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學者秦暉在《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版）》（秦暉、金雁著）中認為：雖然我們的改革也受到過東歐早期改革的啟發，但兩邊各自內在的差異非常大，因此，中國與東歐的問題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今天摘編分享書中節選：
東歐與中國兩邊各自內在的差異都非常大。像東歐兩個歷史與地域都很接近的國家，同出自蘇聯的愛沙尼亞和白俄羅斯就幾乎是兩個極端：愛沙尼亞“激進”得幾乎把所有的資產都賣給了跨國公司，而白俄羅斯豈止“漸進”，簡直就是不進，根本就沒什么改革，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中國也是，溫州幾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卻有南街村這樣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國經濟無論溫州還是河南改革以來雖各有千秋，總的來說還都在增長。而那邊的各國無論愛沙尼亞還是白俄羅斯都出現過長短不等的經濟滑坡。顯然這根本不是激進或漸進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和東歐相比較，真正的重大區別有三點：
第一，西方學者往往認為中國和東歐改革前都是計劃經濟，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資”，也是“凱恩斯與新自由”。然而實際上這兩者的方向差異主要是政治性的，經濟上誰更“市場化”倒很難說。兩者其實與其說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說是“走出……”的不同。所謂“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之別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點，實際上，蘇聯東歐在歷史上搞的是現代工業文明擴張“科學主義”的一套理性計劃經濟體制。而中國搞的是一種不把“計劃”當回事的、“大轟大嗡”的命令經濟，“文革”時期尤其如此。
打破理性計劃經濟體制，勢必要破壞計劃平衡，但市場平衡又無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亂，這個代價無論漸進激進都難免。但在中國，改革開始就是從無平衡的混亂中走出來，不僅市場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進理性計劃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鄧小平說改革最初就叫“整頓”，“整頓”并非走向市場，而是回復“修正主義”。其實就是放棄了大轟大嗡，搞了點蘇式計劃；放棄了點“鞍鋼憲法”，搞了點“馬鋼憲法”。經濟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來就是計劃均衡的東歐，當然沒法搞這種招數。而他們那種“科學”的計劃，一放棄就亂套了。換言之，越是“科學的”計劃，改革前比大轟大嗡的胡鬧效益越好，放棄它的代價也越大。而大轟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無代價地放棄的。
人們往往指責東歐國家追求“自由市場烏托邦”，而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十分現實主義。其實“烏托邦災難”只是在專制國家才有的現象，憲政民主國家由于思想自由從來就盛產各種各樣的烏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強制性而不會造成災難。像捷克的克勞斯，說他有“自由市場烏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這個烏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實現，卻也沒有造成災難，也不影響捷克依據自己國情決定的轉軌邏輯實際上成了個“準福利國家”。
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場經濟”其“可放棄性”（不是應不應該放棄，而是可不可以無代價地放棄）會有極大差異，這種差異對于轉軌國家而言也許比轉軌目標的“可實現性”意義更大。總結東歐各國轉軌中的錯誤和教訓是重要的，也是本書的重要內容。但是像俄羅斯式的“坎托羅維奇體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棄它而不付重大代價絕無可能。這與中國走出“文革”式的混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一個非自由的經濟共同體結構勢必有兩個職能，即它對人一方面是一種束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保護。因此擺脫這種共同體也意味著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前者是好處，而后者就是“代價”。從邏輯上講，這種束縛—保護關系應當是均衡的，因而脫離這種關系，不管是突然脫離還是逐漸脫離，都是既有代價也有好處的事。但歷史現實中，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束縛和保護并不是對應的，因而好處與“代價”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國農民在改革以前處于“被原始積累”階段，和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農民處境差不多。而蘇聯后來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基本形成了工業化的都市社會，因而在20世紀60年代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1966年起，蘇聯農村已全部實行國家銀行統包的“有保障的工資”制。因此蘇聯農民一方面受到體制束縛，另一方面得到體制保障的程度也相當高。但中國就大不一樣，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點是束縛功能強大，保護功能卻很小。因此，中國農民在擺脫束縛的時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護的代價。
與中國相反，波蘭、南斯拉夫當年就沒有搞過集體化。它們的農民本來就是家庭農場主，擁有我們的農民在改革后才得到的自由。但這些國家在舊體制下給了農民很高的社會保障，波蘭全國農民1972年就實行了公費醫療，1978年又實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因此它們的農民在市場經濟改革中擺脫的束縛沒有多少，但會失去很多保護。對他們而言這代價怎么會不大？
而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在改革初期中擺脫了嚴酷的束縛，卻沒有什么保護可失去的。這就形成了中國改革初期的一個非常大的動力，也是中國那時經濟發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經濟學“行話”說，改革前中國絕大多數人所處的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人人無利，只有受損多少的過程），走出這個過程的任何變化都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人人無損，只有得利多少的過程）。而改革前東歐人所處的是“非帕累托過程”（甲得利乙受損的過程），走出這種過程的改變通常意味著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乙得利而甲受損）。這兩者的差別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兩點都屬于“走出……”之別。對于改革初期中國何以避免了東歐式的“代價”，這兩點基本可以解釋。但是“走出……”之別的影響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比中東歐經濟增長更好的優勢就需要第三種解釋了。而這個解釋絕不是什么“休克療法造成災難”、“激進不如漸進”。恰恰相反，東歐無論漸進還是激進的國家經濟無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實在那里漸進受挫的程度總的來講往往還大于激進受挫），而在中國，無論仇和式的“休克療法”還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維持經濟增長，直觀上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中東歐各國都出現了民主化，而中國沒有。
民主條件下搞私有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用我國一些學者喜歡用但卻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說法，就是要付出極大的“交易費用”。共產黨人仇和搞的“休克療法”能夠成功地把所有公產包括學校醫院幼兒園一塌刮子“全賣光”，而標準新自由主義者克勞斯在捷克折騰了8年卻搞出個“準福利國家”，這個對比還不夠鮮明嗎？說什么東歐“激進”？關于“民主分家”過程中的公共參與、多方博弈、筑室道謀、無窮談判，上面講了許多，本書中有更多的例子。它們確實消耗了這些國家許多精力，損失了不少時間。這是造成中東歐經濟轉軌困局，而中國能夠避免這種困局的又一個原因。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化使國家權力受到限制的同時，國家責任卻很難推卸。與政府對絕大多數國民即農民沒有福利責任的改革前中國相比，中東歐國家原來涵蓋城鄉的福利保障就發達得多。民主化之后國家任意調配資源的權力不復存在，但福利責任在民主條件下卻不是統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評中東歐簡單化地實行“國家退出”，不如中國強調國家作用。其實國家在兩者的轉軌中都是無處不在，區別只在于中東歐國家“權力退出”易，“責任退出”難。而中國恰好相反。講責任的時候讓你“不找市長找市場”，弄權的時候就是“市場不找市長找”了。
即便“左派”最喜歡開罵的俄羅斯，如今社會保障方面的“社會主義”仍然隨處可見，非黑土地帶許多農民甚至根本不種田卻拿國家的保障金買糧吃。相比起前些年傳媒“正面報道”說我們某個根本已無勞動能力的百歲農婦向政府踴躍交納“合理負擔”，真讓人不知說什么才好。西方兩派轉軌經濟學家都認同民主，都不會建議東歐回歸專制，同時他們的經濟學也有不談政治只就經濟論經濟的規則（在政治權力很少干預經濟的西方這種規則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顧左右而言他，去辯論起什么經濟上的激進漸進來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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