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向上流動渠道和農村教育性別平等:華中蓮荷村的變遷（1958-2012）
一、導論
近年來,中國農村的教育性別不平等問題有了長足的改善,農村女童受教育年限和男童之間的差距正快速縮小[1]。如何理解教育性別不平等的變化,學界最主要的研究路徑有“結構路徑”(structural approach)和“意義路徑”(meaning approach)。前者主要從結構層面來探討教育資源流向女性的原因。早期的“結構路徑”將主要注意力放在宏觀的制度結構或公共政策方面[2],近期發展出越來越精細的模型,將目光投向家庭內部因素如何影響了教育資源分配的決策[3]。“意義路徑”(meaning approach)則探討教育資源分配的文化面向,關注行動者對“教育是為了什么”的理解[4][5][6][7]。兩種路徑都有解釋力,但同時有其局限。比如,單單從結構層面的考察無法捕捉到行動者賦予教育的意義,而僅僅采用“意義路徑”,也無法考慮到“意義”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結構性的約束對農戶家庭內資源分配所產生的影響。因此,結合兩種路徑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本文試圖采用一個歷史的維度,結合“意義路徑”和“結構路徑”,一方面考察華中蓮荷村過去五十多年教育“意義”的變遷,另一方面分析在這段歷史過程中影響農戶家庭內部教育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因素。通過結合兩種路徑,本文希望能增進我們對農村教育性別平等的機制及其歷史變遷的理解。文章考察了集體時代(1958～1978年)和改革時代(1979年至今),重點分析村民所理解的教育的意義和家庭特征(比如子女數、子女的性別組成、子女的出生順序、經濟條件等)在這兩個時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教育的性別平等。通過歷史分析,筆者發現,如今農村所取得的教育性別平等的成績,除了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以上兩方面歷史變遷所產生的“意外后果”。如今的社會經濟狀況,尤其是教育作為一種向上流動渠道的功能的減弱,會對已經獲得的教育性別平等成果造成負面沖擊。
二、文獻回顧和評論
中國農村教育性別不平等的程度正持續下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已有研究已經從宏觀的結構層面給予了解釋。比如農村本身基礎教育的擴張、國家和地方層面推進性別平等的措施等。[8]近期這種“結構路徑”的研究將更多目光放在家庭內部,探討受宏觀結構和人口政策影響的家庭在資源約束的情況下會如何分配資源以及背后的原因。比如,兄弟姐妹人數的減少促進了中國教育性別平等的提升[9],以及同胞性別結構效應(包含同胞性別結構、出生順序和出生間隔年限等變量)對中國教育性別平等的影響[3]。這些成果豐富了我們對家庭內教育資源分配決策影響因素的理解。
但是只關注結構性因素,可能會導致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無法區分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和農村居民對“教育”賦予的不同意義,后者顯然會影響家庭內教育資源的分配。另一方面是這些成果傾向于將中國的“父權制觀念和文化”看作一個外在的、影響教育性別平等的因素,沒有注意到家庭內教育資源分配的過程及其變遷本身會反過來影響和形塑所謂的“父權制觀念和文化”[2]?！案笝嘀朴^念和文化”和“家庭內教育資源的分配策略”都是流動的,并且互相影響的。農村近期出現女兒在父母養老中的作用逐步增加等現象都說明了“父權制觀念和文化”不是鐵板一塊。[10]
另一些學者則將目光放在村民對“受教育是為了什么”這個問題的理解上。Lynn Paine和Brian DeLany[4]、澳大利亞學者任柯安(Andrew Kipnis)[5]、美國學者饒海蒂(Heidi Ross)[6]和德國學者Helena Obendiek[11]都注意到中國農村存在一種教育渴望(education desires),即父母盡全力、甚至舉債也要供子女上學的現象。Lynn Paine和Brian DeLany在山東、饒海蒂在陜西、Helena Obendiek在甘肅以及人類學家翁乃群和同事在西南四個村子都發現“上學讀書”對農村的孩子來講,其功能不僅僅在于增加知識,更多地在于提供一個改變“農村人”的身份,成為“城里人”的途徑。在西南四村中,實現向上流動被歸結為“如何走出去”的問題,而教育成為村民“出去的通道”。[7]
更重要的是,學者們批判地來看待這種意義賦予背后所反映出的農村教育導向,即農村的教育是以城市為導向的,和農村社會文化高度分離,因此難以為農村社會文化發展培養人才、提供知識和技術資源。這種外向型(精英型)的農村教育是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一個結果。饒海蒂認為中國農村的教育正在被“邊緣化”:雖然父母希望女孩子能通過讀書走出農村,國家也試圖透過各種方式提升農村中教育的性別平等(比如通過“春蕾計劃”),但在這二者背后的邏輯,是一個“發展主義”的邏輯。父母希望女孩子受過教育之后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而國家期望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女性成為國家發展的推動力及更好的妻子、母親,沒有考慮到女孩本身的需要。這種發展主義的“教育熱望”使得在家庭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父母主要以女孩的學業成績以及她未來所受的教育是否有利于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來決定是否投資在女孩的教育上。女孩子需要付出數倍于男孩子的努力來證明自己是“值得”父母這種教育投入的。那些成績不好的女孩,很早就離開了學校,但男孩子卻不需要這么做。學者們的批判為反思有關農村教育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空間。
研究農村向上流動和性別平等的文獻已做出一些探討。比如,“集體時代”向上流動的渠道主要包括基層提干,當兵之后提干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除了這些直接的渠道,還有一些間接的渠道,比如和城里人結婚,雖然無法馬上實現戶口的轉換,但可以改善生活水平,被認為是實現了向上流動。另外,“改革時代”到城里打工,雖然沒有帶來身份的改變,但相較于收益較低的農業,也不失為一種能改善生活的方式。過去六十多年這些渠道作為農村青年向上流動渠道的功能都有起伏,并且這些方式對不同性別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集體時代”的提干、當兵等方式基本是只向男青年開放的[12][13];而與“城里人結婚”的方式通常只是農村女青年的選擇。勞動和上嫁成為集體時代農村女孩實現向上流動的潛在途徑。[14]在改革時代,年輕農村女孩通過自己到城市的打工增加了現金收入而實現了家庭中的增權(empowerment)[15]。不過需要注意到的是“打工”和“讀書讀出去(高等教育)”這兩條實現向上流動的路徑對農民有不同的意義。據Barbara Entwisle和Gail E.Henderson的研究,中國農民工給“勞動”(labor)、“打工”(employment)和“(真正的)工作”(real work)進行了排序,他們認為只有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人所做的、享有該身份所享有的相應福利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16]。而農村人獲得這種“真正的工作”的途徑,在改革時代就只有“高等教育”這一途了。Andrew B.Kipnis和Heidi Ross注意到這種將“真正的工作”和“高等教育”聯系起來的做法直接導致了中國父母對職業教育的輕視以及對學校學術教育的重視。
三、向上流動的渠道與教育性別平等:集體時代的蓮荷村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于作者從2005年到2012年間在華中“蓮荷村”(筆者取名)的多次調研。2005～2006年筆者在該村莊做了八個月的民族志研究,之后到2012年筆者多次回到蓮荷村調研。主要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小規模的問卷調查以及對村、鄉、縣各級的文獻資料的搜集。蓮荷村地處鄂中的蓮荷縣(筆者取名),據村里資料顯示,在2005年,該村有大概450戶,1600多村民。蓮荷縣從經濟上來講是一個農業縣,工業化水平較低。2005年該縣本地戶籍人口約60萬,其中74%持農業戶口,主要以務農、在縣城打短工或到遠處的城市打工為生。據該縣政府2005年的統計:當年18歲到35歲之間的村民,大概54%的人到縣以外的城市打工。
(一)集體時代向上流動的渠道
在集體時代,一個農民子弟能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包括:高等教育;提干,從村里入黨,再提干到公社或以上級別,成為國家行政體系的正式一員;參軍,在軍隊入黨然后提干或者轉業到地方,成為地方行政體系的一員。[12][13]雖然通過高等教育一途不受國家“農轉非”的配額限制,但本身在時間和金錢上的投入是巨大的,并且有最后考不上還得繼續回家務農的風險。而且1966～1977年間高考取消,之后雖然1972年始有院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但因以推薦為主且名額十分有限,大部分機會與無權無勢的普通農家子弟無緣。[17]因此,對大部分普通農村青年來講,最實際的改變身份的途徑還是提干和參軍。但提干和參軍基本上只對男孩們開放的,女孩子缺少這方面的機會。即使“婦女隊長”這樣一個專屬女性的職位也給不了農村女性多大權力。[12]因此即使有提干的機會,也被男性上司占有了,很少能輪得到女性干部。從這個角度講,基本上所有的向上流動渠道對集體時代的農村女孩子都是關著的。她們唯有的、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生活的途徑就是在集體里勞動,或者上嫁,嫁給城里人或者有可能變成城里人的、有權力的農村干部。向上流動渠道上的性別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家庭內教育資源的性別平等分配。
(二)家庭的選擇:為男孩鋪路
在訪談中,那些在集體時代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婦女(尤其是那些在家里排行靠前的女兒們)一遍又一遍地向筆者講述她們是如何沒有上多少學就被父母從學校叫回家照顧弟妹或到集體勞動。生活水平低和子女多是這些故事中比較主要的內容。新中國成立后改善的衛生條件在集體時代造就了“戰后嬰兒潮”的一代。這使得每個孩子能享有的資源就少了。但在這些故事中,總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被從學校叫回來幫助家里。筆者的訪談對象中,有20位婦女在集體時代度過學齡。她們中13位在家里排行靠前,她們的平均受教育時間是兩年;七位在家里排行靠后,她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六年。而筆者訪問的男性中,七位在集體時代度過學齡。他們的平均教育年限則是八年。除了教育投資不同以外,蓮荷村的父母也積極搭建關系網,為自己的兒子往干部或參軍的方向鋪路。比如漢英在訪談中很為自己生于1955年的大兒子驕傲,認為大兒子能一步步做到村里的副書記離不開她早年為他編織關系網所付出的努力。在集體時代,當這個家庭都面臨饑餓的時候,她把好的食物攢起來用來招待那些可能會對她兒子的提拔有用處的人。表1顯示集體時代蓮荷村三個男子通過提干或參軍改變了身份。他們現在住在城里,有較好的非農工作或是已經退休,村民們對這三個人的羨慕顯而易見。
與此相對照的,集體時代女孩子則沒什么機會“走出農村”。勞動或上嫁是她們改變自己和家庭生活的途徑。女孩子被從學校叫回家照顧弟妹或到集體勞動的故事幾乎每家都有。嫁給城里人雖然不能保證馬上獲得城里人身份,但可以使她們間接獲得她們的城市丈夫所享有的福利。為此有些女孩愿意嫁給身體殘疾的或者離婚喪偶的城里人。表1顯示蓮荷村集體時代唯一獲得城市戶口的女性就是通過嫁給一個殘疾的城里人。在訪談中村民談及在那個年代這種現象并不少見。對于這種現象,村民的感情頗為復雜。一位與這位女性相同年紀的婦女在講述這個故事時用“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形容對方嫁給殘疾城里人的行為,不過她也掩飾不住對對方目前“舒服的退休生活”的羨慕。但村民也承認,只有很少的女孩因家里有關系可以從中牽線搭橋找到這種結婚對象。在集體時代,蓮荷村的女孩子被鼓勵嫁入那些能增強雙方勢力的家庭。筆者發現,1950～1980年代期間,村內婚姻、甚至小隊內部的婚姻很常見。有的小隊甚至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有這種村內婚姻。在筆者的訪談中,大部分女性提出她們的村內婚是家人,尤其是母親或奶奶積極安排的,有時候她們本人并不樂意。家庭網絡和關系在這些婚姻安排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向上流動的渠道和教育性別平等:改革時代的蓮荷村
改革時代的情形就非常不同了。首先,農村青年向上流動的渠道變了;其次,經濟改革和1970年代后期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農戶的經濟背景和人口結構都不同了。這些都影響了農戶內部不同性別子女間的教育資源分配。
(一)“皮鞋還是草鞋”:教育作為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
在改革時代,提干和參軍作為農村青年向上流動的渠道已幾乎不可能了,而“高等教育”之路變得更加順暢,使得農村的父母和一些學者都認為它是農村青年“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作為對此“唯一途徑”的回應,農村父母開始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孩子的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作為農村青年向上流動渠道的重要性不斷被農村父母和老師提及。在訪談中一位蓮荷村小學的老師告訴筆者,她通常用“皮鞋”和“草鞋”之間的差異來形容考上和沒有考上大學的生活,以此來激勵孩子們上學?！捌ば焙汀安菪钡碾[喻事實上反映了農民對城市和鄉村巨大差異的理解。父母很認同老師的這種說教。筆者問農村父母他們對自己孩子未來的期望時,沒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女仍然待在農村或從事農業。在他們看來,最理想的途徑是透過考取大學獲得一個城里人的身份和一份“正式的”工作。
農村父母的這種期望影響了近期鄉村教育的發展。比如,他們對職業教育普遍不帶樂觀態度,只有孩子的正規學校教育之路走不通時才考慮職業教育。另一個例子是1990年代末期“中?！苯逃耐蝗凰ヂ浜汀案咧小钡呐d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專”是農村子弟夢寐以求的一個出路。和只有高中生才可以考的大學相比,初中生就可以考“中專”,家庭的教育投入少、周期短,并且“中?！背鰜砭涂梢垣@得城里人的身份并分配一個正式的工作。2000年前與“中專”的興旺相對比的是農村“高中”的蕭條。甚至最好的農村初中學生都以考上“中專”為志向,高中是考不上中專之后的選擇。但所有這些在1990年代末發生了改變。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中?！碑厴I生不分配工作了,要自己找工作。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降低了大學的門檻,使得1999-2003年間大學錄取率極大增長。[18]中專文憑的價值受到極大挑戰,使得原來打算考中專的初中生改變計劃去上高中考大學。這造成1990年代后期中專的急劇衰落,而2000-2008的八年間普通高中凈錄取率在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瓶頸期”之后實現了翻番[6]。這個變化事實上在蓮荷村也能看出來。如表1所示,1999年之前,蓮荷村五個年輕人考取中專,兩人考取大學,實現了“跳出農門”;而1999年之后,六個沒有考取好高中的年輕人上了中專;同期共22人上了高中并考上了大學。蓮荷村的歷史變化和前面所述的全國趨勢是一致的。
(二)教育、打工、婚姻及性別平等
除了這種流通渠道的變化,我們還需要看到社會經濟的變化所起的作用。首先,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引起農民的子女數變少了。但如同其他農村地區一樣,供養一個孩子直到大學的教育成本卻比集體時代高了許多,以至于許多父母在調研過程中跟筆者訴苦“供不起”。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如何決定家庭內教育資源的分配呢?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向上流動的渠道和提干及參軍最大的差別在于:它是以學生的成績為選拔基礎的,它受家庭資源的影響,但它不像提干和參軍一樣只對男性開放,它對男女都是開放的。這就極大地影響了農村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策略。在蓮荷村,一個基本的觀察是父母會將教育資源投給學習成績好的、更有希望“考出去”的孩子,不論男孩還是女孩。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的教育性別平等。如表1所示,在改革時代的蓮荷村,35個年輕人成功“跳出農門”,其中12個男孩,23個女孩。在這23個女孩中,有4個是從“唯女戶”出來的,剩下的全從“一女一男戶”或“一男一女戶”出來的。在這19個女孩中,兩個女孩的兄弟也是中專生或大學生;五位女孩的兄弟初中畢業后沒再上學;剩下幾位的兄弟仍在上初中或高中。訪談中一些其他父母透露他們會把更多教育投入放在女兒身上,因為女兒的成績好一些。那35位考上中?；虼髮W的學子絕大部分家里都不富裕,他們的父母都在某個階段從當地信用社貸款或找親戚朋友借錢供他們讀書。將有限的資源投給學習成績好的孩子,不管男孩還是女孩,背后的收益都是較大的。首先,是一種真正的“城里人”的身份及其背后附著的福利;其次,是一份“真正的工作”,這份工作比務農收入高,比打工輕松。最后,“城里人”身份的獲取意味著可以在城市里永遠定居,而“打工者”通常只是城市里暫時的過客,到時候還是會回到農村,對女孩尤其如此[19]。訪談中蓮荷村的母親們提到,在兒子和女兒之間,她們反而更希望女兒能“跳出農村”。“女娃在農村太苦了!”她們說。在蓮荷,學習不佳無法靠“考學”出頭的男孩通常會學一些手藝,比如技工、油漆、開車、焊工,等等。這些手藝在農村還是能保證一個體面的收入的,但被認為適合男孩而不適合女孩。那些讀書無門的女孩子,要么幫父母種種地,在附近縣上工廠里打打工或者到其他的城市去打工。結婚后,她們就在家和土地/工廠之間奔忙,基本上重復著母親的老路。
前面所述的這些因素,包括作為改革時代唯一向上流動渠道的“高等教育”向女孩的開放,農村向女孩提供的機會有限,一系列由經濟改革和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經濟的、人口的變遷,共同促進了農村的教育平等。換句話說,農村教育平等的提高從很大程度上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一個“意外后果”。一些大規模定量調查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平等最大的差異是城鄉差異,而不是性別差異。[20]歷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記錄了普查進行時農村女童和男童在校的比率,為從一個縱向的角度考察農村教育性別不平等的改善提供了很好的數據。根據1990年人口普查1%抽樣數據、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樣數據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記錄,1990-2010年的二十年間,10-18歲的中國農村青少年在校率逐步提升,性別間差異逐漸縮小。并且,2010年的普查數據顯示,雖然10-12歲的農村男童在校率高于同年紀的女生,但13-14歲二者的在校率基本相當。15-18歲的農村女孩的在校率甚至高于同年紀的農村男孩(見圖1)。
圖1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年齡和性別的10～18歲青少年在校率
來源:來自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樣數據、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樣數據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1990年和2000年的數據參考了鄭真真、牛瑞琴,2008,《從兩次人口普查結果看中國的教育發展》,《人口與經濟》,第四期:44～50。
但畢竟通過讀書實現“跳出農門”的孩子是少數。資源如何在不走“考學”這條路的孩子間分配,事實上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子女性別的構成和家庭的經濟條件。有兒有女的家庭,如果經濟條件尚可,會考慮送孩子去技校學習;但如果經濟狀況不允許,這種機會通常會留給男孩子,因為在父母看起來,男孩子以后是要掙錢養家的,而女孩子找個家境好些的婆家就可以了。這種看法的一個后果就是離開學校的男孩大多開始學習技術,而女孩子要么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要么做服務業。但在“唯女戶”,女兒之間的平等程度會高一些。和教育及勞動相比,改革時代“婚姻”不再是一條重要的向上流動渠道了,村內婚姻不再像過去那樣受歡迎了。并且在大規模勞動流動的背景下,附近的縣城或地級市和發達的城市比起來,吸引力不夠。Delia Davin曾擔心如此規模的流動會使內陸地區的女孩嫁給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的男性,從而給內陸造成“新娘短缺”的現象。[21]在1990年前,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199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婚姻”是當時農村婦女遷移的首要原因[22]。但2000年的人口普查則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15～44歲的農村女性流動的首要原因是“打工”而不是“婚姻”。[23]2005～2012年間在蓮荷,筆者沒有看到一個例子顯示蓮荷女孩因打工嫁入比較富裕的當地人。這可能出于兩個原因,一個是她們在打工地點的社交網絡往往只限于“老鄉”或工友,另一個是廣泛采用的宿舍制使得工廠或店鋪是這些女孩主要的生活空間,因而難以有機會和當地的男性交往。[24]
(三)教育仍然是一個向上流動的“梯子”嗎?
當教育作為一個向上流動的“梯子”效果并不那么明顯的時候,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將會受到何種影響?研究顯示,隨著1999年后高等教育的擴張以及大學生錄取率的上升,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回報已經降低了。首先,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在近些年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熱點問題。勞動力市場上的殘酷競爭和“關系文化”的影響,使得社會資源并不豐富的畢業生,尤其是農村生源的農村畢業生找一個好的工作更難。[19]并且近年的研究顯示,重點大學農村生源的錄取率持續走低,目前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第二、三類院校,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通常無法和那些畢業于更好高校的學生競爭[25]。
其次,即使農村生源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找到一份工作,近十幾年來城市高漲的住房價格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使得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很難在短期內從物質層面上回報父母當初對他們的教育投資。這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生源的大學畢業生所面對的情況。那些通過大學一途實現“農村人”向“城里人”身份轉變的學子在婚姻市場上也同樣面臨劣勢。近幾年關于“鳳凰男”和“鳳凰女”的影視作品及網絡討論彰顯了這點。和“鳳凰女”相比,“鳳凰男”面對更大的壓力,因為受“從夫居”傳統的影響,男方是被期望準備“婚房”的?！敖逃弊鳛橐环N向上流動渠道的功能的減弱已經開始削弱了農村父母對子女教育的熱情。“教育無用論”重新開始在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開始蔓延。[26]在蓮荷村,當家庭條件有限時,父母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寧可舉債也要供孩子讀書了。近期看到的一些例子,父母愿意讓兒子學一些實用的技術,而更愿意女兒能通過高等教育“跳出農村”,畢竟在傳統觀念中女孩不需要為自己未來的婚姻有太多物質上的預備。但不管怎樣,女孩的學習成績以及家庭的經濟條件仍然是決定農村女孩能否獲得適當教育的重要因素。
五、結論與政策意義
在探討農村教育的性別平等時,主要有“結構路徑”和“意義路徑”兩種思路。本文是在歷史維度下對兩種路徑的結合。比如說,“結構路徑”的最新成果注意到子女數的減少和家庭內子女性別的構成和出生次序對教育資源性別平等分配的影響。本文的混合視角注意到了這些因素,并且看到了這些因素在“集體時代”和“改革時代”分別具有不同的權重。“意義路徑”對“教育”作為“農村青年向上流動的渠道”的定位開辟了農村教育性別平等問題的文化面向,使我們看到:農戶內部不同性別子女間教育資源的分配,看似一個個人選擇,但事實上受到結構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因素的共同影響。歷史維度的探討有助于看到不同歷史時代中“教育”和其他農村青年向上流動渠道之間的彼此消長,以及由此帶來的性別后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農村教育性別平等水平的提升從某種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和各方的努力和推進,但很大程度上并不必然是直接與此相關的社會政策的結果,反而可能是一系列讓女孩在改善生活方面有平等機會的社會經濟、政治、人口變革的“意外后果”。在“集體時代”,提干、參軍等渠道主要向男性開放,使得女孩只有通過婚姻、勞動等方式改變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到“改革時代”,教育作為農村青年向上流動唯一的渠道也向女孩子開放了,其選擇的標準是學習表現而不是性別。這樣,女孩的學習成績以及家庭的經濟狀況則成為農村教育趨向性別平等的關鍵因素。
但教育作為一種向上流動的渠道及其變遷帶來了農村教育性別平等水平的提升,二者之間的這種相關性卻令人無不擔憂,因為在這種邏輯中,受教育的女孩是作為一種減少貧困和提高家庭生活狀況的“手段”而存在,她們自身的福祉、想法則很少被考慮到。在饒海蒂看來,農村父母對待女孩的教育的這種思路,和政府的“發展主義的邏輯”是相一致的。農村家長的邏輯是國家的邏輯在家庭層面的再生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發展主義的邏輯”會有助于改善農村教育的性別平等,但既然女孩的福祉本身并不是這種邏輯的最終目的,當情況變化時,這種改善將被破壞。[6]這種擔憂有利于我們反思現有的農村教育,即農村的教育是外向型(精英型)的,以城市為導向,和農村社會文化高度分離,其最終造成的結果必然是農村的人才、知識和技術資源向城市轉移,徒留一個“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27]。
另一個讓人擔憂的情況是:教育作為一種向上流動渠道的功能正在減弱,無法再承擔彌補“城鄉二元鴻溝”的橋梁,“教育無用論”再次抬頭。這再次回應了之前一些學者的判斷,即當今中國教育的性別差異已不再是最嚴峻的挑戰,最需要關注的問題是教育的“鄉—城”差異以更隱蔽的方式呈現出來,即媒體所稱的“寒門難出貴子”現象[28]。這種新的趨勢已經使得許多農村父母和青少年失去了之前的“教育渴望”。在政策上,這需要政府對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給予更多關注。這種新的“城鄉教育差異”將如何進一步影響農村的教育性別平等?另外,蓮荷村也開始受到“城鎮化”的影響?！俺擎偦边\動如何影響農村的教育性別平等?這些問題還有待觀察。
本文對農村教育性別平等的動態展現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性別文化”。和一些定量研究將“父權制觀念和文化”看作一個本質的、影響教育性別平等的外在因素不同,本研究更傾向于認為農民的“父權制觀念和文化”是內在于家庭關系之中的,取決于女孩從多大程度上、有多大空間可以施展她們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政策方面,與其將力量放在宣傳上來意圖改變農民的性別觀,還不如從各方面創造條件,拆除制度上男女隔離的藩籬,讓女孩和男孩有平等的機會、平等的空間來展示能力,發揮自己的能動性。
最后,雖然本研究是建立在對華中一個村莊的考察的基礎上的,但前面所提到的學者在其他農村地區比如陜西、山東,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貴州以及甘肅等地也都觀察到相似的現象。這些地方和蓮荷村的共同點在于都是比較貧困的農村地區,工業化程度不高,鄉城差異較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蓮荷村的研究結論在其他貧窮及城鄉差別大的農村地區也可能適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實踐》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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