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文在利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出大農業及其細分行業各類要素消耗系數的基礎上，運用HOV模型測算出1992-2012年入世前后十年左右時間我國農產品及其細分類農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然后進一步采用勞倫斯指數和收益性結構指數對農產品貿易結構及其變化進行定量評價，最終從貿易要素含量和貿易結構變化兩個角度對入世前后十年的農產品貿易狀況進行比較和實證。研究結論認為，我國在進口大量農產品的同時，也進口了大量農業資源；“入世”對我國農產品貿易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和沖擊；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狀況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格局，但這一格局正面臨著極大挑戰，農產品貿易結構亟須優化和調整升級。
關鍵詞：農產品； 貿易要素含量； HOV模型； 貿易結構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結構調整、比較優勢與動態演進”（71273103）；“勞動力成本上升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機理與實證研究”（71473100）；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華中農業大學自主科技創新基金（2012YQ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2662015PY093）
一、引言
農產品貿易是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全球化及貿易自由化的不斷加強，我國農產品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這一趨勢在加入WTO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例如，1991-2001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從184.88億美元增長到364.26億美元，年均增長8.8%；2002-2012年農產品貿易總額則由403.65億美元增長到2218.72億美元，年均增幅達44.97%。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農產品貿易第四大國。另一方面，從2003年開始我國農產品貿易格局出現了重要變化，進口增長速度大于出口增長速度，最終在2004年出現了46.4億美元逆差，開始進入農產品大幅進口和逆差的“新常態”，并在2012年農產品進口額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農產品第一大進口國。例如，近年來我國糧棉油糖實際上均呈凈進口狀態，尤其是大豆產業定價權的全面喪失，引起了政策界和學術界對農業產業安全問題的高度重視，甚至驚呼“狼真的來了！”
但也有觀點認為，農產品的大量進口不失為保持國內農產品基本供需平衡、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一種重要思路和手段，進口農產品本質上是在進口資源。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導致我國耕地數量和質量不斷下降，農業資源的超負荷開發導致水土流失、面源污染等嚴重問題，完全依靠本國資源難以滿足國內民眾對農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要保證糧食安全就必須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國際資源。例如，程國強就曾指出，農產品貿易中進口的農產品，相當于利用國外土地、水等農業生產要素，可以緩解國內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的壓力，這應該是一種共識［1］。那么，這么多年來，我們在進口農產品的同時，究竟等價于進口了多少農業資源呢？尤其是在入世以后，農產品進口總量在急劇增加的同時，其具體結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這就需要對我國農產品貿易所蘊含的要素含量進行實證研究，并以此作為考察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切入點，進一步分析入世前后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基于這些問題，論文利用HOV理論及相關模型，對我國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及其結構變化進行實證分析，這也有利于從一個新的視角加深對我國農業資源稟賦與農產品貿易狀況的認識。
后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的分析與討論，從大農業到其細分行業，對入世前后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和貿易結構變化進行比較和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對全文實證研究結論進行歸納總結，并引申出相應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貿易結構是國際貿易理論和經驗研究的重要領域。以“要素在國家間完全不流動，產品在國家間完全自由流動”的經典假設為前提，國際產品流動成為國際要素流動的替代［2］。理論上，貿易要素含量的相對大小成為衡量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探討其與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及貿易結構的關系是一個重要方面；實證上，貿易結構指數、描述性統計等方法得到了較廣泛應用。因此，從貿易要素含量角度來研究貿易結構及其變化成為了一個重要研究方向。要素稟賦的升級變化或者要素供給比例的變化會使得產品貿易結構發生相應變化，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商品貿易要素含量來衡量。
Vanek首次提出了貿易要素含量（Factor Content of Trade）的概念，并建立了HOV理論（Heckscher-Ohlin-VanekTheory）及其實證模型［3］。Trefler利用美國技術矩陣及33個國家的數據對HOV模型進行檢驗，但結果并不理想［4］［5］。所以Trefler（2005）通過放寬假設條件，將美國及33個國家的投入產出矩陣納入HOV模型來考察雙邊貿易中要素含量與出口國要素資源稟賦的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6］。Davis和Weinsten利用修正的投入產出表和多國技術矩陣，驗證了HOV模型的符號［7］。Debaere在HOV模型基礎上構建了雙邊貿易模型，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雙邊貿易進行實證，發現HOV模型符號檢驗的正確率高達90%［8］。
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制造業領域。余劍、谷克鑒利用HOV模型分析了我國對外貿易、要素流動、要素稟賦三者之間的關系，明確指出應利用比較優勢及其動態原則來優化我國貿易結構［9］。常黎、胡鞍鋼利用HOV模型對制造業的研究表明，我國仍然是低技能勞動要素豐裕、資本和高技能勞動要素稀缺的國家［10］。王曉丹、李秀敏利用HOV模型和投入產出表分析了對外貿易的資本勞動消耗情況，認為我國出口貿易結構正在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11］。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中國對外貿易的要素含量及其結構問題進行了一定關注，但這些經驗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觀國際貿易、制造業等領域，我們尚未發現有文獻從貿易要素含量角度來研究中國農產品貿易及其結構問題。實際上，農業與工業、服務業的產業性質完全不同，其高度依賴于土地、氣候等自然稟賦特征，這些要素相對勞動、資本而言流動性較差，所以農業與其他產業相比，更加依賴于資源稟賦特征。因此，系統研究農產品流動背后所蘊含的要素流動及其資源稟賦特征就顯得尤為迫切。
基于此，論文對我國1992－2012年入世前后十年左右時間段的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及貿易結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包括大類農產品和分類農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及其變化情況；然后，論文通過勞倫斯指數和收益性結構指數測算了分類農產品的貿易結構變化情況，多視角比較分析入世前后十年農產品貿易的結構變動；最終為優化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提高我國農產品貿易地位和話語權提供依據和參考。
三、實證模型與數據處理
（一）HOV理論與模型
HOV模型的最大特點是研究和測算一國凈出口中所包含的要素含量，即將重點放在貿易商品所包含的要素含量上，而非傳統研究所關注的貿易商品本身。標準HOV模型繼承了要素稟賦理論的基本假定：各國技術水平相同，在特定時期內要素密集度不會逆轉；各國要素稟賦之間存在差異；產品與要素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實行貿易自由化；各國之間的消費偏好位似；各國規模報酬不變，且所有國家要素稟賦都處于自身的“多樣化錐”中；要素價格均等化。
在上述假定條件下，標準HOV模型可表述為：（文章中所有表格，公式都省略）
無論是標準HOV模型還是單要素HOV模型，等式左邊通過一國凈出口消費量和投入產出系數來考察一國的要素豐裕度，通常被稱為“預測的要素含量”；等式右邊是用一國國內要素實際存量與世界平均水平的差值來測算該國的要素稟賦度，通常被稱為“實測的要素含量”。本文僅測算等式左邊的“預測的要素含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凈出口采用的是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同時，本文對農產品進出口及凈出口貿易要素含量均進行了測算，而并非只對凈出口貿易要素含量進行簡單測算。
（二）貿易結構評價指數
貿易結構評價指數可以分為兩類：結構變動評價指數和結構優化評價指數。本文主要從這兩方面對我國入世前后十年的農產品貿易結構變化進行實證。
1.結構變動指數：勞倫斯指數
2.結構優化指數：收益性結構指數
收益性結構指數可以用來反映一國的出口結構與世界需求的動態變化方向是否一致，即一國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如果該指數為正，說明該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存在優化趨勢，數值越大表示優化越明顯；反之則不明顯。
（三）數據來源及相關處理
投入產出矩陣。相關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每年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根據每年直接消耗系數整理而得。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編制的投入產出表是一個17×17的矩陣，基于數據可得性、便于計算等問題，本文將其整合成3×3的矩陣，即整合成第一、二和三產業的直接消耗矩陣，其分類標準按《中國統計年鑒》分類標準。
資本投入。按照一般文獻處理方式，資本用歷年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國以2003年為分界點對相關統計口徑進行了調整，其中關于行業的投資分類方法并不一致。具體而言，2003年開始的統計口徑按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劃分，2003年以前則是按照國民經濟各行業基本建設投資來劃分，因此投資數額會與總固定資產投資存在一定差距。對于2003年以前的數據，我們先對各行業基本建設投資的比例進行測算，然后用其作為權重乘以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得到最終的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額。
勞動力投入。我國統計年鑒中沒有對農、林、牧、漁的分行業勞動力數據進行統計，但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對這一數據進行了分行業細分。本文測算了兩次人口普查中農、林、牧、漁四大行業勞動力分別占整個大農業勞動力的比重，然后用該比重來獲得所需年份農、林、牧、漁四大行業的具體勞動力數據。具體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相關人口普查數據。
土地投入。本文中土地資源投入主要用耕地面積、森林面積、可用牧草面積以及淡海水可養殖面積的總和表示。具體而言，每年土地資源面積采用當年年末實有面積，農業采用每年耕地面積，林業采用森林面積，畜牧業采用可牧草地面積，漁業采用內陸可養殖面積、海水（指淺海和海灘）可養殖面積及大陸架漁場面積的總和。同時，根據一般宏觀經濟學概念及其處理方式，我們假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并不完全相同，沒有使用土地作為直接要素投入。相關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我國投入產出表每逢二、七才編制，同時在1995、2000、2005、2010年編制了投入產出表延長表。因此，本文只測算了相關年份的農產品進出口額及貿易要素含量情況，并進行比較分析。
四、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及其變化
（一）不分類農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
根據標準HOV模型及上述數據處理，我們測算了1992-2010年入世前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國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并以加入WTO為時間點進行前后比較分析。
在入世以前的1992－2000年間，我國農產品貿易額及貿易要素含量在1992年和1997年均處于凈出口狀態，在1995年和2000年則處于凈進口狀態。以1992年為例，農產品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6656 986萬元和4 399 209萬元，所對應的要素含量亦處于凈出口狀態。其中，凈出口資本196 295.9萬元、勞動力234.6916萬人、土地4273.035千公頃。2000年的農產品貿易額及要素含量則處于凈進口狀態。其中，凈進口資本286 629萬元、勞動力104.685萬人、土地1 842.38千公頃。總體來看，加入WTO以前，除了少數年份外，我國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基本都處于凈出口狀態，而且相對穩定。
在入世以后的若干年間，我國農產品貿易額和貿易要素含量都處于凈進口狀態，而且呈明顯持續擴大的趨勢。例如，2002年農產品凈進口額為2 363036萬元，對應要素含量也處于凈進口狀態，凈進口資本279 485萬元、勞動力94.2146萬人、土地資源1 757.26千公頃。2010年農產品凈進口38711 386萬元，對應凈進口資本9 745 080萬元、勞動力477.015萬人、土地要素13 878.3千公頃。
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無論是貿易額還是貿易要素含量都在朝著凈進口的方向發展，而且這一趨勢在加入WTO以后表現得更加明顯。例如，1995－2000年農產品凈進口額擴大了2.06倍，資本凈進口額擴大了2.46倍，勞動力凈進口擴大了1.45倍，土地資源凈進口擴大了1.43倍。2000－2010年農產品凈進口額擴大了16.38倍，資本凈進口額擴大了34.87倍，勞動力凈進口擴大了5.06倍，土地資源凈進口擴大了4.90倍，均顯著高于加入WTO以前的水平。
對于各具體生產要素而言，資本要素的凈進口增長速度要顯著大于貿易凈進口的增長速度，勞動力及土地資源的凈進口增長速度要小于貿易凈進口的增長速度，其中勞動力的凈進口增長速度最低。這初步表明，近年來我國對資本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增長較快，對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增長次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增長相對較慢。這也與我國農業生產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較為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我國農業在勞動力要素方面仍然相對具有比較優勢，在資本及土地要素方面仍然相對具有比較劣勢。不過，不斷擴大的農產品貿易逆差和要素含量貿易逆差表明我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及其競爭優勢正在受到極大挑戰，尤其是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極有可能正在逐漸喪失。
（二）分類農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
我國宏觀經濟基本上都是按照大農業（第一產業）口徑進行統計。在大農業口徑中，具體又分為（小）農業、林業、畜牧業及漁業四個行業。但對于出口商品的分類，無論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目錄》（SITC）還是《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HS），對大農業均沒有按照農、林、牧、漁四大類進行劃分。因此，對大農業上述四個子行業的出口農產品分類，本文在八大類（大宗農產品、食用畜產品、非食用畜產品、水產品、園藝產品、煙草飲料、林產品及其他類產品）的基礎上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具體農產品種類進行大范圍整合。其中，農業產品包括大宗農產品、園藝產業、煙草飲料和其他類產品中的091、098、265、266、267、269類產品，林業產品包括林產品和其他類產品中的264、292類產品，畜牧業產品包括食用畜產品和非食用畜產品及其他類產品中的081、291、431類產品，漁業產品主要是指水產品。另一方面，我國投入產出表中的間接消耗系數是按照大農業標準編制的，因此我們只能假設農、林、牧、漁四行業的間接消耗矩陣相同，即四行業對其他行業具有相同的中間投入需求。
（1）對小農業即種植業而言，其在1992-2010年的貿易額和貿易要素含量均表現出從凈出口向凈進口發展的顯著趨勢，并具體在2005年轉變為凈進口狀態。以1992年為例，小農業的貿易額及其要素含量均處于凈出口狀態，其中，凈出口總貿易額1353 791.00萬元、資本額117 457.00萬元、勞動力199.87萬人和土地資源467.39千公頃。到2010年，小農業的貿易額及貿易要素含量則均表現為凈進口狀態。其中，凈進口總貿易額18813 200.00萬元、資本額4 589 390.00萬元、勞動力351.45萬人、土地資源1 352.19千公頃。從小農業凈進口的具體變化來看，貿易額凈進口擴大了14.9倍，資本擴大了40.07倍，勞動力擴大了2.76倍，土地資源擴大了3.98倍。資本的凈進口增速要顯著高于貿易額的凈進口增速，土地和勞動力的凈進口增速則相對較低，勞動力的凈進口增速最慢。如果以加入WTO作為時間節點的話，入世以前，小農業貿易額凈出口縮小了2.23倍，資本縮小了1.65倍，勞動力縮小了4.97倍，土地資源縮小了3.85倍；入世以后，貿易額凈進口擴大了15.68倍，資本擴大了33.35倍，勞動力擴大了5.42倍，土地資源擴大了6.4倍。因此，入世以后的凈進口增長比率要遠遠大于入世以前的相應比率。
（2）從林業產品來看，其在1992-2010年間的凈進口貿易額和貿易要素含量一直都處于凈進口狀態，且呈不斷擴大趨勢。例如，1992年林業產品凈進口值544057.00萬元，資本凈進口54 105.9萬元，勞動力凈進口17.5082萬人，土地資源凈進口3 364.02千公頃。到2010年，林業產品凈進口21703 382.66萬元，資本凈進口8 302 405.63萬元，勞動力凈進口126.94萬人，土地資源凈進口29 863.97千公頃。其中，貿易額凈進口擴大了39.89倍，資本凈進口擴大了153.45倍，其凈進口增速要遠遠快于林產品的凈進口增速，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凈進口分別擴大了7.25倍和8.87倍，比資本凈進口增速要低得多。入世以前，貿易額凈進口擴大了8.95倍，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要素含量凈進口分別擴大了20.48倍、4.47倍和5.25倍；入世以后，貿易額凈進口擴大了3.72倍，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含量凈進口分別擴大了4.36倍、1.36倍和1.44倍。
（3）從畜牧產品來看，其在1992-2010年貿易額及相應要素含量一直都處于凈進口狀態。其中，1992年畜牧產品凈進口282 555.67萬元，資本凈進口24106.28萬元，勞動力凈進口8.11萬人，土地資源凈進口730.94千公頃。2010年畜牧產品凈進口6 774 175.6萬元，資本凈進口1 728436.98萬元，勞動力凈進口34.73萬人，土地要素凈進口2 084.96千公頃。實證表明，畜產品及其所蘊含要素含量的凈進口量一直都在不斷擴大之中。具體而言，畜牧產品凈進口擴大了23.97倍，資本、勞動力及土地資源凈進口分別擴大了71.7倍、4.28倍和2.85倍。同樣，資本要素的凈進口增速要顯著高于畜牧產品及其他要素的增速，勞動力次之，土地資源最低。入世以前，畜牧產品的凈進口擴大了7.56倍，資本、勞動力及土地要素含量分別擴大了10.11倍、3.68倍和2.65倍。入世以后，產品貿易凈進口擴大了3.08倍，資本、勞動力及土地要素含量凈進口分別擴大了7.23倍、1.19倍和1.13倍。
（4）對漁業產品而言，其在1992-2010年貿易額及相關要素含量一直處于凈出口狀態。其中，1992年漁產品凈出口值712 308.6萬元，資本凈出口60328.16萬元，勞動力凈出口20.00萬人，土地資源凈出口1 548.14千公頃。2010年漁產品凈出口5 924 116.56萬元，資本凈出口1437 652.34萬元，勞動力凈出口29.27萬人，土地資源凈出口5 637.84千公頃。可以看出，漁業表現出了與其他產業完全不同的產業特征，其產品貿易和相關要素含量一直都處于凈出口狀態，而且其凈出口額一直在不斷擴大。例如，漁產品、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凈出口分別擴大了8.32倍、23.75倍、1.46倍和3.64倍。資本的凈出口增速要顯著高于產品的凈出口增速，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次之。入世以前，漁業產品凈出口擴大了2.84倍，資本、勞動力及土地要素含量凈出口分別擴大了3.85倍、1.55倍和3.08倍；入世以后，產品凈出口擴大了2.45倍，資本、勞動力及土地要素含量凈出口分別擴大了5.43倍、0.99倍和1.03倍。
五、農產品貿易結構及其變化
（一）勞倫斯指數
勞倫斯指數主要用于反映貿易結構的變化，數值越大表明貿易結構變動幅度越大。根據公式（3），我們計算了1992-2012年分類農產品的勞倫斯指數。估計表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變動幅度呈波動性下降趨勢，變動幅度越來越小，并最終趨于穩定。不過，各具體分類農產品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大宗農產品的貿易結構變化最大，其次是園藝產品和水產品，其他五類農產品的貿易結構變動并不十分明顯。根據勞倫斯指數的經濟含義，這說明在入世前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大宗農產品的貿易結構穩定性最弱，變化最大，其次是園藝產品和水產品，其他五類農產品的貿易結構基本保持穩定。
（二）收益性結構指數
從1992-2012年分類農產品收益性結構指數的測算結果來看，入世前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各類農產品的收益性結構指數都非常小，很多年份甚至小于零，這說明農產品貿易結構的優化狀況并不十分理想，甚至在很多年份還出現了惡化的局面。也就是說，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并沒有因為入世而得到有效優化。具體而言，除煙草飲料、林產品以及其他類農產品的貿易結構有所改善外，其他主要幾類農產品的出口貿易結構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現出惡化的局面，其中大宗農產品的結構指數值變化最大，出口貿易結構穩定性最差（表4）。結合前文勞倫斯指數的實證結果來看，各類農產品在貿易結構變動相對較大的年份，其對應的收益性結構指數都為負值，這初步表明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動方向與世界市場對各類農產品動態需求的變化方向并不一致，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
六、研究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論文在利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出大農業及其細分行業各類要素消耗系數的基礎上，運用HOV模型，從貿易要素含量和貿易結構指數兩個角度對入世前后十年的農產品貿易結構及其變化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并蘊含著重要政策含義。
首先，入世對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和沖擊較為明顯。從農產品貿易的總體情況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農產品貿易額還是貿易要素含量都一直在朝著凈進口的方向發展，這一轉變趨勢在入世以后表現得更加明顯。從具體分類農產品來看，小農業（種植業）產品和要素含量從入世以前的凈出口狀態轉變成了入世以后的凈進口狀態；林、畜產品及其要素含量在入世前后則一直都處于凈進口狀態，但進口增速在入世以后均有所放緩；漁業產品及其貿易要素含量在入世前后一直保持著順差狀態，漁業產品及其蘊含的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含量凈出口增速在入世以后已經開始大幅度減緩，但資本要素的凈出口仍然在持續擴大。
其次，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狀況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及其變化，但這一比較優勢格局及其國際競爭力狀況正面臨著極大挑戰。對大農業而言，資本要素凈進口增長最快，土地次之，勞動力凈進口增長最慢。對分類農產品而言，種植業的三大要素含量均由入世前的凈出口轉變成凈進口狀態，資本轉變最快，土地次之，勞動力最終也處于凈進口狀態，這一趨勢在入世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并加速發展；林、畜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則與大農業極為相似，各要素含量進口一直在不斷擴大，在進口增速上，資本快于土地，土地快于勞動力；漁產品的貿易要素含量雖然一直處于凈出口狀態，但凈出口量已經在不斷下降，只有資本凈出口仍然在不斷擴大。因此，除了漁業以外，我國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狀況在直觀上都較為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狀況。農產品進口以資本密集型為主，這可能大多是經過加工或附加值較高的農產品，出口的則可能以初級產品及附加值較低的農產品為主。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依舊是我國相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資本及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則相對具有比較劣勢。不過，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實證表明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可能正在喪失，而資本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劣勢卻沒有得到相應改善。這說明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正面臨著困境，亟需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第三，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動幅度呈波動性下降趨勢，并最終趨于穩定，而且已經發生的結構性變動與世界市場對各類農產品的動態需求變化方向并不一致。從勞倫斯指數來看，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幅度越來越小，波動性不大。具體而言，大宗農產品的貿易結構變化最大，園藝產品和水產品次之，其他分類農產品的貿易結構則保持相對穩定。從收益性結構指數來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優化狀況并不理想，在很多年份甚至還出現了惡化狀況，與世界市場的需求變化方向也并不一致。這進一步說明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存在著很大的優化空間，迫切需要進行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但難度也確實較大。
本文研究表明我國在進口大量農產品的同時，同樣也進口了大量農業資源，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可以有效緩解國內農業資源的壓力，騰出更多資源來集中力量維護國家糧食安全，達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目的。不過，從經濟學理論特別是一價定理來看，加入WTO以后隨著農產品和要素自由流動性的增強，這應該會促進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例如，隨著時間推移，資本的比較劣勢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應該會減弱，但論文測算結果尤其是對資本的測算并不盡如此，對此，論文關于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變化的測算實際上提供了一定佐證。多年來，我國雖然加入了WTO，但農產品貿易結構調整進展緩慢，甚至還在惡化，與世界市場的需求變化方向也不太一致。這是我國農產品貿易比較優勢并沒有發生相應轉化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可能與我們的觀測時間仍然不夠長有關系，關于農產品貿易要素含量的變化仍然值得繼續跟蹤觀測。但一個客觀事實是，受國際間產業轉移、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世界貿易格局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傳統上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正在不斷削弱，而土地和資本要素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劣勢并沒有得到有效改善，農產品貿易格局正面臨著巨大挑戰。這尤其需要加快結構升級的步伐，培育出更多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應對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李谷成，農業經濟管理博士，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學；趙明利，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方向為農產品國際貿易；馬旺林，德國基爾大學食品經濟與消費研究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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