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國農村沒人種地是偽命題？——與呂德文先生商榷
編者按
5月29日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首發報道《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中國農村——誰在種地？誰來種地？》。5月31日《環球時報》發表了呂德文的評論，題為《中國媒體都在擔心農村沒人種地？根本就是偽命題！》。呂德文的文章有幾個要點：一、自2004年來我國糧食生產實現12年連增，糧食安全總體樂觀；二、由于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老人農業的現狀并不會影響糧食生產；三、近年來農村耕地大規模土地流轉為青壯年從事高效農業創造了條件；四、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是當前我國重要的社會制度，它讓城鄉二元結構轉化為家庭制度的一部分，讓農村家庭既享受工業化帶來的好處，又可以在農村低廉地實現家庭再生產。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一向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在城市化、工業化、全球化的今天，誰來種地、如何種地是影響農村發展格局的基本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問題，還是涉及國家穩定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是否需要關注，是否需要反思，下面讓我們用事實來檢驗一下。
正文
1. 用事實來檢驗，中國糧食安全嗎？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糧食產量一直在增長，目前已經超過6億噸。以2012年為例，當年糧食產量是6億噸，進口1.2億噸（包括谷物、大豆、植物油等間接糧食進口），因此2012年糧食自給率為83%。然而，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進入新世紀以來，糧食進口量也基本上逐年增長，而且增速可觀。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進口糧食12477萬噸，與上年同比增加了24.2%。目前進口的態勢沒有消退跡象，這不值得關注和警惕嗎？
二，官方糧食產量的數據本身也需要關注和警惕。根據經濟學者許準等研究[1]，在人民公社時期，全國糧食產量依靠基層集體進行直接產量統計，而分田到戶后，此路不通，因此糧食總產量的計算依靠全國抽樣統計糧食的畝產量和全國上報的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總產量=單位糧食產量X糧食播種面積）。問題在于，“地方部門既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去真的每年量度實際的播種面積，所以往往是按舊的數字上報，甚至是直接弄虛作假。在國家從本世紀初開始有了對糧食耕種的補貼之后，這個作假的動力是更加充足了。”
在核實中國糧食產量上，許準等另辟蹊徑，通過糧食的各種最終用途來反推實際糧食產量，測算結果是：“中國的糧食產量在近10年實際上是陷入停滯了，艱難維持在5億噸左右（而不是增長到了6億噸）。” 根據這一測算結果，中國糧食自給率已經跌破80%。
三農學者胡靖指出，“中國糧食進口量的增加，說明中國糧食生產潛力、能力都在同時下降。[2] 中國農業并非某些領導說的“在農業發展最好的階段”，而是“問題多多、非常嚴重”。 反思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需要反思中國的發展模式，尤其是以“耕地換發展”的發展捷徑。自1992年以來的20多年里，全國消失的2億多畝最優質的耕地被“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所吞沒，成為“耕地換發展”的犧牲品。隨之犧牲的是糧食安全。天府之國的四川省是國家指定的糧食主產區，可是在“耕地換發展”的驅動下，如今四川省的糧食不僅不能自保，每年還有500萬噸的缺口！以“耕地換發展”的趨勢還在蔓延，糧食“主產區”的糧食輸出能力都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實情如此，難道我們還不應該關注和反思中國的糧食安全嗎？
2. 是消極接受老人農業，還是積極呼吁農業綠色轉型？
目前中國農村大約有70%的耕地由農民自主耕種（30%已經流轉），其中主體是老人農業。中國面臨老人農業的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規模小，但是中國的老人農業也是農藥化肥堆積的化工農業，這也是事實。呂德文認為，既然有現代農業技術和機械化， “弱勞動力”從事農業并不影響糧食生產。是否影響糧食生產，要調查一下糧食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根據《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5~2016）》[3] ，在過去十年里（2005-2014），我國農作物播種總面積只增長了6%，然而化肥的施用量增加了1230萬噸，增長26%，11個糧食主產省區化肥施用也大幅增加。中國平均化肥施用強度已經是國際公認安全上限的1.61倍。據農業部統計資料：我國年化肥施用量占世界的35%，相當于美國、印度的總和。根據《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2014），全國糧食主產區中，只有黑龍江一省化肥施用量低于國際公認的安全標準。最近9年（2005-2013）來，我國農藥施用量增加了34萬噸，增長23%。
農藥化肥的施用看起來如此不合理，如此超標，《農村綠皮書》批評說中國農業“任性”，中國農民“任性”。說中國老農“任性”，這本身恐怕是一個任性的說法。更合理的解釋是：長期以來，國家放棄了城鄉統籌的國民經濟，中國老人農業無奈于農業市場化壓力，追求作物產量，形成了對化肥、農藥的依賴，涸澤而漁，不斷地給土地服用興奮劑、用毒，把土地養出了 “毒癮”。土壤一旦有了毒癮，除非壯士斷腕猛回頭，否則不管誰來種地都將陷入這一魔咒，都不愿意支付給土地戒毒的代價。但是不戒毒也是有代價的，全社會在承受農產品不安全的代價，越是基層的百姓，所付出的健康代價越大。
老人農業既是依賴農藥化肥的化工農業，但老人們也是這一農業模式的受害者。植物學家蔣高明在他家鄉觀察到，“農民容易滿足，他們感覺科學技術解放了他們的勞動力，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夠讓他們省力氣的科技發明，會把他們送到醫院里去” 。[4]
風物長宜放眼量。對待農業不能做減法，不能把農業僅僅簡化為產量，而是要看到農業的多功能性，看到農業既要產量，也要包括多樣化、食品安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健康、文化傳承、生態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因為幾十年來對農業只作減法的短視行為，我們的社會已經遭到自然辯證法的報應了。
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既是誰來種地的問題，也是如何種地的問題，兩者彼此關聯。恢復農業的多功能性，這本是“三農”的應有之義。面對老人農業，是消極地聽之任之，呼吁政府和社會無所作為，讓農業繼續淪為夕陽農業、化工農業，還是既雨綢繆（我們已經沒有資格說未雨綢繆了！），呼吁有所作為，突破目前范式，構建農業的多功能性？
《農村綠皮書》提出把農業綠色轉型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這是有遠見、有所作為的倡議。如果能夠堅持農民主體性、鼓勵農業合作化，那么農業的綠色轉型能夠惠及城鄉，恢復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造福當代和后代，這才是長治久安的方向。而農業的綠色轉型離不開農民的更新換代，離不開農民的知識化，離不開農民的“老中青”結合。“老人農業”已經影響了中國農業生產，更不能適應農業的綠色轉型，是呼吁改變的時候了。
3. 土地流轉到誰的手中？
呂德文在文章中樂觀地認為，農村1/3土地的流轉可以為一部分青壯年成為“中農”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造條件。無疑，該文正確地點出了土地流轉的一個目的——促進土地規模經營。但它沒有說明是，這“一部分青壯年”是誰？或者誰最有可能成為這里所謂的“中農”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當然，該文在這里懷念的無疑是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興起的“自發流轉”土地的“中農”。但事實是，隨著土地流轉費用的高漲以及農業生產集約化、機械化程度的提高，想要成為所謂的“中農”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恐怕是不行的。再加上政府對資本下鄉的推動，大部分土地事實上都流入了各類大戶和工商業資本之手。
雖然沒有準確的全國性統計數據，但我們也可以從農業部經管司對于耕地流轉狀況的官方報告來看下。2013年，全國土地流轉總面積3.41億畝，其中60.3%流入農戶（比上年下降4.4%）、20.4%流入合租社（比上年上升4.6%）、9.4%流入企業（比上年上升0.2%），還有9.9%流入其他主體（比上年下降0.4%）。2014年，全國土地流轉總面積4.03億畝，其中58.4%流入農戶（比上年下降1.9%），21.9%流入合作社（比上年上升1.5%），9.6%流入企業（比上年上升0.2%），還有10.1%流入其他主體（比上年上升0.2%）。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土地大部分都是流入農戶之手，但這里所謂的“農戶”有多少是經營面積在30畝以下的小農戶，任何做過農村調查的人都心知肚明。以安徽一個農業鄉鎮為例，該鎮5.8萬畝土地中，57%流入到99個所謂的“家庭農場”手中（面積都在100畝以上），約16%的土地在約150戶“中農”手中（面積在30-100畝之間），而剩下的約27%的土地才是在約2000戶小農的手中。所以，事實已經很明顯，全國大部分土地實際上流轉入大戶和工商業資本之手。
而呂文的錯誤實際上就在于用理想代替現實——對于自發流轉土地的“中農”模式的懷念與呼喊已經被政府和資本聯手打碎。這一現實，在諸多學者對“中農被排擠”的哀嘆中就已經體現出來。
4. 何種“半工半耕”方能真正造福農民？
將農村部分勞動力從農業領域轉移出去，這是農村得以發展的必經之路。“半工半耕”不是今天才有的，實際上從毛時代到現在，可以說中國經歷了三次“半工半農”的模式，相比過去，今天的城鄉分割、家庭離散的“半工半耕”模式是最惡劣的、社會發展代價最大的一種。
人民公社時期，國家秉持“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農村發展路線。當時，一些農村地區已經開始了工、農業兩條腿走路的嘗試，以實現農村社區內部的工農業之間的循環共享、促進鄉村工業化的發展、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在《霧霾作證：我們怎樣失去了毛氏工業化道路》[5] 一文中，作者老田借張文木教授的回憶展現出人民公社時期鄉村工業化的景象：“北京郊縣的農村與城市中間的工廠進行聯合是非常普遍的，自己公社所辦工廠里頭就有兩個城市工廠派來的技術員幫助把關，城鄉協作發展工業是一個顯著的現象。”毛澤東用“農林牧副漁，工農商學兵”十個字勾勒出了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在這一設想中，鄉村社區內部的“農工商”并舉的模式將成為農村發展的牢靠基礎。
在改革開放前期，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變身為鄉鎮企業。在發展高潮期的1988年前后，鄉鎮企業創造了離土不離鄉的就業機會，一年達1700萬到1800萬，遠高于現在一年的城鎮新增就業機會。改革開放前期的鄉鎮企業仍然具有集體所有的性質，溫鐵軍指出，前期的鄉鎮企業把提供社區就業和鄉村福利作為首要的兩個目標，追求利潤位列第三。[6] 然而，改革開放中，國家放棄了城鄉統籌的國民經濟，沒有把鄉鎮企業的可持續性納入長遠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于是，改革時代的后期，大量鄉鎮工業經歷了私有化和倒閉，農村只剩下土地與農業，工業再次被集中在城市，農民只能涌入城市。
中國當下城鄉區隔式的“半工半耕”模式正是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接軌的產物。這一發展模式使農村家庭付出了特殊而巨大的社會代價，使得中國具有舉世無雙的龐大留守兒童群體。2013年，全國婦聯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7] 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超過農村兒童的三分之一，占全國兒童的五分之一。較之城市，農村為進城務工農民提供了“低廉”的家庭再生產成本，但是，也正因為這份“低廉”，農村家庭往往付出了更大的代價。2015年震驚全國的貴州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正是這份“廉價”導致的惡果。在新聞報道的少數事件背后，全國婦聯的報告指出，“農村留守流動兒童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緊迫性”。
與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期的“半工半耕”模式相比，當下的“半工半耕”模式不僅沒有優越性，而且代價巨大。農村失去了鄉鎮工業化，農村家庭付出了妻離子散的代價，農村的下一代付出了難以言說的成長之痛。
不如試想，在地的工業能為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無需背井離鄉，也不再妻離子散；由國家和社會全力扶持農業的綠色轉型，使得綠色農業既能給農民帶來合理的收益，也惠及消費者、發揮農業多功能性；農村居民安居樂業，本地的學校能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這不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應有的蓬勃生機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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