體化等方面也是影響到人口城鎮化健康質量的重要方面（何平等，2013），但他所給出的指標體系只涉及到大中型城鎮的發展測度，并沒有對小型城鎮的發展衡量給予幫助。
也有學者建立了一個極全面細致的指標體系，包括人口率、用水普及率、公共設施普及率等詳盡指標（周素珍，2013），然而該指標不能完全適用于中國人口城鎮化的注重點，不具備針對性。有學者從經濟規模及效率、物質及精神生活、城鄉互轉發展及其差距、資源條件及污染處理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分析，提煉出21個微觀詳細的指標（張春梅等，2012），包含的較為詳盡，但指標過于繁雜。
本文借鑒了大量學者的文獻進行參考，避免一系列缺陷對人口城鎮化程度進行有力分析。第一，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從宏觀、微觀及發展三個維度來選取指標并對人口城鎮化指數進行研究，結果能較為全面地反映出農業轉移人口的狀況從而可以給出有效具體的政策建議。第二，選取了一共24個指標對人口城鎮化進行測度，這24個指標都是借鑒了以往學者對人口城鎮化研究變量的選取，去除一些本文認為不太合適的指標后得出立足于民生的指標。第三，調取全國除港澳臺外的31個省（含直轄市）的數據，由2008年至2012年五年的時間跨度加強了結果的可信度。第四，采用了熵值法對人口城鎮化程度進行衡量，步驟簡單明了，權值占比的基礎理論也極其具有說服力。
三、模型的構建
本文的目的是構建一個較為全面的指標體系，對能夠真實反映農民真實生活生產質量的人口城鎮化進行測量。綜合上文對國內學術界指標體系的研究，站在以人為本的出發點，結合城鎮發展現況，對比土地城鎮化“虛高”所忽視的微觀指標，能夠以微觀的角度從農民的生活生產質量反映出我國城鎮化的現狀。從城鎮發展現狀、城鎮居民生活及城鎮居民保障三個維度選擇了如下24個指標：城鎮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消費水平、6歲以上大專及以上人口數、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城鎮登記失業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地方財政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城市人口密度、每萬人擁有公交車數、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每萬人醫院和衛生院床位數、城鎮職工參加養老保險人數、參加失業保險人數、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年末參保人數、工傷保險年末參保人數、年末參加生育保險人數、城鎮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費支出、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娛樂服務消費支出。利用合理有效并具有說服力的方法對市民化程度進行衡量。
考慮樣本地區的選取，鑒于本文研究目標為與土地城鎮化存在差異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庫中提出除港澳臺的31個省份直轄市的數據，考慮數據本身誤差問題，每個地區都選取了從2008年到2012年共五年的數據，并逐一進行分析。由于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統計數據只部分更新至2013年，因此我們只選取31個省份2008-2012年的數據。
對人口城鎮化程度的測量，由于考慮到眾多因素對于該程度的影響不同，且相互作用，文章采用了熵值評價法對指標體系中各指標進行評價并最終得出市民化的程度。熵是信息論中對于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就小，熵也就小；反之，信息量越小不確定性越大，熵也就越大。因此在本文的市民化程度衡量中采用熵值法，對指標體系及市民化的程度進行全面細致的計算分析。
按照熵值法的步驟，結合本文中選擇的24個指標進行分析；
（1）選取時間記為i（i=1,2,3,4,5），指標數記作j（j=1,2,...,24），為第i年第j個指標的原始值，通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及數據庫得來的數據對指標原始數據進行統計，列為矩陣X。時間選取為2008-2012年的十年數據，選擇五年的跨度是為了獲得的信息誤差盡可能小。
(2)由于各指標的計量單位并不是統一的，在對它們進行綜合計算評價測量之前，要先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令其絕對值轉變成為相對值，且令=||。且由于正負項指標所代表的的含義不同，對正負項的標準化處理要分開進行，方法如下：
最終得出的2008-2012年各地區人口城鎮化綜合評分如下表所示。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2008-2012年全國31個省份直轄市平均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分別為0.1054、0.1475、0.1871、0.2508、0.3074。而中國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城鎮化率2008-2012年分別為45.68%、46.6%、49.68%、51.27%及52.57%。從數據中很容易看出人口城鎮化程度遠遠低于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城鎮化率，而該城鎮化率是采用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所得到的，因此我國50%以上的城鎮化
率存在一定的虛高問題，該問題產生的關鍵原因就是忽視了人文因素，沒有重視到未取得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的待遇及公共設施服務等。
在各地區人口城鎮化率的24個影響因素中，其比重也各不相同。廣東、河南、陜西、甘肅權值占比最大的為“城市人口密度”；山東、北京、天津權重最大的為“城鎮登記失業率”；貴州、四川、廣西權值最大的因素為“每萬人擁有醫院及衛生院床位數”；新疆、海南權值最大因素分別為“城鎮居民人均居住消費支出”及“城鎮居民人均文教娛樂服務消費支出”；湖南、吉林為“城鎮人口占常住人口比”；河北、內蒙、寧夏都為“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因素；安徽、黑龍江為“6歲以上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數”；遼寧、山西、重慶為“參加失業保險人數”；西藏為“人均城市道路面積”；湖北、江蘇權值最大因素為“人均公園綠地面積”；上海、江西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浙江為“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從上面給出的數據可以看出，基本上人扣城鎮化率在同一個水平的地區其權值最大，即對結果影響最大的因素相應的為一個類型的因素。因此該熵值法得出的結果真實具有一定可靠性。
2008-2012五年的數據中，2008年人口城鎮化率最高為上海市0.1381，最低為寧夏0.0919；2009年最高為上海0.1776，最低是貴州0.1357；2010年最高為吉林0.2022，最低為山西0.1754；2011年最高為廣東0.2635，最低為北京市0.2326；2012年最高為山西0.3271，最低為上海0.2459。從以上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北京、上海這四大城市中的兩個都在不同年份落位于最后一名。眾所周知中國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為城鎮化發展非常快速且流入人口是最多的城市，然而本文中的熵值法結合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卻與我國暫時現狀相反（廣東及深圳由于被歸類于廣東省一個大區域，因此本文未對其進行單獨測度）。
由歷年的數值來看，我國各地區各省份并未達到國家公布的全國城鎮化率，這也說明我國人口城鎮化的腳步并未跟上土地城鎮化的發展，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人口城鎮化建設相對薄弱。但從差額的角度來說，08年差額為0.3514，09年為0.3185，10年為0.3097，11年為0.2619，12年為0.2183。每一年的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差距都在縮小，即說明在我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人口城鎮化仍舊是不斷在進步不斷在發展，并且逐年縮小了與土地城鎮化率的缺口。這也是我國逐年對以人為本城鎮化發展所作出的政策改革、財政扶持等努力的結果。
五、政策建議
針對以上得出的結論，給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土地政策問題。土地已經成為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城鎮化的進程中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在之前中國發展的歷程中，戶籍制度一直是阻礙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現如今戶籍制度的放開卻仍舊未能有效促進我國人口城鎮化的發展，這之中就存在土地政策問題對轉移人口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大多選擇放棄對農村自有土地的使用權而將土地以轉租或承包等方式轉讓給他人進行農業生產從而進城務工。然而隨著我國土地政策的一系列改革以后，農業轉移人口開始逐漸提高對土地所有權的意識，面對繼續留在城鎮務工和回鄉繼續持有土地的選擇他們開始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慢慢開始有農民工鑒于在城鎮生活的壓力及不愿意放棄在農村的土地從而選擇返鄉。
鑒于此，當局對土地政策的把握也是我國健康城鎮化建設的關鍵。合適健全的土地政策會驅使我國城鎮化逐漸回歸健康發展的道路上來。
第二，以產業結構轉型為導向加強農民就業規模及質量。政府權力主導的城市化其實是產業導向的，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地方政府要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由此，政府還應該加強對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的成本以及生存問題的監督管理與財政扶持。從上述模型所得出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財政保障”各類因素對人口城鎮化有著可觀的影響。在已有的生活基本保障下應進一步采取措施調動農民對于人口城鎮化的積極性。所頒布的每一項保障措施要保證能夠實施到位。尤其要鼓勵當地農民對所屬農村的建設，使其盡快發展為城鎮，這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城鎮化市民化的質量。財政支持的側重點應該由“廣大市民”逐步轉移至農業人口上來，這樣可以更有效率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受歧視”、“不公平”等問題。例如河南鄭州在城市擴建過程中的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杜絕了“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的問題，一方面打造了航空產業集群，一方面啟動建設城市的配套設施。各級地方政府應該考慮將更多的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使用于城鎮發展過程中，以增強城鎮的承載、集聚農業轉移人口能力為目的。
第三，我國應該“以常住化推進城鎮化”。戶籍制度是我國自解放以來發展的重要趨勢，已經持續幾十年之久，嚴格的戶籍制度要在短時間內解決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事。那么要針對解除戶籍制度對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阻礙關鍵就在于“常住”和“落戶”。“以常住化推進城鎮化”正好有效地提供了方法。現如今經濟的發展、交通的發達，四面八方的交通網絡將中國變得遠沒有之前那么遙遠。家鄉和務工地之間由于便利的交通網絡致使農民在事業和家庭之間不需要進行取舍，那么這就很好地解決了農民工的福利問題和工作問題。而這“便利的交通網絡”需要我國政府對交通的財政性投資建設，以及出臺一系列關于農民工的優先權力或綠色通道等，不但解決了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城鎮化的一系列問題，也在建設的過程中提高了本國的實力。
我國無論是農村承接產業，或者城市的對外擴張，大部分地區正在進行新型城鎮化的實踐，推進了農民人居環境、就業方式、社會保障等方面由“鄉”到“城”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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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項目（編號：08C839），項目主持人：羅蓉，副教授；湖南省社科規劃辦項目(編號：09YBB384)，項目主持人：羅蓉，副教授。
作者簡介：羅蓉，湘潭大學商學院；顏文茹，湘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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