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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

[ 作者:伍戈?郝大明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10-10 錄入:實習編輯 ]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實現了6.7%的增長,盡管呈現出逐步下滑的態勢,但與其他國家相比,該增速仍處在較高的絕對水平。中國究竟應該實現多快的經濟增速,其合理的上下區間是多少?穩增長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對于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固然存在著不同維度的理解和詮釋,但從總需求管理的角度來看,合意的經濟增速應該是與就業目標緊密相關的。2016年,李克強總理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時明確表示,“我們說穩增長,實際上是為了保就業”。2010年,時任總理溫家寶也有類似的表示,“經濟增長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業的基本穩定。”此前原總理朱镕基也有類似表述。

盡管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逐年下滑,但就業市場似乎一直保持相對穩定,并沒有出現之前的隨經濟下滑而就業下滑的情況。這與之前GDP保八、保就業的歷史時期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傳統教科書中的經典理論“奧肯定律”不相符合。如何客觀評估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整體狀況?如何理解經濟持續下滑而就業卻“異常”穩定的現象?對此,我們試圖從兩個維度進行深入的原因剖析:一是基于勞動力數量變化的視角,二是基于產業結構變遷的視角。從而,為科學探尋經濟增長合意區間和正確把握政策力度等提供些許思路。

經濟下滑過程中的就業究竟如何?

由于可得性的原因,我國一直缺乏勞動力市場的可靠統計數據。為了相對客觀地評估近年來我國真實的就業狀況,我們嘗試從多個指標維度進行交叉驗證。

一是從求人倍率來看就業市場基本穩定。2011年以來,我國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00之上,并未隨經濟增長率的下滑而下滑。而在這之前,2001-2004年,求人倍率隨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從0.65提高到0.94;2004-2007年,求人倍率基本保持穩定,略有上升到0.98,仍低于1.00;金融危機爆發后,2008年四季度,求人倍率快速下跌至0.85,2009年二季度上升到0.88,2010年上升到1.00。2011年后,一直保持在1.00之上。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1)

二是就業調查數據顯示就業基本穩定。據人社部統計,2016年1-6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17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71.7%。二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5%,保持在較低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上半年全國大城市的調查失業率基本上穩定在5.2%左右,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在5%左右,總體比較穩定。據人社部的調查,在經濟下行和結構調整中,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煤炭、鋼鐵、化工等行業,多是化解產能過剩或環境治理的重點行業;確有一些企業出現崗位流失和減員現象,總的來看涉及范圍不大,人員分流平穩,未發現普遍性的裁員潮;目前沒有出現外出務工農民因為企業關停大規模返鄉的現象。

三是工資增速印證就業基本穩定。首先,農民工工資增速仍然較快。2009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2.6%。2014和2015年分別增長9.8%和7.3%,盡管其增速較2010-2013年有所放緩,但仍高于GDP名義增速。其次,2014年城鎮私營單位和非私營單位工資分別增長11.3%和9.5%,2015年分別增長8.8%和10.1%,增速也均高于GDP名義增速(8.2%和6.5%)。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2)

四是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來看,近年來對下崗、失業、返鄉潮的相關報道較少,或許也從側面說明就業市場比較穩定。

綜上所述,各種證據相互印證了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放緩但就業保持基本穩定的客觀事實。對于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趨勢性背離,我們認為,可以從人口結構變化和產業結構變遷兩個視角進行剖析。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3)

如何理解增長與就業的背離

1.人口結構變化緩解就業壓力

從勞動力結構變化的角度來看,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一方面引致經濟增速下滑,另一方面卻緩解了就業壓力(按照聯合國確定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人口老齡化社會。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0%,這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人口老齡型社會。但在2000年后的最初10年,即2000-2010年,經濟增速并沒有立刻下滑,而是在入世紅利的作用下實現經濟高增長。直至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尤其是2010年后,我國經濟增速開始明顯下臺階)。具體地: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其原因在于老齡化社會里勞動力人口數量與資本存量的下降趨勢難以逆轉(伍戈、曾慶同,2015)。盡管由于各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科技創新能力等都存在差異,老齡化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仍存在著一定爭議,但對于老齡化進程較快、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可能難以抵消因總勞動人口數量和資本存量的下降,及其對總供給和潛在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沖擊。從中國情況來看,其老齡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都可能是史無前例的。按照世界銀行的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從7%上升到14%所需要的時間,是25年左右,而法國為115年,瑞典為85年,美國為66年,英國為45年(World Bank,2013)。

盡管如此,人口紅利的持續衰減卻客觀上緩解了現實就業壓力。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增加越來越少,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比重2010年達到頂點74.5%,之后持續下降,2015年下降到71.9%。1996年以來,每年新增勞動力不斷減少,2015年新增勞動力198萬人,創1980年以來新低。每年新增勞動力不斷減少使就業壓力銳減。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即使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每年新增GDP對就業的需求仍然不少。例如,2015年我國GDP為68.55萬億元,比2014年多4.15萬億元,實際增長6.9%,名義增長6.45%;2015年底總就業人口77451萬人,比2014年底增加198萬人,增長0.26%。從這個角度來看,用6.45%的名義GDP增量消化0.26%的新增就業,實際就業壓力并不大。

2.產業結構轉型緩解就業壓力

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出現新的跡象,服務業相對制造業的發展速度在不斷加快。從國際經驗來看,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對更弱;但另一方面,服務業吸收就業的能力相對更強(李斌、伍戈,2014)。這些也能在一定程度解釋經濟不斷下行但就業市場相對穩定的現象。具體地:

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是經濟增速放緩的重要原因。2013-2015年,我國一、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分別增長9.6%和7.1%,繼續保持2003-2012年較高增長趨勢(分別為7.9%和7.6%),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速顯著回落,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7%,而2003-2012年該值曾平均高達7.7%(回落了5.0個百分點)。受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大幅回落的拖累,總勞動生產率增速和GDP增速顯著回落。

從就業上看,2013-2015年第二產業新增就業一改2003-2012年持續10年的增長趨勢,呈現連續3年減少的態勢,2015年減少了406萬人。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從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5年的29.3%,3年下降1.0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服務業新增就業2013年以來大幅增長,分別增加1946萬人、1728萬人、1475萬人,服務業就業比重從2012年的36.1%,上升到2015年的42.4%,3年上升6.3個百分點。服務業新增就業有效彌補了制造業就業的減少,使得整體就業基本保持穩定。

從就業增速來看,2013-2015年第一產業就業年均下降5.1%,降幅比2003-2012年擴大1.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年均增長0.01%,比2003-2012年回落3.7個百分點;服務業就業年均增長5.3%,比2003-2012年提高2.4個百分點。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4)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5)

伍戈等:如何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的背離(圖6)

基本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勞動力結構變化和產業結構變遷可以較好解釋當前經濟減速下行但就業保持穩定的現象。由此,我們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和啟示:

一是當前就業暫無大礙,要容忍GDP的一定下行區間。既然穩增長實質上是為了保就業,那么在就業問題并不突出時,更應審慎使用過度擴張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在深刻意識到當前我國潛在經濟增速下降及其原因之后,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就需要換一種思維。面對經濟的結構性(而不僅僅是周期性)的減速,如果我們仍堅持用傳統方式去拉動經濟,則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例如,當期過度的總需求政策會引致下一期嚴重的產能過剩,并促成資產價格更快的上漲等。

二是現階段不必過度擔憂去產能對就業的負面影響,應適度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近年來經濟的下行并未造成就業總量方面的突出問題(就業結構或許并不平衡),適度去產能對整體的就業和增長影響依然有限。例如,六大過剩產能行業的總就業在1700萬人左右(汪濤,2016),其中鋼鐵和煤炭行業約1400萬人。如果削減10%的產能將造成約200萬人下崗,間接導致相關行業減員100萬-150萬人。適度減員300多萬人不是小數目,但比上世紀90年代末下崗3000多萬人少多了。未來新增勞動力的持續減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沖這種減員壓力。

三是就業往往是宏觀經濟中相對滯后的指標,一旦經濟中的結構性因素減弱或經濟大幅下滑,原本的周期性特征和規律還會凸顯,增長與就業的關系仍會返回常態。目前雖然就業壓力不大,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增長。如果未來經濟增速持續大幅下滑,最終必然會引致勞動力市場的動蕩。對此,我們也應保持警惕,密切關注潛在增速水平的變化,把握總需求管理的力度,在經濟增長、就業穩定等之間尋求合意的平衡。

作者分別為華融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華融證券宏觀分析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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