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背景下紅燈區研究進入方式的“變”與“不變”（1999—2015）
【內容提要】社會調查研究的具體過程與時代背景呈現出怎樣的關系？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當研究中介被借助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社會缺乏誠信、研究對象對于“被調查”的警惕越來越高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更好地思考、選擇調查方法？本文基于筆者1999年—2015年期間開展的多點紅燈區研究經驗，以“進入方式”為切入點，結合時代特點、立項背景，對田野工作的具體實踐過程進行分析與反身性思考。進而從深入研究所需要跨越的田野邊界（身體與物理空間、心理距離與更為綜合的文化邊界），以及學術獨立性出發，比較分析“前艾滋病時代”的“自我摸索式”（1999年—2002年）、“艾滋病時代”以疾病控制系統為研究中介（2002年—2010年）、“后艾滋病時代”（2010年—2015年）以草根組織為研究中介這三種進入方式的特點、優點與風險。希望以此類研究實踐為例，探討在變遷的社會背景下，尤其是在針對邊緣人群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思考方法學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紅燈區 田野邊界 進入方式 論方法 學術獨立性
一、 背景與問題：社會調查與時代背景
（一）學術與政治
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從一開始就烙上了鮮明的時代特點。比如，20世紀初，相當多的人類學家是在殖民的大背景之下被官方背景的機構派往被殖民地進行文化考察、了解當地風俗，以便更好地理解當地文化，當然也是為了更好地為政府出謀劃策，對其殖民之下的社會進行更有效的管治。因而，有學者稱早期的人類學是殖民主義的一部分。（克利夫德、馬庫斯，2006：6）即便是在現代社會，社會科學研究者作為政府的智囊而開展的研究也不乏其數。對于研究背景的這種政治性認識，在學界已不新鮮。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人類學界盛行的“寫文化”（克利夫德、馬庫斯，2006）思潮更是掀起了一股反思之風，深刻地沖擊了社科研究中“價值中立”的神話，也警惕我們成為“天真的經驗研究者”（周平、蔡宏政，2008）。研究者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是如何影響研究過程及文本寫作的，也逐步得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界的重視與分析。
田野點的社會與政治情境無疑也直接介入到學術研究中，不僅會作為被研究的內容加以呈現，也會影響研究的過程（凱蒂，2010）。學術與政治的另一重關系，就表現為田野點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特點，以及資料收集工作可能需要依托的行政設置的特點。
具體到中國情境，比如，戶籍制度、居委會、社區建設會影響到社會調查的隨機抽樣過程；城鎮化建設、社區建設會影響到初級抽樣單位的數量；人口流動也會直接影響到抽樣框的設定與抽樣的準確程度。而陌生人社會的形成、社會信任機制的破壞則增加了入戶的困難與拒答率。整個財務制度，具體行政體系中辦事人員的態度也會直接影響調查的過程。（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邊燕杰、李璐璐，2006）也有國外的研究者更為敏感地意識到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所面對的政治與文化特點，尤其是遇到的困難，并提出應該把田野調查過程作為了解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海默、曹詩弟，2012）。這也是在中文語境中，為數不多的涉及社會政治背景與社會調查過程之間關系的學術論文。
可以說，社會調查的政治性，或者通過國家意識形態、直接的資助背景發揮顯性的作用；或者透過社會規范對研究者的價值觀與知識圖示的日常嵌入得以隱性地體現；又或者透過社會結構因素，包括財務制度、行政設置與管理體系等在實踐層面具體影響調查過程。前兩個方面的內容在方法論及理論層面得到學界比較多的認識，而第三個層面，即從更為具體的調查過程入手討論研究方法與政治及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則在整體上是比較缺乏的。雖然，每個認真做過調查、跑過田野的人都對此深有體會，但是將其發展為具體的研究問題進行分析的論文寥若晨星。
（二）“論方法“：對于研究過程的研究
筆者把對于具體研究方法及過程的呈現、討論與分析稱之為“論方法”，它介乎于研究的具體技巧介紹與抽象的方法論討論之間。（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2-5）論方法，是把研究過程本身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加以分析與反思，讓權威性喪失神秘色彩（克利夫德、馬庫斯，2006：12）。其目的不是為了炫耀研究者的田野資本或展現自己的研究多么不易，它也不僅僅是一種解構式的事后反思與批判，而是希望在審視研究過程的基礎上，以以往的經驗教訓為鑒，建設性地發展資料收集的具體方法，提高研究數據與材料，乃至整個研究的質量。
方法是研究的基礎，但是遺憾的是，除了人類學對于田野調查有較多的反身性思考，國內社會科學界對于調查方法，尤其是調查過程的重視還遠遠不夠。筆者在寫作《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黃盈盈、潘綏銘，2011）時比較系統地梳理了相關文獻，總結了方法領域的整體特點：教材多于論述，譯介多過研究；定量調查中有關具體統計技術的介紹多于對于方法本身的分析與反思，定性調查又偏重于方法論層次的討論；不管定量研究方法還是定性研究方法都缺乏對于調查研究過程的具體展現、分析與反思。且整體而言，學界對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視與討論尤其缺乏。
最近幾年，有更多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譯介被引進到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不過，相關的學術論文依然缺乏。《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拉比諾，1977）之后所掀起的對于調查過程的反身性方法學風潮并沒有吹到中國來。類似《從田野中學習》（Whyte， 1984），《人類學家在田野》（休謨、穆拉克，2010）、《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海默、曹詩弟，2012）之類關注調查研究過程的論述性文章及著作并不多見，我們缺乏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敘述”（休謨、穆拉克，2010：43）。
這也是筆者及所在團隊基于二十來年在中國社會做田野調查的本土實踐，提出“論方法”的主要背景。本文的寫作也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的一種“論方法”的本土嘗試。
（三）筆者的紅燈區研究經歷：1999年—2015年
筆者自1999年開始從事與“小姐”有關的社會學研究。因為各個項目資助背景的不同以及具體研究主題的不同，迄今為止，在23個分布在不同地區（東北、四川、云南、寧夏、內蒙、廣州、山東諸省／市）的紅燈區做過多點社區考察。粗略計算，與團隊成員一起訪談了1132位小姐、239位媽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發廊、按摩店、KTV、站街等中等偏低場所工作的小姐。歷次研究的內容涉及：掃黃政策，性產業的經營組織狀況、網絡結構，小姐的自我認同與專業實踐，小姐的職業流動與健康，男客對于性、健康與艾滋病風險的理解，男民工談小姐，性工作草根組織的發展等等。如果說每一次研究借鑒的是人類學的傳統田野調查方法，那么綜合起來看，則更接近“多點民族志”的考察。
貫穿于這些研究，筆者一直以來對于調查研究過程非常感興趣，并有意識地記錄相關的信息，對于包括踩點，進入紅燈區的方式，以聊天、旁聽、觀察、體驗為主的綜合資料收集方法，相關的倫理問題也有過專門的論述。（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黃盈盈、潘綏銘，2011；黃盈盈、潘綏銘，2009）
十五年左右的時間跨度，以及跨地域的多點考察，加上對方法的不斷試錯，促使筆者把時間與空間（地域）納入到方法學的分析之中。綜合地思考這段時間內圍繞著紅燈區的這些研究，筆者有兩個深刻的感受與體會。
第一，從空間上來說，性產業內部分層明顯。即便是同一個層次的以發廊為主的紅燈區，不同地域、不同場所在經營組織特點、小姐與媽咪及客人之間的關系、群體的自我認同與職業實踐方面的差異都非常大。（黃盈盈，2004；Huang； 2010；潘綏銘、黃盈盈、劉振英，2005）。
第二，從時間上來講，除了性產業內部在發生著變化，2000年以來艾滋病項目的大規模開展，改變了紅燈區與主流社會（既包括衛生干預者，也包括研究者）之間的關系。近幾年，屈指可數的性工作者草根組織的發展也影響了紅燈區與研究者之間的關系。而2010年以來掃黃的加劇、媒體的報道帶來的社會熱議也在不斷改變著紅燈區的社會政治環境。筆者見證了這段小小的歷史，切身的感受與體會直接促成了本文的寫作。
對于空間層次所體現的各種差異的分析已經部分地寫進以往的論文之中。本文將集中在第二個層次的討論，即側重時間脈絡中凸現的差異性。空間層次的差異將為本文的分析提供輔助作用，幫助筆者更好地判斷在整體上，哪些差異體現在空間上（包括地域與不同場所），而哪些差異更主要地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帶來的縱向的變遷。
（四）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本文將以筆者在1999年—2015年間開展的紅燈區研究為例，在變化與差異中更為動態與全局地審視我們的田野調查過程，側重思考社會變遷、時代背景與調查研究方法之間的關系。
筆者關心的問題是：我們所選擇的方法，研究的過程如何受到當時社會背景的制約或者推動？反之，我們的研究過程及調查方法的變化又如何透射出時代的特點及其變遷？大時代與小田野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在現時背景之下，當研究中介和借助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輔助手段越來越多（比如網絡），社會缺乏誠信，研究對象對于“被調查”的警惕越來越高的時候，我們又可以如何更好地思考、選擇調查方法？
鑒于調查過程涉及很多內容，筆者在此僅挑選紅燈區進入方式作為切入點，結合研究項目的資助來源與立項背景，分析不同時代背景下紅燈區進入方式的特點，并從研究深度和獨立性兩個原則出發比較其異同與優缺點。
所謂“進入”，絕不僅僅是指“到達該地”這樣一種單一行為，而是指“與該社區建構起足以開展調查的人際關系”這樣一個過程。（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是否能成功地進入田野，與被研究者建立起怎樣的人際關系可以說是任何社會調查的關鍵環節，也是田野的第一步，直接影響到研究的可行性及數據資料的質量。
對于敏感人群的研究，田野的進入方式不僅僅重要，而且往往難度很大。進入的難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這些領域的實地研究。因此，對于性工作的研究通常是歷史的、文本的，而實地研究比較少，這樣相對比較安全。尤其是在一個性工作是非法的法律背景下，此類研究更加敏感。非法加上受歧視的環境也使得“這個世界（商業的性）很難為外來者進入，因此致使很多關鍵領域研究匱乏”（凱蒂，2010：6）。也正因為此，對于田野進入方式的討論在類似紅燈區研究的敏感領域變得尤為重要。
紅燈區研究的敏感性以及進入方式的挑戰性，使得筆者的研究經驗具有某種特殊性。但是，從方法學上看，這種特殊性并不會削弱相關討論的學術意義，恰恰可以更加充分、突顯地反映本文希望探討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研究問題。因為，在此類議題的研究中，研究者對整個研究過程會更加敏感，對研究過程與政治及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也會更加敏感。
二、走進紅燈區：不同社會背景之下的方法學嘗試
對于紅燈區研究來說（可以擴大為更廣范圍的“性研究”），艾滋病項目的盛行是一個重要事件。國外有學者甚至將艾滋病及防治項目盛行的年代稱為“艾滋病時代”（AIDS era，主要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并專門分析艾滋病時代對于“性”調查研究的影響（Catania et al.， 1995； Gagnon & Parker， 2009； Vance， 1991［1999］）。本文也將以“艾滋病時代”為分界時點，展現并分析艾滋病時代前后筆者所采用的紅燈區研究進入方法。
在中國，第一例艾滋病發現于1985年，艾滋病項目的開展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早期，“賣淫嫖娼”與“吸毒”是其重點。針對“小姐”這一被標定為高危人群的艾滋病防治項目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開展則是在2000年之后（社會科學的介入也可以說是以2000年中英艾滋病防治項目在四川省與云南省的開展為契機），一直持續十余年，直到前幾年重點轉向男男性行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人群。與國外學者籠統地把艾滋病流行的年代稱為“艾滋病時代”不同，筆者更傾向于從“艾滋病”在政策與社會層面產生的影響來劃分時間點，結合其與紅燈區之間的關系，可以粗略地把2000年到2010年期間稱之為紅燈區研究的“艾滋病時代”。
考慮到防治項目的開展需要探索時間以及筆者研究的具體情況，本文將以2002年之前（前艾滋病時代），2002年—2010年（艾滋病時代），以及2010年之后（后艾滋病時代）為三個大致的時間節點來展開討論。
（一）“前艾滋病時代”（1999年—2002年）：自我摸索式
筆者把2002年之前所采用的紅燈區研究的進入方式整體上總結為“自我摸索式”。這種自我摸索出來的進入方式，也成為我們進入紅燈區的基本模式。
第一次田野調查是在1999年，當時“艾滋病”對于社會上大部分人來說還非常陌生，針對小姐人群的大規模艾滋病防治項目也尚未展開。筆者還是社會學碩士一年級學生，沒有資助項目。研究初衷是香港“紫藤”（一個為性工作者提供社會服務的非政府組織［NGO］）的嚴老師意識到來香港工作的好多小姐是從深圳過去的，進而想了解深圳紅燈區的情況（沒有明確的研究題目），于是向潘綏銘老師借了一個女學生，并提供了路費以及食宿費。嚴老師是筆者紅燈區研究的學院外引路人。不過，即便她經驗豐富，也并不認識我們踩點所選中的那個紅燈區里的小姐。因此，進入當地的紅燈區都是自己靠著厚臉皮摸索實踐出來的。這段“進入”故事——天天在大街上溜達以尋求謀面機會，因為進入不了這個人群而焦慮，最后通過借撐衣桿認識第一個小姐，并由她帶我坐進發廊——在筆者的講座及論文中多次被提及，也是自己印象最為深刻的田野記憶，其中的糾結和尷尬、酸甜苦辣歷歷在目。
之后，筆者參加了2001年和2002年分別在四川、東北與廣州開展的三個調研項目。東北與廣州的研究是在“下崗”浪潮的大背景下開展的，關注小姐們的職業流動情況。（黃盈盈，潘綏銘，2003）僅四川的研究是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項目的資助，官方的研究主題是“路邊店小姐的艾滋病風險以及干預模式的探索研究”。時值中英艾滋病防治項目（2000年—2006年）的早期，四川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剛剛開始，因此沒有很多疾病控制系統的資源可以依托。而我們所記錄的當時試圖靠介紹信、政府行政機構這種正規方式“進入田野”的小故事很好地說明了“前艾滋病時代”地方政府部門對于紅燈區研究的典型態度。
2001年我們“進入”之前，專門請省項目辦的主任，給B市衛生局的領導打招呼，請求他們幫助我們，通過市里介紹下去。
當時，我們準備調查B市屬下的，位于A縣市區邊緣地帶的，新建開發區里的一個大規模紅燈區（當時的營業場所大約有82家）。這個地方名聲很大，甚至抑制了周圍其他地方性產業的發展。它屬于我們在項目設計中特別強調的那種“市郊型”紅燈區。它的主要客人就是A縣的市區人口，而且由于它就在高速公路上，因此吸引了省會和地級市的大批客人，遠途傳播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更大。我們原來準備花大力氣研究它。
省項目辦的招呼打到之后，B市衛生局的領導非常支持，馬上專門委派局里預防中心的主任及副主任，驅車趕到A縣。兩位領導在仔細研究了我們的實施方案之后，又邀請A縣衛生局的一位主管副局長和防疫站主任等5名領導，與我們共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
當時出現了兩種意見。市衛生局的領導傾向于：縣防疫站直接帶我們前去，并且利用防疫站人員的工作關系，首先打通一兩個老板，然后我們再進入現場。但是，當這個意見已經討論到如何安排具體時間的地步時，縣衛生局的領導提出：應該首先請示縣委的分管書記，然后再作決定。盡管市衛生局領導表示：這個工作可以作為市衛生局的業務工作任務來安排，但是縣里的各位領導還是認為應該請示縣委。
大約3個小時之后，縣衛生局的領導給我們傳達了縣委的正式意見：不同意在該地進行調查。事后我們得知，這是縣里的分管書記請示了一把手，一把手又征求了其他主要領導的意見，然后集體做出這個決定。
B市衛生局的領導對我們表示了愛莫能助。當晚，縣衛生局領導宴請了我們。在私下里我們曾經試探過：我們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去紅燈區，不提本地領導，甚至不提省項目辦，僅僅說我們是人民大學自己的研究項目。結果，領導非常緊張，反復強調：在縣委正式答復之前也許還有商量的余地，現在絕對不可以。我們又問：僅僅走馬觀花地去看看怎么樣？領導認為也不可以，而且說出了“重話”：要尊重當地黨的領導。（2001年田野筆記，節選自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262-263）
這個試圖依托政府部門“進入紅燈區”的失敗故事透射的社會背景是這樣的：2001年左右，衛生系統防治艾滋病的意識以及對于我們工作的支持是存在的，但是當時的艾滋病防治并沒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認為來研究紅燈區是屬于給地方抹黑，因此，很客氣地把我們宴送走。地方政府的這種態度跟后來艾滋病防治政策層層加碼之后是很不同的（潘綏銘、黃盈盈、李楯，2006）。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繼續“靠自己摸索”，直接通過小道消息（來自當地朋友、出租車司機等）住到紅燈區，靠長時間的接觸來取得媽咪以及小姐們的信任，并逐步能夠坐進發廊，運用觀察、聊天、旁聽、體驗的綜合方法開始資料收集工作。
筆者及團隊曾詳細記錄過2002年之前所實踐的“自我摸索式”進入方式的各種具體策略（潘綏銘、黃盈盈、王東，2011）。總結如下：
策略1：熟人介紹進入場所，這恐怕是最方便的方法。熟人如果是業內人士，當然是最好。退一步，如果熟人能夠介紹該社區的領袖人物或者關鍵知情人，也會事半功倍。可惜，這種方法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一則誰也不會真的“朋友遍天下”，二則如果該社區森嚴壁壘，我們的熟人往往也無能為力。特別是對于那些人脈不夠豐富的社區考察者來說，至少在紅燈區研究的早期，基本上還要靠“自食其力”。
策略2：在場所外（比如住所）認識小姐，然后由小姐介紹進入場所，再認識其他小姐。這種方式也不錯。其中借助外力的成分被減少了，社區考察者自己努力的余地增大了，要制造各種可能性來認識場所外的小姐。
策略3：通過搭訕、打麻將、看電視等方式直接進入場所找小姐聊，這是第三好的方式，也是筆者最常用的方式。即使老板頑固不化，易地再戰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在攻克一點之后，往往還可以“吃回頭草”，再次進入原來被拒絕的場所。這在小姐的自由度比較大的場所更加有效。
策略4：直接進入場所，首先打通老板，然后再找小姐。在筆者的實踐中，總的來看比較成功。在管理比較嚴的地方，通過老板或者媽咪這一關，是首要的。但是通常這只是意味著具有了走進發廊的敲門磚，之后還是要通過各種招數來跟小姐熟絡。
策略5：通過老板找老板，半失敗；直接地、正式地找老板，基本失敗。
概括而言，在“前艾滋病時代”，希望靠正式介紹信通過行政系統進入紅燈區的方式基本都是失敗的。而靠自己的努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直接認識小姐、媽咪則是常態。
（二）“艾滋病時代”（2002年—2010年）：疾病控制系統作為研究中介
2002年之后，筆者認為紅燈區研究進入了“艾滋病時代”。這個時期最大的特點是“艾滋病防治”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國務院更是在2004年把這項工作提到了“關系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民族興衰”的高度。國家政策紛紛出臺，在幾個大型國際艾滋病防治項目的推動下，全國各地的防治工作大規模展開。而由于前期的積累，不少地方已經建立了項目點，不管是動用地方人脈還是行政力量，多多少少與當地紅燈區有打過交道。在防治隊伍里面，發展“小姐骨干”與“同伴教育者”也是艾滋病防治中的主要策略之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4）。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筆者及所在的團隊于2004年—2005年以及2007年—2008年間分別開展了“針對男（嫖）客的艾滋病風險以及干預模式”的探討（受中英艾滋病防治項目的支持），以及有關“性產業與社會流動”的研究（受全球防治艾滋病與肺結核基金的支持）。這兩個項目基本上是受資助方委托而開展的。我們也因此提出，希望項目點所在地的疾病控制部門可以提供“引介”的幫助，試圖減少進入田野的難度，縮短進入時間。
事實上，相比于之前的“自我摸索式”，這個階段我們在“進入紅燈區”的環節上，確實更多地依托了從國家到地方各地項目辦，借用了當地已有的艾滋病防治經驗與資源。
以男客研究為例。相比于小姐，男客除了其嫖娼的非法性與社會歧視，分散的特點也增加了“進入”的難度。為了在更接近生活的情境下開展研究，我們還是以紅燈區（發廊／夜總會 ／ 茶館）為基點來尋訪男客（區別于在勞教所以及性病門診來訪談嫖客）。
通過與資助方的討論，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當地的配合情況、當地的性產業特點等），該研究一共選擇了云南與四川的四個地方，開始踩點進駐。
根據項目人員的介紹，昆明的夜總會、歌舞廳非常多。而且，他們的項目工作在不少場所都有“點”。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我們決定把昆明的目標定在中高檔場所，考察到這些場所里消費的客人的情況。
在基本確定了人群之后，當晚，項目辦工作人員就帶著我們去踩點。
我們一行7人先去了一家夜總會。因為項目辦的人員跟這家夜總會比較熟，經理還有領班（媽咪）非常熱情地把我們引進辦公室。寒暄之后，我們說明來意。經理剛開始估計沒有整明白，自己在那里講起來：來這兒玩的客人是怎么樣怎么樣的。在明確我們是想到他這里“蹲點”訪談男客的時候，他也表示同意，表示一定支持。領班也是笑嘻嘻的。
不過，在我們提出能不能今天晚上就開始的時候，領班說沒有聯系好，臨時不好找人。我們又提出，能不能明天在他們這里等，領班說聯系了人之后再通知我們，這樣，我們也就不用白等。他說得非常有禮貌，而且一再表示支持，但是我們知道這有點搪塞的意思，非常被動，但是也沒有辦法。而且，考慮到當晚的主要任務是摸底，所以就先走了，到第二家去。
第二家是一個歌舞廳，規模比較小。這家的經理也是個男的，比上家更加積極，而且非常配合的樣子，還給我們上果盤，閑聊了很一會兒。在具體談到我們的目的的時候，也表示支持，并且把管小姐的那個媽咪（很年輕的女孩子）叫進來跟我們聊，說她比較了解。媽咪覺得找客人會比較難，怕得罪客人。但是她認識幾個朋友，還有老公的朋友都經常到場所來，改天可以介紹給我們。彼此留下電話之后，我們就回去了。
出來的時候，項目辦的人指著旁邊的一家HY夜總會的牌子跟我們說，這是一家賓館的夜總會，里頭也是有很多小姐的。于是我們決定第二天直接就搬到這個賓館來住，以方便考察。考慮到剛才去的兩家都有點不牢靠，我們請項目辦的人明天再跟我們一起多踩幾個點。
第二天，我們就搬到了HY夜總會所在的賓館。晚上，先一起跟著項目辦的人去一家FY夜總會踩點，然后兵分兩路，兩個人在FY夜總會蹲點，另外兩個人在HY夜總會蹲點。
據項目辦的人介紹，我們賓館附近還有一家摸摸舞舞廳，叫BL。這家舞廳上午是一些老頭老太太來跳舞，下午開始到晚上就是摸摸舞。里面有很多小姐。我們決定在另一天來考查BL歌舞廳。
最后，FY，HY和BL成了我們的主要據點。而且，為了不出現第一天晚上被老板、媽咪的“電話聯系”搪塞的局面，我們直接就蹲在后幾家場所，并與老板說好會經常來。
……
FY夜總會有好幾個媽咪，其中Y姐是我們的主要關鍵人。項目辦的人告訴我們，Y姐曾參加他們項目辦的培訓與VCT檢測。對項目辦要求的在小姐當中宣傳艾滋病防治的工作還是比較支持的……（根據筆者的男客研究田野筆記整理［2005年11月］）
這里記錄了我們依托項目辦進入場所的最典型的做法：到達每個點之后，首先向當地的工作人員了解本地的情況。然后，花1天—2天時間實地參觀。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們的研究目的確定希望接觸的男客人群和場所。接著，在項目工作者或者娛樂業老板的幫助下，認識一些關鍵人（通常是媽咪，老板，小姐骨干等），請她們幫忙引介。
在不同的地點與場所，我們的具體策略會有所不同。大多數情況下，項目辦所提供的幫助包括：給我們介紹當地面上紅燈區的情況；帶我們踩點并認識場所的老板、媽咪或者小姐骨干。而之后，就是我們自己選擇符合研究要求的合適的場所，開始蹲點觀察，并在媽咪與小姐的引介下接觸、訪談嫖客。這里的引介基本上是介紹我們認識，其后的動員工作還是靠自己。只有在一個點，項目的工作基礎非常好，項目辦的同伴教育者能力很強（加上低社會階層的男客戒備心不是很強），所以能直接把那些找過小姐的三輪車司機和工地民工叫到活動室來（周末），進行訪談、座談；且直接帶我們到工地上聊大家對于宣傳材料的意見與建議。但是，很明顯，過度依賴項目辦的問題就是研究不夠深入，基本停留在訪談以及粗淺的觀察上，而沒有更好地運用田野調查的綜合方法來達到共述、共景與共情。
與“前艾滋病時代”的“自我摸索式”相比，“艾滋病時代”給研究提供了行政支持的社會條件，使得我們可以依靠疾病控制系統進入場所。這種方式的最主要特點是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出現了“中介”，且中介的性質是官方行政系統。這種性質的中介，為“進入紅燈區”帶來了明顯的優缺點。
其優點突出體現在它為紅燈區研究帶來便利，減少了進入的成本。首先，在初步認識、坐進發廊這個環節上，節省了很多時間與精力。與之前“飽受煎熬”的“自我摸索式”相比，我們在初期無不感到“欣喜”，甚至“受寵若驚”：田野調查“關鍵人”的作用也終于在我們的紅燈區研究中發揮出來了。其次，當地項目辦為我們提供的信息本身具有研究價值，確實可以作為一類“知情人”進入到研究之中。此外，研究中介的官方色彩，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至少不會被當地政府宴送走；萬一出現什么事情，還可以找政府。
也正是因為這些便利條件，大多數紅燈區研究或多或少都依靠了行政資源，并將其作為最主要，甚至是想當然的研究中介。研究中介官方背景的局限性以及對研究帶來的風險卻經常被忽略，或者被有意避之。
首先，依托疾病控制系統進入紅燈區這種方式，受限于當地項目辦與紅燈區的關系。如果關系較好，可以事半功倍；如果關系不好，就會事倍功半，甚至完全失敗。
在男客研究中，云南與四川的幾個點，當地的防治工作無論是在面上（工作點的范圍）還是與關鍵人的人際關系上，都是比較好的。因此，他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并且給了我們足夠的田野點選擇。
反之，我們也遇到過本地工作情況不佳的情況。其對研究的局限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當地只是在有限的幾個場所開展工作，工作面并沒有打開，這種情況下，研究者的選擇就更加有限了，通常沒法依照學術目的來選擇田野點。第二，項目辦與老板的關系并不是很好。這種背景之下，即便老板或者媽咪出于壓力讓我們坐進發廊，小姐們對于“上面介紹來的人”也是愛答不理的，或者隨便說幾句敷衍我們，甚至顧慮更多，反而加大了我們之間的心理距離。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我們身處紅燈區，實際上并沒有進入田野；即便是獲得了一些資料，其質量也是很可疑的。這種情況下，我們基本上放棄了項目辦介紹的場所，還是延續傳統的“自我摸索式”。這兩個局限性在邊緣人群、敏感議題的研究中尤其明顯。因為，此類研究中，研究對象因為身處社會邊緣、道德邊緣、法律邊緣，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往往更加緊張。作為研究者，我們不得不警惕研究中介的政府性質，以及其長期形成的與研究對象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其次，即便是工作開展得好的地方，項目辦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建立關系的前期，適合時間比較緊迫的情況之下使用。男客的研究中，在初步進入場所、認識關鍵人方面，我們確實獲得了很多便利。但是，隨著研究的推進，在后面如何跟關鍵人保持良好關系，并能在至少一段時間內促使她們切實地幫我們引介訪談對象，如何與直接的被訪者打交道，研究者付出的努力并不比“自我摸索式”要少，甚至更多。研究越趨向于深入，對于研究資料的要求越高，這種方式所能帶來的便利就越有限。筆者甚至覺得早期進入所節省的時間和精力，被推遲到了后面階段。從整個研究過程來說，研究者依然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與被訪者建立良好的關系，這個步驟以及相應的付出是省略不掉的，否則，研究只可能停留在表象與淺層，沒法深入下去。
也因為這些局限，在需要依靠疾病控制系統這類政府背景的研究中介進入田野的時候，為了保證研究的質量，首先需要審視研究中介的官方性質及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具體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再決定是否要在進入階段依靠官方力量；其次，即便是要依靠，也應該把此類研究中介視為潤滑劑，不應過度依賴，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依然需要付出各種努力，建立研究者自己與被研究者的信任關系，以便于研究深入開展。不管哪種情況，此類研究中介的官方性質及作用，可能帶來的便利與風險都要得到反身性地分析。
（三）“后艾滋病時代”（2010年—2015年）：草根組織作為研究中介
在“后艾滋病時代”，大規模的艾滋病防治項目或結束或撤出中國（比如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無論是項目資金、政策倡導、社會宣傳，還是實際的干預，其熱度與力度都有大幅度的降低。防治重點也較大程度地轉向男男性行為者。針對紅燈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逐步從項目式走向比較常規的疾病控制工作中。
2010年以來，與紅燈區有關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政治背景是掃黃力度空前加大，改變了紅燈區的一些特點以及當地疾病控制工作的開展（Huang & Pan， 2014）。盡管，紅燈區在建國以來一直是非法的，但是實際的掃黃實踐是不一樣的。筆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會碰到當地紅燈區被掃黃的情況，但是無論在力度、持續性還是實際影響方面都不能與2010年開始的大掃黃相提并論。
這段時間突顯的第三個重要社會背景是與性工作相關的小組的興起。服務于性工作者的草根組織在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艾滋病時代”有交叉關系。“艾滋病時代”，在項目（尤其是國際艾滋病防治項目的某些理念）的推動下，涌現了上百個小姐骨干與同伴教育小組。但是，依托艾滋病防治項目建立的這些小組，在“后艾滋病時代”各類國際項目紛紛撤出之外，也基本消散了。這些在筆者看來不是真正的草根組織。筆者在這里所說的草根組織，是沒有政府背景，以服務于性工作者的職業健康（包括但不局限于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為主要目標的，基于社群利益的非正式組織。
這些草根小組有極個別在2000年左右就已經開始為小姐人群提供社會服務，但是其在社會層面的日趨顯化則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根據筆者的了解，這樣的小組目前有三種類型：（前）性工作人群自己創立的小組、性病婦科大夫建立的以小姐為主要骨干的小組，以及社工參與的小組。這樣的草根小組在中國社會屈指可數，其存在與發展本身也體現了中國社會的變化。她們經過若干年艱辛、扎實的工作，與當地紅燈區建立了很好的信任關系。也因為草根組織的這些性質，筆者在大掃黃期間得以順利地進入處于不同地域的多個紅燈區。
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筆者在疾病控制系統的資助下，研究掃黃對于性產業以及艾滋病防治的影響（2010年—2011年）。由于掃黃的研究是為了考察運動式掃黃對于紅燈區的影響，比較偏向面上的了解以及性產業相關人員如何應對掃黃，因此在選點的時候，我們兼顧紅燈區的地域、類型的多樣性選擇了東北、中部、西南、東南地區不同規模的8個城市／鎮。在全國性嚴厲掃黃的背景下，此類議題尤其敏感，紅燈區相關人員對于“政府”部門更加警惕，如何進入也變得尤為關鍵，更具有挑戰性。因此，我們在選點的時候，首先考慮當地是否有認識的圈里人，即服務于性工作者的草根組織，或者我們原來認識且關系不錯的小姐及媽咪，而盡量不去依靠作為政府機構的疾病控制系統。
很幸運，我們以往十余年的研究和工作積累此時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除了兩個地方，因為沒有草根組織，依然是依靠地方疾病預防控制部門（以下簡稱“疾控部門”）及其同伴教育骨干的幫助，掃黃研究主要得到了近幾年發展起來的，與我們關系非常好的草根組織及個別能力很強的小姐、媽咪們的大力幫助。也因此，在掃黃的惡劣背景之下，在大部分店面關閉或者轉移的情況下，能夠找到各類場所，取得小姐和媽咪的信任，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進入多樣性的場所且取得較為豐富的相關信息（見表1）。
注：（a）表格是作者田野資料匯總表，見潘綏銘、黃盈盈：《掃黃與艾滋病風險》，未刊稿，2011。（b）場所一欄未標數字的是沒有去到場所里面觀察，而只是被訪者是來自這些場所。有標記數字的， 表示筆者有去到場所里面觀察和聊天。（c）如果一行中都沒有出現數字，表示只有對場所的觀察，沒有訪談。
草根組織作為研究中介，其突出特點是：研究中介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緊密，甚至有很強的交叉關系（既是草根組織成員，又是社區成員）。相比于疾病控制系統，草根組織對于當地紅燈區的情況更加了解，其立場與草根性質也使得它們與當地紅燈區的關系更加牢靠，信任感更強。
以表1涉及的東北F市為例。當地的小組有十多年扎根于本地紅燈區的經驗，不僅為小姐們提供女性健康方面的服務，還幫助她們了解相關政策、防止暴力及詐騙的知識，并經常邀請她們舉辦一些聚會和聊天活動。在長期的工作中，經過各類磕磕碰碰之后，這個小組以實際行動取得了當地小姐和媽咪們的信任，建立了非常牢靠的關系。筆者在之前的研究以及舉辦的研討會中與小組的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相識、相知。F市的這個小組帶著我們去當地的各類紅燈區進行面上的觀察，跟我們介紹她們最近了解到的掃黃及應對信息，帶我們敲開貌似關閉了的大門，直接到若干場所進行觀察、聊天，也把一些場所的媽咪、小姐以及認識的當地警察請到中心的活動室或者餐館跟我們聚會、聊天。
草根組織作為中介，其優點是明顯的。尤其是在大掃黃的背景之下，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直接關系到研究的可行性問題。在這種背景之下，加上多點的需要，“自我摸索式”幾乎不可能，或者說在時間與精力方面要付出的代價很大。從社會背景條件來看，在“后艾滋病時代”，我們有可能取得地方疾控部門的幫助，但是從研究質量上來說這種方式不可取，因為其官方性質，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緊張關系在掃黃背景下越發敏感。不僅如此，“嚴打”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當地行政部門與紅燈區之間的關系。
正面來講，草根組織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幫助我們較為迅速地進入紅燈區，而且她們所提供的信息與幫助直接會改變研究的結果。比如，如果僅僅依靠之前的“自我摸索式”，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的“觀察”很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很多發廊已經關門了。因為，從明面上看，這些發廊確實是關門了。可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幾個地區的小發廊把門簾拉下來，但是留著縫，這樣客人知道還在營業。當客人進來之后，再把門關上，防止有人來查現場。有些地方的卡拉OK廳確實把門關嚴實了，但是，當小組的工作人員帶著我們敲開門后，里面是一派生意紅火的景象，客人主要從后門進出。還有些場所的小姐與媽咪轉移了工作方式，依靠手機、互聯網等方式來聯系客人，變得更加隱蔽。也是因為這些紅燈區熟人的介紹，我們可以在平常“觀察不到”的地方坐下來與相關人員聊天。（Huang & Muessig， 2015）
此外，草根組織本身就是重要的知情人。常年扎根于本地的工作經驗和日常的接觸積累的信息，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能為研究帶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與見解。
當然，發揮草根組織的中介作用也是有前提的。首先，社會環境要允許有這些小組的存在。在“后艾滋病時代”，隨著越來越多的NGO的出現，以及政府購買服務的需求，這些組織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但是因為性工作的非法性，其發展空間顯然是有限的。其次，研究者與草根組織之間要有比較信任的關系。區別于行政系統，草根組織的立場是站在社群一邊的，對于研究倫理和“被研究”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此，如果不是很信任的關系，草根組織就不會成為研究者的中介。也因此，它們可能成為可以借助的力量，也可能阻礙研究者進入當地紅燈區，具體取決于研究者與中介之間的關系，以及研究者本身對于社群的立場。當然，草根組織的這種守門人身份，可以起到保護社群的作用，以及促使、監督研究者進行反身性思考，審視自己的立場與倫理。
在有條件享受草根組織的幫助與監督的同時，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筆者以為其學術風險也需要引起警惕。最大的風險是有關調查研究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問題。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確實曾經警覺有過度依賴草根組織的苗頭。這種依賴不僅僅體現在進入紅燈區方面，還體現在草根組織提供的各類信息，容易過多倚重對草根組織的訪談與聊天，而削弱對于紅燈區的直接觀察、聊天、旁聽等方面。筆者也確實知道有些研究項目直接以訪談草根組織工作人員來替代與小姐、媽咪的直接接觸。因此需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偷懶；也時刻提醒自己，研究者與草根組織的關系、草根組織與紅燈區的關系、草根組織工作人員的在場對于研究結果的影響需要被納入到分析與反思的框架之中。
換言之，在享受各種便利的同時，研究者要警惕被其便利性所誘惑或綁架。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不僅研究者有惰性，草根小組自己也可能會認為能夠代表所在的社群，因此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心理：“你們沒有必要自己去看了，我告訴你們就可以了”。一定程度上，經常在無意間，在善意的驅動下，草根組織的自主性會壓倒研究者的學術自主性與獨立性。
拓展開來看，在“后艾滋病時代”，尤其是在對敏感人群、邊緣社會的研究中，出現了兩種趨勢（至少是苗頭）：第一，越來越多的研究會選擇草根組織作為研究中介，這樣可以更好、更便利地接觸到隱蔽人群；第二，越來越多的組織以及研究者認為，只有來自社群的草根組織或者研究人員才可以研究本社群；或者，認為社群自己進行的研究一定比圈外的研究者要好，一定更具有“主體性”。當“主體性”被簡單化、本質化地與某種身份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所謂外來的研究者就會因為不具有這種身份而遭到排斥。
在這種趨勢之下，筆者覺得需要警惕對于研究者及研究中介身份的本質化理解，即“身份政治”的問題：只有小姐才能研究小姐，只有同性戀才能研究同性戀，只有來自社群的草根組織才能（而且可以）代表社群。
這種本質化的認識是很危險的，如果缺乏批判性分析與復雜性思考，而任其發展，長遠來看，既不利于學術研究，也不利于社群的發展。且不說會失去可聯盟的朋友，被身份所綁架的研究生產出來的知識很容易是片面的。筆者一直主張，研究者的立場與態度很重要，對于研究對象的倫理關懷與移情理解非常重要，但是有態度不等于有能力，立場只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共享身份，可以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條件與研究優勢，但是好的研究所需要的知識、學術能力、田野付出是必不可少的。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方法學訓練與理論基礎。更何況，我們所研究的社群本身的多樣性也警示任何從身份出發試圖“代表”某社群的認識都過于簡化。
研究者，不管何種身份，在贏得草根組織作為研究中介帶來的各種便利的同時，最好把這種便利停留在進入的早期階段，在建立聯系之后，還是需要自我摸索式地與被研究者建立直接的關系，需要獨立地進入場所進行綜合性的資料收集工作。這個工作是任何中介都無法替代的。無疑，草根組織的經驗，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是也應該對其加以分析與取舍。
無視學術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至少會出現這樣的后果：或者受資助方所綁架（不管是商業的、政府的，還是其他機構的），或者被研究對象所綁架。對第一種情況的批判性認識，在學界相對較充分（雖然在實踐中并不容易做到），而第二種情況則因為另一種“政治不正確”，即便是在認識層面也尚未得到充分討論。隨著與草根組織及社群的長期關系的建立，隨著研究者的卷入程度的加深，觀點立場先行以至于到無視經驗現實的程度，也是很有可能出現的。從而，容易從自以為社會科學研究者不講立場（價值中立）的荒謬，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立場為導向，把研究變成了喊口號，尤其是針對急需權利訴求的邊緣人群的研究。雖然，筆者選擇從邊緣人群的立場出發進行學術研究，而且堅持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人文關懷的重要性，但是不得不時刻提醒自己學術研究應有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否則，不管研究者初衷如何，學術研究將完全的政治化，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也將蕩然無存。
三、結語：從田野邊界與學術獨立性看進入方式的“變”與“不變”
在筆者的紅燈區研究中，迄今為止，在“進入方式”這一關鍵性的田野調查步驟上嘗試了三種主要方式：自我摸索式、依靠疾病控制系統、依靠草根組織。三種方式在整體上呈現出了比較明顯的時間性與時代特點，方式的選擇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緊密相關：艾滋病防治、掃黃運動以及草根組織的發展。一方面，社會背景的變化，影響了筆者所選擇的進入方式；另一方面，從紅燈區研究的進入方式上，也可以透射出1999年以來相關社會背景的變遷。
在變遷的社會背景之下，三種進入方式的差異性與共性何在？在更為深層的方法學層面，哪些因素在變化，哪些因素并沒有改變？或者說，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存在某些基本要素，并不會，也不應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如果有，它又是什么？在變遷的社會中，我們如何更好地選擇方法？
在筆者的經驗中，“自我摸索式”是在沒有中介可借用的社會背景下最主要的田野進入方式。而后，艾滋病項目的盛行為我們可以借助行政力量進入田野提供了社會條件，而草根組織的發展則提供了另外一種性質的研究中介。
比較而言，后兩種進入方式都依靠了研究中介。其共性在于：為研究者進入到一個陌生田野時，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不管哪類研究中介，都要警惕其對于研究的捆綁或限制，分析其對于研究者的獨立性與研究深度的影響。
但是，因為研究中介的性質與特點不一樣，使得他們與研究對象的關系不一樣，起到的具體中介作用會有所不同。政府部門作為研究中介，其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系比較彰顯“政府的力量”。這除了可能阻礙學術獨立性，還很有可能對被研究者造成壓力，加大研究者與紅燈區之間的實際距離，從而嚴重影響研究的深入開展。相比而言，草根組織作為研究中介，這種權勢方面的顧慮比較弱化，其積極作用更加突顯。只是需要警惕草根組織因為其與社群之間的良好關系，而容易“代表”該社群，可以成為“敲門磚”，也可以成為“屏蔽墻”，其重要性往往容易被過度彰顯。研究者尤其容易過度依賴此類組織，從而影響研究的獨立性，進而影響研究質量。
現時的中國社會給越來越多研究中介的出現提供了條件，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可以倚賴各類研究中介進入田野（除了行政系統、草根組織，還有網絡平臺）。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對于研究中介的反身性分析尤其重要，包括對于時代背景與研究中介之間的關系，研究中介的性質及對研究帶來的可能影響的反身性思考。
在筆者看來，不管時代如何變化，研究中介如何變化，田野進入的基本模式——自我摸索式——是其根本。即便是借用了研究中介，也最好將對它的依賴局限在進入的早期階段。
對研究中介的這種認識與判定，必然涉及對于“進入田野”與研究質量的延伸討論，即對于一個好的調查研究而言，何為進入田野？進入什么？如何理解我們要跨入的田野邊界？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好地討論這三種方式的優劣利弊，以及更為建設性地探討在變遷的社會中我們如何更好地選擇田野進入方式。
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述過“田野邊界”類問題，尤其是涉及到異／跨文化研究的議題。比如楊春宇（2014）從從階層、年齡、學科和意識形態等四個方面分析過海外田野工作中的各類跨越邊界的問題；張娜和潘綏銘（2015）分析過互聯網研究的田野邊界；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探討在異域研究中文化跨界的問題（比如龔浩群，2013；張金嶺，2011；黎相宜，2012）。
從筆者的經驗來看，“進入田野”至少需要思考三個層次的邊界及跨界問題：身體／物理邊界（身體進入到某個物理空間）、心理邊界（信任感以及心理距離），以及文化邊界（更為綜合地對某種文化，尤其是另類文化的感知、了解與理解）。“田野邊界”，往往沒有一個清晰的門檻，而是一片模糊的地帶。這三個層次的邊界，在實踐中，也顯然沒有這么明顯與清晰。筆者權且將其作為策略性的框架來幫助理解調查研究有一個遞進與深入的過程。
如果僅僅是停留在身體／物理空間層次的進入，那么不管是行政體系，還是草根組織都能夠做到，而且都比自我摸索式來得容易。如果涉及到心理層面的進入，那么，草根組織相比于行政體系而言，更加具有優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得到。如果是更為綜合的文化理解層面的進入的話，不管是哪一類研究中介，都不可能替代研究者的切身實踐。研究者可以借用研究中介（尤其是草根組織）的力量，但是這種借用一定是有限度的，整個過程依然要靠研究者自己摸索，努力與研究對象直接建立良好的關系。唯有此，才可能獨立地開展資料收集工作，才能與被研究者達到共述、共景與共情，才能從整體性原則出發保證研究的深度與質量。
換言之，只有研究者能夠自身跨越物理、心理與文化三個層次的田野邊界，一個深入的研究，才成為可能，也唯有此，研究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研究的獨立性，以及最終的研究質量。在此過程中，選擇最佳的研究中介加以借助。但不管研究中介的性質如何，僅能提供潤滑劑的作用，絕不能越俎代庖，過度依賴。這種認識，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紅燈區研究，或邊緣人群研究、異文化研究，而是涉及所有的社會調查研究。
作為結語，無論社會背景的變遷為調查研究帶來了多少挑戰或機遇，帶來了多少可以借助的研究中介，研究者都要警覺時代與方法之間的關系，保持對于社會背景、研究中介、研究方法之間關系的敏感性及反身性思考；抵制誘惑（及壓力），堅守研究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堅持對研究深度與質量的追求。這兩點，是變中之不變的原則，也是保證一個“好”的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學底線。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性社會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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