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脫嵌與反嵌
——粵北瑤山村杉木種植的勞動過程分析
內容提要：“勞動過程”視角被視為一種理論的同時，還應視為一種方法論。粵北瑤山村的杉木種植是一種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行為，本文試圖用作為理論和方法的“勞動過程”視角對這一生產行為進行解讀。本文認為，瑤山村的杉木種植卷入到資本主義市場后，原有的生產模式被重構，形成了一種并不脫離地方社會文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一方面試圖脫嵌地方社會，一方面又扎根地方社會，形成一種“雙重動向”的“反嵌”特征。這也是人類學結構馬克思主義研究傳統的延續。
關鍵詞：卷入 脫嵌 反嵌 勞動過程
一、引言
（一）小民族卷入大市場
自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起，經濟人類學就旗幟鮮明地通過一個個部落或族群的鮮活例證來對抗資本主義經濟學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特別是莫斯（Marcel Mauss）的名著《禮物》，開創了人類學的禮物經濟研究傳統，對沉浸在市場制度濫觴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無疑是一記重拳。著名經濟學與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他的經典著作《大轉型》中，他從大量人類學著作中吸取靈感，意識到互惠（reciprocity）與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早期文明生產與分配秩序得以進行的行為原則，其社會的經濟制度僅僅是社會組織與功能，是“嵌入”（embedded）社會之中的，是從屬于政治、宗教與社會關系的。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則試圖創造一個“脫嵌”（disembedding）的社會，讓社會從屬于市場，這是荒謬且危險的，并且會引起自發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但是，社會并沒有按照波蘭尼所希望的路徑前行，而是依然故我地朝著危險的“脫嵌”征途上挺進，把我們帶入到“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時代。在金本位的精妙金融安排下，全球化的市場誕生了，在這個市場中，勞動力、土地、貨幣都得以變成商品。在這場世界市場經濟的擴張浪潮中，人類學研究的非西方文化或弱小民族再難潔身自好，置身世外。在此背景下，對非西方文化的經濟變遷的關注日漸成為人類學的關注焦點之一。
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 Wolf）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帶回到人類學研究的中心。他的論點是，人類世界是一個由諸多彼此關聯的過程交織而成的整體，在這個網絡中，有歷史的歐洲和“沒有歷史”的非西方關聯到了一起。沃爾夫區分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資本主義市場兩個概念，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通過世界性的市場機制（資本主義市場）聯結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換言之，他考察的重點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聯結網絡。而更多的人類學家則把視角放在了此網絡之下，各族群的應對、適應、反抗與磨合的過程。他們有些繼續秉承沃爾夫的市場體系研究傳統，從“卷入”入手研究資本給當地帶來的政治、社會、環境、生態等影響，這一派被冠以“人類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標簽；另外一派則以薩林斯（Mashall Sahlins）為代表，認為文化有其自主性，它們總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意想不到的方式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持擁護、漠視、敵對或對抗的態度，這一派被稱為“文化經濟學”。但是，不管是被動的“卷入”引起了變遷，還是自主的文化引導了地方性應對策略，都缺乏對生產模式的微觀展現，也因此沒能深刻地揭露沃爾夫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通過世界市場聯結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本質內涵。本文試圖關注一個山地民族如何把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換言之，本文把焦點放置到當地的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去——這是弗蘭克（Andre Frank）、沃勒斯坦及沃爾夫等人認為不值得關注的領域。本文通過關注該山地民族的勞動過程，從而從微觀角度切入，展現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出現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過程。
所以，嚴格來說，本文是人類學結構馬克思主義研究傳統的延續。人類學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研究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這一理論傳統宣告沒落。當時，該派在經濟人類學領域異軍突起的意義與價值在于：認識論上的挑戰、剔除資本主義文化偏見、突顯被研究者社會文化的特色。首先，把該領域人類學研究的焦點從分配、交易、市場調節轉移到生產模式的討論上來。其次，意識到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功能都是如波蘭尼所言，嵌入到社會文化中的支配制度中的。最后，地方文化常影響著經濟的具體運行，造成生產模式的多樣化。通過馬克思理論中的“聯結表現”（articulation），結構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到，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是幾種生產模式“聯結”而成的。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者泰雷（Emmanuel Terray）考察了位于西非加納和科特迪瓦之間的阿博隆（Abron）王國，發現這個社會是由兩種主要的生產模式聯結而成的，一種是農民生產自給自足的以親屬為基礎的生產模式，一種是造成國王興起的奴隸生產模式。顯而易見，人類學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傳統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借用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思路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并以此達到對資本主義狹隘文化偏見進行批判的目的。筆者認為，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統依然有其活力，特別在當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市場在全球各角落滲透之際，有必要繼續秉承馬克思的理論脈絡，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結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內涵。本文希望繼續秉承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傳統，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地方社會的生產領域。但是，本文又希望走得更遠一些：借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中的勞動過程理論，實現對地方社會生產過程的微觀考察。
（二）“卷入”之后：勞動過程理論的擴展
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發展脈絡，學界多有系統梳理。勞動過程理論的奠基人是馬克思，他在《資本論》第1卷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一節中，揭秘出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隱藏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中，勞動過程的本質是攫取剩余價值。可惜的是，此后由于資本家借助科技的發展、工人福利的提高等，使得勞動過程理論受到質疑，學界理論的焦點從生產轉移到了消費。直到20世紀70年代，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出版《勞動與壟斷資本》，才再一次把理論的焦點轉移到生產領域。布雷弗曼認為，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資本通過深化勞動分工，造成構思勞動的主體和執行勞動的主體出現分離，即作者所謂的“概念”（conception）與“執行”（execution），工人由此進入一個“去技術化”（diskilling）的時代，在這里，“死勞動”（指機器）實現了對“活勞動”的控制，但也因此產生了二者的張力與矛盾，并由此帶來工人的曠工、怠工、罷工等后果。布雷弗曼的理論把勞動過程重新置入資本主義討論的中心，也招致了大量的爭辯與批評，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就是其中一個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批評布雷弗曼只看到了勞動的客觀因素而忽視了勞動的主觀因素。他在《制造同意》一書中提出，工作現場的工人拼命加入到趕工游戲中去，并通過其內部的勞動力市場與內部國家體系，實現了工人的對勞動及自我剝削的“同意”，包括對趕工的熱衷、工廠利潤來源的理解、對工廠“法律”的內化接受、對懲處與獎賞的認同等。在一系列的工廠民族志的研究基礎上，布若威提出了“生產政體”（production regime）的概念，即先前提及的內部勞動力市場及內部國家等的高度概括與提升，并由此把握工作現場中“活勞動”的形塑過程，這一概念意味著超越對狹小工作現場的微觀關注，同時把視角置于更宏觀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之中去理解。布若威認為，生產政體是一種霸權式的統治，工人在實質上變成了“剝削自己的幫兇”。
但是布若威的階級優先視角受到了學界的批評，他們試圖引入性別、種族、國籍、公民權等相關視角，并視之為與階級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些因素在生產過程中一同形塑了工人的主體性及生產政體。在這些方面，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延伸了勞動過程及生產政體的理論視角。李靜君通過對香港和深圳兩家工廠的研究，對布若威的生產政體提出了批判與重建。香港的女工缺乏加入工廠之外的生存手段，且缺乏國家與福利之外的保障，正適合催生布若威筆下的專制體制，但現實卻表現為霸權體制；深圳的女工除工廠外尚有農業生產可維生，正合適布若威筆下的霸權體制的出現，但是現實卻是專制體制。李靜君認為，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在于，性別因素在生產政體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香港的女工都是有家庭的中年婦女，家庭的責任往往重于工作與報酬，促使管理者變得“仁慈”，卻也同時建構起女工自我監督自我約束的勞動“同意”；深圳女工都是未婚女性，在工廠工作幾年后就會離開嫁人，造成她們通常不被重視，并被分配到低技術含量的生產線，造成專制體制。李靜君引入性別的研究，很有力地證明了性別作為工人主體性的形塑因素，在生產政體中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潘毅運用福柯的規訓理論及馬克思的理論視角對中國女工的勞動過程、日常生活等做了細致的描述與分析，作者發現，在勞動過程中，女工雖然處于無權的地位，但是她們卻是主動的、策略的、靈活的行動者，并且運用血緣、地緣、族群、性別等因素共同實現對自身主體性的建構。在中國，籍貫也常成為資本可資利用的工具，通過籍貫，制約平衡，維持生產政體的穩定。
沈原視霸權為近現代社會所有勞動過程必定包含的權力形態，即便是走出了有固定生產線、機器、設備的工廠，依然可以發現這種霸權。在那些比較“粗放”，從事野外工作的行業，如建筑、礦業等，對“活勞動”的控制尤為重要，“資本或管理者不可能利用機械的流水線來最大限度地吸納和約束‘活勞動’，實現‘死勞動’對‘活勞動’的完全支配，而是必須考慮到‘活勞動’本身的特點，考慮到在工作現場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工人勞動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沈原在對從事野外作業的建筑工的勞動過程的研究中發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性化”管理方式——“關系霸權”。通過建構起包工頭—班組長—核心工人—邊緣工人的層級結構，并經過生產過程的磨合、融入、重組等，“關系霸權”被生產與再生產，起到生產“忠誠”、約束“不滿”、提供“秩序”等作用。
中國的“世界工廠”就像一個大熔爐，卷入資本主義生產鏈條的不僅僅是具有明確勞資關系的工人，還有另外一些被隱形剝削的勞動者，如摩托載客人、拾荒者、流動商販等，他們在工廠之外，無明確勞資關系，但同樣卷入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如黃志輝通過對珠三角某村的代耕農現象進行細致的田野考察后認為，他們雖然不是在工廠內勞動，表面上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產，但他們實則生活在變體的“生產政體”中，即作者所謂的“自我生產政體”。
綜上，肇始于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在工廠勞工研究中顯示了強大的解釋力。當被放置入無廠房的野外作業勞工，甚至無明確勞資關系的代耕農研究時，也取得了富有啟發性的成果。那么，“勞動過程理論”的邊界在哪兒？
首先，從理論角度來講，既然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把地方社會卷入其中，那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在這些地方社會找到影子甚至“變體”，這些影子或“變體”也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的。據此邏輯，通過地方社會生產方式進行勞動過程理論分析則將有效檢驗該理論的適用程度，而這種適應程度理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子和“變體”正相關。換言之，運用勞動過程理論分析地方社會生產方式將有助于我們認識地方社會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聯結的具體情形和本質內涵。
其次，就方法論角度而言，勞動過程理論本質上是一種馬克思式的分析方法，即對物質之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的生產領域進行關注。所以，從本質來講，這種分析方法適應于任何人類社會——任何社會都需要生產，只不過生產模式各有千秋。尤其是當今社會，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后，其生產模式往往發生了較為劇烈的變化。對這些社會的勞動生產過程進行拆解分析，我們將更清楚地認識到各生產模式是如何疊加、影響、磨合或對抗的。
正是在上述思考的基礎上，筆者才將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杉木生產行為納入到“勞動過程”的分析框架。筆者認為，因市場經濟需求而興起的杉木生產異于傳統杉木種植，已經成為一種準資本主義生產行為。雖然這種生產行為異于有明確勞資關系的工廠生產，但卻同樣可以運用作為方法論的“勞動過程”視角進行解讀。
（三）基本論點與材料說明
由于地方社會、自然環境的復雜以及杉木生產周期的漫長（17～20年），對瑤山村19杉木生產的勞動過程進行全面描述幾乎是不可能的。本文選取了杉木生產的勞動過程中的若干主要環節進行細致呈現。這些環節包括土地的準備（劈斜與煉山）、種植、日常護理、砍伐等。這些杉木生產基礎環節的生產技術明顯是傳統的延續，亦即本文所講的“扎根地方社會”的杉木生產。但是，這些杉木生產在本質上異于傳統的杉木種植，這與杉木生產從家計生產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生產是緊密相連的。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杉木生產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脫嵌”特征。筆者使用波蘭尼所言的三種虛擬商品的出現（即勞動力、貨幣和土地）細致展現這種“脫嵌”狀態。
“扎根地方社會”和“脫嵌地方社會”是同時并行的兩種狀態，筆者稱之為“反嵌”。“反嵌”一方面承認脫嵌傾向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經濟脫嵌并不是成功的（也不可能徹底成功），相反，它需要在地方社會中尋找契合點，即需要扎根地方社會。換言之，試圖脫嵌的經濟被地方社會所“反嵌”，如本文所要詳細論述的杉木生產的傳統技術的延續以及傳統地方社會網絡的意義。這與波蘭尼所言的“雙重動向論”（double movement）是不謀而合的。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試圖創造一個脫嵌的社會，但是完全的脫嵌是不可能的，社會本身會自發啟動反向而生的保護主義以防止經濟脫嵌，這兩種對立的力量即構成“雙重動向”。20本文目的之一就是展示杉木生產過程中的“雙重動向”的“反嵌”特征。
瑤山村是乳源最大的幾個瑤族村落之一，2011年全村總人口367人。瑤山村海拔約800米，瑤民進行集市貿易的地點是近30公里外的山下漢人集鎮。20世紀80年代以前，需步行山道到集鎮交易，平明即行，匆匆交易，回到家已是掌燈時分。80年代，瑤山村附近的一個瑤族村落開通公路，瑤山村瑤民先步行到該村，再坐私人面包車下山趕集。由于交通不便，瑤民對外交往不多。2000年，瑤山村開通公路，因為交通的便利，瑤山村的杉木生產此時開始興旺。杉木種植原本是該村傳統的生產活動，不過一直被視為種植雜糧之余的輔助性經濟作物。開通公路后，杉木生產從輔助性經濟活動一躍變成了支柱性生產模式。
2011年春至2012年秋的大部分時間筆者在粵北乳源東部的瑤山村做田野調查。本文的絕大部分實證材料均來自筆者在此期間的田野調查。這些材料主要是訪談資料（文中所引用的訪談資料不再一一注明訪問時間）和筆者的田野觀察筆記。數據方面也以村民口述為主，但采用多人核實的方式，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性。遺憾的是，官方缺乏對瑤山村杉木生產行為的記錄，導致無法進一步對比查核。
二、 傳統的延續與斷裂：杉木生產的勞動過程分析
（一）劈斜與煉山：換工的漸亡
從生產技術上看，杉木種植是一種傳統的延續。從土地的準備到杉木的移植，從日常護理到砍伐收獲，都采用傳統的技術。但是，在傳統延續的背后又蘊含著斷裂的趨向，即“脫嵌”的危險。
“劈斜”和“煉山”都采用傳統的生產技術。“劈斜”是杉木種植的第一步，時間通常在冬天，把山體的雜樹雜草全部砍倒，并在陽光下曬干。待到春天農歷二三月就直接焚燒，曰“煉山”。煉山的意義很多，一則清除爭奪土壤營養的競爭性物種，二則滅菌，三則草木灰可作為天然肥料支持杉木生長。
劈斜勞動量極大，煉山則需要多名勞動力同時作業（為防火災），所以，傳統上劈斜和煉山都采用換工的方式進行。由于每家每年的耕作規模都相當，勞動量也就相差無幾，所以，同一年耕山的幾家甚至幾十家人通常聯合起來勞作。換工是一種重地緣而輕血緣的臨時性勞動合作，換工團體在工作結束后即自動解散。舉例來說，若A、B、C、D四家聯合換工劈斜，那么，通常四家各出2個勞動力，共8個勞動力，先集中劈斜完A家的山地，接著B家、C家、D家照輪。村民講，一家人每天在一塊地上做，辛苦，而且沒什么意思，一起做，有說有笑，兩三天就換新的地方，感覺不很辛苦。
現在雖然換工的現象依然存在，但基本處于廢棄狀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杉木生產已經從一種維持生計的生產轉變成為了一種投資和賺錢的行為，是資本的投資與收益，那么付工資就變得合情且合理了。其次，杉木生產成為資本的運作行為后，杉木的耕種規模發生了變化，有些資金雄厚的“準資本家”往往通過購買耕作權等方式擴大每年的耕種面積，而一些家庭式的種植則往往只能保持小規模生產，另一些則因種種原因選擇棄耕，而出售了耕種權。這樣，耕種面積變得差異很大，較難在一年內找到耕作規模較一致的家庭進行換工。再次，杉木種植被視為投資行為，村民往往開始從“理性經濟人”的視角衡量每次的種植規模、成本、收益，是否請工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等。最后，杉木種植被視為一種投資行為后，通過換工而不是付工資進行生產的行為被視為“不好”的行為。瑤山村盤惠明告訴筆者選擇雇傭而非換工的理由：“每個人都需要錢用，這次他給你做工，你付錢給他，他就可以用這筆錢了。下次，你替他用工，他付給你錢，你就可以用這筆錢了。”筆者追問，那不是和換工效果一樣么？他反問：“怎么一樣呢？這樣更好些，可以及時地用到錢。做了工就有了錢。”顯然，隨著杉木生產從維持生計的生產轉變為賺錢的投資性生產，勞動過程的組織基礎也隨之發生改變，由傳統的換工模式改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雇傭勞動。
（二）密集化的種植
杉木的移植也基本延續了傳統技術與方法。在瑤山村，杉木種植采用移栽方法。杉木苗分一年苗和兩年苗，前者根須短，較易存活，后者根須長，栽種前往往需要斬掉部分長須。移栽通常在每年農歷的三四月，一場春雨過后五六天是最佳移栽時機。栽種時，用柄長半米的短柄鋤頭輕挖三五下，挖出個小坑，置入杉木苗，接著用短柄鋤頭背部填土并夯實。一株苗的栽種時間不超過半分鐘。
傳統上，杉木種植是耕種雜糧的“副產品”，是耕種雜糧時套種的。雜糧耕種三四年后山地撂荒，任由杉木和雜木生長。過不了幾年，土地肥力即恢復，再次成為茂密的次生林。20世紀80年代擔任過瑤山村書記的盤財興告訴筆者：“我小時候在山上玩，常常在雜樹雜草叢生的樹林中突然發現一棵大大的杉木，我很好奇，就問大人。他們告訴我說，是種的。我才恍然大悟，這看上去零星分布在雜樹雜草中的巨大杉木原來是老大人（老輩的人）種下的。現在種杉木，可就不講這些（規矩）了，杉木種得密密麻麻，林間根本找不到雜草了，更別說雜樹了，光禿禿的。”
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山林所蘊含的巨大的“杉木經濟價值”——瑤民已經將杉木視為山地所能夠帶給瑤民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經濟價值”——村民想出了各種招數，生產出更多的杉木數量，其中栽種更多的杉木苗成為最實在的選擇。其中方法有兩種：一是擴大種植面積，二是增加單位面積的植株數量。
擴大種植面積，方法也是多樣的。比如種植山地的坡度要求一再被放寬，60度上下的山體也被視為可耕作的坡度。對土質的要求也不斷放寬。筆者隨瑤民上山栽種杉木苗時，常可親眼見到這種情景：即便發現三五厘米厚的泥土下面是一塊巨大的礫石，也要在上面插入一根杉樹苗，就像賭博一樣：“長成了就是幾十上百塊錢啊，死了也就損失幾毛錢，劃得來。”幾年前從村主任位置上卸下來不久的盤良杏就對村民“一切朝錢看”的行為頗為不滿。一次，筆者隨他去遠山察看他設下的野豬陷阱，一路有很多沿河的水田，種滿了杉木，但全部病怏怏的，矮小得很。盤良杏氣憤地批評道：“這些人的經濟頭腦，到處種杉木，水田里面種杉木，水分太多，肯定沒法長大！”以前較遠的山地由于運輸成本的原因很少種植杉木，現在則由于吊木機械（將杉木從河谷一邊吊運至另一邊）、馬匹、雇傭勞力等的廣泛使用，杉木種植的范圍也不斷擴大。
增加單位面積植株數也是村民最重要的一個增加“經濟價值”的好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把行間距由原來的3米以上縮短至1米，這樣，單位面積的植株數就增加了9～10倍，也就是說，理論上講，可增加9～10倍的投資回報。當然，3米以上的間距，杉木生長迅速，且較為粗壯，但就單位面積的積材量來講，顯然增加植株數是瑤民為獲取更多貨幣而做的最佳選擇。于是，按照市場經濟邏輯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把林地當做一種附著剩余價值的商品，讓林地在短期內產生盡量多的資本回報（剩余價值）是理性的，瑤民紛紛選擇了榨取土地資源，增加植株數的方法。
雖然種種片面增加種植量的做法偶爾會引起村民的議論和檢討，并把近年來河流水量的減少、水質的變差、野生動物的減少、洪水及山體滑坡等歸結為杉木的大規模種植。但他們也并不認為以這種急功近利的生產方式種植杉木是錯誤的，因為山地已被視為生產的工具與一種投資。
（三）護理：清除一切雜草
除草和修山是在杉木種植成為一種資本投資之后，變成杉木種植的一個生產環節的。也就是說，在傳統的杉木生產中，是不存在除草環節的。雜糧種植結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杉木就等于被“遺棄”了，沒人關心它們。等到需要自用或換取生活必需品的時候，村民才會想起杉木，并且從中選擇最大的杉木砍伐（通常樹齡40年以上，有村民說40年以下的樹不允許砍伐）。
為了讓作為生產工具的林地盡快地獲得資本的回報，村民需要盡可能地清除阻礙杉木生長的一切事物，清除雜草雜樹就成為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其做法是，用短刀掃蕩式劈砍所有地面的雜草雜木，然后均勻鋪在林間，任陽光暴曬。村民的理念是，林間應該是光禿禿的，不該有任何與杉木爭奪生長營養的生物的存在。為此，花費大氣力也是值得的。以耕種10畝杉木林為例，其生產所需的全部46工勞力中（不含最后的采伐出售），超過一半的勞力（共25工）是用于除草、修山等日常護理工作的。這25工是最低限量的勞力，村民往往會投入更多：“也沒規定哪一年就不能除草，有時間就會去除一除，看到有很多雜草了，就會去除。沒事兒的時候經常去除除草，杉木會長得快。我們村有些人每年都去除草。累是很累啊，但是不除草，杉木就不長啊。不經常除草，種杉木不長，不劃算。”
顯然，村民無形中把物種多樣性的森林演變成了單一物種的杉木林。以往遍布灌木叢、雜樹、雜草、野草、各種瑤藥植物、野豬、芒鼠、蜜蜂的豐富多彩的森林現在被視為無經濟價值的荒廢的山嶺了（當然，這些山嶺也給部分村民帶來狩獵采集的樂趣，但這種山嶺的物種也日漸稀少了）。而看著成片的杉木林，村民仿佛看到了金錢和資本的回報，有村民親切地稱之為“銀行”：“想取錢時隨便取，不想取錢時放著，它自己會生利息。”
（四）杉木砍伐：被機械綁架的瑤民
布雷弗曼在他的經典著作《勞動與壟斷資本》中明確指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機械化無可非議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帶給勞動者的并不是更輕松更少的勞動量，相反，在勞動量增加的同時，勞動過程更加枯燥單一。表面上看來，是勞動者運用機械有效地控制了勞動過程，實質則是，資本通過機械控制了勞動者和勞動過程，換言之，機械控制了勞動者，而不是勞動者控制了機械。
由于市場對杉木的需求量持續增加，村民為了加快杉木砍伐的速度，熱衷于引進各種機械，甚至有些瑤民自己對機械進行改進。常用的伐木機械包括油鋸、電力鋸板機、柴油鋸板機、吊木機械（租借提成很高，約為杉木收入的20％～30％）等。
瑤山村瑤民伐木，以往用手鋸，一人鋸木，后面跟一兩個人負責剝皮（剝皮后，杉木易干，且品相好）。改用油鋸后，伐木速度激增，一人用油鋸，后面跟著的剝皮勞力需10名方可保證同步作業。機械引進無形中增加了單位時間的工作量，也無形中助長了雇傭關系的建立。同時，并不是每戶都有油鋸，在瑤山村僅有10臺左右油鋸，其余家庭需雇用有油鋸的村民充當油鋸工，付給他們的工資每日超過100元，是普通勞動力的2倍以上。
瑤山村大部分的杉木林都遠離公路，為了方便運輸節約成本，村民一般會直接在山上把原木用柴油鋸板機加工成半成品——方條，然后雇人肩至公路邊。1992年，瑤山村引進柴油鋸板機，目前為止，瑤山村共有6臺柴油鋸板機，其中老板盤財發獨有3臺，兩臺在山上租借，一臺在村里。從概率上來講，瑤山村村民需要租借盤老板的柴油機的概率是50％，但實際上不止這個概率。盤老板擁有小貨車（可收購杉木）、面包車（可載客赴集）、小賣部（可滿足日常所需），且任過兩屆村主任（有政治話語權），一般情況下，村民總是盡量租借盤老板的柴油機。而柴油機的租借使用費并不是一個小數目，通常提取杉木銷售收入的9％～10％作為加工費。
盤良選在2011年8月租借盤老板的一臺鋸板機加工杉木。杉木加工完畢后共賣得3萬元。其中需支取9％，即2700元作為鋸板加工費。鋸板機由兩人操作（即機器所有者），共工作10天，除去油耗，平均每人每天的加工費約130元，是普通勞動力的兩倍多。盤XZ也替筆者算了他2012年8月租借盤老板一臺鋸板機的費用情況。這年的鋸板加工費從9％漲到了10％，他租借了3天，提取杉木收入的10％，共1100元。三天油耗不到30斤，每斤油3元，這樣燃油成本不到90元。除掉油耗，加工費每日達333元，鋸板機操作共2人，每人的加工費達到166元，是普通勞動力雇傭費的三倍有余。怪不得他抱怨道：“錢都被他們賺了”。
瑤民對現代機械的感情是復雜的。一方面，機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方面卻又被機械捆綁，被資本剝削。案例中的加工費是完全異于工資的，前者之所以高于后者3倍有余，是因為前者被視為“資本投資回報率”，而不是雇傭工資。換言之，前者獲得較多的貨幣，乃是因為前者投入了資本（鋸板機的購買費用），進而據此控制了杉木生產的勞動過程。這種資本本身的收入，在馬克思、波蘭尼等人看來是不合理的，但卻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市場經濟的信條被部分或全盤信奉。在瑤山村，瑤民雖然抱怨錢都被那些擁有機械的人賺了，但瑤民又或多或少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甚至是“合理”的，他們只能把不滿埋進心里，依然依賴著機械和老板們。
（五）“反嵌”：杉木生產中的雜糧種植
瑤民居于崇山之中，刀耕火種，其主要目的在于耕種雜糧，維持生計。在瑤山村，在煉好的山頭，第一年通常種植黃粟，第二年種植玉米或番薯，若土壤肥力尚可，第三年再種一年番薯或木薯。其中黃粟種植最簡單，直接往山體播撒即可；玉米則需要刨個小坑，一坑放兩三粒種子蓋土；番薯最費力，需在山體開溝壟，隨薯藤苗一起還要蓋些草木灰增加肥力；木薯現在已經基本沒有村民種植了。但通常，在種植雜糧之前，往往先在煉好的山體上稀疏地栽種一些杉木苗，雜糧就相當于套種在杉木苗中了。等到第三年或第四年，不再種植雜糧時，杉木苗往往也就長大了，不再懼怕和周圍的雜草雜樹競爭了。種植雜糧，其實間接幫助了杉樹苗度過最艱難的頭兩三年成長期。
現在，刀耕火種的最主要目的不再是種植雜糧，而是種植杉木。可是，雜糧依舊廣泛與杉木套種。這是為什么呢？
雜糧種植得以延續，是與瑤民的傳統認知和實際生活需要緊密相關的。第一，在瑤民的知識體系中，雜糧不同于野草。雜糧被視為可以保護杉木不受野草侵襲的一種物種。同時，雜糧被視為一種肥料，枯萎后可提供幫助杉木生長的肥料。盤財發前幾年引進韶關老板承包的500畝林地，在耕種的第一年，盤財發就特意建議韶關老板購買了一百多斤黃粟播撒在山體，收獲時，盤財發除了采摘少量做種子外，其余全部未收獲，任其枯萎腐爛。第二，雜糧是一種極為營養的家畜食物。這里涉及雜糧意義的轉變過程。傳統上，雜糧是瑤民不可或缺的日常維生的食物。據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調查過本田野點的人類學者的記錄，當時全村約2 / 3的人口依賴雜糧過活。而現在，收獲后的雜糧不再認為是一種好的人吃的食物，而是最佳的家畜食物。瑤民家畜飼養量較大，一般每家有1～4頭牛、1～3頭豬、10～50只雞不等，少量家庭還喂養鴨、鵝等。家畜在瑤民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雞鴨是日常飲食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同時也是很重要的待客佳品。瑤民身處高山，客人來訪，通常難以馬上從市場購得食物，雞鴨成為最重要的食品。豬在年尾被宰殺作為過年食物，同時被腌制成為臘肉。臘肉被放置在灶頭上，因為煙熏而可保證幾年不壞，是瑤民全年中都可使用的佳肴。為了保證肉質的鮮美，瑤民幾乎不用商業飼料喂養家畜，而采集自然食料。由于家畜量大，每天消耗的食料非常多。每天傍晚在河邊采集的野菜通常無法滿足需要。這時，并不費很大精力就可收獲的雜糧自然成為家畜的最佳食物。
在這個例子中，雜糧種植這種看似與資本主義杉木種植理念相違背的行為被廣泛延續，明顯與地方社會的“保護機制”有關，亦即是一種“雙重動向”的“反嵌”機制。
三、危險的脫嵌之旅
波蘭尼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蔓延，關鍵在于創造出三種虛擬的商品——貨幣、土地、勞動力——這些原本不屬于商品范疇（生產出來用于出售）的物質被迫進入市場。在決定種植杉木之前，特別是大規模種植之前，瑤山村瑤民需像資本家一樣精打細算，理性地分析這三種“商品”的價格，計算利弊得失。在瑤山村，這三種“商品”在十年前都不是商品，而是各有其職能的，貨幣是用來購買鹽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土地，特別是山地，是用來種植維生的雜糧的；勞動力則大部分用在家計生產上。現在三者都進入瑤山村的小市場，甚至更大的區域市場。瑤山村的杉木生產方式也隨之變得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味，呈現著脫嵌的危險，不過地方社會自有一套自我保護的“反嵌”機制。
（一）地方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
瑤山村杉木生產中所雇用的勞動力都來自本村，都或多或少花部分時間在自己的家計生產中，所以我們不能稱其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換言之，在瑤山村，并未形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瑤民僅僅是在愿意出賣勞動力的時候才進入這個較為封閉的勞動力市場。他們可以選擇不出賣勞動力，特別是要從事家計生產的時候，但是若進入這個勞動力市場，那么就意味著進入了杉木生產領域，那么其生產方式往往趨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種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出現了“監工”、“工仔”、“老板”以及嚴格的勞動、吃飯、休息時間。這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邏輯在瑤山村杉木生產中運行并被大家接受和強化。
2011年3月，盤財發雇工去他和韶關老板合作耕種的500畝杉木林中除草。盤老板每天用小貨車接送二十多個雇傭的村民前往林地（人數并不穩定，但每次可保證20人以上），在林地，由盤老板的妻子和兒子負責“監工”。勞動時間被嚴格規定：早上9點準時開工，中午12點30分準時收工，在林地邊的蔭地休息吃午飯，下午2點30分準時開工，5點50分準時收工。3月23日晚上，筆者在飯桌上與盤老板一家吃飯，席間盤老板的妻子多喝了一點酒，就開始一直念叨：“這些工仔不聽我的話！”并不止一次氣憤得嘟嚷：“明天中午我要他們都12點35分收工！”盤老板的兒子告訴筆者：“今天下午5點30分，我的割草機沒油了，就去加油，沒想到旁邊的工仔也跟我停下來了。我說我去加油，再做一會兒。他們根本不聽，一個還說‘我吃個蘋果’。10分鐘20分鐘也沒有什么，可是一次幾十個人，每個人20分鐘，是多少？幾十塊錢工錢啊。”
在這個案例中，作為“監工”的盤老板的妻子和兒子，其目的在于控制“工仔”的勞動過程，希望對“工仔”的勞動過程進行管理。特別是在“除草”這種獲取計時工資的勞動中，“監工”更為重要，他們必須保證在約定的時間內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出，這種勞動中的每一段非生產時間都代表了一種損失，就像案例中盤老板兒子的分析。為此，地方社會文化及親屬網絡被利用，形成新的勞動力組織機制，并反嵌入資本主義生產中。在這個例子中，為了獲得更為有效的勞動過程管理，盤老板采用工仔中安排若干親戚的策略。親戚通常不會偷懶，會很賣力地工作，于是把親戚工仔穿插在非親戚工仔中間，可以有效地達到監督和提高勞動產出的目的。筆者曾隨盤老板去案例中的林地，筆者觀察到，盤老板的哥哥被安排操作割草機（笨重且累，非親戚工仔不愿操作），盤老板的母親、姐姐、姐夫、妹夫等人則均勻插在非親戚的工仔中間。盤老板的兒子直接告訴筆者原委：“這樣他們（工仔）就不好偷懶”。
而對于計件工資的勞動而言，“監工”就不太重要了，只需要精確計算數量就可以了——雙方都會記在心里或者直接記在家里的本子上。背方條就是一種計件工資的勞動。背方條的工資，根據距離的遠近及所背方條的數量來計算工錢。其中有一種叫“床板”，也稱門板，按副計，一副總寬度為1.5米，塊數不超過12塊，每副售價70多元。1個小時左右的路程，若背一幅床板大概可獲取10元的計件工資。其余規格的方條則按具體的規格和數量來計算工錢，常見的規格共有12種，每一種的規格均對應不同的挑工工資，每個挑工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力氣自行選擇數量然后捆綁。1個小時左右的路程，一般男性挑工力氣大些，每趟可獲20多元工資，女性則可獲10多元工資。
計時與計件工資的出現，標志著地方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此同時，種植杉木所需的土地，也從自然物轉換為了商品。
（二）山地：從自然物到商品
傳統上，山地是瑤民的生存保障，瑤民的大部分生計都來源于山林。在山林中，瑤民刀耕火種，耕種雜糧，維持生計；采集野菜豐富餐桌；收集各色植物作為治病藥材；狩獵野味補充日常所需蛋白質等。以前，可換取貨幣的山貨種類很多，如杉、竹、棕、楠、漆、砂仁、黃蠟、蜂蜜、皮張、黃藤、山藥、茶等。可以說，森林是瑤民的生命之源。
現在，山地的作用變得單一了，也變得更加值錢了。“單一”，是因為山地被區分為可以種植杉木的山地和不可以種植杉木的山地。“值錢”，指那些可種植杉木的林地。山地的功能從維生轉為賺錢，瑤民對山地的定位也由賴以生存的自然物轉變為一種商品，其中的投入與產出被嚴格計算，而山地的生態及自然及所附著的社會文化內涵則漸為村民忽視。
從煉山失火的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轉變。以往，山地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功能是提供生存所需的雜糧。那么煉山時期經常出現的失火燒山就是小事一樁了——煉山通常發生在冬天，雜糧已收獲完畢。即便失火燒的山上種有杉木，也被視為不足掛齒的小事。但是，當森林的功能轉變為單一的杉木生產——一種最重要的貨幣收入——的時候，失火燒山就變得越發嚴重了。在南坑口、神風嶺、楊坑口等村，失火燒山已經開始需要賠償了。而在瑤山村，失火燒山到目前而言還處于免賠的階段，但筆者估計這種情況維持不了多久。2011年，盤財發煉山失火，燒了隔壁一小片杉木林，財發的妻子告訴筆者：“他們沒有要我們賠”，其言下之意是“我們很慶幸，萬一他們要我們賠，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財發的妻子強調，因為燒的面積很少，若面積大的話應該是要賠的。而未種植杉木的荒山則無可爭議是免賠的——它們不值錢。
不惟煉山失火可能引發索賠，山地糾紛也因為杉木價值的突顯而變得日益頻繁。一些在傳統社會文化下無需劃清或根本不重要的山嶺界限現在顯現出它的“經濟價值”了。2011年9月，瑤山村發生一起山地糾紛案。盤財明和盤XL因為一塊杉木林的歸屬問題爭執不下。由于盤財明家人多勢眾，盤XL就把遠在佛山打工的兒子叫來，協助解決。盤XL說“一個人話都不好說”。糾紛起于兩家山嶺交界處的山頂上一塊荒草地，這地方以前沒杉樹，只有草，是放牛的地方，當時就沒有分下來，后來長滿了杉樹。盤財明家和盤XL家就如何分配這塊山頂杉木沒有達成意見。盤財明堅持要對半分，而盤XL認為，當時分山的時候是按人口分的，即他家是八口人，而盤財明家是六口人，這個山頂也應按8：6分配。9月3日，兩家一起去現場查看并試圖解決糾紛。跟他們一起去的還有當年參與一起分山的老人盤CX。但是，這場糾紛并未解決，盤XL后來告訴筆者：“他（盤財明）硬來的，不講理”。筆者又問，不是盤CX老人也一起去了么？他說：“他站在那里一句話也不說，怕得罪人。怕不好做人。”這估計也是實話，盤財明是村里的一個老板，擁有一臺面包車、一臺小貨車、兩臺鋸板機。得罪了他，“以后有事要出去（桂頭鎮）一下都不方便”。
正如馬克思所言，土地的價格與附著其上的出產物的價格成正比。當荒草地長滿杉木后，其價值也隨著突顯出來。在瑤山村，山地也因為杉木的生產而變得有價值，（可種植杉木的）山地和杉木林，如同商品，頻繁地在不同的資本所有者之間流通。這種流通包括租種（山主與耕主分成收益）、青山的買賣、轉包（現金支付）等不同的形式。這種流通也并不限于瑤山村，特別是轉包，由于資本投入較大，通常是外地資本直接進入。正是由于使用權的頻繁流動，使用權也就相對短暫，瑤民也就僅僅視之為謀利的手段與工具，而不是維生的自然物，其態度也就是竭盡地力而不是愛惜憐憫了。
當土地與勞動力均成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中流動時，杉木生產本身也就成為一種資本的投資行為了。這時，貨幣成為杉木生產中的主角。
（三）作為資本投資的杉木生產
以往，種植杉木是一項不耗費貨幣的生產。杉木苗來源，有直接在山上采集野杉樹苗的，有采用無性繁殖的（杉木被砍后會在樹兜處長出2尺長的再生樹苗，可砍下插植），無需成本。唯一需要投入的就是勞動力，但這在瑤區很好解決，即通過“換工”，互相幫助的方式實現。也就是說，杉木種植是一項無需貨幣成本投入的生產項目。但是，當貨幣、土地、勞動力都進入市場待價而沽的時候，種植杉木的貨幣成本陡增，隨之而來的對投資風險的擔憂也“水漲船高”。在瑤山村，瑤民的杉木種植熱情有降溫的跡象。瑤民清楚地認識到，在這種博弈中，最終的勝利者是“有錢的老板”：“種植杉木，只有大規模大投入才能賺錢。所以，（種植杉木）雖然很賺錢，沒有資本一切都是空談。”
瑤山村老板盤財發和筆者計算了杉木種植中的經濟賬。按一家一年耕種10畝計算（現在有些人家一年一口氣耕種50畝），杉木苗成本390元（0.3元一株，共1300株），劈斜（10工）、煉山（7工）、種木（4工）、第2年除草補種（14工）、第3年修山（5工）、第10年修山（6工）等人工共46工，每工需工資50元，共2300元。這樣，種植成本共2690元。16年后，杉木成林，有木1000棵，每棵20元，可收獲2萬元以上。
按這個算法，種植杉木是有利可圖的，何況許多人家只在一些關鍵環節請工，余下的自己慢慢做，這樣成本就進一步降低了。但是，當考慮到如下一些無法自己完成的環節的時候，瑤民就望而卻步了。首先，若林地是租種山主的，那么存在分成的問題，最終收入的三至五成需作為租金繳納給山主。其次，砍伐時由于普遍改用油鋸，一部油鋸作業，需10個人專門剝皮才能實現同步作業。這意味著請工是必然的，除非繼續沿用傳統的手鋸作業（瑤山村尚有個別家庭節約成本而采用手鋸）。而在瑤山村，油鋸只有10余部，這意味著尚有部分家庭需要請油鋸工，則油鋸工的工資會飆升到100元以上。單砍伐一項就需3000元左右的成本。再次，若路途較遠，需在林地對原木進行粗加工，這就需要請瑤山村僅有的6臺鋸板機中的一臺，鋸板機需提成杉木總收入的10％作為工資。最后，加工后的杉木方條需請工挑出，挑工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一些靠公路的山崖，往往會請吊木機械操作，這種裝置瑤山村只有一臺，提成高達20％～30％。顯然，在杉木種植成本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擁有資本的投資者才是最后的贏家。瑤山村盤財明是瑤山村資本較雄厚的老板，2010年獨家承包了約80畝山地，山主是桂坑尾6戶人家的，其中依據路的遠近分別按三七開、四六開、五五開和山主分成。2010年冬開始煉山，2011年春種了第一批杉木共3萬株，2011年冬把余下的山煉完，2012年春全種下，共6萬株。成本投入很大，全是現金支出，預計總的投入大約需要10萬元。但收入也不菲，按每株至少20元算，可凈賺90萬元。
杉木種植的高回報率也吸引了外部資本。由瑤山村盤財發老板牽線，韶關老板成功承包瑤山村一片500畝的林地。盤老板運用自己的政治與人脈優勢，成功地將承包款壓低到了1.6元 / 畝（一般情況下應在9元 / 畝左右），500畝林地每年的承包費僅800元。杉木種植的所有成本均由韶關老板負責，而盤老板則負責日常管理。雙方約定，杉木出售時，盤老板從中抽取10％的提成。盤老板不止一次跟筆者強調合作的必要性：“外地老板來山里投資必須與本地人合作，否則別說低價拿地，就是進入本地都進入不了。”
青山買賣很好地展示了杉木生產中的資本投資與冒險的意涵。青山買賣是近年來瑤山村大部分有青壯年勞動力家庭都熱衷參與的投資冒險。青山買賣，直接對一片成熟的杉木林進行價格評估，雙方價格達成一致后，買方直接把約定好的現金交與賣方（即耕主——耕種杉木之人），然后買方取得杉木林的砍伐銷售權。通常還會約定一年或兩年內需砍下，以便耕主再次耕種。耕主不想再種的話，砍伐時間則可由買方自己定奪，這種情形下有遲七八年或更長時間砍伐的——這種情況很少。青山買賣之所以盛行，對賣方而言，有些所住村落離杉木林路途較遠，不便自己砍伐，有些則已經遷居平原地帶、縣城或外地，無法回來砍伐；對買方而言，若當初價格評估不走眼的話，那么只要辛苦勞動幾天或幾十天，刨去成本，每天可獲得比零工多很多的收入（通常一倍以上，有時甚至達十幾倍）。但是，這也是一場資本冒險，血本無歸也是常有的事。如盤金有在2010年與另一家合伙花17000元買一片青山。但杉木砍下售賣，卻只賣了不足20000元，刨去成本后每家倒貼3000元。
青山買賣的第一步，雙方都要對所售杉木林進行價格評估，通常價格都是在相互試探性的談判中最終定下來的。這是一場運用經濟理性斗智的游戲：“買杉木是很考驗一個人的頭腦的，你要有很好的眼光。比如，你看中一片杉木山，你一般要去山里看看，點一點數，沒法點時，也要大概看看。這時你要開始計算了，這片山大概有多少木，需要多少挑工、砍工、鋸工等等。你要計算好，你可不可以賺錢。我眼光很好，一般買一片山就是賺幾千或者上萬塊錢。”（盤財良語）2012年9月3日，筆者隨盤財發去看一片待售的青山，耕主兼山主是桃嶺村的盤安喜，他在1998年遷居到本縣桂頭鎮瑤族移民新村XM村，無暇自己砍伐，于是想直接賣青山。他有意賣給盤財發，要價45000元，但盤財發只肯出35000元，后來盤安喜讓了一步，要價40000元，并且把青山的邊界現場指給其看了。這天盤財發就是要進山去數一數大致的數目，以便最終決定是否合算。他大致數了一下直徑在6厘米以上的杉木，發現只有500株左右，每株30多元，加之小木及個別樹齡在40年以上的大樹，全部砍下，估計總收益為4萬，他決定不買，除非價格降至2萬元，否則加上挑工等成本，他會虧本。但盤財發告訴筆者，2萬的話，盤安喜是舍不得賣的。
顯然，青山買賣是一種資本投資行為，用現金購買青山，若干天砍伐售賣，賺取差額利潤。資本不多的家庭通常采用合伙的方式，合伙的家庭數量通常控制在2～3家，“太多了不好干活”。合伙對象的選擇并不依地緣或血緣而定，親屬或村落都不是合伙對象的限制性條件，通常只要“干活合得來就行”。家庭間的合伙通常只能合作購買價格低于3～4萬的青山，超過此價格的青山，通常只能由資本雄厚的老板購買，或者由老板聯系外地的資本一起購買。換言之，較大片青山的購買權通常掌握在瑤山村少數（2個）老板手里，或者由他們引進外地資本共同開發。
（四）流動的杉木生產：一種“反嵌”類型
前面已提及，杉木生產的成本變得越發高昂。但是，瑤民似乎并沒因此而放棄種植杉木。記得筆者有一次問盤財發老板，既然大部分土地都已歸個人支配，那為什么沒有很多外地商人進來買地種樹呢？當時盤老板的回答是：“我們自己都不夠種，哪輪得上外面的人啊！”。這也反映了，即使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商品特性，但是卻并沒有進入大的資本市場。瑤民之所以能夠在沒有足夠資本的情況下，堅持種杉木，是與瑤山中頻繁流動的杉木生產主體有關的。這就是說，一片杉木從山地清理到杉木移植，到林木生長，到杉木砍伐，到杉木銷售等漫長的20年時間里，杉木生產的主體可能經過無數次的轉手，即生產的主體可能經過無數次的變更。在這個變更過程中，負責前一個生產環節的主體獲得了一定的利益后轉手給下一個生產主體。在一片杉木的不斷的變更過程中，每一個主體都或多或少從同一片杉木中得到了利益。換言之，當個人由于特殊原因（如山下定居、急需用錢等）無財力或人力繼續投入到杉木生產中，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合適的人“接盤”。表面上看，杉木生產主體的頻繁流動是資本投資的結果。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生產主體的流動，導致杉木生產無法脫離地方社會，即成為一種抑制杉木生產脫嵌的“反嵌”類型。
瑤山村趙良夸三年前（2010年）承租了一片約60畝荒山種植杉木。該荒地所有者為附近心田村的瑤民盤天明，他早在1998年就搬遷至山下居住，其山嶺選擇轉租。趙良夸計劃三年種滿杉木，一年種植20畝。到2012年春時，第三片荒山已煉完山只等種植杉木。煉山前的劈斜（砍雜木）中，從雜木中得到了價值約4000元的杉木。趙良夸準備自己加工后出售。9月時，孫女開始入學，其兒子兒媳又都有工作，良夸只好搬下山陪讀。趙良夸考慮到杉木加工售賣所費工夫較多，選擇把遺留的4000元的杉木直接賣掉。這些堆放在荒地上未加工的杉木最后以2000元的價格賣給了本村盤良喜。盤良喜聯合本村另外兩個村民共同加工并售賣這批杉木。趙良夸并沒有選擇把荒地再一次轉手倒租，而是準備自己耕種（種植及除草），萬一自己沒時間就請工（雇用原居地瑤民）。
在這個例子中，盤天明搬遷時將山地轉租給附近瑤人趙良夸，趙良夸搬遷后，將杉木生產的部分環節出賣給同村瑤民。當然，趙良夸依然保留了杉木種植權。
瑤山村興盛的青山買賣行為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這種頻繁的生產主體的流動。由于青山買賣的成本較高，瑤民常采用合作購買的方式獲得青山。青山買賣其實是一種互惠行為，也是杉木生產主體的再一次變更。一些擁有杉木的瑤民可能已搬遷到山下，等到杉木成熟時，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和時間砍伐，這時往往選擇賣青山。而買青山的瑤人大部分是在山上居住的有足夠勞動力的家庭，他們可以通過買青山獲取一定的收益。
可以說，杉木生產主體的頻繁流動是瑤民地方文化對日益脫嵌的杉木經濟生產模式的抵抗和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反嵌”的模式類型。
四、結語
“勞動過程”視角一直被視為工廠生產或類工廠生產（如建筑工，近來有學者用來分析大都市中服務于工廠的代耕農）的專用分析工具。筆者試圖突破“勞動過程”視角的局限性。筆者為此將“勞動過程”視角分為理論和方法兩個維度。將“勞動過程”看成是一種馬克思式的分析方法時，其適用范圍可進一步擴大。筆者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瑤山村的杉木種植納入“勞動過程”的分析視角，并從中洞悉脫嵌與反嵌的深刻意涵。
一定意義上，本文的正標題“卷入、脫嵌與反嵌”是當今任何社會的主題詞。弗蘭克研究拉丁美洲發展出來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以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都強有力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全球性的，任何國家、地區，任何民族、族群都無法避免地納入到這個體系中。換言之，“卷入”幾乎不是地方社會可以選擇放棄的主題。“卷入”之后也就離不開“脫嵌”的話題。而波蘭尼早就告訴我們，脫嵌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社會是有自我保護機制的。這種雙向的對立力量，就是筆者所稱的“反嵌”。當然，“反嵌”并不是鐵板一塊的行為模式。不同的社會，“反嵌”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不相同的。當前學者多采用“再嵌入”來指涉發展嵌入地方傳統文化的過程。筆者認為，“再嵌入”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機制過分自信，或者對傳統文化本身過分自信。當“卷入”成為必然背景后，“脫嵌”是隨之發生的主題，這種情況下的“再嵌入”就僅僅表現為一種社會自我保護機制了，而不再是“嵌入”。因此，筆者認為，在分析這一過程時，重申波蘭尼的說法是更為恰當的，即強調脫嵌傾向與反向而生的保護機制的兩種力量并存的“雙重動向”的觀點。也即是筆者所謂的“反嵌”的雙向機制。
作者單位：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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