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可逾越的人生起跑線: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邊緣化
在城鄉差距觸目驚心的表象之下，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分配才是更為隱秘且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大量實證研究發現，教育機會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態決定了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特征；家庭出身是決定教育機會獲得的關鍵因素。于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悲觀的結論：家庭出身背景決定了學生能否通過學業成功實現社會向上流動。受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學校教育往往是延續社會經濟不平等并固化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有效機制。
與邊遠貧困地區買賣人口和法制缺位等嚴重社會問題一樣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狀況落后地區遍布的近6.7萬個教學點，它們是農村教育最薄弱的一環。自2001年開始（至2012年暫時中止）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要求“撤點并校”，動因是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益，同時亦受到農村學齡人口減少、流失，以及行政績效指標化的驅動。此后，教育資源集中至鄉鎮地區，大量村莊學校急劇消失，農民和民工子女幼年起便進入寄宿制學校或小規模學校，離校太遠的就讀當地教學點。伴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深入，村落學校和教學點大幅度減少，鄉村教師們面臨失業，許多農村兒童因上學遠而輟學。
中國農村戶籍人口義務教育邊緣化趨勢的另一面也頗為耐人尋味。隨農民工父母涌入城市的流動兒童難以就讀流入地公立學校，受教育權利被剝奪現象較普遍。2001年后，國家政策積極推動流動兒童進入公立教育系統的進程，但仍有很多兒童就讀民辦簡易學校。以北京市為例，9.5萬名兒童就讀打工者創辦的130所簡易學校。其中，67所打工子弟學校持有教育行政部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其余無證的63所學校隨時可能被取締。2014年以來，流動兒童教育機會政策出現了倒退趨勢，公立學校核準流動兒童入學資格嚴格審核五證、缺一不可，這凸顯了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進程中大城市仍強力拒絕外來人口長期居住的傾向。
截至2010年，全國流動兒童總數達3581萬，加上滯留農村的6102萬留守兒童，農民工子女已占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農村戶籍兒童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底層地位表現為他們遭受的教育不平等。當中國教育在普及（消除文盲）與提高（教育質量）兩種價值之間抉擇時，農村戶籍學生最直接地承受了轉型中國教育發展與變革的代價。根據筆者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長期關注和調研，本文將探討關涉該群體教育不平等現象的三個面向：教育機會、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并據此檢視邊緣化待遇對農民工子女教育權利意識的影響。
▍教育機會的城鄉不平等分配
教育機會的城鄉間不平等分配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逐漸顯化的社會事實，與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密切相關。承襲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約翰·杜威的生活教育理念，陶行知倡導在鄉村社會普及適合鄉下人的教育，讓文字這一現代化工具幫助鄉下人適應日益復雜的現代生活。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文字經由學校的建立在村落中扎了根，極大地推動了文字教育進入鄉村生活的進程。但是，消除文盲與提高教育質量之間的矛盾沖突一直貫穿著中國教育的整個發展史。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丁?K?懷特（2010）在《社會火山的迷思：當代中國的不平等感與分配不公》一書中指出，盡管戶籍制度和向城市發展傾斜的社會政策使農村人的社會流動難以達成，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教育最大程度地惠及了農村人口，以消滅文盲為目標取得了社會平等（egalitarian）。改革開放后，精英主義取代了大眾主義的教育理念，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要求培養專家和拔尖人才。于是，重點校與非重點校構成的教育階層結構拉大了城鄉和區域差距，教育發展開始逐漸背離面向大眾的價值取向，表現出了偏重效益和效率的“文字上移”趨向。當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是在“撤點并校”政策的影響下，村落學校的減幅超過了農村學生數量的減幅，這種明顯的不匹配必然會加劇鄉村社會的貧困落后局面。
美國學者拉夫特里和豪特用“一個擴大的派”（an expandingpie）來形象地類比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顯著增加，這有助于理解農民工子女教育機會問題。更多的社會底層群體成員能夠獲得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是教育機會總供給量增加的結果，但仍舊不容樂觀的是在就讀最具篩選性大學（如常春藤大學）方面他們與優勢階層之間懸殊的入學比例仍保持不變。隨著“派”的變大，教育機會供給量的增加掩蓋了社會階層間教育資源質量的差距。優勢群體始終占據著社會上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只有當他們對某種教育資源的需求達到飽和轉而尋求更優質的資源時，底層群體才有機會分得那些次優資源。
在中國，由于城市戶籍學齡人口的顯著減少，城市學生比以往更有可能就讀重點公立學校，于是被拋棄的非重點學校出現了資源浪費與閑置現象［1］。這些面對招生困境的城市薄弱校只能將流動人口視為主要生源，這使國家教育體系意圖吸納流動兒童的政策在實踐層面上得以順利實施。不難理解，盡管“派”并沒有明顯變大，但城市優勢群體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集中占有為其他群體分得次優資源創造了現實的可能性。然而，接收流動兒童的公立學校大多是城市教育體系中的薄弱校，再加上大量就讀打工子弟學校的外來人口，流動兒童與城市戶籍兒童的教育質量差距仍舊十分懸殊。在農村，“撤點并校”政策將教育資源集中至鄉鎮、大量取消教學點，其結果是農村兒童教育機會供給量的相對減少，“派”變小了。另外，由于上學太遠或無法適應寄宿生活，近年來農村兒童輟學率逐年上升。與美國學者們對優勢群體的論斷類似，中國農村地區社會經濟背景較優越的家長們為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將其子女送至鄉鎮中小學，產生了一大批大班額學校。例如，在駐馬店上蔡縣的一所初中，平均班額為120人，最大班額達到了160人。
由于媒體頻繁曝光與留守兒童悲慘遭遇相關的案件，城鄉教育機會不平等問題已日漸顯化，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學界和公眾輿論中被討論。在城鄉差距觸目驚心的表象之下，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分配才是更為隱秘且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大量實證研究發現，教育機會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態決定了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特征；家庭出身是決定教育機會獲得的關鍵因素。于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悲觀的結論：家庭出身背景決定了學生能否通過學業成功實現社會向上流動。受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學校教育往往是延續社會經濟不平等并固化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有效機制。
每個社會成員都在社會結構中占據著特定的位置，獲得相應的位置報酬。城市學生明顯比農村地區的同齡人更容易獲得城市中的教育機會。但是，教育政策等社會制度安排可能阻礙位置報酬的獲得，使某些群體遭遇結構性排斥。為了對抗這些排斥，家庭出身較優越的家長們傾向于運用與其家庭背景相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爭奪教育機會，加入擇校的大軍。對于經濟和社會資本貧弱的農民和民工家庭來說，政策的排斥作用則具有壓倒一切的威力，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會使他們失去基本的受教育機會。時至今日，依附于戶籍制度存在的教育政策仍將許多農民工子女排除在城市公立學校系統之外；即便幸運者能夠順利進入城市中小學，他們也無法在城市中就讀高中、參加高考或參與高等教育錄取招生。今年7月4日，貴州畢節納雍縣一名返鄉就讀高中的15歲少年，因為拒絕在考試中協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圍毆致死。這名少年曾長期跟隨父母在外生活，由于無法在流入地就讀高中，不得不返回戶籍所在地成為了一名留守少年。學齡農民工子女大多體驗過流動和留守這兩種生活狀態，而城市學校是否接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選擇哪一種生活。因此，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響，從來就不是兩個孤立的群體。
如果將流動和留守視為兩種較固定的生活狀態，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看作兩個群體，值得關注的是，學齡農民工子女群體內部在學業成績表現上呈現出了分化的趨勢，這種學業成績差異可能預示著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在升學機會的獲得上將分化為明顯的幾級。有調查顯示，在城市公立學校就讀的流動兒童，其認知發展水平高于留守兒童，這說明流入城市后的環境變化有助于提升學業成績。另一方面，在農村寄宿制學校就讀的留守兒童的學業成績低于同年級的走讀生，這說明脫離親子關系的寄宿制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發展。截至2011年，農村寄宿學校學生總數達到了2907萬人。許多研究發現，在寄宿制學校里，留守兒童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營養和健康情況較差，易產生心理問題，表現出社會性發展障礙。
▍學校教育過程的異質性
兒童的智力和認知發展固然會因基因遺傳表現出生物性差異，但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養塑造的后天環境也能對個體兒童的智力和社會性發展施加影響，甚至具有對其進行重塑的功能。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認為，兒童在與五種環境系統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適應環境制約，并發揮主觀能動性。在五種環境系統中，與兒童的互動關系最密切和直接的是由家庭、學校、社區和同輩群體構成的微系統（microsystem）。顯然，城市兒童、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置身于迥異的微系統之中。單就學校教育而言，三個學生群體受教育經歷的差異性不僅由其就讀學校的類型（指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或學校在教育科層結構中的位置（指重點校或非重點校）所決定，而且更受到學校教學過程異質性的影響。
政府通過加大財政投入縮小學校物質條件的城鄉、區域和校際差距是促進解決農民和民工子女教育邊緣化問題的重要舉措。另一個方法是改善學校教育過程中的無形因素，包括由教與學構成的學校氛圍、教師對學生的教育期望和教學行為等。1981年，美國學者詹姆斯?S?科爾曼主持了一項關于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政策的研究，研究報告指出，私立學校學生比公立學校學生的學業成績更好，主要原因是私立學校的學習氛圍更守紀和有序、教師對學生的學術要求也更高（Coleman et al., 1982）。科爾曼報告的分析視角啟發我們審視存在于城鄉學校教育過程中的諸多差異。在這里，筆者聚焦兩個學校教育過程要素：學校氛圍和教師的教育期望。
2011年，筆者在北京市的一所公立非重點校和一所無證的打工子弟學校中開展了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考察了兩所學校在學校氛圍和教師期望方面的異同。就讀這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都是居住在附近棚戶區的流動兒童。在公立非重點校中，95%的學生是流動兒童，這是前文提到的2010年以前北京戶籍學齡人口數量減少的結果，也是教育部門通過政策指令對流動兒童的強制安置。筆者發現，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實踐充滿隨意性，表現為缺乏統一明確的教學進度安排、知識點教學點到為止、授課方式單調枯燥、課堂紀律渙散、考試作弊現象嚴重等。在公立非重點校，雖然課堂紀律和考試秩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教學進度也十分清晰明確，但是教師們普遍忽視流動兒童的學業成績提升和心理發展，保證不出安全事故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究其原因，流動兒童在北京持有的是臨時學籍，他們的學業成績與學校在學區內的排名、校長績效和教師教學水平考核等不直接相關。在此背景下，對流動兒童是利益不相關者的定位導致了吸納流動兒童的公立薄弱校在日常教學中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須知，兩所學校營造了不同的學校氛圍，但教師們表達了同樣的教育期望：他們對流動兒童抱有非常低的期望，斷言流動兒童將成為從事低端服務業工作的社會底層，高等教育是他們永遠無法企及的夢想。
澳大利亞學者泰瑞?沃諾娃也曾針對北京地區流動兒童的學校教育經歷做過田野調查。她發現，在北京生源占絕對主導的公立重點校，教學進度安排和課堂教學內容嚴格遵照考試大綱的要求，課堂內外的活動不鼓勵學生展現自主性和創造性。相反，流動兒童聚集的打工子弟學校因為不追求升學目標，其寬松的課堂氛圍留給了學生發揮創造性的空間。例如，在美術課上，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們鼓勵學生自由地畫出他們在生活中看到的任何事物；公立重點校中的北京學生卻只能在教師預先設定的主題范圍內作畫，對色彩的運用和圖畫內容的設計也有專門的指導。這些有趣的結論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離開戶籍所在地后，排斥性的教育政策阻塞了農民工子女的升學路徑。即使之后回到流出地，流動兒童在打工子弟學校和城市公立非重點學校中取得的不具競爭力的學業成績也很難讓他們在農村地區的中考和高考中脫穎而出。
與打工子弟學校和城市公立非重點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鄉鎮中小學十分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將其視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為了讓農村兒童在升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很多學校制定了精細的學生作息時間表，用各種學習內容填滿學生在校的全部時間，教師們對學生抱有很高的期望。關于此類學校，媒體報道過的一個極端例子是安徽省六安市的毛坦廠中學。這所學校被稱為“亞洲最大高考工廠”，5000多名渴望考上大學的農村學生及其陪讀家長在這里忍受著備考階段煉獄般的生活。返鄉讀初、高中的流動兒童很難適應鄉鎮中小學高強度的學習生活。在筆者的實地調研中，流動兒童對此叫苦不迭，甚至不惜放棄升學希望逃回城市。農村教育的另一極是處于邊遠貧困山區的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在很多小規模學校和教學點，只有幾位甚至一位教師負責全部的教學事項，多采用復式班［2］的授課方式。教師的授課重點偏向語文和數學，因為學生這兩門功課的考試成績要參加全鎮范圍內的評比。但是，由于監督不足，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生源的流失和輟學生的增多使鄉村教師對學生的教育期望降低，消除文盲是教學點教師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升學困境和就業不公
在城鄉社會中，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分配和學校教育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差異造成了農民和民工子女普遍遭受著教育結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on educational outcomes），表現為他們較差的學業成績，以及由此帶來的升學困境和就業不平等。大量基于全國樣本數據的研究顯示，農村戶籍學生的考試分數、初高中升學率和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城市同齡人，這與鄉村教育的落后現狀和向城市、城市學生傾斜的教育政策有關，更與農村學生的家庭環境有緊密聯系——2014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69，在上世紀80年代時還是0.3，這說明改革開放后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階層分化日益加劇。如前所述，從根本上說，城鄉教育質量的差距是由學生家庭社會經濟背景的差距（socioeconomic status）塑造和不斷加固的。城鄉學生的學業成績差距實際上呈現了其家庭收入水平、家長受教育程度和家長職業三方面日益拉大的鴻溝。因此，學齡農民工子女與其他社會底層群體一樣承受著三種教育結果：輟學、就讀職業學校和從事底層工作，只有少數人能夠通過學業成功實現向上流動。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曾訪談了40名流動青少年。在八年級下學期結束時，25人輟學在京務工或終日游蕩無所事事，10人就讀職業學校，只有5人決定返鄉讀書。
根據筆者的觀察，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輟學生被污名化的情況都十分普遍，在學校教師眼中輟學生與在校生的持續頻繁接觸是擾亂學校教學秩序、引發安全事故的罪魁禍首，必須堅決遏制。在城市中，流動兒童輟學生被視為犯罪率較高的人群之一，其存在嚴重地威脅了城市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在流動兒童眼中，農村輟學生是一群染頭發、穿著另類、渾身煙酒味的街頭小混混，唯恐避之不及。無一例外地，他們將輟學生“變壞”的原因歸結為其留守的生活狀態，缺乏父母的照顧和監管，終日“好吃懶做”、“為所欲為”。雖然我們不該將留守兒童妖魔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留守兒童的犯罪率近年來一直居高不下，并呈低齡化趨勢。在山東，農村留守兒童有近60萬，其犯罪量約占未成年人犯罪總量的70%。媒體曾經報道過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今年6月，湖南省衡陽縣界碑鎮一名12歲留守女童毒殺了她的兩位同學；今年8月，一名17歲的留守少年因發生口角殺害了一名15歲的留守女童和她12歲的弟弟。當然，在這些惡性事件中，留守兒童即是施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在以老幼病殘為留守主體的中國偏遠小村莊，近年來多發留守女童被性侵事件，施害者包括親戚、同村村民、學校教師和其他留守人員。父母陪伴、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不足甚至缺失是釀成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悲劇的直接原因，他們的困境亟待整個社會的關注和救助。
職業教育是無法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城市學生的無奈選擇，更是不愿過早加入勞動大軍的農民和民工子女的唯一選擇。長久以來，重學歷輕技能的社會風氣使職業教育和職業學校遭受了歧視，盡管此觀念受高技能人才的高社會需求和高工資現象的影響有所改觀，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升學無望的農民和民工子女成為了各地職業學校的重要生源。但是，城市中口碑較好的職業學校仍對農村戶籍青少年關閉了大門，他們只能就讀教學質量較差的職業學校。一位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曾向筆者坦誠，在每學期期末的最后幾周他都會被邀請參加職業學校招生主任們組織的飯局，每成功推薦一名本校學生就讀這些職業學校，該校長便會獲得200元的報酬。在訪談中，很多流動青少年主動表示自己早就知道打工子弟學校與職業學校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心理上很排斥職業學校。另一方面，他們的厭惡感來自于對就讀職業學校無法增加其就業機會的預見。職業學校的專業設置與當地市場需求脫軌；學校教師普遍缺乏工廠一線工作經驗，授課內容難以滿足現實需求。很多學生認為在職業學校學習等同于混日子，這也許能夠解釋職校學生的高犯罪率。近年來，一個可喜的發展方向是非營利職業學校的出現，其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隨市場供需情況靈活變動，并能為農業戶籍青少年提供免費的職業教育。
此外，在現今的中國鄉村社會盛行著“讀書無用論”，對學業成功實現向上流動的傳統觀念形成了強勁的沖擊。由于城市的高速發展和鄉村社會的日漸凋敝，進城務工早已成為了農村青壯年普遍認同的生存選擇。同時，大量村落學校的消失、教育成本高和戶籍制度的排斥等因素的合力使農民和民工子女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放棄學校教育。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擴招后，學業成就與財富創造之間的關系減弱了，讀書有用遭受了質疑。流動青少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讀書無用。筆者訪談的流動青少年們認為，書本知識與其日常生活毫無關聯，計劃盡早步入社會獲得自給自足的成就感。他們看不起父母從事的那些臟、累、危險的底層工作，卻相信自己能憑借堅韌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輩那樣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對升學機會渺茫的預判和不愿離開城市留守農村的心愿使大多數流動青少年孤注一擲地希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多數農民工子女被受國家制度監管的“正式經濟”排斥在外，從事著無正式勞動合同和勞動保障、收入低、工時長、條件危險艱苦的臨時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專門技能僅僅是導致就業不平等現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戶籍人口的長期歧視。1995年起實施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曾羅列了約200種可聘用外地人員的職業，全部是重體力、非技術類工作。雖然在2005年該政策已被廢止，但在現實層面農村戶籍人口若想進入金融、管理、政府和事業單位等部門從事體制內的工作仍面臨著諸多困難。作為應對策略，筆者訪談的很多流動青少年計劃在“非正式經濟”中施展拳腳，他們有的跟父母走街串巷賣菜、撿垃圾或安裝維修空調，有的在棚戶區里的網吧、發廊和小餐館打臨時工，還有的開網店。他們頻繁地變換工作，渴望在自給自足的同時為未來創業積累資金和經驗財富。
也許，他們達成創業夢想跟獲得學業成功的希望一樣渺茫，在深受世界經濟影響的本地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安身立命變得越來越艱難。英國學者菲利浦?布朗、休?勞德和戴維?艾什頓（2010）在著作《全球拍賣：我們需接受怎樣的教育以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中，指出對低端勞動力的獲取是一場價格越標越低的“全球拍賣”。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已經跨越了民族國家的范疇，雇主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比較各國的勞動力價格，最后選擇性價比最高的勞動力。中國的經濟奇跡得益于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力的低廉價格吸引了發達國家的資本涌入，促使歐美等傳統發達國家進入了去工業化時代。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價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機會被轉移到了勞動力價格更低的老撾、越南等國。在此背景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創建一個人力資本強國保駕護航，對農民和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就業問題增加財政投入和政策關注應當成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結語：教育權利意識沖擊社會穩定？
在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國，9683萬學齡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引發了社會層面關于受教育權利與教育改革的討論。一方面，城市居住者因持有不同的教育權利主張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各地教育信訪部門經常聚集著外地和本地學生家長，前者為其子女爭討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奔走相告，后者為獨享本地優質教育資源據理力爭。另一方面是數量不多但備受關注的個體抗議事件。2011年，占海特，一個上海私營業主的女兒，因持有農村戶口無法在上海就讀高中而發起了多次示威游行，引發了中外媒體的高度關注——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權利意識會沖擊社會穩定嗎？
美國學者馬丁?K?懷特指出，只有不公平的主觀感覺而非不平等的客觀事實會引起不滿，進而導致社會不穩定。筆者發現，雖然遭受著教育機會、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的不平等，但多數農民和民工子女并未表達出強烈的不公平感。即使在被問及其學校經歷和升學機會時，他們經常會感嘆不公平現象的存在，并因此感到無奈和憤怒，但是這些情緒往往會被諸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激勵式教育壓制或徹底抵消。在思想品德課上，當讀到“教育為人的幸福生活奠基”時，學生們看到了自己所在的鄉村學校和打工子弟學校與課本上描述的差距。與此同時，他們卻也堅信只要勤奮學習自己也能跟城市學生一樣成功；即便不能順利升學，也能跟城市人一起在城市里生活、獲得發展的機會。
但是，上述觀察不能推論當農民工子女真正進入勞動力市場后仍會忽視生活中遭遇的不平等。與父輩不同，他們強烈渴望分享城市經濟發展成果和實現社會向上流動，這必將挑戰和重塑城鄉二元格局和現有的社會制度安排。中外學者對中國社會處于“平穩的動蕩”（stable unrest）和“剛性穩定”狀態的論斷應使我們深刻認識到社會各階層不均衡受益和發展的現狀，社會底層群體普遍面對著教育和就業的不平等。學齡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困境關切中國社會的未來，要緩解和擺脫其困境需舉盡全國之力，方可成長久之功。
［1］在經歷了幾個學年度京籍學生數量的顯著遞減后，2010年至今，北京市京籍和非京籍學生數量明顯增加，以小學入學人數為例，平均每年遞增兩萬多人（京華時報，2014）。雖然一些學校為接收更多兒童擴大了班額，但是教育機會總量并沒有顯著增加，因此對非京籍學生入學資格的審核變得更為嚴格。
［2］復式班指不同年級的學生被安排在同一個教室里上課，在這種情況下老師要教各年級的學生，教一個年級時，其他年級學生寫作業或從事其他學習活動。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201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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