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日本經濟長期發展的學者都會發現這樣幾個典型時期：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高速發展的所謂“日本奇跡”時期；從1990年代開始的十年經濟停滯時期，即所謂的“失去的十年”；以及從1885年至1940年的二戰前經濟停滯時期。對于前兩個典型時期，學術界已經有了很多的分析，但是對于最后一個典型時期，目前的研究卻很有限。1885-1940年期間，日本的實際人均GNP（國民生產總值）一直維持在相當于美國實際人均GNP的1/3水平，為什么“日本奇跡”沒有發生在這一時期？ Hayashi 和 Prescott 2008年在JPE上發表的論文“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通過一個帶勞動力摩擦的兩部門增長模型顯示勞動力流動障礙帶來的部門間扭曲及其導致的資本積累不足，從而很好地解釋了產出的蕭條。作者之所以會試圖從勞動力流動障礙的角度來分析該問題，是因為發現二戰前日本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盡管存在非常大的城鄉收入差異，但是農業就業在整個二戰前（1885-1940）一直維持在1400萬。這意味著存在很強的非經濟因素在阻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
作者通過增長核算分解了人均GNP，發現日本戰前的人均GNP增長率相對于戰后表現較低，主要是由于較低的總體TFP（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和下降的資本-產出比率。為了分析由于勞動力流動障礙導致的部門間扭曲會對日本戰前的經濟發展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作者構建了一個帶勞動力流動障礙的兩部門新古典增長模型。
進而，作者采用數值模擬很好地擬合了日本戰前的人均GNP的數據；并且通過去掉勞動力流動障礙的反事實分析，發現扭曲帶來的產出影響是巨大的。如果不存在制度障礙，日本戰前的人均GNP會從美國的1/3上升到1/2。之所以會帶來如此大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消除制度障礙，一方面會提升總體TFP水平；另一方面生產效率的提升會刺激投資，提高資本積累水平。
至于為什么會存在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障礙，作者指出這并非源于政府對于跨區域移民的限制，而是社會習俗的制約所致。在戰前日本的農村，一直奉行 “長子繼承，諸子自由”的習俗，這使得一戶人家至少有一個勞動力留在農村進行農業生產。日本的農業部門在工業化迅速推進過程中并沒有萎縮，其奧秘就在于此。
備注：制度包含正式的法律規則和非正式的風俗習慣兩個方面。它是交易的結果，制度確立之后便形成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從而產生制度慣性。在這種慣性中，風俗習慣的變遷與法律規則的變遷都比較緩慢。所以，制度的變遷是漸變的過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量化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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