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侵犯與抗爭:女性農民工如何利用身體謀求生存
【導讀】南京安德門農民工就業市場的田野調查與研究結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實際上無視女性農民工的公民權利,致使她們在勞務市場這一制度性空間里遭受各種歧視與侵犯。但女性農民工也在通過各種方式與政府治理術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權主義宰制下的“身體政治”進行周旋與反抗。她們成為“身體的政治”之典型場所的同時,又進一步轉變成“政治的身體”之積極行動者。
勞務市場的外面，身著藍色棉衣、外套一件棗紅色的連衣圍裙的志英，拖著銹跡斑斑的行李車不斷徘徊，尋找著一絲的就業希望。當有雇主的汽車在她身旁停下時，她卻不像其他男性農民工那樣蜂擁而上，而是靜靜地站著，等待著雇主的主動搭訕。“像我這么大歲數的，要的人也少。如果他(雇主)相中我的話，肯定會來找的。”看來，志英已經對這一切場景早有體察，也對自己的身份和處境有所領悟與定位。作為一名離開村莊的女性農民工，如同其他打工者一樣成為了聲勢浩大的“民工潮”中的一分子。這些流動的女性農民工因其龐大的數量，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顯得格外醒目，并成為一幅倍受世人矚目的社會景觀。
盡管許多研究成果在視角上存在種種差異，但它們仍然具有共同之處:一方面，力圖在全球化與市場化的語境中，探索打工妹群體在工作生活環境中所遭受的體制性的壓迫和剝奪。這些研究皆向讀者展現著她們艱難的生存樣態和處于底層邊緣的社會地位，并生動地揭示了這一群體中的部份被市場以及傳統文化所利用、剝奪，甚至拋棄、淘汰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盡管打工妹群體處于當代中國社會底層邊緣，但研究者們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建構打工妹群體的主體性，并借此反映出該群體在社會結構與現行制度的夾縫中，如何進行抗爭。但是，有關女性農民工的研究均將研究對象限定在年輕的打工妹范圍之內。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女性農民工群體境遇的整體理解與思考。
筆者認為，在全球化、市場化以及國家權力主宰之下的女性農民工并非只有借助“勞動場景”才能被加以呈現和揭示，還有其他能夠對其進行分析的場域。本文通過筆者在農民工勞務就業市場進行的田野研究為個案，描述在勞務市場應聘的中年女性農民工被性騷擾和侵犯的生活經歷。并將女性農民工置于“身體政治”(BodyPolitics)的話語中，重點關注在結構性暴力中的女性農民工，考察她們如何在空間性隔離體制下被關注、利用和控制。而來自男性農民工的性騷擾與侵犯，又是如何使她們的身體遭受到活體試驗般的恐懼與疼痛。筆者還將揭示她們如何通過利用自己的身體斡旋于男性之中，并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駕馭勞務市場。筆者將此考慮為來自底邊的一種抗爭。
一、社會科學里的“身體政治”話語
“身體政治”是一個涉及實踐和策略的概念——社會中的各種權力借此規訓人類身體，同時個體及其身體對社會控制做出反抗。它涵蓋了政府與法律中的制度性權力，經濟生產中的紀律處分權力，消費中的自由選擇權以及談判中的個人權力等等。當主體及其行動設法消減強加在身體上的權力時，身體政治便得以顯現。因此，身體政治是一個圍繞著身體、政治、文化為主題的具有后現代主義傾向的研究領域。
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學者們對此討論激烈。他們從各自的角度討論了身體政治的內涵與社會意義。有關話語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洞見。當代中國，隨著全球化、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農民來到城市打工。然而，戶籍制度與城市管理政策恣意地將農村和城市進行人為隔絕，形成了“一堵看不見的圍墻”。他們每天處于工廠制度的規訓之下，剝奪了勞動階級主人翁的主體地位，將自己的身體交給了資本，從事著異化勞動。這種“身體”在城市工廠崗位上的“在位”與社會身份為農業戶口的“錯位”狀態，是影響中國公民無法擁有平等公民權利的主要因素。“農民工”這一稱謂就足以說明這一特殊群體的尷尬狀況和社會結構的底邊位置。對于農民工群體中的女性而言，這種處境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走出家門的女性農民工處于國家對社會治理模式的管控之下，無論她們身在哪里，戶籍制度仍然控制著她們的生育，進而控制了她們的性和身體。女性農民工的身體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并使她們局限在以身體為中心的場域中。社會轉型削弱了性別平等的制度支持，并在城市的勞務市場中加速了性別的離析。跟男性相比，女性農民工要想進入主流的工作職位所遭遇的困難更大，她們只能擠身從事地位較低的工作，忍受著從屬低賤的屈辱。這一切讓女性農民工們的身體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對她們而言，屬于私人領域的身體都是政治的，而政治問題最終都通過個人問題呈現。
實際上，本文所討論的身體和政治的關系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身體的政治，另一個是政治的身體。人類學家邵京指出，在身體的政治里行動的主體是統治者，客體是被統治者，治者主動施政于受治者的身體，因而身體的政治是一種治理術。與此相反，政治的身體首先是被政治化了的身體，而且是受治者主動施行的政治過程。作為主體的受治者對抗的是統治者，是強加在其身上的權力。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的主要問題是:女性農民工如何成為“身體的政治”之典型的對象(subject)呢?在國家與市場當中，她們為何會遭受同樣來自底邊的男性農民工的百般欺凌，而轉變成“政治的身體”之積極行動者的呢?
二、何以家為?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如同潮水般地流進城市，成為了制造業中蔚為壯觀的主力軍。而以臨工為生的女性農民工的遭遇卻與制造業里的打工妹大不相同。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市場上近百個女性農民工大多已是40、50歲的年紀了。她們之所以來到農民工市場，主要由于夫妻離異或家庭暴力。來自巢湖的志英對筆者說:在20多年前，她經人介紹嫁給了外村一個能干的小伙子，并在次年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小男孩。這是志英從娘家嫁到夫家，邁出了女人成功的第一步。婦女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她在夫家的社會地位頓時會得到承認。然而，之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風順。夫家人嫌棄她脾氣急躁，又沒本事不會賺錢，從起初的看不起她到后來的打罵，甚至虐待她。在一切都被“錢”侵蝕的年代里，志英成了犧牲品，只好選擇離婚來躲避無休止的家庭矛盾。這種因為離異而出來打工的女性在勞務市場比比皆是。用她們的話說，“有家的話誰還出來呀?”
家庭暴力也是女性農民工離家的一個重要因素。來自湖南的素梅就是因為不堪其害而從家里逃到南京打工。素梅告訴筆者，其丈夫原是一位退役軍人，脾氣暴躁至極，對家人的要求極其苛刻，稍微有點不順心，則對家人拳打腳踢。她左手臂的傷痕就是因為丈夫賭博輸了錢將怨氣發泄至其身上所致。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為從農村到城市的女性提供一個發揮才能的廣闊平臺。因此，這些女性在家庭矛盾的風口浪尖上，無奈地選擇離開。女性因反抗家暴從農村出走是對傳統男權主義的家庭制度的挑戰，農村婦女逐步從任人擺布的角色中擺脫出來，獲得了主體能動性，積極地走向城市選擇打工生活。由于治安部門通常對家暴不作為，因此進城找工作對于經歷了不幸的她們來說，也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然而，對于一個單身進城的女性農民工來說，找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能獲得一份工作，往往也是臨時的，只提供基本薪水和食宿，其他的保障一無所有。她們所具有的技能和城市職位的要求存在著差距。志英曾經應聘護理年邁老人的工作，但是剛工作幾天，脾氣古怪的老人說她為人不夠乖巧靈活，對志英的活計也挑三揀四。雇主見志英無法讓被照顧的老人滿意，便在一個月后打發了她。而紅云曾被一家私人幼兒園聘請去廚房洗菜做飯。這份工作的工作量比起工地小工要少很多，而且可以隨便吃飯，她很滿意。但是新的問題讓充滿希望的打工生活終結了。幼兒園辭退她的理由是:只會做大魚大肉的簡單菜肴，不懂得幼兒食物營養的合理搭配;菜肴的口味濃重，不適宜幼兒的胃口;這些菜肴完全忽視了幼兒身體的健康成長，長此以往會影響到該幼兒園的招生。
對于已過中年的她們來說，現在能找到的不過是洗菜、洗碗、打掃衛生之類的工作。目前城市的職位標準對求職人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而由農村進城打工的女性過去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又沒有經過職業培訓，因此在整個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來越弱小。雖然全球化所引起的就業結構的變遷讓更多的女性農民工參與工作，但由于再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女性農民工不能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條件。女性要想進入主流的工作職位所遭遇的困難更大，她們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工廠和服務行業。這無形之中使女性農民工被邊緣化與隔離。另外，她們的經濟收入、賦權、機會、能力以及安全感等面臨著更大程度的體制性障礙，陷入貧困深淵的幾率大增。沒有工作的她們，只得回到結構性之內或之外的空間——勞務市場繼續找工作。
三、侵犯與抗爭
在工作面臨種種困境之時，處在勞務市場上的女性農民工的人身安全也越發令人緊張與不安。國家的治理術把農民工與其家庭隔離開來，男性農民工長期與配偶、異性伴侶的分離，他們的欲望無法從正常渠道得到的滿足。其結果一方面催生并繁榮了性買賣市場，導致農民工感染STD和HIV的幾率大增。另一方面，必定會對特定范圍內的異性實施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筆者調研的勞務市場就屬于演繹著這些故事的特定范圍。
由于形象好，五官長得端正，一些女性時不時地便被其他男性農民工調戲和騷擾。志英告訴筆者，曾有一次她所謂的“老鄉”利用她在勞務市場旁邊的飯館里吃飯的機會，趁機在她身上亂捏亂摸，還抱起來摟著親嘴。但倔強的志英使勁兒反抗，并大聲喊叫。沒能得逞的“老鄉”惱羞成怒，一把薅住志英的頭發，把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對著她的頭一陣亂踢。還叫前來圍觀的人評理，誣蔑她借錢不還，想逃跑。直到現在，每逢變天或轉季時節，志英的頭部還隱隱作痛。“在南京我沒有碰上過好人，我不喜歡南京。”志英的遭遇讓人聽起來就已經毛骨悚然了，而她的同伴紅云卻有著更可怕的遭遇。紅云同樣是離了婚，從皖北夫家出來打工的婦女。為了省錢，她放棄了投宿旅店，而選擇在尚未拆遷完的破房子里將就過夜。半夜時分，兩個男性農民工趁她熟睡之際，悄悄地溜進來欲行不軌。因她拼命抵抗而未得逞的兩個農民工氣急敗壞地狠狠地揍了她。結果她的兩個門牙被打掉了，一根手指也被砍斷了。在其他人看來，這些事的起因是“誰叫她長得白呢?”
一個女人長得五官清秀、皮膚白皙，應該被認為這是上蒼對她特別的眷顧，感到欣慰才是。然而，有些女性農民工卻為此付出了淚與血的慘痛代價。這些被毒打、被性騷擾與性侵犯的遭遇在勞務市場的女性農民工身上時有發生。經濟邊緣化與社會隔離，加之與家庭和社會網絡支持的疏離，強化了移民女性不平等的傳統性別角色，致使其在男女性關系中處于劣勢，反過來會促使她們更易于受性剝削和從事不安全的性生活。面對這些隨時會出現的恐懼和危險，勞務市場上的女性無奈地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認為的那樣，個人首先對身體的基本能力與所處的環境有所熟悉，然后才能實踐其身體的能力。為了生存和獲得庇護，志英在勞務市場里找了一個“大塊頭”做相好，待業時，就幫助他洗衣做飯。隨后的日常生活便安靜許多，再也沒有人敢對她怎么樣了，雖然偶爾會有來自“相好”的拳打腳踢。在一項對農民工性行為的調查中也顯示出類似的結論，孤獨、省錢、安全感成為了女性農民工和男性生活在一起的最普遍的因素。而且生活來源不足的女性農民工更可能與男性發生性關系，反過來男性會幫助她們渡過難關。他們像夫妻一樣生活在一起，但這最終很少會形成真正的婚姻關系。在這些關系中女性常常處于很被動的地位，因為她們完全依賴于男性，而男性卻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地隨時隨地拋棄她們。
紅云白天在勞務市場里嗑著瓜子閑逛，并不刻意尋找工作。到了夜晚她便憑借出眾的身體優勢，利用男性農民工生理需要的機會，趁機順勢增加自己的收入。更能吸引她的是，男性會“大方”地提供包括可口的晚飯、干凈的床鋪、洗澡熱水等待遇。這些附加收益使漂泊在外的紅云多少感到一絲家庭的溫馨與短暫的安全。一些研究表明，女性農民工相對高比例的失業率和工作集中于服務、娛樂業是她們從事臨時的或商業性的性交易的關鍵因素。因為移民和性別不平等雙重風險加劇了她們卷入從事性交易的高危活動當中。年輕的女性在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加上脫離家庭環境監督的情況下往往尋求臨時或商業性性行為作為謀生手段，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女性農民工有著比男性更高的從事性交易比例。筆者注意到，紅云并不主動尋找客戶，恰恰相反的是紅云挑選找上門來的客戶——年老且有錢的農民工。用紅云的話來說“晚上可以睡得安穩一些。”有錢人出手大方，絕不會只辦事不給錢。在一切向錢看的年代里，經濟主義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身臨其境的每一個人，對身處在戶籍體制、市場資本、男權主義和勞務市場之“底邊社會”的女性農民工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不管是志英還是紅云，這些女性農民工的身體并不是單純地處于如福柯所言的被訓練、被折磨、被強迫的位置上，而是具有主體能動性。她們通過自我的身體去利用、操縱、甚至控制圍繞在她們身邊的男性，男權宰制下的身體政治因此而遭到來自女性身體的抗爭。筆者在調查中經常見到男性農民工為了女人而互相打斗的血腥場面。素梅阿姨向我道出其中玄機:在市場內與其他男性發生沖突時，有“相好”的女性便馬上跑去告狀。于是，打架就在所難免了。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曾經問紅云:“如果你被欺負了或被勒索了，怎么辦呢?”紅云看著我，信心百倍地對我講，“誰敢?老娘找人砍他!”紅云告訴筆者倘若遇到大事，她不會找市場里的人直接幫忙，而是叫市場里的人幫她到下面的街上去請打手，原因是要讓對手懾于她的能量和勢力。當然，這些激烈打斗的場面畢竟不是時刻發生的，更多的是她們會在待業的男性農民工中間穿往來梭，談天說地，以期利用男性的遐想來為自己謀得一份晚餐或一件漂亮的衣服。
除了尋求保護之外，女性農民工還以身體為資本與雇主進行抗爭。在田野中，筆者發現經常有雇主招聘夫妻工。這時，這些男女“相好”搭配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另外，有些雇主也不是省油的燈，往往招聘時開出的條件與實際的工作待遇完全不同。為了避免盲目的就業，許多女性會利用男性人脈資源找到相對“理想”的工作。當然，這些還不是最要緊的。倘若碰到欠薪的雇主，一般情況下農民工往往落得自認倒霉的無奈境地。然而，勞務市場里的女性卻并非逆來順受、任人擺布。紅云的姐妹亞芬的例子能夠給我們展示這個抗爭的力量。亞芬被雇主聘去給工地裝修的工人煮飯，口頭協議是一天50元，包吃包住。但一個多月后房子裝修好了，雇主只發給她1200元，尚欠850元，亞芬追討多次無功而返。誓不甘心的她說服了市場里對她“有意思”的幾位男性農民工，帶著榔頭、斧頭、鑿子等勞動工具上門討薪。雇主被這出乎意料的陣勢震住了，最終將所欠的薪水付清。然而，亞芬付出的代價是需用身體來交換。
我們可以看到，儼然種族隔離一般的戶籍制度無情地將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的一些公民權利剝奪，在工作無望、生活艱難的境遇下，使其成為以身體作為最后一份私產之赤裸生命。女性在自身身體受到難以磨滅的規訓、壓迫甚至性侵犯的同時，又游刃有余地利用自身的身體，達到其利用、控制男性甚至抗爭的意圖，亦即身體的政治和政治的身體在女性農民工身上同時得以展現。
四、簡要的討論
身體作為個人最后一份私產，連一個窮困潦倒的乞丐都會擁有，并能對其駕馭自如。然而在權力和資本的合謀下，“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無論是志英、紅云還是素梅、亞芬，她們所經歷的遭遇比產業工人來的更加隱蔽。她們是一群被戶籍制度、市場資本以及男權社會壓迫、剝奪、侵犯的赤裸生命，是現實活劇里的一號主角。雖然福柯的權力與性的關系被女權主義解讀為具有某種非政治化傾向，使之失去女權主義的旗幟。然而，從勞務市場的田野調查中，我們并未看到一個采取政治行動的女性群體，我們所看到的，仍然是處于福柯的觀照中演繹著權力和反抗故事的群體。
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大量農村勞動力。然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利用戶籍制度把進城的外來者加以限制，將他們污名化為素質低下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都是需要體力的廉價的“險、臟、苦、累”工作，并處在“招來揮去”的弱勢地位。
如果我們從“儀式”(rites)的視角來審視農民工就業的過程，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處于“閾限”(liminality)階段。由此，相關的問題變得清晰起來。人類學家范杰內普(A．vanGennep)在《通過儀式》(TheRitesofPassage)中，將群體之間的轉換和從一個社會情境過渡到另一個社會狀態視作一種具有生存意義的儀式。在他看來，所有的通過儀式的過程都包括三個階段: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en)和聚合(aggregation)或重新進入(reentry)。可見，儀式具有鮮明的“過渡性”(transitional)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特納(VictorTurner)在過渡性儀式的基礎上進行了拓寬和發展。他認為儀式的閾限階段具備超結構(extra－structural)的社會屬性，將之稱為“共態”(communitas)。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結構性力量減弱或消失，所有的儀式參加者彼此間差別消失，變成地位平等的一員，完全服從那些儀式長老的安排。這種卡在“門檻”上的人在沒有結構性地位、沒有財富特權、人人平等的情況下生活。實際上，特納所說的“反結構”的“反”有兩層含義:自愿的和非自愿的。有些人出于自愿，主動處于門檻上以規避嚴密的社會結構。例如，修女主動放棄了世俗生活嫁給了上帝，而尼姑棄離紅塵一心向佛。但也有些人是被迫陷入結構性局外人狀態，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便是一例。可見，儀式的研究視角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們從這個獨特的角度考察當代中國發生的事情。全球化引發深刻的社會變遷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原本務農的人們被工業化的浪潮席卷進城打工。徘徊在非自愿性的臨界狀態中的他們，即使想跳出來，但權力壓制的空間卻令他們始終無法動彈。假以儀式，我們可以觀察到農民工為何進城打工，處于何種共態或臨界狀態，甚至怎樣回歸等等具有過渡性特征的超結構現象。
雖然特納的閾限理論指出“門檻”(liminality)里的人沒有結構性地位、沒有特權、沒有財產而且人人平等，但這里并不是理想中烏托邦式的空間。畢竟閾限還具有即時性的特點，最初的動力和能量很快就會因資源條件約束而消散在時空中。這大概已經超出了特納的本意。梁山泊的好漢們當初上山時稱兄道弟、親如手足，然而結構夾縫里的好漢們后來也逐漸被嵌入諸如總兵都頭領、機密軍師、參贊軍務頭領、步軍頭領、步軍將校等一系列的結構式安排中，以對抗朝廷。而且他們最終還是被集體招安，又回歸到縝密的社會結構中。因此，所有這些儀式中的“反結構”都是對現存結構的確認與加強。國家的、市場的結構性力量將勞務市場設定為一制度性空間，而進入該空間的農民工成為了永遠卡在門檻的人。不同的地域、相同的身份、所遭受的歧視與排斥令他們在“共態”層面上似乎達到平等，卻因長期的生存壓力導致彼此間互相傾軋，形成強者欺壓弱者，男性凌辱女性的叢林法則。“過去”社會結構中“身體政治”的治理術在“現時”的“共態”中得到延伸和加強。因此，勞務市場并非“閾限人”(laminar)的樂土。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皆匯集在此，其間也往往魚目混雜。坑蒙拐騙、打架斗毆、敲詐勒索等事件司空見慣，而對女性的性騷擾和性侵犯依舊在不斷上演。
這一切的事實表明，同樣處在一國范圍內的公民，卻不能獲得同等的公民權利。這令人不得不懷疑馬歇爾(T．H．Marshall)所斷言的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興起與發展必定會催生并強化一個國家國民的公民權。當然，筆者并不否定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這并非表明我們可以忽略那些為此做出巨大貢獻與付出巨大代價的農民工群體。本文透視勞務市場中女性農民工的底層邊緣的生活之意義在于:提醒當政者在追求效率優先的同時，也須關注、尊重和保護農民工，特別是女性農民工的利益，給予他們公正平等地享受公民權利的機會，絕不能讓他們承受轉型陣痛的折磨，更不可使他們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犧牲群體。
【致謝】衷心感謝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研究所范可教授的精心指導，感謝楊德睿副教授、張玉林教授、胡艷華同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馬惠娟在本文寫過過程中提出的寶貴意見。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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