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杭州市西湖區駱家莊為個案的研究
【摘要】駱家莊因城市近郊村而成為城市化的先行者。在“后城市化時代”里，它非但沒有“終結”，而且重建成為活力充盈的新型生活共同體。此種現象說明，被時代卷入城市化進程的村莊，內部蘊含著傳承、重生和綿延的巨大能量，非但不會輕易“終結”，更可以有機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長”；文化因其傳承、凝聚、治理等多重功能，在共同體構建中具有凝聚精神內核、重構規則秩序、優化公共空間等多重效用；“人的城市化”具有豐富的內在結構層次，在物質生活層面不斷實現“城市化”的同時，文化傳統和精神層面的“城市化”絕非唯一方向，需要重視鄉村文化反哺城市的功能，擯棄由鄉而城的線性文化發展觀，建設城鄉互動、融合的新型文化形態，為構筑基層社會的價值認同提供堅實基礎。
【關鍵詞】城市化；村莊共同體；駱家莊；城市文化；農村文化；文化發展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國范圍內，都有一批位于城市近郊的村落以地理之近，在城市化進程中率先成為新型城市社區。駱家莊即為其中之一。1992年以前的駱家莊，是杭州西部郊區的一個村落，地處西溪濕地，阡陌縱橫，水網密布，農戶散居于農田、竹林、桑園、魚塘、柿樹和蘆葦之中，辛勤耕耘勞作于自然山水間。1992年土地征用、1999年撤村建居、2003年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駱家莊從鄉村轉型為城市社區、從鄉村集體經濟轉型為股份經濟體制，生產生活方式發生巨變。目前，523戶、2565人的駱家莊，經規劃，以“城中村”的形態集中居住，分為東苑、西苑（分為一區、二區、三區）四個集中居住點，隸屬西湖區文新街道。住宅用地之外，尚有集體留用地70畝，建成一個農貿市場、一個西溪科創園、一個健康產業街區和一個創業街。此即為本文所論駱家莊之地理范圍和建制實體。
駱家莊這個古老悠久的江南水鄉村落，在狂飆突進的城市化外力作用下，在極短的時間內極速轉型成為城市社區，其轉型過程、所受挫折、艱難磨礪、期盼向往以及生活重建的努力，在今天中國的城市化時代潮流里，具有顯而易見的普遍性。作為農村城市化的先行者，駱家莊以其城市化之后的現實狀況，為我們提供了“后城市化時代”村落與村民在城市中的真實生活場景，可以由此反觀和檢視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浪潮。其間，駱家莊人對鄉村傳統的懷念、對城市文明的向往、對重建新型生活共同體的期盼、困惑和努力，特別引起我們的關注。
一、“后城市化時代”共同體重建的“駱家莊之問”
駱家莊因城市化而撤村建居，由鄉村轉型為城市社區。但是近20年來，對駱家莊人而言，“村莊”仍然是他們心目中不變的家園，是他們面對城市化外力沖擊時的天然依賴之所和支撐力量。他們以“駱家莊”的名義同進退、共榮辱，在不同時期的駱家莊居委會、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帶領下，跨過了告別鄉村、走向城市的重重困境，帶著“相關何處”的困惑和執著追求重建家園，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新型生活“共同體”。
我們從研究中觀察到，駱家莊至今為止的“重建”，是一種立足于維系和強化駱家莊這個“共同體”愿景上的全方位的家園重建，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例如，在社會生活上，逐漸落實了駱家莊人的居住、戶籍、社保、就學、就醫等物質層面的城市生活保障。在經濟發展上，完成了集體經濟向股份制經濟的轉型，特別是2005年以來，以“共同富裕”為導向、以解決問題為抓手，探索轉型升級之路，通過提升商業街區功能、高規格建設科創園、發展文化產業、凝聚駱商等舉措，實現了經濟建設的快速增長。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的收入，從2005年的501萬元，增長到2015年的8000余萬元。
駱家莊以原有村莊格局為基礎維系和強化“共同體”的實踐業績、特別是其規劃中的未來發展愿景，對一個村莊在城市化中的境遇和前景，提出了眾多問題。
第一，關于鄉村“城市化”的目標要求。如果說鄉村的“城市化”是指村莊“化”為城市社區，村民“化”為市民，以個體身份完全融入原子化的城市社會、融入現代城市文明的大共同體中，那么駱家莊一意維系甚至強化“駱家莊”這個“共同體”的必要性與意義何在？一個立足原有村莊格局的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重建的駱家莊共同體，是否符合目前理論上既定的“城市化”方向？是否有違既定的“城市化”的本意？
第二，關于城市化進程中的“村落的終結”。在學界有關鄉村社會、城市化、城中村等研究中，城市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一直是被關注的熱點。研究者們通過對城中村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示性的見解。其中，“村落的終結”是一個不斷被提及、被論證、被探討的主題，雖然“終結”的方式和路徑不一，但“終結”則被認作為是其命定的歸宿。這種觀點也曾經是筆者對駱家莊此類城中村命運的認識。
但是，從駱家莊的目前情形來看，“村落”非但沒有“終結”，而且在原有的村莊格局上，立足城市，銳意進取，重建了一個自成一體的新的駱家莊“共同體”。這種現狀讓我們自然想到，在城市化的境遇里，類似駱家莊這樣的近郊村，在“終結”的命運之外，是否還有通過“有機更新”等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而獲得重建的命運與發展前景？如果有，則其重建的方向、目標和方式，又將如何把握和實施？
第三，關于文化傳統和精神世界層面的“人的城市化”。作為城市化進程中的先行者，隨著物質層面“人的城市化”問題的不斷落實，文化傳統與精神世界層面“人的城市化”的困惑在駱家莊愈益呈現，既困擾著正在經歷社會轉型的當事人，也引起筆者的思考和探索：物質層面的變化容易適應，而文化與精神層面的困境往往難以打破。傳統鄉村文脈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湮滅于城市文明，還是以獨特的傳統能量影響城市文明？老傳統、舊經驗漸行漸遠，能否釋懷？當下生活紛繁多樣，怎般應對？是特立獨行地堅守自我以示“鄉土風”，還是融會新知地包容前行展現“時代性”？具體如何踐行？標準怎么把握？種種的疑問，是駱家莊人難以釋懷的精神之惑，其間包含了對以往田園家居歲月的回憶和念想、對當下身在何處的迷茫和感懷、對未來理想生活的追問和探尋。
從實際的情形來看，鄉村文脈不但得到駱家莊人的固守，而且開始影響周邊城市社區。并且隨著近年來的傳統文化復興之勢，影響愈益顯著。其間的良莠并存需要我們取精華、剔糟粕，但更重要的在于它給我們的啟示：在人的文化傳統和精神世界層面，是不是只有“鄉村化向城市”這一條單向路徑？
以上起因于撤村建居后追尋“鄉關何處”的“駱家莊之問”，就其實質而言，乃是駱家莊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共同體”如何與外部世界相處的問題，亦即如何看待和處理卷入城市化潮流的村莊與其面對的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
二、駱家莊新型共同體整體內涵中的雙向特質
實際上，在經歷了撤村建居、股份制改造后，除了集體經濟的股份分紅與城中村的集中居住方式之外，駱家莊可以維系其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性、經濟性的資源、機制和力量，已經十分有限。在經濟生活上，村內集體經濟由合作社董事會負責經營事務，村民以股民的身份領取分紅；在村民的經濟收入中，集體經濟分紅并非主要收入來源，各家以房屋出租、社會就業、外出打工、企業經營等方式各自謀生。在社會管理上，駱家莊并非獨立社區，作為駱家莊管理者的合作社，其性質是股份制企業，職責是負責經營駱家莊留存的集體經濟，沒有社區事務管理的權限和職責，與街道之間不存在垂直的行政隸屬關系。在居住形式上，許多村民都在村外購有住房，并不住在村內，地緣性的社會聯結已被打破。在社會關系上，雖然親屬關系基本一仍其舊，但也因生產、生活方式之變而逐漸淡漠，新生代之間的交往則更為疏離。總而言之，撤村建居、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后的駱家莊人，隨著戶籍、社保、就業、就學等城市生活必備條件的逐漸落實，便具有了與其他城市居民一樣的身份，就是一個“城里人”；“城中村”也就是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只是以“城市排屋”甚至“獨棟”為特征的居住形式，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區的公寓，保留著鮮明的可辨識度。
因此，有關駱家莊的前景，在駱家莊內部也有不同的認識和做法。有的合作社管理者認為，合作社只是企業，只要經營好集體經濟，保證股民分紅即可，不必承擔行政管理事務；有的則認為，從解決征用土地時的遺留問題，解決“城中村”產權以及中老年村民文化素質、教育背景、就業能力較差需要提供援助等幾方面考慮，駱家莊需要一個“過渡”性的集體組織，但絕非長期行政管理機構；也有的認為駱家莊作為一個村莊的分化和消解是大勢所趨，無需為此糾結，更不必著意挽回；不少村民們依靠房屋租金和外出打工自謀生路，與村莊的聯系越來越少；有的則經營企業有方，搬出村外居住。總體上看，隨著與城市交往的密切和深入，村民的外向度和村莊的凝聚力之間漸成反比。
筆者曾與合作社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章忠平探討過村莊的“終結”和駱家莊的“重建”問題，并了解他作為村莊共同體堅守者和立意重建者的個人思考，以及邀請我們課題組研究駱家莊歷史與未來發展的意圖。在章忠平看來，街道雖然不是合作社的上級行政主管部門，但一直關注、關心駱家莊，把它視為實際上的下屬單位，從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的角度支持合作社對村莊加強管理。就他個人而言，首先是作為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的職責所在，其次是出于對村莊與鄉鄰的責任感。然而，最重要的，乃是對往昔忠厚平和、和舟共濟、禮尚往來等鄉村美俗良序難以割舍的情感，對茶館調解、長幼有序等鄉村治理方式的崇信和懷念。他一直認為，在駱家莊的城市化轉型中，需要尋求一條具有鄉村內在傳統的整體發展之路，他有心在駱家莊承續、重建這樣一個鄉村傳統。但由于缺乏理論視野和知識儲備，對這個傳統只有感性的認知，卻缺乏清晰認識，難以全面把握，無法厘清它與現代生活、城市文明的接榫之處。這便是他和合作社面對的現狀，和決定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2013年至今，通過伴隨、參與與研究，筆者直接參與了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的環境治理、文化禮堂建設、和美家園規劃以及節慶活動、龍舟盛會、小舟競渡等多項社區建設活動；又在有關駱家莊的大量的前塵往事、不同講述、紛繁現狀、利益訴求和觀點表達中，鉤沉出一個城市化進程中基于傳統村落格局的“共同體”更新、重建和成長的初始軌跡。
駱家莊目前這種立足于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重建的作為，看似都是維系和強化駱家莊整體性“共同體”的努力，但實際上卻可以分出兩個層面來認識，就其內涵特征來看，具有方向相異的不同特質。
第一層面，指的是經濟與社會層面的重建，它基本符合目前既定的“城市化”方向。駱家莊上述種種體現在社會管理上的重建努力，走向清晰，就是不斷演變成為一個普通的城市社區，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體現在集體經濟上的重建努力，路徑明確，就是集體經濟轉型為現代股份制企業，如果這種轉型推進順利、不斷完善、日益強大到一個規范的現代企業的話，必然會與目前承擔的行政管理事務分化、或是剝離。它可以在“村莊”轉型為“社區”的城市化軌跡之外，提供一個“村莊”轉型為股份制企業的選項，卻絕對不是駱家莊整體性“共同體”的同路人。因此，社會和經濟的這兩種走向和發展，已經完全脫離了鄉村根基，在現代社會的框架下按照內在的發展邏輯和法則運行，進而達至物質層面的城市化。它們符合目前既定的“城市化”方向，具有“村落的終結”的性質。只是這種“終結”，不是消極的衰敗、不是悲觀的詠嘆，而是積極的作為、有效的更新，是在舊生活的“終結”中重建并獲得更美好的物質生活保障。
第二層面，則在于文化傳統和精神世界。這是對筆者最有啟發意義的領域，也是駱家莊“共同體”更新和重建中最有特色、最顯成效之處。駱家莊人的日常生活中，存續著一個豐厚的鄉村文化傳統和駁雜的精神世界，古今相會、新舊相糅，鄉村傳統活力充盈，城市文化不斷滲入，對周邊城市區域的文化影響力慢慢呈現。它是駱家莊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駱家莊人精神寄托的家園，是其“共同體”重建中唯一不能簡單“化”入城市、具有獨立存在價值的領域，不僅對駱家莊而言具有內生的合理性、真實的必要性，而且具有超越駱家莊自身命運的時代意義。
故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其詳加論述，以此探索“人的城市化”中文化傳統和精神世界層面的現實處境和轉型重建的求索之道。
三、鄉村傳統：綿密悠長的“共同體”文化之根
“重建”新型生活共同體的內生根柢，在于駱家莊積千年時光凝聚而成的鄉村傳統。
研究發現，雖然駱家莊脫離鄉村生活已20余年，但在其日常生活中，“鄉村”仍然是一個活著的傳統，它并未隨著物質生活的城市化而如風飄散，而是突顯在節慶、民俗、禮儀、信仰、文娛等村民自在自得的精神文化生活領域，體現出根基深固、流緒遍布、鄉風熏染等特點，成為駱家莊在精神層面的“人的城市化”中，不可忽視、必須直面的基本現實。
1.鄉村文化傳統根基深固
重陽敬老、端午龍舟、崇佛敬佛、民間戲曲以及舞龍、舞獅、打腰鼓等習俗、民藝、娛樂活動，是傳統鄉村社會的重要文化生活形式，在今天的駱家莊都有廣泛的保留，表現活躍。特別是村中普遍存在的崇佛敬佛活動，讓筆者感受到了鄉村傳統的根基深固，難以輕言移易。
駱家莊村民的宗教信仰，至今仍以佛教為主。據《鄉關何處：駱家莊的歷史、轉型與重建研究》課題組[1]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的村民中91.4%信仰佛教、8.2%不信教、0.4%信仰其他宗教。93.1%的村民以各種形式參與寺廟活動，以春節時所占比例最高，為75.2%；此外為菩薩生日等節日占51.7%，超度亡靈念經占15.9%，經常去祭拜祈求的占11.0%。村里的增福廟、一方廟和三官堂，成為舉行佛事活動的主要場所，靈隱寺、普陀山、九華山等佛教圣地，也是去得較多的地方。
古代中國有自成體系的村社廟宇制度，在基層鄉村，往往是“村村皆有廟，無廟不成村”，由村民自發成立管理機構維持日常廟務。駱家莊村中的增福廟，即為此類村廟。村里還有100多位老年婦女從事為村民服務的佛事活動，自發組成自我管理的相應團隊。筆者訪談過的一位73歲的老年婦女，就是一個30多人村民佛事服務團隊的領頭人。據她介紹，她們以12人為一組，從事的主要活動有每月初一、十五和菩薩生日時的念經拜佛，村中老人過世后的頭七、三七、五七、六七和周年的念經超度，以及她們自己的日常修行。據這位老人說，村里請她們念經、做佛事的人家很多，以至于她需要用一個專門的本子記下各種預約。有時還忙不過來，需要她協調安排。[2]
土地神及其祭祀形式“社”，是最能體現傳統社會“以農立國”特征的古老信仰習俗。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它至今仍在駱家莊得以保留。駱家莊早先的“社”，建立在自然村的基礎上。土改后，自然村在行政建制上先后改為隊和組。至今為止，駱家莊九個組仍舊按照原先自然村時期的地理位置，以“社”的形式分別歸屬于增福廟、一方廟、三官堂：三組、六組、七組、八組、九組和五聯村的一個組，歸屬于增福廟；一組、二組則屬于三官堂；四組、五組屬于一方廟。各社均有“社頭”，增福廟6個社的“社頭”，都在廟的管委會中服務。村民去世后，家屬各按“社”之所屬到相應的廟里去上廟，做了“六七”以后，將牌位送到廟里。與以前不同的是，現在的牌位不是木制的，而是用信封封起來的紙制牌位，經老太太念經超度后焚燒，這樣就表示這個人進了廟。據接受訪談的老人說，現在村里去世的人，都是這么做的。[3]
信仰習俗根深蒂固，但駱家莊人崇佛信佛的原因，也有新的變化。他們對菩薩的崇信一如既往，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祈求菩薩保佑的，不是升官發財，而是身體健康平安、生活美滿幸福。不少老人都表示，現在日子好過了，錢差不多就行了，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在信仰之外，駱家莊人的事佛，也夾雜著眾多不同的世俗考量，比如通過為村民提供有償佛事服務獲取相應報酬，豐富和充實自己的日常生活，鍛煉身體[4]，和睦鄰里和家庭關系[5]，獲得減輕家務操持的理由，在村中獲得存在感，提高文化水平，[6]等等。
2.鄉村生活印跡流緒遍布
傳統鄉村的生活印跡，細致入微地體現在駱家莊日常生活的眾多方面。撤村建居已近20年，雖然生活在市民身份和城市社區的組織架構下，駱家莊人卻仍然一直以村民自居、相互認同；無論住到哪里，他們的廚房里總是供著灶王爺的塑像；本分、忠厚、孝順是他們崇尚的價值觀；鄉鄰有難，眾人相助的風氣依然[7]；長幼尊卑有序的社會意識和生活秩序，仍然存續。在我們的課題研究中，駱家莊老年協會是所有訪談、座談以至稿件審閱的主體，合作社黨委和董事會對老年協會表現出充分的尊重、信任和依賴。
大規模的集體性民俗節慶活動，是鄉村文化傳統的重要形式。駱家莊雖然離開了原來農田、水塘、桑園、竹林的自然環境，以“城中村”的形式集中居住于城區，但仍然位于西溪濕地邊緣，在其居住地之西，特別是原來的集體留用地一帶，即瀕臨紫金港河。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駱家莊留住了一份水鄉脈息和一片傳承水鄉民俗文化的空間。
端午節的劃龍舟和村民聚餐活動，是駱家莊全村老少一般不會缺席的村民集聚日和繼承村莊文脈的象征儀式，年年雷打不動。本課題組所做問卷調查顯示，在劃龍舟的參與度上，有84.3%的村民認為端午參加劃龍舟是頭等大事，每次都參與，有10.4%的村民認為有空就參加，3.7%的村民認為自己會偶爾參加，只有1.6%的村民表示從來不會參加。在對劃龍舟活動性質的認識上，認為是一種娛樂活動的人數比例占3.7%，認為是一種節日活動的占30.3%，認為是一種村民生活中的重大活動的占44.0%，認為是駱家莊集體象征的占21.9%。由此可見，端午劃龍舟活動在駱家莊有廣泛的影響力、認可度和參與度，村民們普遍認為劃龍舟并非只是單純的娛樂，而是重要的村莊節日和集體活動，具有村莊集體精神的象征意義。
從集體性的村莊共同體認同角度來看，在駱家莊，端午節的意義甚至超過中國人最為看重的春節。駱家莊青年陸偉康就認為，端午比過年“還要熱鬧，人的聚集度更高。過年的話主要還是親戚跟親戚之間的聯絡。劃龍舟活動的時候是整個組一起活動和吃飯的，一個組里面不可能全部都是你的親戚吧。”[8]
3.生活中的鄉風熏染與傳承
隨著杭州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城市規模向周邊郊區的快速推進，駱家莊已然成為杭州城西的中心地帶，村民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也不斷地轉換為城市模式。村里的不少中青年人，通過就學、就業、婚姻以及離村在外居住等方式[9]，脫離了村里的居住區域。如此，則駱家莊的鄉村文脈，是否就會因此而斷裂、失傳呢？
生活中的鄉風傳承與熏染隨處可見。就居住形式而言，因村民多在近村之地購買商品房的地近之便，“離村不離家”成為駱家莊的一個特點。在外購房居住的成年子女，都時常回村探望父母或不定期地共同生活，不少孫輩則與爺爺奶奶同住，于日常生活中接受老一輩有關規矩、禮節、習俗和價值評判的言傳身教。[10]近年來，不少村民因照顧老人小孩、管理出租房、依戀熟悉的鄰里關系、方便與董事會和服務站聯系、享受文化禮堂提供的健身娛樂服務等原因，重新搬回村內居住。如此種種，既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對鄉土文化情感和生活傳統的回歸。
如前所述，端午劃龍舟是駱家莊集體生活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化符號和精神象征。課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駱家莊關注龍舟活動的人群，中年人的比例為38.1%，青年人比例為29.5%，小孩比例為9.0%，中青少年對村莊龍舟傳統的關注率達到76.6%，占據絕對優勢，表明作為傳統節日的端午劃龍舟，并非只是老年人熱衷的活動。
端午節中，與劃龍舟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端午集體聚餐。在端午龍舟盛會那天的中午和晚上，村民們以組為單位、或細分為以龍舟為單位[11]，集體籌款、集體買菜，聘請專業廚師，帶著大灶臺、大鍋、蒸架、蒸籠等全套用具，各自尋找村里的露天空地，搭棚擺桌，舉行數十戶、上百人、幾十桌的集體聚餐活動。屆時，村內各地十分熱鬧，全村老少除個別特殊情況外，都興高采烈地濟濟一堂，暢飲餐敘。至今為止，年年如此。這場聚餐，對駱家莊人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龍舟之后晚上吃飯，大大小小都來了，這樣大家關系就拉近了。一個呢提供一個機會，一個呢就是說認門了。大家說姓陸的啊，都姓陸的。”[12]
村里的增福廟也是傳遞和傳承鄉村文化的生活平臺。廟里在重要的節慶、節氣和菩薩生日等日子里，都會向村民免費提供立夏飯、臘八粥和湯團等民俗食物和香燭。村民們便會攜兒帶女地前往，領受食物，體驗民俗，燒香拜佛，祈福求平安。據增福廟管委會的老人介紹，2015年除夕夜，廟里通宵開門接待村民敬香，免費提供湯團以示團圓祝福。那晚，他一人就煮了60包湯團，以每包40只、每碗6只計算，就有400碗之多。[13]
綜上所述，可見撤村建居至今已近20年的駱家莊，原有的村落形制已然消解，城市生活的各種制度安排也已逐步落實，而村民們基于鄉村文化傳統的的觀念、意識、習俗、行為和深層次的社會關系網絡，卻沒有“終結”，它們在新的環境里調適涵化，自在生發，頑強延續。
四、文化治理：“共同體”建構的有效路徑
物質生活層面的快速城市化與精神文化層面鄉村傳統根基深固、活力充盈的現象，物質生活水平的日漸提升與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態守舊、需求難以滿足的矛盾，使得駱家莊在“共同體”重建的方向和著力點上，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精神文化領域。為此，合作社殫精竭慮、多方籌措，對村民傳統鄉土文化情結的尊重、對鄉村文化傳統和本村歷史文化資源的傳承、對城市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學習和汲取、對政府文化建設要求的主動對接，成為其“共同體”重建的精神導向、重要方式和有效路徑，體現出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其間，文化以其傳承、凝聚、治理的多重功能，呈現出它在共同體構建中的多重效用。
1.提供優質資源，凝聚精神內核
記憶中的鄉村傳統和駱家莊以往的優質鄉土文化資源，不但是村民們的念想，也是領導者的“鄉愁”。他們順應村民的精神需求，常態化、多元化地開展各種有特色、有品質、有意義的群眾性鄉土文化特色活動。例如，在文化禮堂重現舊時駱家莊居民喜愛的茶館、社戲、越劇等休閑娛樂方式；舉行重陽聯歡、重陽晚宴，傳遞傳統敬老美德；恢復駱家莊已有400余年歷史的小舟制作工藝，申報市級非遺項目，開展“小舟競渡”系列活動，自發保護紫金港母親河；邀請專家學者深入挖掘駱家莊的鄉土文脈，梳理村莊歷史。“讓高水準高品質的文化與教育，提升駱家莊人的精神長相”[14]。
前面提到的帶有村莊共同體認同意義的端午龍舟盛會，既是村莊傳統的延續，更是合作社黨委主動積極復興龍舟文化的結果。早在2006年5月，合作社“為了弘揚和繼承傳統民族文化，發揚團隊合作精神，充分展示駱家莊、五聯、登云圩三個村的民俗風情和精神面貌，共建和諧文新”[15]，聯手五聯股份經濟合作社、登云圩社區組織了在紫金港河道的“龍舟盛會”，目的是增強三個村的村與村、組與組、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全面體現團結、和諧的人文精神和新面貌。活動中，合作社以披紅的方式為到現場的每只龍舟獎勵2000元。
此后，合作社根據村民對龍舟活動的積極響應，堅持每年一次組織村里的龍舟活動，從人員組織、龍舟制作、經費補貼、安全保障、精神凝聚等各個方面予以切實支持。在龍舟制作上，合作社出資13萬，建成一艘“滿天裝”龍舟，為老年協會所用，成為村里龍舟中的“旗艦”；同時還積極壯大龍舟陣容，將全村的龍舟從原先的11艘發展到今天的32艘。在經費補貼上，合作社以披紅的方式，每次獎勵每只參加活動的龍舟一萬元，用于包括端午聚餐在內的開銷。幾年下來，傳承與創新兼容并蓄的龍舟文化，逐漸穩定為駱家莊的集體性常規活動；從鄉土傳統和村民共識中提煉出來的“拼搏、競爭、合作、和諧”的龍舟精神，逐漸成為受到村民認可的“村莊精神”。源于鄉土傳統、扎根村民生活、融會時代新知的龍舟盛會，在活潑、熱鬧、祥和的氛圍里自然生發，成為家園重構的精神導向。
2.重構規則秩序，穩固內部環境
“土地征用”“撤村建居”“建立股份經濟合作社”，以漸進式的步步推進，完成了駱家莊從村民到市民、從鄉村到社區、從小農經濟到股份制企業的轉型，也使得原先的鄉村生活秩序隨之消解。在完全迥異于以往田園水鄉的“城中村”里如何自處、在相對逼仄的空間里如何為鄰、在繁華的大都市里如何生活，都需要新的規則以供遵循，新的秩序以為引領。合作社從日常生活層面的家風、習俗、禮儀、手藝等文化事項著手，嘗試新規則、新秩序的逐步建構。
“和諧之星”評比是一項涵蓋全村、帶有建構秩序框架意義的活動。評比涉及“快樂少年”“有為青年”“賢惠媳婦”和“慈祥老人”四個層面，關涉老中青少四代，目標指向是樹立“孝老愛親、鄰里互助、遵紀守法”的文明新風，增強村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此外，則在日常生活的事事處處精心布局，用心培植。例如在知識能力的培育上，邀請專家上黨課，講解各種方針政策、特別是新時期的惠民政策；定期邀請養生專家舉辦養生講座，為居民講解禁煙、防病和四季養生等健康知識。在就業能力提升上，建立志愿服務、科技知識、司法調解進文化禮堂等機制，架起村民和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梁，增強村民向外就業謀生的能力。在村務管理上，在文化禮堂建立大事通報、村官述職、村民選舉等制度，設立村民“議事堂”，使文化禮堂成為村民議事集會和協商解決鄰里糾紛的重要場所，增強村民的自治能力，培養自我管理的民主意識。在文明素質上，設計和開展少兒“入學禮”、表彰每年三好學生和高考優秀生的“星光頒獎禮”、重陽敬老禮等系列人生禮儀和歲時節慶中的禮儀活動；講解個人文明禮儀和城市生活規則，提升村民素質和修養；聯合浙江省曲藝家協會于村中設立創作基地，為村民提供高規格的文化大餐，豐富文娛生活。在手藝傳承上，開辦寒暑假期免費手工技藝培訓課堂。在社區相處上，與兄弟社區開展文化走親等交流互動，促進交往，密切關系。
凡此種種，通過美德揚正氣、傳承留記憶、活動聚民心、惠民樹新風、議事聚民智等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建構新的共同體規則和生活秩序，給予村民安全感，于潛移默化中提升村民的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構筑穩定的內部生活環境，為村民面向外部世界的探尋和適應城市生活提供穩固的基礎性支撐。
英國學者布朗認為：“文化的整體功能就是把個人團結到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即團結到群體的穩定體系中，這種體系決定和規制著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建立對物質環境的外部適應和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內部適應，從而使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16]這種“使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的文化功能，就是文化所有的社會治理功能。就因外力沖擊而家園消解、茫然面對新世界的駱家莊村民而言，合作社在駱家莊新文化建設上的著意有為，不僅是精神撫慰，更是秩序建構，以此獲得村莊穩定和內部治理的良好效應。
3.優化公共空間，提升生活品質
2013年，浙江在全省農村開展建設文化禮堂試點工作。駱家莊作為城市社區，不在政府的試點建設范圍之內，上級主管部門也沒有建設要求。駱家莊卻聞風而動，利用集體經濟實力和合作社的組織保障，在服務大樓中騰出兩個樓層高標準建設駱家莊“文化禮堂”。其建設初衷之一，就是“文化禮堂”與他們原本就有的承接鄉土社會時期駱家莊茶館調解糾紛、交流信息、閑談聚會等功能的設想一致，可以營建起一個適合于全體村民共同擁有和參與的村莊公共空間，“為村民提供籌辦紅白喜事、看大戲、看電影的場所，為民間藝術提供傳承陣地，為民間藝人提供展示舞臺，為文體愛好者提供交流平臺，為政策宣講和科學知識普及提供講臺”[17]。文化禮堂建成后，隨著各項活動的開展，不但成為村中老年人消閑娛樂、村民議事的場所，還受到居住村外的駱家莊年輕人的歡迎，他們因此而增加了回村的次數，在文化禮堂里健身、交流，密切了與村莊的日常聯系。
現在，隨著駱家莊總體布局的調整，一幢新的村務綜合體大樓已近完工。在其規劃布局中，文化禮堂同樣是重點所在。我們課題組參與了這座新的名為“駱家莊文化禮堂”的設計和布展：一樓的“和美堂”為村民提供舉辦村民股民大會、紅白喜事、歌舞表演[18]、民俗節慶等活動的大型場所；社區服務站則是村民們辦理各種事務的綜合服務平臺。二樓特設“崇德堂”，舉辦各種禮儀、學習、講座，是村民精神家園的“核心”之地；“展示館”用實物、圖片等形式展示村莊歷史、文化傳承、時代轉型、重建之路、未來愿景；“健身房”以齊全的健身設備為村民提供健身服務；“日新軒”是書吧和咖啡吧的合體，為村民提供借閱瀏覽書籍報刊的方便；“駱商匯”則為村內外的創意、創業者提供交流、洽談的場所。三樓還特設“專家室”，為幫助駱家莊發展的專家學者提供活動場所。另外，還為老人特設了活動室。所以這些，共同構成了駱家莊“小共同體”的文化樞紐。可以預期的是，“駱家莊文化禮堂”的建成，將給駱家莊人帶來更為豐富、多樣和充實的文化活動空間，極大地提升他們的日常生活品質。例如駱家莊人最為重視、合作社最為看重的端午聚餐，就可以一改以往各組分別尋找空地露天搭棚的分散形式，而相對集中于文化禮堂及其周邊區域，真正實現全村歡聚一堂的愿望。這也是駱家莊建設這座新文化禮堂的重要原因之一。
4.駱家莊“共同體”的文化特質和意義
駱家莊在時代變遷的過程里、在外力影響的境遇里，不斷適應新環境、調整新策略、吸取新元素，以新的形式進行新的建構。他們在瑣碎綿長的日常生活里細致堅韌地接續傳承著鄉村的傳統、虔誠謙恭地學習接受著城市文化的熏陶，作出了有關村莊新型“共同體”的重建努力。這里，既有對上級部門工作意圖的主動對接和著力貫徹，也有基于本地文化傳統和文化資源特色的考慮和安排，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文化要素疊加，從大的類型來看，確然不離大小兩個文化傳統的層次。一方面，是駱家莊對接政府要求、走向城市文化、現代文明的清晰軌跡，這種軌跡既是時代環境的必然趨勢，也是駱家莊在“撤村建居”時代命運中的主動作為；另一方面，則蘊含著豐富的鄉土文化元素，是一條以“大力推動原生文化挖掘與建設”為基礎的“內生性文化發展之路”[19]，它既是合作社以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和鄉村特色資源凝聚人心的工作策略，也是駱家莊精神文化生活多重面向的整合和自我認同。上述兩個方面的結合，共同構筑起了駱家莊這個新型“共同體”的文化特質。今天來看，這樣一個熔鑄了村莊歷史、家園記憶、鄉土情誼和城市文化、現代文明的豐富飽滿的駱家莊生活新形態，生氣勃勃，活力充沛，充分體現出文化價值認同對于一個共同體建構的重要作用。
駱家莊的經歷和實踐，不僅是它自身在轉型路上與時俱進、重建升華的成果，而且向我們昭示了一種具有普遍可能的意義：在城市化帶來的轉型中，傳統村落可以通過重建而以上述這樣一種精神文化共同體的方式在城市之中生存。被時代席卷而入城市化進程中的村落，內部蘊含著傳承、新生和綿延的巨大能量，它們的命運，不但不會輕易“終結”，還有可能以有機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長”。其中的能量，既有行政推動等外力相助的作用，也來自于鄉村文化傳統自身的潛在動力，更得力于村莊精英和村民們的家園意識、淳樸情感和不懈努力。以駱家莊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轉型中的“成長”，成果初顯，長路漫漫，其情可嘉，其效可待。
五、價值超越：在鄉村文化反哺城市中構建當代新型文化形態
駱家莊通過文化治理重建“共同體”的實踐成果，還有遠遠超越于村莊自身命運的價值。
新型城市化發展理念強調堅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筆者認為，“人的城市化”具有豐富的內在結構層次。就物質生活和待遇層面的“城市化”而言，其方向不容置疑；但就文化傳統和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城市化”一語并不完全恰當，也難以真正做到。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與鄉村社會相比優勢明顯。然而，文化的多樣性特征、城市文化的多元異質性，特別是高節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生活模式和人們在文化歸屬上的無根、空殼、冷漠之感，也促使我們反思城市文化的不足。具體到“人的城市化”，其所面臨的問題是：讓數以億計的村民輕率舍棄綿密深厚的鄉村文脈，舍棄智慧充盈、厚重燦爛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一頭“化”入以西方文化模式為主、已然備受質疑的城市文化之中，是不是好的選擇？我們能否做到徹底改變如此巨大的進入城市的鄉村人群的鄉村文化基因？
在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主導和工業文明鼎盛的氛圍里受到質疑否定的中國傳統鄉村文化，隨著后工業化時期的到來，其中的合理內涵開始得到重新估價，例如契合于生態文明的鄉村價值，低能耗、低成本的鄉村生活方式，道德教化、家族維持、民間調解的鄉村秩序等等。鄉村是中國文化的原生地，也是傳統文化的集聚地，至今深藏和傳承著形態純正、特色濃郁的中華文明要素。對此，城市化既可能是破壞的力量，也可以成為重建和創新的契機，關鍵在于我們怎么做。
鄉村文化的價值，并非僅僅來自形而上的鄉戀鄉愁，而是實實在在地存在于解決過度城市化危機的現實需求中。歐美出現的城鎮轉型、社區支持型農業、城市農業等運動，我國撤村建居社區對鄉村生活的念念不忘和自覺傳承，形式不同，本質無異，都是人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對人與自然和諧、工業與農業交融、城市與鄉村共榮的追求，體現出以有根、有機、有情為目標，構建城鄉互動互惠的新型文化形態的努力。此種情形，既是時勢使然，也是歷史邏輯。
英國托特尼斯小鎮的城鎮轉型是一種“有根化”的努力。它針對工業化、城市化生活的氣候、能源危機，以“永續農業”為理念，倡導重建本地生態復原力、建構扎根本土的可持續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統，鼓勵各社區摸索出因地制宜的的方式以減少能源消耗，降低對化石燃料供應鏈的依賴性，喚醒地方民眾對于可持續生活方式的意識、建設當地在可見未來的“生態復原力”。轉型運動已在全世界數百個地區展開，此鎮也被美國《時代》雜志稱為“新時代時尚之都”。[20]
盛行于美國的社區支持型農業（CSA）是一種“有機化”的努力。它鼓勵農戶采取有機農耕方式善待土地、市民下鄉開設小型有機農場，使人們近距離接觸綠色土地，感恩自然，放松身心，體現的是農村對城市的哺育、農業對城市的支持、農耕文明對城市心靈的滋潤，城鄉由此有機關聯、和諧共榮。[21]
類似于駱家莊這樣的撤村建居社區是我國城市化的先行者，其當下生活是村莊社區化、村民市民化后的實情呈現。在這些社區，外在的文化形式易變，內在的文化情感難改。他們對傳統的守望和傳承，是一種“有情化”的努力。這種努力不但為其自身提供面對外力沖擊時的內在支撐，也對其周邊的城市社區產生文化反哺。在端午節簡化到幾乎只有粽子的城市里，駱家莊草根型、鄉土味、原生態的龍舟盛會活動，情意真切，活力十足，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觀賞參與，為城市節日帶來鄉土情誼、公共娛樂和“拼搏、競爭、合作、和諧”精神的形象感召力。此外駱家莊舞龍舞獅隊、越劇社、太極拳隊等面向公眾的公共演出等，也都呈現出鄉村文化反哺城市精神生活的良好效應。在目前新建的駱家莊文化禮堂里布展的水鄉風貌、龍舟傳統和制作技藝、水鄉小舟的申遺故事等等，都將對外公開免費開放，成為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
積極探索具有鄉土本色“根柢”、城鄉互動“機理”和中國人文“情意”的新型文化形態，是城市化進程中保護鄉村文化、更新城市文化、豐富精神世界、滋潤人類情感的可行途徑。駱家莊現象說明，村落物質形態的終結，并不等于鄉村文化的終結；駱家莊在傳承傳播鄉村文化，學習吸取城市文化，共建城鄉反哺、互動、融合的新型文化形態上的嘗試和經驗，不但證明在物質層面的“人的城市化”不斷落實完成的同時、文化傳統和精神層面的“人的城市化”絕非唯一可行的方向，也證明了鄉村文化具有反哺城市的功能和價值，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新型文化發展的可行方向。在今天偏面強調城市文明價值的現實里，猶其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上述有關駱家莊在“后城市化時代”當下生活的個案研究，描述了此類村莊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轉型”與基于“有機更新”的“重建”實態，揭示出文化傳統和精神世界層面“人的城市化”中存在的問題和對解決之道的求索探析。筆者認為，其意義既相關于駱家莊的自身重建與發展；也相關于各級政府切實了解城市化進程中“人的城市化”的真實情景、決策城鄉文化建設的推進方向；更相關于學界切實回應現實生活的理論需求，真正深入基層社會，研討中國鄉村的當代命運，思考鄉村文化的當代價值，并由此擯棄由鄉而城的線性文化發展觀，合力共建城鄉互動、融合、反哺的新型文化形態，為構筑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提供堅實的生活基礎。
注釋：
[1]2013年至今，筆者帶領《鄉關何處：駱家莊的歷史、轉型與重建研究》課題組開展相關研究，撰成近50萬字研究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2]受訪者為駱家莊村民陸法子，訪談人為筆者。
[3]受訪者為駱家莊村民陳學政，訪談人為筆者。
[4]例如，“這個多拜佛也是鍛煉身體呀，跟做操一樣的。拜跟鍛煉身體一樣的，12拜拜好，再拜48拜，加起來也有60拜了，拜好就肯定熱起來了，所以也是鍛煉身體，別人以為信佛就不鍛煉了，其實也是在鍛煉的。”受訪者為村民張美英，訪談人為課題研究者鐘其。
[5]例如，“拜佛能減少村里邊是非了，即使是隔壁鄰居也沒有時間去講這個講那個了，那就相互之間不會說你不好、說他不好了呀，糾紛也就少了。現在就算有人電話找我，我就直接過去就好了，不會一路上跟這個聊天、跟那個聊天的，沒這個時間，所以我感覺信佛是很好。”受訪者為村民張美英，訪談人為課題研究者鐘其。
[6]村民陸法子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說，她只念過三年書，基本上都忘了。后來因念經和為村民提供佛事活動服務的需要，通過寫經、記錄村民佛事預約排班等活動，不但認識了更多的字，而且也會寫字、記事了。這讓她覺得是意外收獲。
[7]例如，“一般有事，大家多少總會幫一些。我們這兒因為借高利貸、賭博，賣房子的人很少，蔣村那邊就多了。碰到這樣的事情，總會想方設法去拉拉他，大家東拼西湊，湊個一百來萬來幫他。基本上不拿利息。人能改就好。”受訪者為村民駱在坤，訪談人為課題研究者湯敏。
[8]受訪者為村民陸偉康，訪談人為筆者。
[9]課題調查問卷顯示，有62.1%的被調查者在駱家莊集中居住區之外購買了商品房。
[10]受訪者為村民陸偉康，訪談人為筆者。
[11]駱家莊以往一般是一個組一條龍舟，現在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有的組會擁有兩條以上的龍舟。
[12]受訪者為村民陸金海，訪談人為筆者。
[13]受訪者為村民陳學政，訪談人為筆者。
[14]見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記住最美鄉愁再現和美家園——西湖區文新街道駱家莊走出一條內生性文化發展之路》，2015年12月。
[15]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駱家莊“龍舟盛會”組織實施方案》，2006年5月23日。
[1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社會人類學方法》，夏建中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17]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記住最美鄉愁再現和美家園——西湖區文新街道駱家莊走出一條內生性文化發展之路》，2015年12月。
[18]駱家莊現有老年龍舟隊、舞龍舞獅隊、越劇社、太極拳隊、舞蹈隊、腰鼓隊等文體隊伍6支約100余名成員。
[19]駱家莊股份經濟合作社：《記住最美鄉愁再現和美家園——西湖區文新街道駱家莊走出一條內生性文化發展之路》，2015年12月。
[20]沈敏：《英國“轉型城鎮”引領未來生活方式》，新華網2011年03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19/c_121206338.htm。
[21]李良濤，王文惠，王忠義，宇振榮：《日本和美國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發展及其啟示》，《繼續教育研究》2010年第9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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