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農民工”，一個有關他們形象的重要而共同的特點，似乎就是“臟”。無論工作地點還是公共場合，衣物的污漬和不潔的外貌，都成為他們令人側目的緣由。然而我們不妨問問：“農民工”和“臟”之間的這種固定印象是必然的嗎？
前臺：角色與外表的呼應
在社交前臺，個人的外表是一個重要符號。作為社會角色的直觀展示，外表是個人表現其身份、并被他人所認識的媒介。換言之，在社會書寫的劇本中，特定的角色往往和特定的外表相一致。正如角色是社會性的產物，個體的外表也離不開社會力量的塑造。
農民工的“臟”就是如此。在我們的定義中，從事建筑、裝修等工作的農民工都是勞力者。勞力者的地位，不論在“下者勞力”“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留存中，還是在戴維斯和莫爾為職業分層提供的功能性解釋中，都被等級化的勞動力市場放在一個（權力和經濟維度上）比較低等的客觀位置，并被分配了（聲望維度上）貶抑性的評價。農民工那被認為不體面的、劣勢的工作角色去對應不體面的、低等的外表特征，顯得自然而然、理所應當。
這樣，前臺的角色和外表之間的呼應，一方面構成了特殊的情境定義，使我們在面對農民工出現的情境時，總是放大與接受他們形象中“臟”的那一面；另一方面則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參與農民工對自我的認同，使他們內化自己“臟”的看法。二者迭代，循環生產。所以農民工被認為的“臟”的印象，是戈夫曼所說的一種“強加的自我”（imputed performed），其中滲透著社會文化和制度的作用。
污名：從身份差距到“非人”化
在“農民工”和“臟”之間建構起刻板聯系，無疑是污名的體現。污名由被定義為應該的虛擬社會身份和實際表演的真實社會身份之間的差距所形成，并且這種差距是由被認為“大大丟臉”的特征導致的。農民工和“臟”之間的呼應，往往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描述，還涉及到貶低性的態度表達。
農民工被認為的“臟”，首先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應有的“合法趣味”，他們從事的工作也不被認為擁有值得尊重的象征資本，這就在虛擬和真實的社會身份之間拉出了差距；二則“臟”是不體面的，農民工的工作也被貼上或累或險的卑微標簽，城市人往往不屑為之，即農民工那種合法與實際身份的差距是由恥辱性的特征（如“素質低”“沒文化”）帶來的。
更深一步來看，將農民工與“臟”掛鉤的污名甚至是對農民工之為“人”的否定。郭金華指出，污名的前提在于將對象界定為非完整意義上的人（non–person）。這樣被剝奪了社會性成人資格的群體，就在地方性道德常識的實踐中成為他者（the other）或者說異類。對此，我們可以反思：農民工在城市中享有恰如其分的待遇了嗎？他們具有完整的社會成員資格嗎？我們把他們當做一個個有情感有訴求的真正的人了嗎？可見對農民工的“非人”化，擴大與板結了“他們”和“我們”之間的社會距離。
盧克斯說，“如果我們不把他作為一個人來看待，而僅僅作為一個頭銜的佩戴者或一個角色的扮演者，或者僅僅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最糟的是甚至僅僅作為一種客體，那么我們就不再尊重他了。我們就否定了他作為一個自主的人的地位。”將農民工“非人”化，就合理化了對他們的污名，讓我們心安理得、未經省思地繼續著對農民工“臟”的鄙夷。
當然，農民工和“臟”之間的連接不僅是主觀現實的定義，也是客觀現實的反映（而客觀現實又關聯著農民工的工作環境、生活空間和認同意識等議題）。這樣，從具體時空中的外化、到視之為一種類型的客觀化、再到形成固定認識的內化的辯證過程，就實現了對農民工等于“臟”的現實的人為建構。
作為總體性社會現象的戶籍制
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戶籍安排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總體性社會現象”，它“能夠同時綻現出”諸種制度。但與莫斯彼時提出這一概念的語境相比，現如今身處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中，高速的社會流動越發凸顯了一些制度的僵化凝滯。同時個體化時代的到來又意味著個人成為各類制度交匯作用的載體，他會直接地體驗、吸收制度叢落帶來的后果。對農民工和“臟”之間的聯系來說，極其重要的結構安排，就是戶籍制度。
也就是說，農民工成為戶籍制度的攜帶者，更深刻又鮮明地實踐著“他把那種共同體的制度融進了他自己的行為之中”的社會化機制。如果將農民工自甘其“臟”的面貌視為他們融入城市化意向不強的表達，那這無疑也與對他們城市化的社會性排斥有關。
正常人和被污名者共處同一場合的情況被戈夫曼命名為“混合接觸”。對身在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主客觀歧視的作用下，雖然被污名的他們在時間和空間上與市民共同在場，但實質上二者已經被一道“臟”的界限而人為分隔開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社會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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