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傳至今的（父系）宗法傳統可以簡單地用九族五服圖來表示，該圖根據父系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而以己身為中心并向同輩、長輩、晚輩擴散，又由于古人重視喪葬，事死如事生，所以在該圖中用極其具體的服喪安排（服喪期限、喪服樣式、飲食禁忌、起居方式等各有不同）來表示九族之內彼此的親屬關系，包括了五倫中的三倫——父子、兄弟、夫婦，這就是古人口中的“差序格局”。
（父系）宗法傳統的衰微首先表現在服喪制度的逐漸瓦解。從我記事起，當地若有老人去世，三代內直系晚輩親屬必須披麻戴孝、極盡哀容、守靈哭喪并在上山（因為墳墓多在山間，所以將起靈埋葬稱為“上山”）之后擇一添土，父系九族之內親屬家庭、當地超出五服但有同姓之誼并經常走動往來（俗稱“趕情”）的親屬家庭、母系三代之內親屬家庭、鄰里或朋友（俗稱“朋親”）家庭按理應當有人——最好是家主——來參加喪禮，喪禮主要由村莊中德高望重的、熟知古禮的、經常擔任司儀的中老年人以及兼職的紅/白事服務隊（俗稱“響事班子”，酌情收費）來操持，鄰里親朋中的壯年男人主動參與出殯，其中的女人包攬廚務，老人去世三十五天之后還要舉行喪禮（俗稱“燒五七”），老人去世三周年之際又要舉行喪禮（俗稱“燒三年bǎn”），哪怕過年的孝聯，三代內近親家庭服孝頭年貼黃聯，次年貼藍聯或綠聯，第三年貼白聯，第四年服孝期滿才恢復用紅紙……。
就服喪制度而言，在儀式方面是莊重的，在情緒方面是哀傷的，在輿論方面是同情的，不過，服喪禁忌并沒有古時候周禮規定的那么嚴格，比如喪禮、燒五七、燒三年bǎn等儀式上的宴席菜肴不忌葷腥。根據我近二十年的生活經驗，當地的服喪制度正在喪失其嚴肅莊重的性質：老年司儀本來就不多，卻逐漸去世了，中年司儀就更少了，他們對喪禮的熟知程度自然不如其父輩；有些響事班子在喪禮上播放的歌曲中甚至有情歌艷歌、喜慶歌曲等；喪禮程序不如以前那么完整了；本該參加喪禮的人家中年輕人的參加比率下降了，這些年輕人對古禮的認同程度也下降了；很多逝者近親少有哀容、不守飲食言行禁忌（比如，在逝者新喪期間，其近親打撲克或打麻將，言及逝者卻出言無狀，大魚大肉等等）。
去年冬天，當地宋家塆有一戶人家的老人去世，這戶人家與我家的關系已經超出五服了，但兩家之間還在“供情”（即保持人情往來），我稱呼那位老人為“奶奶”。因為當地有“燒新香”的習俗，就是兩家若有供情關系，則大年初一到去年新死之人的家里送去火紙、冥幣、鞭炮等喪禮物品以示吊唁，這戶人家必須招待來人早飯。今年初一早上，我和幺爺（叔祖父）、四爹（堂叔）、“自家的”（超出五服的、相互供情的、同姓的）弟弟等人去往這戶人家“燒新香”，逝者的一位孫子負責點燃鞭炮以迎接吊唁者，一位兒子負責招呼吊唁者進入堂屋，一位兒子跪在鋪著蛇皮袋的硬地上給母親磕頭并在靈前燒化火紙、冥幣，關系較近的吊唁者也會跪在靈前磕頭，逝者的媳婦、女兒等人則備好早飯招待吊唁者，吊唁者隨時來隨時吃，飯桌上魚肉皆備。吊唁之人不見戚容，儀式也很簡單，事主應該很悲傷吧，但沒有形之于色。
當地的養老制度也發生了變化。二十年前，無兒無女也無其他親屬的老人會被評定為五保戶，在六十歲之前自食其力，在滿六十歲后部分地自食其力，部分地由村集體出錢贍養，十多年前，我們鄉建立了養老院，沒有親屬的老人可以進入其中，但不再享受五保戶的優待，五六年前，當地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有年滿六十周歲的老人都可以領取養老金，貧困、重病家庭的老人可以申請領取低保補助金。當然，尚有親屬的老人多由兒子甚至女兒分擔贍養或輪流贍養。
近十幾年來，逐漸出現兒女拒絕贍養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父母的現象，這種現象在過去并不是沒有發生，但那時，不孝兒女必然會被街坊鄰里、親朋好友在背地里戳穿脊梁骨，他們承擔著很大的輿論壓力，而現在，這種現象雖然也為人詬病，畢竟難以杜絕，甚或作為拒絕贍養父母的借口和“榜樣”。
當地養老制度變化的方面在于政府財力的介入，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家庭所面臨的因養老和撫育帶來的經濟壓力，也為計劃生育政策下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安排提前綢繆；其不變的方面在于主要由相親的家庭來承擔贍養義務，而且老人們只要尚未喪失勞動能力就會一直勞動下去，勞動所得中部分供自己花銷，部分反而貼補兒女。
追究當地養老制度變化和現狀，不是沒有原因的：當地中年男性大多數時候在城市務工，務工所得主要供給孩子的教育、日常生活和日后的婚姻彩禮，花費在年邁父母身上的錢財較少，因為一來年邁父母的日?；ㄤN十分勤儉節省，再者，全家的勞動力（包括年邁父母）都希望年輕的第三代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和家庭的命運，因而在經濟上全力支持孩子的教育，除非孩子自己放棄繼續接受教育，也就是說，家庭財力主要投入在孩子身上；當地農村的老人是沒有城里人那樣的正式職業的，因而沒有工資，也不會退休，他們哪怕年老體衰，也絕不停止勞動，從事農業生產，忙著家務，夏季到山上采挖草藥、揀拾野菌，到河塘里捕魚蝦，幫人插秧，冬季撿柴，到處打零工等等，老人們的晚年生活幾乎看不出“休養”的痕跡來，相比之下，城市里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或許比較幸福吧，城市工人不僅為自己和家庭而勞動，也為素不相識的他人和整個社會而勞動，那么這個社會對他們晚年生活的物質安排也就體現了現代（都市）文明之溫情，農民因為僅僅為自己的家庭去勞動而在晚年時不太可能得到整個社會的關懷；另一方面，在初步城鎮化過程中，農村家庭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卻留下空巢老人，老人們一年到頭很少有機會與兒子、兒媳相聚，遑論受到后者的幫扶和贍養，甚至他們還要照顧年幼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因此，他們更愿意親近和幫助留守鄉村的女兒，或許可以向女兒尋求一些養老資源，同時，原來的村莊共同體和宗族共同體等地方群體也逐漸瓦解，在兒子不贍養年邁父母時不能受到有效的倫理約束、輿論壓力和強制調解，這也勢必引發養老危機，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出面承擔一部分贍養責任。
當地走親戚的習俗也發生了變化。按照往常的拜年習俗，大年初一，一家的男主人會到左鄰右舍、五服內的親屬和“自家的”（超出五服的、相互供情的、同姓的）那里去拜年，小孩子可以到本村的鄰居家和同姓長輩家（按照輩分和長幼）拜年，女主人會留在家里等候來人上門并招待來人，老人留在家里接受拜年的年輕人的禮拜和恭賀，大年初二，一家的男主人會到自己的舅舅、姥姥家里拜年，并攜帶孩子或者還有孩子媽到孩子的舅舅、姥姥家里拜年，初三到初七，依次到男主人及孩子的姑媽、姨媽家里拜年。從這里的拜年次序可以看出，在我們的人際關系中，地緣群體中以鄰里關系最重要，父系親屬中以五服尤其是三服內親屬最重要，母系親屬中以娘舅最重要，當地有三句俗語也可以表示親屬關系次序。其實，走親戚并不限于過年期間，也會發生在其他紅事白事或必要的人情往來時，如說媒、結婚、生育、孩子的滿月周歲和十二歲生日、孩子升學（大學）、喬遷、老人過壽、喪葬等等以及其它瑣碎但必需的事情（比如托人辦事）。
“親三代，族萬代”，指就親緣關系和人情往來而言，母系親屬之間只能延續三代（以家里輩分最小者為準上溯三代），而父系親屬之間卻能延續很多很多世代，只要家中老人記得彼此關系，這句俗語表明了親屬關系是以父族世系為主導的，間接揭示了家父長制度對古代社會的重要性；在比較傳統的、封閉的農村社會，婚姻圈半徑較小，父系親屬之間更替很多世代也居住在相近的地方，或在同一個村、鄉、鎮、縣，因此，即使血緣關系逐漸疏淡了，但地緣關系卻附加其中并有所增強，不過，家中婦女生育孩子（最好是男孩子）后，孩子與母系親屬之間只會來往三代，畢竟母系親屬關系是通過生育（男孩子）來維持的。
“千親萬親，姥舅最親”（在所有的母系親屬中姥舅最親），在拜年走親戚的第一天即大年初二必須去往舅舅姥姥家，不然就是違背禮儀，而在講究古禮的人家，若是孩子的姥舅姨姑等齊聚一堂，孩子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媽會坐在正席，姨媽、姨父、姑媽、姑父坐在偏席，這些安排都間接表明了對婦女生育和傳宗接代的重視。“老親大不過子親”是說上一輩的親屬沒有下一輩的親屬重要，這恰好說明親屬關系中世代更替的重要，上代親屬關系的逐漸放棄和下代親屬關系的繼續締結是伴隨著矚望子孫、百代昌隆的家族傳承的。
走親戚習俗變化的地方就是親朋之間相互走動的頻率下降了，尤其是一些年輕人不太愿意走親戚就想假期（“宅”）待在家里。俗話說，“三年不上門，是親也不親”，親朋之間的關系必須通過經常的人情往來來維持和經營，這種關系是一種混合關系，既包括工具理性的考量，也包括情感和恩惠的卷入，因而不像商業信用那樣通過既定的、短暫的一紙合同來維系，而要依靠長期的、世代累積的現實互動來維系，或許也可以說，這種關系的維持是符合長遠利益的（當然，這種利益格局必須長久固定才好，這只會出現在比較傳統的社會）。
當地的年輕人，要么早早地進城打工，要么已經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在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在城市中生活過很長時間，城市生活方式對他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更崇尚不受親屬關系約束的生活，或許更認同“自由”“獨立”等社會觀念，或許更希望遵守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準則，這意味著他們不像父輩祖輩那樣完全認同宗法觀念和遵守宗法傳統了。
試舉一例：今年過年時，我父親讓我代替他去“自家的”人那里拜年走動，我則認為其中絕大多數人只是在我幼時見過，以后長年在外讀書，與之并無交往，現在過年我也沒有走動的必要，旁邊的奶奶聽說后非常嚴肅地告訴我，“親三代，族萬代”，“自家的”人之間相互走動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經常走動才可以在己方遭遇困難時上門求助，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不必懷疑，她老人家還列舉一例，我有一位“自家的”四爺，平時不與“自家的”人走動，臨到嫁女時卻請不來超過四桌客人（當地待客一般是十桌），真是丟人丟到家了，他不顧及別人的面子，那別人也不會顧及他的面子，末了她又告誡我回家后要四處走動。
走親戚還要面臨貧富差距的考驗：比如，三服或四服父系親屬之間，三代以外母系親屬之間，若有一方的家境比較貧困，另一方的家境相對寬裕，則寬裕之家就可能瞧不起窮親戚，不太愿意與窮親戚保持來往（這一點視具體情況而定）——這一情況通常會受到大家私下的譴責，但譴責是沒有多大效果的，因為當地缺乏合意的權威人物來仲裁此類違背傳統倫理的不良案例，而周圍議論紛紛的鄰居們也不愿意輕易開罪事主。此類事主的算計是，若與窮親戚保持往來，我贈禮五百元，但他的回禮卻遠遠少于五百元，我無事求助于他，但他卻經常求助于我，無論是趕情送禮還是有事相求，我都十分吃虧，不如放棄與之往來算了；這些心理算計中滲透著經濟理性，在自家經濟獨立的情況下，便開始自覺地重視短期的經濟利益了，而在原來雙方家境都比較貧寒時，一直不自覺地通過持續的往來來降低小額且頻繁的經濟成本以便維護長期的經濟利益。此類案例越來越多，但屢議不止。
當地的家庭結構和適齡結婚情況也發生了變化。隨著打工潮的出現，空巢家庭越來越多，這些現象自不必說，一些年輕人組建新家庭后更愿意與老人分家，主干家庭和聯合家庭的比例下降了，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加了。
年輕人與父輩中老年人一起居住的案例比率在降低，從總體上來說，雖然可以降低婆媳之間、妯娌之間、兄弟之間發生糾紛的比率，但同時也會削弱宗法傳統，因為：宗法傳統是依靠老年人權威來維持的，在核心家庭中老年人權威發揮的作用減輕了。
說到年輕人組建新家庭，近年來，當地過年催逼年輕人找男/女朋友和盡早結婚的現象越發普遍了（全國都是這樣吧）。在當地，二十歲結婚不算早，很多二十好幾的未婚男女和一些三十多歲的光棍兒肯定會被親友屢屢問及婚姻打算，而他們的（祖）父母必然也承受著天大的輿論壓力和心理負擔。這些（祖）父母為什么要催逼兒女結婚呢？數千年生育文化的熏陶使得父母們希望兒女們及早結婚以完成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的家庭重任，但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發生的，它通過父母個人的生育體驗和周圍狹窄環境中的輿論壓力來實現，一方面，父母根據自己二十多年的生養經驗，已經認同了傳統的生育文化，他們熱愛夫婦和睦、親子相護的生活氛圍，將生兒育女視為天職和榮耀，因而希望把這種艱難而美好的生命體驗移植到子女身上，另一方面，各家的父母在生養經驗上能夠達到情感共鳴，彼此的閑聊也經常包含兒女婚姻的話題，那些適齡未婚男女的父母們會被戴上“為父/母失責”的帽子，不僅會被親友鄰居們批評說道，還會在自己內心深處為兒女婚姻問題焦慮不已。
在我與鄉親們閑聊時，就有一位七十歲的老奶奶說，就指望著她的獨孫研究生畢業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到一位好媳婦，到那時，她就算死了，眼睛也會閉得緊緊的！當然，逼婚不是什么新現象，而是早已有之，不過其時代背景倒是發生了巨大變化?，F在年輕人經濟活動的地域范圍擴大了，當地年輕男性在婚姻圈中遭到城市年輕男性的擠壓，還要面臨當地適婚男女比例失調的尷尬。媒人們在當地說媒越發困難了，外出打工的很多年輕未婚男性都迎來了外地媳婦。
在當地，信用體系正慢慢地生成。所謂“信用”，就是在有所付出后獲得合理報酬的期望與承諾。在我過去十幾二十年的生活經歷中，鄰里親朋是沒有信用觀念的，只有個人信譽的觀念，“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就是個人信譽的體現。
個人信譽與信用體系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基于千百年來宗親關系和自然法而形成的非正式經濟資源，后者是基于市場經濟法則和商業契約關系而確立的正式經濟制度。以往鄰里親朋之間借貸時須考察欲借入者的個人信譽，原則上應該滿足三個條件：欲借入者擁有良好的個人信譽，即在過去的借貸活動中沒有惡意地拖欠或抵賴；欲借入者被認為在目前或在可以期望的未來有還款的能力；欲借入者與欲借出者之間是鄰里、朋友或親屬，且交情匪淺。
在以往的經濟（借貸）活動中，只要信用體系尚未建立，通常就會出現無息借出和牟取暴利的現象：親戚或熟人之間的借貸活動通常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只要滿足上述三個條件即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情義應該置于利益之前”，而要求支付利息不但會引發借出者內心的自我譴責、羞恥感和來自外人的流言蜚語，還意味著私人信任被輕視了，熟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會出現裂痕，不利于彼此的長遠相處；又因為缺乏現代性商業規范，當地陌生人之間的借貸活動通常強求高昂的利息，這種活動是偶然的、暫時的，并不受到親緣關系-宗族規范和鄰里關系-社區規范的制約，可以遵循比較純粹的付息原則來進行。
近年來，私人之間的借貸行為越發謹慎了，急需用錢者（如，用于生產、投資等）向銀行和信用社申請小額貸款（當然要支付利息）的現象多了起來，由此看來，當地信用體系的建立并非遙遙無期。
當地人的精神世界也發生了變化。精神世界的問題關乎日常生活（包括經濟生產和業余休閑）的主觀意義。家庭中祖父母、父母在經濟方面對第三代無償支持和付出，不計回報，因為家長們自身覺得沒有改變家庭命運的可能，反倒將光宗耀祖、提升家庭經濟地位、改變家庭命運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最不濟，也希望第三代離開農村而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并能維持自己的生計，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不遺余力地資助第三代，在這些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中，無償付出之所以順利實現，關鍵在于家長們將第三代看作自己生命的完整延續，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啃老”現象的出現也就可以理解了。
隨著當地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雖然仍將經濟生產的主觀意義歸結于第三代的成長與發展上，但也更加注重借此提高家庭的消費能力和生活品質。另外，在業余休閑方面，無非就是打撲克/麻將、串門聊天、看電視等，過年返鄉后尤其喜歡聚在一起打麻將；近五六年來，又開始興起跳舞和安裝家用電信寬帶，一幫三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婦女在一位婦女樓房一層大廳里跳舞，伴曲大多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舞姿也多是一些簡單的健身舞，幾乎夜夜不息，而男人們則時不時地窩在家里玩個人電腦或用手機蹭網（WiFi），瀏覽視頻、圖片、新聞、笑話等。人們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越來越多的色彩。
“家人和鄉親們的精神世界到底發生了哪些根本變化，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充滿意義的嗎和值得度過的嗎”，這就是我想弄清楚的問題，我嘗試著從一個冷靜的觀察者（或許也可以算得上是參與者）的視角簡要地回答之：從上世紀最后十年到本世紀最初十年間，當地人的精神世界是比較寡淡平凡的，他們基本沒有認識到自身的價值所在，其全部生活的意義就寄托在子孫身上，通過子孫的成就（學業成就或經濟成就）來表達和實現自身的價值，謹小慎微地將子孫呵護在自己寬闊的羽翼下，幾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過渡到子孫身上，他們的子孫應該也是作如此想吧，因此子孫們似乎永遠無法長大，如果離開了現代化，這種人格依附的綱常關系就會世世代代一直延傳下來。我絕不會說“多年前鄉親們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度過的”，恰恰相反，那代表了他們自己的選擇、他們自己的活法，是必須尊重的！
不過，近五六年來，或許是因為我從那時開始認真關注家鄉的變化，鄉親們（尤其是其中的中年人）開始越發地關注自身的生活品質了，即使他們沒有自覺地反觀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考自己生活的意義，但這仍然表明了其主體意識的逐漸覺醒——主體性是現代化在精神層面的直接表現。若要理解生活意義的變化，就必須了解與之相關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畢竟生活意義與社會結構是“神”與“形”的關系，形承載神，神渲染形。
當地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就在于差序格局日益受到挑戰，雖然多方竭力維護，仍不免逐漸瓦解，這就是說，人們慢慢從家族和鄰里為核心的關系格局中抽身而出，獨立的人格因而逐漸養成，“我”將會一步步地靠近乃至占據自己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說與差序格局相應的生活意義是家族/家庭的榮耀、鄰里的和諧，那么與即將形成的新的社會結構相應的生活意義就是個人生活品質（包括文化素養）的提升。
一句話，當地農村宗法傳統的衰微絕非朝夕之間完成的，世代更替——老一輩在肉體生命上消亡，也會于隨后若干年間在精神傳統上消亡，新一輩繼起，就會在傳承一些舊倫理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倫理，生生滅滅之間時代已經大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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