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在中部某省農村做調查，住了半個月。其間有趣的見聞不少，這里主要講一講老鄧的故事和我的一些思考。
返鄉創業：被“川妹子”刺激出的決策
老鄧年紀其實不大，78年出生的。在當下的農村，不要說純農戶，就是兼業農戶，你也很少能找到這么年輕的。他是1995年高中還沒畢業就出去打工的，在杭州的娃哈哈。問他為什么回來了，他說，有個當初一同打工的四川小姑娘回老家了，臨走時撂下一句：“在外面干得再好，不如回家自己當老板。”這話嚴重刺激了他，中華兒女多奇志，此時不搏何時搏？
2000年，他毅然決定回家。一開始是做小生意，賣燒餅，一天能賺100塊錢。有了原始積累后，01年去當建筑工，順便給當地一家企業運送木材。03年小有積蓄后，開始承包工程，當了包工頭。
和我們在其他地區的發現類似，老鄧也是在07年左右決意退出的。一面是宏觀調控鋒芒所指越發明確，建筑行業、房地產業幾近巔峰；一面是土地流轉政策逐漸放寬、農業扶持政策越發明顯。這讓老鄧找到了一條合宜的退身之路，他覺得，把地種好，也能做成一門產業。
干農活兒這件事，對他來說是陌生的。以前至多農忙時幫著背背稻子，至于插秧、種子、病蟲害、農業機械方面的知識，可以說一無所知。這種零基礎卻要速成的狂想，讓他種了幾十年田的老爹也十分不解：“沒見過種田發財的。”
老鄧現在的承包總面積為2660.8畝，涉及S、Q兩個村，其中S村是他自己所在的村，Q村是他岳父所在的村。現在看來，這在“家庭農場”剛剛進入“一號文件”表述的當年，是明顯超越了“適度規模經營”的“適度”二字。這樣的經營面積，并不是最大，還說不上是特別大規模的資本下鄉，但顯然也遠遠突破了一般的“大戶”界限。
這符合我們在其他區域調查的經驗。農村的土地流轉在最初往往就是帶有禮俗性質的，即兒子打工、無暇耕種了，流轉給已經分過家的爹，或者兄弟、姐妹、親戚，這種禮俗式流轉一般是不收取租金的。特別是在農業稅費年代，種地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你逃脫農村、逃離土地，是在擺脫負擔、甩包袱，別人替你耕種，不問你要錢就不錯了。當然，一般地，耕作者會被授權擁有這片流轉土地上的部分甚至全部產出。
當市場力量進一步探入后，特別是大資本進入農村后，地價會被抬升，傳統的禮俗式流轉的動力會被撤除，當擁有閑置土地的農民面對提供更高地租（而且是貨幣地租）的經營資本時，很少會不為之動心，這時，流轉就從免費的禮俗性質轉變為收費的交易契約性質了。
但是要在傳統村莊的熟人圈子里做大規模經營的現代農業，還要遭遇不少人情世故。老鄉們要算計，你小子是我們看著長大的，萬一你將來經營不順，你賴賬我們也拿你沒辦法。所以，反倒是在本村承包會阻力重重。老鄧于是首先在Q村打開突破口，待做出效果，才轉回頭來開辟S村戰場。協議是老鄧與農戶直接簽的，這里面，Q村涉及133個農戶，S村涉及82個農戶。村委會起到的是溝通協調作用，但不直接參與其中，也不為之背書。
由于一開始對規模經營的成本收益沒有概念，老鄧在Q村與農民協商的承包費是500斤稻子/畝，每年10月31日按當時的水稻市場價格現錢結算。后來他發現給高了，難以保本。于是在S村時就定為400斤/畝。在我們看來，這確實是高價。
根據我們之前在上海郊區的調查，同期滬郊農村的平均承包費也不過才550斤/畝，但是承包者實際上卻是可以種菜的（種菜的成本收益率比種糧可是要高得多），對此本地農民多半睜只眼閉只眼（按照慣例是“看品種下菜碟”，不同的品種收不同水平的租金）。
規模經營：在零敲碎打中累積改善
規模經營并不是個新問題，從坎蒂隆到魁奈、斯密、李嘉圖、馬克思一路到現代經濟學舒爾茨等人，都在問這個問題，正反雙方都能列出一堆理由。如果到現實中去發現，還會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偶然的線索。比如耕地的細碎化問題，怎么形成的呢？多半的原因還是初始分配時的公平考慮。所謂家庭聯產承包制，實際上就是時隔三十多年的第二次均田，每隔一段時間，這種均田的群眾基礎和內在動力總會被某種強大的社會情緒推動并付諸實施。
村民組（自然村）已經是一個相當小的農民認同基本單位了，但生產經營單位還是家庭戶。即便是200個人的村民組，要在改革之初的分田到戶中把土地分配好，也絕非易事。總要有好地、壞地、荒地、灘地、鹽堿地、低洼地、灌溉條件好的地、灌溉條件差的地，怎么分呢？只好蘿卜白菜，一樣挑一點，平均分配。但是地理空間上的土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能是東西南北、七零八落，大部分農民擁有的耕地是絕少集中連片的。本來人均面積就不多，再散布四方，無形中就增加了很多耕作成本。
這樣一來，從純粹的技術角度上說，土地流轉也就成了改變這種局面、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方式。所以大戶也好、企業也好、合作社也好，都是希望在規模擴張的同時完成土地的集中連片，然后進行土地整理、修機耕道、修渠，實施機械化運作。
老鄧也是這樣想的，包地的時候主動權在他，盡量選擇連片包下來，如果連片之中就是有一兩戶不愿流轉，那么通過村委會，將他們的耕地按原數量“平移”到連片的“邊緣”位置，這種做法也是民間常說的“確權不缺地，動賬不動田”。就是說，在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這個賬簿上，你有幾畝地，這只是一個數目字，這是你的承包經營權，你的原始股，這是受法律保護是不會動的，是會永保你得以分享在集體收益中對應的那一部分地租或紅利的。但是你不能死死咬住說，我要的就是最原始的那塊土地（東經多少度、北緯多少度），這是不能確保的，因為總要有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流轉來流轉去，很多年過去，你的子孫甚至也早就脫離農業、五谷不分了，讓你去確認你的地在哪里，你也認不出來了。
老鄧與農民簽的承包協議期限為Q村十年，S村五年。為什么會有這個區別呢？這就是地價的力量，當土地價格處于上升軌道中時，人們當然不會愿意一次鎖定那么長時間的收益不變。這在發達地區農村、在種植經濟作物的承包戶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比如在上海、蘇南地區的種瓜果蔬菜的那些農民，地租可以高達1400-1800元/畝，租期則短到一年一簽。一方面，這與作物品種有關。這類作物一般不能在同一塊土地上長期耕種，比如西瓜對地力的汲取和破壞就相當大，所以出租土地給別人種西瓜的農戶，就要做一錘子買賣的打算，一次性收取2000元以上的高地租作為補償。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高價格與發達地區土地價格的持續走高也是重要的誘因。如此高的地租下，這種佃農經濟還能大面積存在，跟消費需求龐大、經濟作物收益率奇高不無關系。2008年初的全國性雪災是一個轉折點，它讓很多大城市轉變了對零星存在的郊區農業不屑一顧的姿態，轉而大力扶持，提高自給率特別是綠葉蔬菜的自給率。
老鄧的種植結構，與當地的一般農戶差不多，一季水稻加一季小麥，還有蔬菜、水產若干。在訪談中，他詳細講述最近4年的水稻經營情況：
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幾點：第一，如果說規模化是現代農業的大勢所趨的話，規模經營也存在一個邊界問題，從效率上看，就是看產量、準確地說應該是單位產量；從效益上說，就是看單位純收益。第二，規模經營的單產提升有其限度，這主要受農業經營管理方式的影響，與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精耕細作不同。第三，規模經營的成本構成更加復雜，它包含了小農經營模式下的全部成本，但還要不可避免地支付雇工成本，這樣大的經營面積，勢必要有一定的“管理層”及常年雇工，這些人就是企業管理人員和農業工人，是要支付工資和發放獎金的，而一個自耕農是不會把自己的勞動投入納入成本收益分析之中的。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規模，每年的前期投入就要100-200萬，如果用魁奈在《經濟表》里的框架，這些都是農業生產者的年預付，而這種資金鏈的緊張，一般發生在每年9、10月份集中支付承包費的階段。
我問他的自有資金比重是否方便透露？老鄧講，起步是131.8萬元。第一年全部自付。第二年主要向銀行貸款。現在銀行貸款有67萬元，貸款的銀行為Q鎮農業合作銀行。此外，現在賬面上盈余20-30萬。他在09年也跟風搞了個合作社，5個成員（法定5人以上組成合作社，但由于多數合作社是為“對接”上面的補貼，所以為避免利益分配中的糾葛，也就止步于5人）。合作社中他是主管，其他有3個管理人員，1個只出錢不參與管理。自己擁有75%的股份。但他不會以合作社的名義貸款，因為自己就是法人，如果貸款出了問題可能還要找到自己的頭上。更何況，以個人名義貸款，手續更簡單，步驟更便利。銀行對合作社考察很嚴格。
在農業補貼方面，當地政府對大戶的補貼是20元/畝（種糧大戶10元/畝，糧種補貼10元/畝）。這是根據地方財力提供的補貼。國家的補貼是137元/畝（農田直補60元/畝，種補70元/畝）。
管理創新：從互相提防到激勵相容
老鄧在經營管理上頗有一些創新。
從管理結構上看，包括他在內的純管理人員4人，另有負責田間管理的小隊長14人，這14人是常年雇工，每人管理近200畝地，在技術、灌溉等方面提供支持。這14個人一般年紀都在50-65歲之間，這個年齡段的農民，外出打工受到年齡歧視，散淡生活種點田地等待養老又為時過早，卻又正是身體條件允許、農業經驗達到巔峰的時段。所以，他們是樂于將身份轉型為農業工人的。對于這14個小隊長，老鄧的激勵措施是，在他們所管的面積內，水稻單產超過950斤/畝、小麥單產超過600斤/畝的（這里小麥畝產較低），超出的部分由老鄧與小隊長對半分紅，也就是一種績效工資。這是第一個創新。
21世紀，最貴的是“活勞動”。在通脹歲月里，“活勞動”的可變成本有時是驚人的，利潤“挖潛”也多從這個領域出來。由于農業的季節性很強，雖然糧食作物的種植在機械化條件下已經極大地解放了人力，但在農忙時節如插秧、特別是收割時還需要大量輔助勞動力。而這個時候農村勞動力總是比較搶手。
老鄧講，單就收割而言，他每畝需要3個工，一年需要8000個工。平時60歲左右的老年婦女勞動力價格也已達到70元-90元/天了，到農忙時候，在外務工的壯年勞動力回鄉幫忙，要招攬這些見過世面的人幫忙，沒有150元/天是做不到的。但這樣做效果又不盡如人意：一來，按天付酬，人們總是傾向于磨洋工，早上晚點來，晚上早點走，勞動強度參差不齊；二來，那些常駐本村的老年勞動力心理失衡，他們想，憑什么我們這些人平時只拿70塊的工錢，不行，下次一定要漲價。
老鄧就想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從2010年開始，他改用承包制形式記發農忙時雇傭輔助勞動力的工資，以面積為單位，標準是20元/畝。被雇的人自帶收割機，將糧食收好后運送到指定地點（1公里范圍內的存放處）。這樣下來，三人配一臺收割機的話，一天下來可以收50畝左右，平均每人可賺300多元，效率最高的時候可賺500元左右。既提高了收割效率，又由于是按面積計算的多勞多得，對常駐本村的老年勞動力沒有產生很大刺激。這是第二個創新。
這個創新其實就是經濟學里面間接定價理論的一個生動運用。當勞動的交易效率低——也就是勞動貢獻難以在過程中準確測量，不易于直接定價，只能根據市場對其勞動的檢驗來判斷，那么，要避免對這類勞動直接定價的高交易成本，同時保證這類勞動者的積極性，將他們納入企業內部分工并賦予一定的剩余權利，從而利用剩余收益給予其間接定價，就是一種合理選擇。說白了，間接定價就是一種事后算賬，就是承包，就是“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我提問老鄧糧食的晾曬問題時，他旁逸斜出地講到了又一個管理創新。為什么我要問晾曬問題呢？在幾個地方的調研都給我這樣一種印象，在機械化的輔助下，農戶的種植能力已經大大超過了他實際自有承包面積的十倍甚至百倍不止，但有兩個因素會阻止他通過土地流轉擴大規模。
一個是承包費問題即地租問題，在地租逐年提高而且漲幅一般都要高于糧價漲幅、單位產量的規模收益又多是遞減的情況下，規模農業的盈利性堪憂；另一個就是晾曬問題，糧食種植的面積可以擴大規模，但若沒有充足的晾曬空間，收上來的糧食一經發潮變質，不僅要損失價格還要損失數量（因水分評級是量價聯動的，具體計算方式此處不展開了），一般農戶是不會投入巨資購買烘干設備然后靜待其折舊的。但大戶也許不同，一定上了烘干設備。所以我問了這個問題。
果然，老鄧說他在2010年購置了4臺烘干機，每臺國家補貼3萬、自付9萬，每臺每天可烘干15噸稻子，這就可以做到邊收割邊烘干邊銷售了，不受天氣的影響。
在沒上烘干機之前，有一年，他曾經爛了6萬斤的稻子，這些稻子只能以每斤5毛的價格賣給別人作為喂鴨子的飼料。他從這件事里受到啟發，每年水稻割完、離小麥下種還有20多天的時間，機械化收割，地里總會有不少遺漏的稻子，這些“雞肋”，撿之費勁棄之可惜，但是為什么不讓鴨子幫忙去撿——撿到它們自己肚子里呢？
于是，2010年他開始自己養小麻鴨，不好的稻子就給自己的麻鴨吃。每年水稻收割后小麥下種前的這段時間，就用網圈地，關門放鴨。他預計一畝地漏掉50斤稻子，一只小麻鴨一天吃2兩稻子能吃飽，所以每天圈4畝稻田，放1000只鴨子進去敞開了吃。第二天再換四畝，如此反復。這樣他每年在麥稻交替時節養兩批共3萬只小麻鴨。鴨子進到田里后，把水渠里的水變得很“肥”，老鄧又琢磨，“肥”水不流外人田，總要利用它再搞點什么。他就在里面養泥鰍。這一條循環產業鏈讓他做得樂此不疲，可謂是第三個創新。
老鄧樂于學習，很較真。我們前面已經說到，規模化經營的單產，一般來說沒有小農經濟一畝三分地上的那種精耕細作來得高。老鄧也很在意這個事情。一次，一個很有經驗的老農問他：“你今年一畝地打多少糧啊？”老鄧說：“950斤吧。”這老農哈哈大笑，說你這太低了，我那兩畝地，單產1300斤。老鄧對我說：“我這個人就是喜歡學習，你比我多30斤，我就覺得你一定有值得我學的地方，你比我多300斤，這也太多了，我就更得學習了。”但在學習之前，他開著手機GPS把老農所稱的“2畝地”兜了三圈，最后把三次平均計算下來，確定：這實際是2畝半。老鄧這就放心了，2畝半的話，實際上的單產不過1040斤，比我高100斤，這還是合理的。
這個情節在很多調查中都會碰到，這就是所謂“黑地”問題。標準畝是667平方米，但各地的丈量習慣又五花八門。在農業稅費年代，土地承載著稅費負擔，少報、瞞報的現象比較普遍，這就造成實際的計稅耕地面積與實際耕地面積之間是有一個差額的。加上有些農民自己開墾的荒地，也是不列入承包面積的，這導致現實中的耕地面積有可能比數目字上的那個18億畝（最近一次土地調查結果是20億畝）要多，假定這些年我們嚴格遵循了保護基本農田和耕地、建設用地占補平衡這兩個原則的話。
這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我們的耕地資源也許沒有想象中那么緊張；第二，我們的糧食單產也許沒有想象中那么輝煌。實際上我們的單產還是有很大增長空間的，袁隆平的畝產2000斤攻關項目要走下神壇，從理想狀態下的科學實驗走向大面積的農業技術推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三農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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