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形勢空前的復雜。形勢的判斷，取決于對策選擇。我們需要的是找出經濟增長的邏輯。而要找到這個邏輯，就需要后退一步，從一個更高的視角，俯瞰當前的問題。這個視角就是貨幣、城市化和土地財政。
從商品貨幣到信用貨幣
任何商業模式，都可以用簡單的資產負債表來表示———收益減去成本等于剩余。無論多復雜的經濟模式都是從這里開始。宏觀經濟就是所有微觀商業模式的加總，一樣可以用這個公式來表達。
所謂市場，就是從一對一的原始交易，升級到多對多交易。在多產品交易的市場中，最大的成本有兩個：“計算的成本”和“信任的成本”。前者意味著，一旦市場交易的產品超過三種，交換率組合就會呈幾何級數上升。尋找均衡兌換率的難度得交易種類無法擴大；后者則意味著，由于缺少信任，跨時間、跨空間的非即時交易很難完成。這兩個成本都可以歸結為“信用成本”。為了克服信用的缺失，人類發明了貨幣———用一種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所有商品只需確定對一般等價物兌換率，就可以知道對所有物品的兌換率。人類的交易效率就可以大幅提高。
由于商品貨幣是以剩余作為信用的來源，其供給只能滿足一部分交易的需要。貨幣不足使得依賴貨幣分工商品經濟長期以來小于依賴制度分工的社會組織。直到信用制度的改進，人類逐漸解決貨幣不足的問題，才在1750年以后啟動了不可逆的持續增長。上個世紀79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世界開始從商品貨幣（金銀、實物剩余為準備）轉變為信用貨幣（未來收益貼現為準備）。
信用貨幣有幾個特征，首先是通貨膨脹消失了。在商品貨幣的時代，只要實物準備（黃金白銀）沒增加，鈔票相對多發，結果必是通貨膨脹。但到了信用貨幣時代，卻出現前所未有的現象———怎么發貨幣都不通貨膨脹，而是資產價格和規模的膨脹。這就好比原來貨幣超發的時候，一定要發燒；而現在貨幣超發的時候，不發燒變成血壓高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這是因為信用貨幣生成的機制不同。貨幣是通過抵押資產（未來收益）生成的。在信用生成貨幣的同時，所有沒有交易的或資產也同時獲得了信用。比如一棟房子從10萬元漲到100萬元，抵押給銀行創造了100萬元貨幣，但所有沒有交易的其他住房也一同升值。實物貨幣增加，信用（金銀）不會增加———信用（金銀）和流動性（紙幣）只會出現負的缺口；信用貨幣增加，信用會以更大的比例增加———信用（住房、股票）和流動性（貨幣）之間會形成正的缺口。正是由于“流動性———信用缺口”缺口的存在，使得信用貨幣超發不僅不會產生通脹，反而會產生通縮的風險。
第二個特點，儲蓄變得不重要了。儲蓄就是延期的消費。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美國的儲蓄率持續下降。對商品貨幣而言，儲蓄（包括存款、金銀等）是貨幣發行的基礎，銀行要想放貸，先要人存錢。但是信用貨幣大家發現不用了，沒有一分錢存款，商業銀行也可以通過對中央銀行負債獲得基礎貨幣，然后再通過市場信貸創造出貨幣。
第三，順差對信用輸出國不再重要。在商品貨幣時代，國家間爭奪市場，本質上就是爭奪順差，有順差，信用就會增加；信用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貨幣以及更高水平的分工，在以實物剩余為信用的英鎊體系下的貿易，順差成為貿易的唯一目標。剩余的國際轉移，對一個經濟信用的多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信用的多寡，又決定了原始資本積累的規模和速度。但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美國對全球的逆差急劇擴大，這為順差國創造了豐沛的信用。
信用貨幣和土地財政
在中國的城市化大部分歷史上，中國經濟受到貨幣不足的約束，商品分工水平非常低。社會分工主要是靠制度提供信用。到1949年時，城市化率只有10 .6%.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樣遇到資本不足的問題。
當時世界上存在著兩大體系：一個是計劃經濟，把整個國家做一個大托拉斯，依賴記賬分工，蘇聯為其體系提供制度信用（計劃經濟）；一個是市場經濟，依靠信用貨幣分工，美國為其體系提供貨幣信用（美元）。兩種制度都達到了很高的分工水平。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國選擇了計劃經濟———“省錢的制度”，這個制度無需出口、無需殖民地、不依賴外國資本，符合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
實踐表明，用記賬、以物易物的辦法（計劃）組織經濟，要比用貨幣（市場）組織經濟效率低得多。特別是對中國這樣沒有一般等價物，而是以一組商品作為信用的原始貨幣，必須完全依賴內部市場積累剩余的模式。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貨幣的供給，完全取決于儲蓄多寡。高強度的積累，使全社會在長時間內承受緊縮消費的巨大痛苦。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啟動中國面向市場經濟的改革。所謂市場經濟，就是用貨幣來給物品和服務計價。
中國貨幣不足的問題再次出現。市場化的第一步，就是放開物價，為防止計劃經濟的時候已經實現了較高的勞動分工水平解體，唯一的出路就是印更多的鈔票。1979年底，廣義人民幣供應量為1555億元，1980年進一步增加到1933億元，增長率高達24%.此后連續三年人民幣供應基本都保持20 %以上貨幣供應增長速度，結果導致1984年通貨膨脹。從1984年到1990年，人民幣鈔票供應量增長開始駛入快車道，此后幾乎每年的廣義人民幣鈔票供應量增速都在20 %以上。尤其是1984年和1986年，人民幣增幅達到了39%和31%，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沒有儲蓄作為準備，增發貨幣的結果，必然是通脹。
中國的貨幣約束的解決，是從加入美國的體系開始的。這和日本、“四小龍”是一樣的途徑。第一步，匯率并軌。第二步加入WT O.2000年后，中國出口順差開始大幅增加，通過結匯創造的大量信用，在沒有導致通貨膨脹情況下，極大地釋放了資本不足所抑制的增長潛力，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開始快速起步。
土地財政的歷程
1990年后，中國逐步發展出一種后來被稱之為“土地財政”的增長模式，正是這一模式，成功地將以剩余為基礎的商品貨幣，轉變為以未來收益為基礎的信用貨幣。中國也因此重獲貨幣主權。
“土地財政”并非一開始就有目的的制度設計，而是借由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土地財政”創造信用的第一步是1982年憲法第10條：“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正是這一條款，奠定了日后中國“土地財政”的憲法基礎。
第二步是土地轉讓。為突破土地轉讓限制，深圳特區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率先探索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并于1987年，拍出中國城市第一塊土地使用權。1998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88）》在其中第十條第四款基礎上，增加“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1990年，國務院《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二條，“國家按照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則，實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制度”。這一條例，成為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制度的發端，地方政府開始用土地作為基礎設施建設支付手段，土地的貨幣屬性由此而生。
第三步，建立遠期資本交易市場———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住房成為投資品。1992年，中國取消各種票證，貨幣不足迫使央行增發，中國再次進入高通貨膨脹。為了吸納超發貨幣，1992- 1993年開放了股票、期貨和房地產三大市場，為未來收益貼現機制的形成開辟了道路。當時最不起眼的房地產市場的金融作用，遠超前兩個市場。因為土地貼現的是政府未來的收益，創造的是國家信用。
第四步，1994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稅分權。這一制度明確了土地收入歸地方政府所有，地價成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定價主要模式。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獲得了穩定融資信用。
第五步，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城市“上市”。在之前的土地市場上，只有機構（企業、開發商）才能購買土地。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使得數百個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企業”）整體“上市”，從而催生出了一個遠超資本市場的巨大信用來源。原來無償分配的公共住房，以折扣的價格買個原住民，一夜之間創造了巨大的中產階級，同時規定停止單位分房，市場成為解決住房主要渠道。正是這一改革為住房市場自身創造了最初的有效需求，住房市場的房價，實際上為城市各類存量不動產的市場價值提供了一個價格參照系。
至此，“土地財政”的主體框架基本完成。在“土地財政”創造的巨大信用支持下，中國城市化迅速上升。2011年，城市人口歷史性地超過農村人口。
房地產市場是資本市場
房地產市場的本質，就是資本市場。地價本質上與股價一樣，都是資產的價格，是城市公共服務未來收益的貼現。以此為信用制造的貨幣，就是信用貨幣。土地財政在不經意間，幫助中國完成了依賴剩余積累制造資本向依賴預期收益制造資本的巨大轉變，使中國第一次成為像美國一樣通過未來收益創造信用的國家。此后的實踐表明，“土地財政”貼現未來收益的效率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稅收財政”。中國由此一躍成為資本生成大國。
中國貨幣生成有三個主要來源：引進外資、出口創匯、土地資本化。其中，外貿順差和F D I在M2的擴大過程中曾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到20 10年末之前，由于外資不斷流入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占款）達到2 2 .5萬億，對M2的增量貢獻，一直維持在50%左右，甚至一度超過60%.但如今，外匯占款余額2 3 .2萬億，占M 2的比重降已降至15 .4%.真正對M2貢獻最大的是信貸，大約在7 5 %左右，而信貸增長的一個主要渠道，就是房地產抵押貸款。
就貨幣生成規模而言，2 0 1 0年以來，真正的央行不是人民銀行，而是建設部。不動產交易價格上升，為所有不動產增信，反過來又通過信貸導致貨幣的增加。房地產的本質是信用，其與貨幣關系如同硬幣的“一體兩面”，高房價既是貨幣“超發”的原因，也是貨幣“超發”的結果。
土地是信用之源，凡是與土地直接或間接掛鉤的商業模式，都會獲得最佳的信用評級，在某種程度上，過去2 0年的中國經濟大部分商業模式可以被視作“房地產+”，不斷升值的資產就像是自動提款機，向市場提供著看似無窮無盡的信用，可以說，沒有過度供給的信用，今天那些過剩的產能根本就不可能。
過去三十年，土地財政歷史性解決了信用不足的難題，其效率之高超出所有人的預料，正是由于超高的資本生成模式，推動了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增長。這個意義上，土地財政貢獻怎樣高估都不過分，沒有土地財政，亞投行、“一帶一路”、高鐵乃至近年來重大基礎設施、軍事裝備的突破，都無從談起。
現在的問題是，土地財政可以持續嗎？
土地財政是不可持續的
城市化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花錢（投資）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掙錢（收益）的階段。現在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已經可以把全中國8 7 %的人裝進去，即使今天城市擴張完全停止，也足以容納未來城市人口的增長。總體而言，中國空間城市化大部分已經完成。
這意味著城市化1 .0結束，2 .0開始。一旦進入城市化2 .0，能否創造現金流收入，就取代1 .0階段的能否創造資本，成為判定城市規劃的好壞的新基準。這個階段對現金流的需求超過對資本的需求。如果在城市化2 .0階段不能盡快從1 .0階段的一次性收益模式（土地出讓）變為可持續的收益（稅收），城市就無法支撐可持續的公共服務。土地財政如果不能從一次性收益轉向持續性收益，城市化第二階段就無法徹底完成，整個城市化進程將會功敗垂成。
經濟轉型，就是從資本型的增長轉變成現金流型的增長。G D P的好壞不僅取決于其數量多少，同時更取決于其結構優劣。在城市化2 .0階段，好的G D P應該是更多的現金流，而不是更多的資本。
所以，目前應該采取這些對策：在增量上，一是防止泡沫破裂———避免系統性風險；二是抑制資產價格———防止“信用—流動性缺口”擴大；三是解決住房需求———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四是支持實體經濟———對資產增稅，對現金流減稅。在存量上，一是充分利用存量———創造更多現金流；二是保護低端住房供給———避免勞動力成本過快上升，三是避免變相供給更多商品住宅（如“三舊改造”），四是減少公共負擔———減少現金流支出，等于現金流收入增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金融危機，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魏瑪共和國式的大通脹，所有商品價格暴漲，貨幣過剩，商品短缺；一種是美國30年代大蕭條，所有資產價格暴跌、貨幣不足、生產過剩。中國貨幣的生成機制，很大比例是信用貨幣。此時，應當減少資產和投資，擴大現金流和儲蓄，持有貨幣保值，等候時機抄底。
我們今天面臨的不是常規的金融波動，而是千年未見之信用過剩。與此同步的是，中國城市化快速進入2 .0階段———從一次性融資轉向可持續的現金流。在這樣的超級經濟周期里，現金流已經成為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鍵。信用擴張階段導致全球性“流動性-信用缺口”，誰能讓“流動性-信用缺口”縮得最小，誰就能在經濟收縮周期里幸存，進而在未來擴張周期來臨時率先滿血復活。
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整理
趙燕菁：廈門大學雙聘教授，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英國卡迪夫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博士，原廈門市規劃局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總規劃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都市報 201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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