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蓮》熱映是在《喊·山》公映三個月之后。一前一后，從夏至冬，兩部國產電影一直在將觀眾的視線往一個點上拉——中國農村。關于中國農村，就這兩部電影來說，文學比影像抵達得更早，前者的原著作者是劉震云，后者則是葛水平。關注中國農村，就不可能不聚焦到農村女性，而近年來目光投射于此的小說家們也越來越多，李駿虎的《母系氏家》以男性作家視角唱出了一曲農村女性的悲歌，付秀瑩新作《陌上》則以華北平原一個村莊為背景描寫了眾多農村女性。
之所以將《我不是潘金蓮》和《喊·山》放在一起來談論，主要是因為兩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農村女性，前者是被離婚后執著堅定的上訪求解，后者是被拐賣后反復抗爭最終卻難以脫身，她們的人生經歷與生存狀態與當下農村現實互為鏡像，不光將農村女性這一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和權利搬上臺面，也將一個時代的若干病癥解剖開來。不管是文學還是影像，它們都在質問：農村女性還有尊嚴和活路嗎？
《喊·山》和《喊山》比原著少了什么
《喊·山》上映之際，曾遭遇排片烏龍事件。殺手里昂的《<喊·山>比<喊山>多的不僅僅是一“點”》一文稱：“《喊·山》的片方遇到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因為片名與2013年的一部電視電影《喊山》同名，區別僅在于前者的片名中間多了一‘點’，所以，片方擔心影院工作人員在錄入影片信息時，將‘喊·山’誤輸成‘喊山’而造成排片錯誤票房流失，特意寫了一篇致影院經理的一封信——請給《喊·山》多一‘點’支持。”[1]雖然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但小說《喊山》在短時間內被改編兩次，而且故事情節有較大改動，足見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藝術語言進行多維度的解讀與闡釋。
改編的兩版影片，都遵從了原著精神，刻畫了被拐賣女孩紅霞的悲慘命運和她在隱忍中尋找生存之光與生命尊嚴的勇氣。區別在于動機不同，方式不同，結果也不同。它讓我們在震驚和同情被拐賣女性遭遇的同時，引發了我們對被拐賣女性生存狀態的思考。葛水平很清楚她想表達什么，《喊·山》公映時，她在徐芳對她的訪談中說道： “《喊山》中紅霞的危境，絲毫無力反抗。她不說話，暴力鎖住了她的聲音。透過《喊山》既可以窺探到鄉村民間生存的真實鏡像，又可以對社會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有深刻反思?！盵2]
據2012年“網易女人”報道，在中國，農村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數高達64.8%，而其中報案的僅有7%，李彥因家暴殺夫案被判死刑、董珊珊被家暴至死其夫僅判半年等案都讓人們對女性生存環境與狀態充滿了憂慮。因而，像紅霞這樣的被拐賣女性在多重暴力的擠壓下，無論是2013年版中貌似智慧的生存選擇，還是2015年版中策劃殺夫的主動選擇，都是被拐賣女性生存危境下的無奈之選。她們的人生已然是被毀滅了的人生，如果還要從中尋出些美來，也是殘缺的、悲愴的、斯德歌爾摩綜合征式的。即便如此，在她們被強行剝奪話語權乃至生存權的情況下，她們仍然在努力、謙卑、小心翼翼、充滿希望地追尋著生命的尊嚴，這種追尋讓我們心痛。葛水平曾對她所講的這個故事很“心痛”：“是什么剝奪了這名女性長達十年的話語權？我是女性，我和她一樣。我活著，我在世間尋找尊嚴。她活著，她在生活中沒有尊嚴。”[3]
兩版影片其實都巧妙而克制地觸碰到了這一層面，這使其廣受關注和贊譽。遺憾的是，它們又都適可而止地規避了更為深刻的剖析。影片把原著小說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真事“提前”到了80年代，這一“巧妙”的改動，會讓觀眾有種錯覺，就是發生在現實中的真事像是一個虛構的故事，這一改動，其實是在淡化至今仍然存在的女性被拐賣這一社會問題的巨大影響。這種減少代入感、刻意回避身邊現實、拒絕揭露社會瘡疤、欠缺深刻挖掘人性的創作理念，縮小了影片整體的格局。盡管楊子版的《喊·山》啟用了國際化的制作團隊，將這部充滿鄉土氣息的農村題材影片制作成熔懸疑、愛情、人性探索及社會問題于一爐的影片，并在國內外的各大電影節收獲了不少贊譽和獎項，但是對于被拐女性生存狀態的形成和悲劇命運的發生，并沒有做到深入的挖掘和嚴肅的思考，也沒有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震撼和共鳴。
葛水平在山西電視臺對她的采訪中稱：“她（紅霞）為什么不說話，這背后的內容是很深刻的，比如說當下社會的拐賣兒童，婦女的家暴，很多年前我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就已經涉及了。”[4]因而，據《喊山》所改編的兩個電影并沒有深入地挖掘到原著的預見性和深刻性，從影片的價值、意義及影響力來看，更是不及同類題材影片《盲山》。
白雪梅、紅霞皆虛構，但郜艷敏是真實的
李楊2007年拍攝的《盲山》，就是一部挖掘出被拐賣女性悲慘命運深層原因的影片，影片將被拐賣女性的不幸遭遇原生態展現，讓我們觀影多年后仍心有余悸。現如今，人口拐賣已經是擾亂人類社會正常秩序的社會問題。在中國，女性的被拐賣追根溯源，來自農耕文明形成的重男輕女制度的現代演化，而且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引導和制止，包括兒童尤其是男孩被拐賣在內，都無不與此相關。
打擊拐賣婦女兒童、解救婦女兒童的新聞時常出現在新聞報道中，我們也常常能夠看到某販賣人口團伙被端掉的新聞，如同“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的道理一樣，沒有買賣，就沒有拐賣。買賣因何形成？重男輕女的大環境使然。我們今天喜歡用偏好男孩來淡化重男輕女的說法，事實上，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表述并不能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民風民俗。計劃生育實施之下的流產女胎，實質是民風民俗中溺殺女嬰的延續。為什么要溺殺女嬰和墮掉女孩？因為不能繼承姓氏，不能傳宗接代，養大還要賠一堆嫁妝，真正一個賠錢貨，不如早早處理。廣東至今有吃新生女嬰的現象，而且是用各種滋補中藥材一起燉成滋補湯。為什么會吃女嬰，因為被拋棄的多。
據報道，“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5年出生性別人口比為113.51，中國大陸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3366萬人。在出生性別比全球最高的中國，目前的數字意味著每年至少有100萬女嬰因為人工選擇性別而被殺死在胚胎階段，每分鐘都有兩個左右的女嬰不能來到這個世界。”[5]因此，不想留的女胎都讓流產了，不想要的女嬰都被殺掉了，女孩就越來越少，相應地娶妻也會越來越貴，沒有媳婦娶光棍就多起來，性生活也無法解決，代沒有人傳，宗沒有人接，怎么辦？兩個字：搶和買！
所以，《盲山》中的白雪梅被拐了，《喊山》中的紅霞被拐了，《嫁給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被拐了。這些影片所基于的現實讓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被拐賣女性的疼痛，警醒了我們的良知。只可惜，比起《盲山》和《喊山》，《嫁給大山的女人》并不令人滿意，觀眾也頗多批評，之所以被差評，在于被拐女性充滿悲劇的命運在影片中出現了另一種闡釋，而這種闡釋令人痛心。
《嫁給大山的女人》是根據“感動河北十大人物”之一——河北女孩郜艷敏親身經歷改編的一部影片，之所以能夠拍成影片，其目的本身就很明確，旨在傳遞我們一直被弘揚的正能量。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影片不得不以削弱人物原型被拐賣的實際情況為代價，重點強化郜艷敏為山村教育事業激發生命力的光輝事跡。這部影片經編創人員“精心制作”，隱去了主人公作為被拐女性的事實，塑造了一個因隱忍承受自身悲劇并投身于村莊教育事業的女性，這種用意淫的方式塑造成的“最美鄉村教師”形象其實是對影片原型郜艷敏的不尊重。
因為有人物原型，我們很難不把《嫁給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與郜艷敏對照來看。因為有其目的而導致影片中的一些情節明顯得不合邏輯，多有牽強附會之處。比如，不合邏輯處有六：一，山菊在逃跑途中遇到鐘老漢并向其求救，鐘老漢穩住人販子后回家向鄉鄰湊錢并返回救出山菊，那么鐘老漢為什么要救山菊，動機何在？而且是毅然地回村子里東拼西湊地借錢救山菊，人再好也不會在自己沒能力的情況下這樣做。二，鐘老漢讓人販子等他湊錢的過程中，完全可以選擇去報案或者招呼村里的人來救山菊，為什么他不這樣做，而要借錢給人販子贖了山菊。三，山菊隨鐘老漢回到家中，受到眾村民圍觀，其中不少是借錢給鐘老漢的人，他們得知鐘老漢借錢為救山菊后，擔心山菊隨時離開后自己的錢要不回來，便圍住鐘老漢要說法，此刻，按照正常的邏輯，山菊完全可以替鐘老漢站出來，說明聯系到家人后幫助鐘老漢還掉這些錢，但事實是，她沒有。四，到了晚上，鐘老漢讓鄰居婦女陪著山菊睡，說是怕外面的光棍漢們擾了山菊，就算陪睡，他老婆不能陪嗎？很明顯是照著不讓逃跑。五，到了半夜，山菊的確想逃跑，結果被陪她的婦女識破沒跑成。試問一個剛剛被救的人，面對因救她而欠那么多錢的恩人，不僅不懂知恩圖報，還在當天夜里就要逃跑，這是被救者的心態和應該有的行為嗎？六，鐘老漢救下山菊后，從未詢問過山菊是哪里人，家在哪，也沒有及時幫助山菊聯系家人送她回家的舉動，反而受老婆鼓動，同意鄰居婦女的主意，讓其去勸山菊做他的兒媳婦，這也不是救人者正常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雖然后來因為山菊幾次三番的自殺反抗，才開始為送走山菊逐漸行動起來，但在此之前，他們的行為的確不合乎救人的常規心理。相對這一連串不合邏輯的情節，山菊屢次的逃跑、投水自盡、喝農藥自殺的行為，卻正應和了被拐賣女孩正常的思維邏輯。
影片如此著墨營造山菊的不情愿，目的在于要為她后來主動拒絕母親和警察的營救埋下伏筆。因為，從被動滯留大山到主動拒絕跟母親回家，山菊的態度反差越大，就越能體現她以愛報恩、無私奉獻的精神，體現她獻身教育、扎根農村的偉大。為了成功塑造這一正面的、有教育意義的人物形象，影片改編方可謂煞費苦心，為了所謂的正面宣傳，導致影片出現了無法避免的硬傷，那些情節上的邏輯不通嚴重地削弱了出品方想要的宣傳效果。此片播出后一直飽受詬病，豆瓣2.1分的評分和一串“三觀碎一地”式的評論，讓我們不得不思考，農村題材的影片該如何反映真實的農村才會被人所接受？《嫁給大山的女人》之所以受到詬病，就在于其既不尊重事實，還為粗鄙真實的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擦粉抹油。相較之下，李楊的《盲山》無論在藝術水準、人文價值、人性挖掘的深刻程度上，還是在批判社會、改良社會、觀眾認可的廣泛程度上，都是中國同類題材中無法被超越的坐標式影片，令人充滿敬意。
《我不是潘金蓮》比《喊·山》多了什么
當《喊·山》余音未消，被拐賣女性的命運還在糾結我們敏感的神經時，《我不是潘金蓮》又把李雪蓮推到了我們面前。公映幾日以來，褒貶不一。我們權且不論這些爭論，先來聽聽原著作家劉震云的肺腑之言， 2014年5月28日，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做題為《當故事告訴現實——從貂蟬到潘金蓮》的講座時，講了虞姬、貂蟬、楊玉環、武則天、潘金蓮、林娘子、孫二娘幾個女性的命運，總結出兩個字“見識”：“中國人什么見識，從秦一直到這些時代，產生的經濟的架構、社會的架構，包括對社會秩序的建立有沒有區別？如果一個民族幾千年都沒有轉折的話，很麻煩了?！薄爸袊且粋€內陸國家……內陸國家最大的特點是以種地為生，種地為生的人，三綱五常是從哪來的呢？……秩序和道德是什么呢？……我建議大家能不能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更長一些，我們能夠出現更好的，不一樣的女性的形象和男性的形象？我也在努力做這些事?！盵6]
那么，李雪蓮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她就是作家想要展示給大家的“不一樣的女性的形象”，就是中國內陸這樣一個“幾千年都沒有轉折”的民族中的一個異類。薛晉文撰文稱，李雪蓮不斷上訪的過程，就“是追求人格尊嚴的完整和重構的過程……是個體生命走向獨立自主的一種人格自信。如果沒有這些明知不可而為之的人格精神，權力機構的馬蜂窩誰來捅？社會的積弊誰來刮骨療毒？”[7]在這個意義上，李雪蓮確實是一個不一樣的女性形象。
但是，李雪蓮確實就是一個異類嗎？不是。在與紅霞所處的相同的社會背景下，她只不過是另一個不愿無端被離婚、被污名化而改寫了生命歷程與生存軌跡的人，她的反抗不過是為自己的生存和尊嚴發起的一場自救運動。當紅霞選擇隱忍的時候，李雪蓮選擇了硬碰硬的對抗，并為此耗盡了漫長的一生，直到他的前夫死亡，她的上訪才變得沒有了任何的意義。李雪蓮的不斷上訪，理由致命卻簡單：她的丈夫把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她則被另覓新歡的丈夫倒打一耙為“潘金蓮”，不僅毫無預防地被丈夫戲耍，失去了婚姻和依靠，又冷酷無情地被污名為“潘金蓮”。因而，李雪蓮義無返顧地上路了，為的是生存的保障和活著的尊嚴。這一走，就走上了一條一生都沒走不完的不歸路。在這個層面講，李雪蓮的人格精神，仍然是在“傳統男權社會的影響之下……為了爭取回到正常的倫理秩序之中”[8]的突圍。而這種突圍，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因為，從縣到省的一串官員因李雪蓮上訪失去官職的成功，并沒有解決她的訴求，她的離婚還是離婚，她還是“潘金蓮”。閆小咖同樣看出了其中的悲劇之源，“這片子的價值導向不直男癌？”[9]這就“很麻煩了”“幾千年都沒有轉折”。[10]
陪同李雪蓮人格精神沒有突圍成功的，還有“幾千年都沒有轉折”的各級行政官員。他們使這部影片的社會意義和價值比《喊·山》大了，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和思考也更多了。李雪蓮的告狀，因各級官員的不作為或亂作為逼迫成了上訪，最后她的上訪變成了一件很復雜且不好解決的事情，她本人也變成了頑固無比的老上訪戶。當小說觸及這一敏感話題，涉及到中國存在的一系列真實社會問題時，采用了喜劇的形式，將隱蔽嚴肅深刻的話題攤到桌面上來展示，讓我們在不經意的發笑中隱隱地痛。
影片經過馮小剛導演的處理后，顯然沖淡了劉震云原著充滿喜感的語言帶來的喜劇效果，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個人更愿意將其看作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電影……它以現實主義的姿態，將鏡頭觸角深入了社會治理的核心敏感區域，這應該填補了中國主旋律的題材空白，也是對主旋律電影尺度的一次全新的挑戰和掘進?！盵11]而就是否突破了禁區，熊培云給出了失望的表達：“我既沒有看到古代的皮肉，也沒有看到今日的靈魂?！盵12]而馮小剛從《非誠勿擾》《老炮兒》到《我不是潘金蓮》，其直男癌病癥愈加嚴重，似乎加劇了李雪蓮的無理取鬧和人格偏執，淡化了人們對李雪蓮不公遭遇的同情和理解，甚至為一眾基層官員叫起屈來。主旋律的影子分分鐘爆棚的同時，李雪蓮遭遇計劃生育所導致的被騙離婚、被流產、被保持處女身體、被性騷擾、被層層推諉、被控制自由受教育、被強奸、被監控、被跟蹤劫訪、被冷嘲熱諷、被半生耗盡的美好人生，就這樣被國家暴力、性別暴力、官場權力暴力等一系列男權暴力聯合絞殺、消費和消耗了。
從《喊山》到《我不是潘金蓮》，造成農村女性如此悲劇的社會根源何在? 說到底，就是劉震云一系列質問想要解決的問題：“以種地為生的人……三綱五常是從哪來的呢？……秩序和道德是什么呢？”[13]一個怪圈層層的文明和文化體系下，中國當代農村中的女性究竟怎樣活著才算正常，是隱忍不發地默默承受，還是貌似智慧地與之合謀，抑或換一身傷痕地與之決戰？如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女性這種生存狀態與命運走向，是以上幾部影片從女性的角度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如果通過影片的表達與呼喚，能夠引起我們的重視，喚起人們的良知，從而產生改變農村女性生存狀態的念頭，更有甚者，積極的行動起來，那么，這些影片就功莫大焉了。
注釋：
[1] 殺手里昂，《<喊·山>比<喊山>多的不僅僅是一“點”》，《電影》2016年8月27日。
[2] 葛水平，《釜山選擇〈喊山〉，〈喊山〉去了釜山》。徐芳訪談，《上海觀察》，2016年7月30日。
[3] 《魯迅文學獎作品<喊山>上映，原作者為鄉村女性發聲》，中國新聞網，2016年8月27日。
[4] 《葛水平作客熒屏講述〈喊山〉中的驚心動魄》，山西電視臺，2016年9月6日。
[5] 《1125反暴力日/針對女性的暴力有多普遍?不要讓她們生活恐懼之中》，女權之聲，2016年11月25日。
[6][10][13]劉震云，《當故事告訴現實——從貂蟬到潘金蓮》，2014年5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通識教育大講堂·作家談寫作”的講座。
[7][8][11] 薛晉文，《小人物“潘金蓮”對大社會的一場體檢》，劇寶微信公眾號，2016年11月24日。
[9] 閆小咖，《李雪蓮：得不到便宜就翻臉》，閆小咖微信公眾號。
[12] 熊培云，《〈我不是潘金蓮〉突破禁區了嗎?》，思想國微信公眾號，2016年11月24日。
作者簡介：
梁靜，筆名驍馳，山西孝義人。山西省作家協會首屆簽約評論家。著有文藝評論集《交叉小徑》《喚醒批評》。曾在《南方周末》《社會學家茶座》《文匯讀書周報》《新快報》等刊發表評論，目前正在進行當代女作家訪談系列的采訪和撰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新時代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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