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狀與政策啟示
內容提要:基于2013年進城農民工實地調查數據，應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從經濟、社會、文化、心理和身份五個維度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現狀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狀況并不理想，多數人沒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認同。在戶籍制度障礙下，農民工工資歧視、社會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現象依然十分突出。農民工對定居城市的積極性較高，但他們并不愿意以農村土地作為交換的籌碼。群體異質性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或外來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或本地農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賦予農民工與市民平等的公民權、探索農民工跨地區服務管理體制、發揮城市社區和社會組織的協同作用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民工；城市融入；服務管理體制
一、引言
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一個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促進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當前學術界對城市融入的稱謂、定義和測量標準尚未達成統一。相關研究大多只是基于農民工某一個或幾個融入維度單獨展開分析，對農民工城市融入整體狀況的描述性分析還比較缺乏。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準確把握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妨礙了相關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推進。本文在構建農民工城市融入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利用實地調查數據對進城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現狀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期對當前的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有個全面的把握，并為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指標構建
（一）文獻回顧
“城市融入”是一個漸進的、動態的過程，很多學者將“融入”和“融合”交替使用。國外學者主要從社會“融合”的角度構建指標，側重于不同種族文化的相互交融(Dustmann,1996; Sam 等,2010; Ward,2013)，體現著文化間的“雙向”滲透。最具代表性的是戈登·米爾頓(Milton Gordon)的七維度測量體系。針對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種族融合問題，Gordon(1964)提出，可以從七個方面綜合測量移民的融合狀況：文化同化，用來度量移民對主流社會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以及價值觀的接納；結構性融合，意指少數族群大規模地進入主流社會的圈子或機構；婚姻融合，指廣泛的種族通婚；認同性融合，指移民對遷入地的身份認同；觀念接受性融合，表示種族間偏見的消除；行為接受性融合，表示各種歧視行為的消除；最后，當價值和權利斗爭都消除的時候，就實現了公共事務融合。之后的一些學者分別從社會經濟融合(Alba等,1997)、政治融合(Achen,1975)、居住融合(Bobo等,1996)等維度擴展了Gordon(1964)的研究。Entzinger(1990)則將社會融合的測量歸納成社會經濟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以及東道國對移民的態度等四個維度。
國內關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則是從社會“融入”的角度展開討論，偏重于農民工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由“農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蛻變過程，暗含著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的主從關系。楊菊華(2010)認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指標應包括顯性指標（經濟整合和行為適應）和隱性指標（文化接納和身份認同）兩部分，前者反映農民工客觀層面的融入，是其在城市謀生、立足的基礎，后者則反映主觀層面的融入，體現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深度和廣度。風笑天(2004)從家庭經濟、生活方式、社會認同、與市民關系、生產勞動等五個維度選取9個指標，考察了三峽移民在遷入地的融入狀況，發現三峽移民在日常生活上的融入狀況明顯好于經濟和心理方面的融入狀況。張國勝(2007)指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呈現出針對農民工的制度異化、經濟歧視和心理隔離等特征，相比較，制度層面的融入是容易被忽視卻又不容忽視一個維度。王桂新等(2007)認為，公共權益的融合也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應有之義。
從文獻回顧來看，國外研究對社會融合測量所包含的維度比較全面，但是在各個維度的操作解構上并未形成統一意見。相對而言，國內對城市融入測量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主要還是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修正和補充。與國際移民的社會融合研究不同的是，關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往往淡化文化和政治維度的融入，如農民工的城市業余文化生活、對國家政治問題和政策方針的關注狀況等，而更突出社會維度的融入，如農民工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活動參與等。
（二）融入指標構建
盡管學術界在農民工城市融入測量指標的設計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對融入維度的劃分基本能夠達成共識。本文在國內外經典文獻的研究基礎上，將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劃分為經濟、社會、文化、心理和身份五個維度。其中經濟維度包括工資與就業、社會保險與住房2個子維度；社會維度包括社會參與和社會關系2個子維度；文化維度包括文化活動和文化接納2個子維度；心理維度包括心理距離、歧視感知和城市適應3個子維度；身份維度則由子維度身份認同度量。雖然城市融入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但進行量化操作時并非指標越多越好，應該控制合理的數量，以便于實證分析的相互比較。通過整合并完善現有文獻提出的具體指標,本文給出各個維度下相應的參考指標，如表1所示。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從諸多關于農民工的定義來看，農民工的概念和范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農民工范圍比較寬泛，大致包括兩類人，第一類是在本地鄉鎮企業工作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第二類是外出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的“離土又離鄉”的農村勞動力；狹義的農民工一般指異地流動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本研究中的農民工指的是狹義的農民工，即目前依舊持有農村戶口的，從農村流到城鎮工作或生活的農村勞動力，通常也被稱作進城農民工。
本文的數據來自課題組2013年寒假與暑假期間對進城農民工的實地調查。在正式調查之前，課題組選取了50個農民工樣本進行訪談式預調查，就問卷中的不合理問題進行修正。此后，課題組以分層抽樣的方式在東、中、西部地區隨機選取了1968位年齡在16周歲及以上的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剔除數據空缺嚴重以及前后明顯矛盾的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632個，問卷有效率為82.93%。調查樣本共覆蓋全國浙江、江蘇、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廣東、廣西、陜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龍江、遼寧、貴州、四川、重慶等21個省市。
在被調查的農民工中，男性占62.53%，女性占37.47%。就年齡分布來看，16歲~25歲的占34.87%，26歲~35歲的占32.62%，36歲~45歲的占21.15%，45歲以上的占11.36%。就教育分布來看，小學及以下學歷占12.98%，初中占44.51%，高中或中專學歷的占31.28%，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占11.23%。參與調查的農民工主要分布在以餐飲住宿為主的服務業，占32.73%，建筑業和制造業的從業比例分別占21.33%、20.21%，其它行業的從業比例為25.73%。在戶籍所屬地級市行政區域內務工的本地農民工占47.31%，跨市或跨省務工的外來農民工占52.69%。
四、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及其群體差異
（一）農民工的經濟融入
經濟融入是農民工能否在城市生存并立足的基礎，綜合體現了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的經濟地位。
1.農民工的工資與就業。從調查來看，過去一年里進城農民工平均工資為2631元，該結果與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的2609元非常接近。對街頭攔訪數據的分析發現，市民的平均工資達到3304元，顯著高于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從工資分布來看，81.10%農民工的工資集中在1000~4000元之間，工資水平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僅占6.97%。
從工資的性別差異來看（表2），男性農民工的工資明顯高于女性農民工，工資水平在2000元以內的男性和女性分別占20.37%和51.22%，21.55%的男性工資水平超過4000元，而對于女性，這一比例僅為5.22%。代際差異方面，老一代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明顯高于新生代農民工，兩者的平均工資分別為2703元和2590元。其中，工資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比例分別為35.10%和29.98%。從戶籍地差異來看，工資水平高于3000元的本地農民工和外來農民工比例分別為31.66%和31.99%，兩者差異并不明顯。從教育水平來看，對高中或中專以下學歷的農民工，工資水平分布的差異并不明顯，超過八成的農民工工資都低于4000元。但對大專及以上學歷的農民工，工資在4000元以上的比例明顯增加，達到23.43%，說明農民工教育收益率的群體差異在高教育水平上體現的尤為明顯，與錢文榮等(2012)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
從農民工的工資滿意度來看（表3），有較大比例的農民工對目前的工資狀況并不滿意，回答“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比例僅占20.02%，而回答“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例則達到35.13%。雖然不同性別、代際、戶籍地及教育水平的樣本之間的工資滿意度有所差異，但總體趨勢完全一致，只是選擇的程度差異而已。當問及“工資和相同崗位的本市人員有沒有差別”時，明確回答“有差別”的農民工占49.21%，回答“沒有差別”的占25.23%，回答“不知道”的占25.56%。說明多數農民工對由戶籍差異所導致的“同工不同酬”感同身受。
從就業狀況來看，大部分進城農民工只從事非農工作，占樣本總數的79.45%，但也有15.75%的農民工處于兼業狀態。老一代農民工的兼業比例明顯高于新生代農民工，分別占22.71%和11.81%。這種差異也體現在農業生產經驗上，老一代農民工的農業生產平均年數達到6.32年，而新生代農民工僅為0.93年，說明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從未有過農業生產經驗。當被問到“有沒有想過以后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時，49.61%的農民工表示“從未打算”，41.15%的人表示“視情況而定”，僅有9.24%的人明確表示“很有可能”。從未打算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明顯高于老一代農民工，兩者分別為57.07%和36.25%，新生代農民工與鄉村社會的關系明顯比老一代農民工疏遠。
從就業流動性來看（表4），進城農民工的就業流動性較大。50.33%的人在近三年換過工作，相比較男性，女性的就業流動性更高。代際差異方面，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平均工作轉換次數分別為1.11次和0.91次，44.50%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三年內未更換過工作，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這一比例達到59.01%，說明老一代農民工的就業穩定度更高。隨著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選擇“沒有換過”的比例呈現 “U”型變化，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農民工就業明顯比其他教育水平群體穩定，說明教育有助于提高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
農民工就業流動的動機是什么呢？從調查來看，獲得更高的收入是農民工選擇就業流動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好的福利及社會保障。該結果表明，除了提高農民工收入以外，改善工作單位的福利狀況是有效降低農民工就業流動的重要途徑(梁海兵等，2014)。雖然農民工的就業流動性普遍較強，但在實際的流動過程中，仍然面臨許多困難。調查了解到，39.41%的農民工認為找工作最大的門檻是缺乏相應的技術或技能，其次是學歷，占29.88%，僅有5.76%的人認為最大的門檻是戶籍。說明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化，戶籍對農民工就業的限制作用正在逐漸降低，而較低的人力資本才是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根本因素。
2.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與住房。社會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或最基本的生活權利(任麗新，2009)。農民工享有的社會保險與住房保障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們能否平等參與城市就業競爭，融入城市生活。
表5顯示，當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農民工比例較低，城鎮醫療保險的參保率最高，但也僅達到38.12%，失業保險參保率最低，為12.89%。相對而言，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參保率較高，分別為80.27%和45.18%。住房保障方面，雖然57.37%的農民工享有工作單位提供的宿舍或住房補貼，但人均住房面積僅達到14.71平方米，遠低于城鎮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值得指出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社會保險參保率和享受住房保障的比例都明顯高于老一代農民工，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社會保障具有更高的訴求。
（二）農民工的社會融入
與經濟融入強調農民工的就業和收入不同，社會融入更強調農民工在社會關系和社會互動方面的融入(李培林等，2012)。
1. 農民工的社會參與。調查發現，68.93%的農民工進城以后沒有回農村老家參加過村委會選舉，58.16%的人認為應參加城鎮所居住社區的選舉活動，81.09%的農民工較少參加社區、慈善公益等社會活動。從工會的參加情況來看，85.43%的人沒有加入工會，有14.81%的新生代農民工加入了工會，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出2.47%。在被問到“如何看待現有的工會組織？”時，48.21%的人回答“不了解”，19.95%的人回答“沒有什么實際用處”，認為工會能發揮重要作用和能代表農工利益的比例僅占19.24%。調查中還了解到，54.89%的農民工希望加入屬于農民工自己的合法組織，隨著年齡的增加，這種意愿愈發強烈。
2.農民工的社會交往。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交往狀況體現了農民工構建城市社會網絡的積極性。表6的調查結果表明，78.00%的農民工表示與城市人相處融洽，75.57%的人有去城市人家中做客的經歷。分群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交往狀況不如老一代農民工，這可能與新老兩代農民工的流動區域有關：老一代農民工中就近就地轉移的比例較高（49.85%），從而更容易與當地人實現互動，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多是流動在異土他鄉（54.13%），與當地人互動也相對較難。本地農民工和外來農民工在社會交往狀況上的差異也印證了這一結果，無論是“與城市當地人相處融洽”狀況，還是“去城市人家中做客”情況，本地農民工都要明顯優于外來農民工。
（三）農民工的文化融入
Redfield等(1936)最早提出文化融入的概念，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或個人在不斷地接觸以后，其中一個群體或者所有群體的原有文化特征發生變化的過程。就農民工而言，文化融入是其（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標志和重要切入點(沈蓓緋等，2012)，體現著農民工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以及行為習慣的轉變。
1.農民工的文化活動。從調查來看，進城農民工的文化娛樂時間較少，57.53%的人沒有時間參加業余文化生活，25.31%的人偶爾有時間參加文化活動，只有17.16%的人表示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參加各類文化活動。不僅如此，農民工的業余生活也顯得單調貧乏（圖1），主要以看電視和上網為主，分別占67.26%和40.92%，其次是在家休息或者找人聊天，分別占39.46%和25.79%。業余文化開支也是反映農民工文化活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參與調查的農民工，旅游、看電影、唱歌等方面的年均娛樂服務開支僅為367.02元，70.60%的農民工娛樂服務開支低于300元，其中，有51.30%的人沒有任何娛樂開支。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均娛樂服務開支為457.28元，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出247.78元，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業余文化活動的需求更高。
2.農民工的文化接納。文化接納是農民工對遷入地文化、生活理念的了解和認可程度(楊菊華，2010)。借鑒Inkeles(1969)的研究，我們以“現代性”和“對當地語言的掌握”來度量農民工的文化接納情況。結合調查的實際情況，我們采用健康理念、技術接納、消費觀念、發展觀念等四個指標測度農民工的現代性。總的來看（表7），農民工的文化接納程度較高，76.15%的人認為每年去醫院做全面體檢很有必要，82.84%的人贊成學習一項新的技術，從事更好的工作，79.59%的人認為一份工作的發展前途比這份工作的暫時收入更重要。但是，農民工的消費觀念仍較為保守，贊成貸款買房、信用透支等超前消費的比例僅為30.86%。語言掌握程度方面，會說當地方言的農民工比例占38.06%，能聽懂但不會說的占26.46%，聽懂一點點的占26.69%，完全聽不懂的僅占8.78%。從性別來看，女性的文化接納程度略高于男性；從代際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接納程度明顯高于老一代農民工；本地農民工和外來農民工文化接納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對方言的掌握程度上；此外，教育對農民工的現代性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民工更容易實現文化融入。
（四）農民工的心理融入
心理融入是不同文化群體接觸所導致的個體心理與行為上的變化(Graves,1967)，只有實現了心理上的融入，農民工的“本地化”過程才能順利實現，從而使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可能(崔巖，2012)。
1. 農民工與城市人的心理距離。心理距離是農民工對城市人的心理接納程度(李培林，田豐，2012)，參考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我們選取農民工“是否覺得城市人值得信任”、“是否愿意與本地市民交往”和“與城市人接觸的過程中是否存在困難”度量農民工與本地市民的心理距離。表8顯示，76.01%的人認為城市人值得信任，76.79%的人愿意與本地市民交往，63.39%的人表示和城市人接觸不存在困難。由此可見，大部分農民工對城市人的心理接納程度較高。進一步分析發現，女性對城市人的接納程度高于男性，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從事服務業的比例較高，交際能力較強，和市民接觸的機會也更多，所以更容易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而男性主要集中于建筑業和制造業，接觸市民的機會相對較少，所以與市民之間關系更為生疏。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的接納程度明顯高于老一代農民工，這與兩代人的生命歷程不同有關，老一代農民工有著濃厚的“落葉歸根”情結，而新生代農民工則缺少農村生活感受，他們更渴望成為城市居民中的一員并融入城市社會。由于本地農民工的生活習慣更接近當地居民，所以他們對城市人的接納程度明顯高于外來農民工。
2.農民工的歧視感知。歧視感知（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是移民心理融入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Berry等,2010)。表9顯示，相對于找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歧視，農民工對子女就學歧視感知尤為明顯，71.64%的人認為目前對于進城農民工子女就學存在不平等現象。在調查中也了解到，多數進城農民工對子女寄予厚望，希望通過教育能改變子女今后受到的戶籍歧視。對于問題“您希望讓您的子女接受哪種類型的教育？”，選擇“普通教育”的占79.08%，選擇“職業教育”的僅占20.92%。而當被問及“您對子女受教育程度有何期望？”時，87.19%的農民工表示希望子女能接受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其中有28.68%的人希望子女取得研究生以上學歷。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農民工對自身在生活中以及找工作時受到歧視的感知程度明顯降低，但是對子女就學歧視的感知程度則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說明接受過高教育水平的農民工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感受尤為強烈，并且更渴望改變農民工子女的就學現狀。
3.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過程是其對城市生活的適應程度以及生活滿意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李丹等，2012)。表10顯示，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適應程度和生活滿意度并不高，對城市生活比較適應和非常適應的比例僅占28.94%，對生活表示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占28.86%。從個體特征來看，女性對城市生活的適應程度和生活滿意度都要高于男性。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的對城市生活的適應程度比較接近，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明顯低于老一代農民工，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期望值更高。由于離家距離較近，相對于外來農民工，本地農民工更能適應城市生活，生活滿意度也明顯更高。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適應程度以及生活滿意度也明顯提高。
（五）農民工的身份融入
城市融入過程中最關鍵的一環，也是最后一環，是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李培林等，2012)。農民工對自己身份的認知是其身份認同的主要標志(楊菊華，2010)。在問卷中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您對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從調查來看，目前實現身份融入的農民工比例較低，建立“城市人”身份認同的比例僅占18.31%。
城鄉戶籍產生的制度隔閡是農民工難以建立“城市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原因，那么農民工是否希望獲得城鎮戶口呢？調查發現，想獲得城鎮戶口的農民工比例為33.41%，對城鎮戶口持“無所謂”態度的占47.13%，不想獲得城鎮戶口的占19.46%。當問及“如果您進城定居，希望如何處置農村土地”時，回答“保留承包地，自家耕種”的占40.13%，“保留承包地，有償流轉”的占30.93%，明確表示“給城鎮戶口，無償放棄”和“給城鎮戶口，有償放棄”的僅占9.69%。由此表明，雖然農民工希望通過定居城市享受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但并不愿意以農村土地作為交換的籌碼。相比較農民工本人，他們對其子女獲得城鎮戶口的希望更為迫切，55.81%的人希望子女獲得城鎮戶口，回答“不想”的比例僅占8.88%。
在對“城鎮戶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設問時，回答“子女教育條件優越”的比例最大，占43.84%，其次是“城市生活條件好”和“社會保險水平高”，分別占41.37%和34.64%。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城鎮戶口吸引力排列前三的依次是“子女教育條件優越”，占49.53%、“社會保險水平高”，占35.91%，“城市生活條件好”，占33.75%；而對新生代農民工，排列前三的則是“城市生活條件好”，占45.71%、“子女教育條件好”，占40.61%、“社會保險水平高”，占33.91%。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品質具有更高的訴求，而老一代農民工則更偏重于城鎮戶口所帶來的子女教育資源。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在系統回顧城市融入經典文獻的基礎上，構建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測量指標，并應用實地調查數據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現狀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農民工城市融入狀況總體較差，存在明顯的群體差異。新生代農民工或本地農民工的融入狀況明顯好于老一代農民工或外來農民工。盡管農民工有較強的積極性在城市定居，但他們并不愿意以農村土地作為交換的籌碼。教育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值得說明的是，當前學術界對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評價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我們只能根據農民工自身的主客觀指標評價描述其融入狀況，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今后如果能夠形成一套關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標準測量體系，配套建立長期的跟蹤調查，以了解各個時點上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狀況，進而了解其變動軌跡，將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更有說服力的實證依據。本文的政策啟示在于：
1.在制度和法律上賦予農民工與市民平等的公民權，逐步消除農民工的“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等身份標簽。從國際經驗來看，移民融入當地社會是個艱難的過程，即便是獲得法律身份的公民，也未必能實現身份融入，更不用說農民工這樣一個在戶籍障礙下受到歧視的特殊群體。公民權的缺失不僅使農民工難以享受與市民平等的勞動權益、社會保障及城市公共服務，也迫使其在“邊緣群體”的社會標簽下通過身份認同依照社會的期望行事，進一步加深各類歧視或不平等的“自我實現預言”。因此，對農民工賦予平等的公民權能產生正面的自我實現效應，能使農民工更加樂觀地看待自己，并為融入城市而付出更多努力。
2.加強政府間合作，為農民工創造良好的城市融入條件，積極推進就近就地市民化。中央政府在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應積極探索中央與地方相協調，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農民工跨地區服務管理體制，從政策法規上明確規定遷出地和遷入地在就業服務、治安管理、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職責，并將農民工的服務管理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實過程中的避重就輕或相互推諉。而地方政府應顧全大局，加強地區間的溝通和協調，創造良好、公平的城市就業環境，認真傾聽農民工群體的心聲，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國家應該加快中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創新，逐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提高中小城鎮對農民工的吸納能力和吸引力，在收入分配和公共資源的享有上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在尊重農民工意愿的前提下，鼓勵并引導農民工的就近就地遷移。
3.構建社會團結機制，充分發揮城市社區和社會組織的協同作用。社會結構的不協調和社會聯接機制的斷裂是當前農民工群體性事件激增、社會戾氣上升等問題突出的重要原因，應當從社會形成的原理出發，探索并構建社會聯結或增強社會團結的機制(包曉霞，2011)。比如，開展和諧包容的社區文化，鼓勵農民工參與社區組織的文娛競賽活動，使其有更多機會廣泛接觸城市文明；加強農民工與市民的交流和融合，通過舉辦一些“雙向互動”服務活動，逐漸消除市民對農民工的疏遠和偏見。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文明的接納程度更高，他們中的多數人希望能夠“扎根”城市，這就要求市民對他們予以更加寬容的接納和關照，積極幫助他們找到城市歸屬感。此外，社會組織在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能夠有效彌補政府管理的不足(陳豐，2014)。政府應積極探索農民工的組織化模式，充分利用農民工合法組織在就業信息、教育培訓、權益保護等方面提供的服務，從而增強農民工服務管理的有效性。
4. 擴大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建設。隨著農民工代際的轉換，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將是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逆轉的趨勢。政府應盡快調整農村教育結構，擴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支出，提高農民工的教育水平，特別要提高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從而更好的融入城市社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 20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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