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什么小崗村首先采用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至今仍然十分貧困？
一、1978年以前農村貧困的原因
借著此題說下49后的農業一系列情況吧。
1978年以前農業生產較低農村生活嚴重困難的原因分別是：大集體生產、掠農補工和農業技術推廣應用不足。
1.大集體生產，是違背了農業生產方式的科學規律。農業是最難效績考核的一門行業，尤其在未能機械化的傳統農業時代，恰當的考核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農業生產的結果影響因素眾多，其中客觀的氣候影響有占了相當重要的比例，誰也無法將結果統計與氣候狀況的聯系規律數字化，所以，也就無法根據生產結果來確定人在農業生產中付出的勞動到底多少。比如說，某一年減產了，你無法確定是耕作的不認真還是拔節時候少下了一點雨導致的結果，也就無法對生產者做出相應獎懲。正因為如此，無論中外，傳統農業生產都是以家庭為單元的方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生產者能全力勞作，因為干活就是給自己干的，不認真坑的是自己。無論自耕農還是擁有雇工的地主甚至國外早期的農場主，都是基于家庭模式的生產單元。
而問題在于，中國自50年代開始，進入了人民公社階段，也就是大集體生產模式。一個村子的人集體上地干活，集體收工回家。到了收獲后，除了交公糧外，每個人根據工分分糧食。而這個工分則是根據出工人的狀況(一般分為壯勞力和半勞力兩類工分)和出勤率統計的。這就是農業上的“大鍋飯”。這種情況下，由于只能統計人的出勤率，于是出工不出力現象就極為普遍。畢竟同樣兩個人，一個干的更勤奮一個干的偷懶，其結果是沒有區別的。對于這種現象，當時并沒有好的針對性措施(其實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有)，只能通過思想教育方式，讓大家都愿意大公無私干活，但效果就不用說了，看看今日的國企照樣能看出些許影子。
而聯產承包責任制關鍵的改革就是改變了這種生產方式，回到了以家庭為單元的生產模式中來。從此，干得好壞和自身受益再次息息相關。越是拼命干活，產量越高，交了公糧外，其余都歸自己了。于是，出工不出力現象不存在了，畢竟是給自己干活呢。于是，改變生產方式后的開始幾年，糧食產量迅速提高，就是這種生產關系改變的原因。小崗村屬于這一改革中的先行者。
2.掠農補工是農業國家在向工業化邁進過程中，幾乎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后發國家尤其如此。因為工業生產需要原始資本，而這一資本只能從傳統的行業中獲得，農業自然首當其沖。中國在49年后，借著蘇聯的東風，短時間內大搞各項工業建設，所需要資本是巨大的，因此農業被國家抽的血也就更多。另一方面，由于那個時期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使得我國既無法從國際市場上獲得資源，也不能從民間資本中得到支持，只能是政府自己創造資本，所以農業受到的侵害就更嚴重。
在1978年后，中國逐步開始改革開放，促使中國開放市場，在此后建設中引進外資，啟動民資，擺脫了對農業的單一掠奪，所以農民的自留糧越來越多。進入新世紀后，進一步取消了農業稅，真正進入了以工返農階段。
3.農業技術的進步重點在于兩點：對科研的重視和市場化的推廣。在1978年以前，科研方面雖然國家也重視，但基于當時政治狀況，所以存在很多政治化影響。更嚴重的是，市場化推廣是完全沒有的。由于科研與市場脫節，所以研究成果到底效果如何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當年的深耕密植及后來的梯田都有很重的政治性推廣色彩)，且研究人無法從研究成果中獲得收益，客觀上影響了很多很久成果的出現。此處可參看袁隆平先生的經歷，70年代前的艱辛和如今的巨富，袁隆平志存高遠，撐過了那個艱辛歲月，但不是每一位研究人員都能做的袁先生的境界的，更多人和成果也就堙沒在那個時代了。
這點的改進分別在80年代初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和90年代后知識產權重視并將各級農業科研院所與市場推廣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解決。
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和未解決的問題
在以小崗村為代表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嚴格的說并非什么先進制度，不過是回歸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時代而已，甚至因為土地所有權歸集體，許多農村村干部具備調整分地的權力，所以這項制度實行中有很大的權力因素，還不如帝國時代許多清平穩定的時期對于農戶的權益保障更到位。但是，這種回歸至少是對制度建設科學度上的遵從，至少不是拍腦袋想理想政策亂執行。政策立足于人性的基本情況，而不是想當然的靠思想改造來解決問題。所以，政策的科學度保證了前期糧食生產相對于過去的大幅提高。
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僅僅是回歸小農經濟，所以其潛力是有限的。當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后，無力再提供更多的發展支持。一家一戶困在幾畝地上，大型機械作業無法實施，多種經濟作物由于成本過高而無法種植。這些都使得農民在初步增產后難有大的作為。在1978年到80年代中期，農民的增收主要還是制度改革的功勞;進入80年代中后期，農民更多是因為國家隊農業征收的減少及各種副業的鼓勵而獲得增收;進入90年代中期后，除了已經形成規模化副業的個別人外，大部分農民基于土地的增收只剩下農業科技進步帶來的產量增加及新世紀以來的各項補助了。也就是說，過去束縛農民增收的原因都已解決，但是在缺乏新的突破情況下，農民的收益已經難有顯著增長。
三、農業收益的深層次問題
以上問題還不是最嚴重的。更嚴重問題在于，農業本身的收益率實在太低了。以現階段的情況來講，如果一年種植兩季糧食(夏糧和秋糧)的話，按照每畝地小麥產量一千斤(已經算中原地區中上等田地)標準，一季小麥一季秋糧，下來后加上國家補助減去人力成本外的各種成本，凈收益也就一千元左右。也就是說，一個人種一畝地糧食，一年凈獲益僅僅一千元左右。遇到氣候不好時候，還會進一步降低;就算一切特別順利，增加幾百塊頂天了。這種情況下，農業是不可能致富的。一個很有代表的例子就是每年只要出現春旱，往往抗旱時候都是農民不急政府急。其實就是經濟賬問題：一個農民為了抗旱澆水，從打工地返回老家，算上路程忙乎三四天，澆一遍水，一畝地最多增產百余斤，毛利潤不過一百元，不算來回路費和人力成本，僅減去澆地用的電費或柴油費，凈增利潤已不足百元;而如果在城市打工的話，一天再差也得一二百收入了。如此簡單的經濟賬下，農民必然沒有興趣再回家抗旱。
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改革開放以來，富裕鄉村的共性了：往往都是在80年代最遲90年代初就在工商業方面取得成績，搶占市場，并在此后鄉鎮企業改造中有能力完成產業升級;極少部分是有發展經濟作物或養殖業的傳統且有較好的交通條件。只有這些條件的鄉村才可能富裕。至于單靠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業的鄉村，幾乎一個富裕的都沒有！
而就世界范圍來說，對于這個問題，主要是兩種解決思路：一是放任不管，由市場解決。這種情況的國家往往糧食產量不足，靠進口滿足。一般適應于不需要太多戰略儲備的小國，大國一般不敢冒這種風險。二是通過高效農業生產和國家大幅補貼來增加糧食產量。即一方面通過市場形成適合國家國情的最高效農業生產，代表就是美國式的大規模種植以降低單位面積種植成本和日本式的集約式種植以提高單位面積種植效益;另一方面，將巨額的國家補貼，通過各種渠道來支援農業研發、營銷和種植者手中，以降低農業產品的成本。
四、中國的問題和解決道路
中國在1949年以前，農業基本還是傳統模式，根本沒跟上世界范圍的近現代改造腳步，本身落后一大截。1949年以后，走上了一條蘇聯式的道路，這種道路最大優勢在于掠農補工的程序中更便利，順帶一個便利是由于政治命令集中了大規模人力資源，利用最廉價人力成本搞了不少農業基礎建設。但是，這條路終究是違背農業發展科學的道路，給農業發展本身帶來了沉重災難，大饑荒是那個時期最慘烈的教訓，農村長期掙扎在溫飽線上是那個時期農業最嚴峻的問題。而且，最大的問題在于，與其他經歷了掠農補工階段的國家（包括蘇聯）相比，中國并沒有在這個工業化的階段中，有效降低農業人口。由于中國當時的情況，工業可容納人口依舊有限，廣大的農業人口被綁在有限土地上，缺乏有效利用。因此，當1978年后重啟農業改革，去掉蘇式的烏托邦模式后，只能又回到最初的小農經濟模式。這就使得中國的農業改革陷入困難境地：既不能像小國那樣放任農業依靠糧食進口;農業人口與土地的高比重使得不能像美國家庭農場那樣大面積經營，農業技術含量又無法走日本的集約發展道路;而且，很長時間內，中國也缺乏足夠的資金來補貼農業，對其有效扶持。
這個困難直到本世紀后，才逐漸有了解決之道。解決的契機在于：一是依靠改革開放后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單獨留在土地上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隨著機械化的推廣及工農收益差異的加大，再加上新一代農民對土地感情的淡化，使得很多農民工即便種糧收糧時候都不愿再回家，純粹由在家的老弱病殘雇傭機械完成農業生產。因此，降低農業人口與土地的比重客觀上有了實施條件。二是隨著國家財富積累的增加，對農業生產、科技研發和市場推廣都能有所補助，農業生產成本逐年降低。
基于這一契機，我國近年來逐漸開始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希望能走出美國式的大面積種植發展道路。但是，契機是契機，從開始做到做好任重道遠。我國的改革問題在于，一是科技和制度積累不足，所以農業成本比起發達國家依舊顯得極高。比如小麥，美國進口過來加上運輸和關稅費用，每斤依然比中國的托市收購價低一毛錢左右。這種巨大的差異是我國糧食種植的一大難題。二是由于大規模城鎮化建設在掠農補工之后，所以在農業人口極多的情況下，土地價值首先體現，這嚴重加大了土地流轉的成本。畢竟對于農民來說，土地出租出去和自己隨便種，收入差異并不大，比起打工收益近乎忽略不計;而一旦土地被政府征用，補償巨大，如果流轉了經營權，擔心一旦有變化自己得不到足夠補償。所以在流轉土地時候，往往價格過高，加大的流轉的難度。三是由于現階段未能很好解決糧食成本和收益問題，且國家未能找到足夠好的糧食補貼方法，因此流轉得到大面積土地的企業或個人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更傾向于種植經濟作物而非糧食，國家對此只能強制監管。四是我國的意識形態導致改革存在禁區，且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契約精神的缺乏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影響很深。改革禁區就在于土地本身必須是公有，使得發展的嘗試模式只能減少;人們的意識問題就在于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們未必能恰當的遵守協約，使得土地流轉獲得者安全感不足，且失地農民一旦生活出現問題時候又被認為全是政府的責任。
以上四點是農業改革中的大問題，如何解決好需要的是改革魄力和摸索毅力。近來全國大范圍推廣的土地確權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可以看做一個相對各方面兼顧的較為現實的改革方案。當然，世界在加速度發展，國內的糧食問題隱患和國外的糧食進口壓力越來越重，留給中國農業的時間真的不多了。而糧食問題卻真的是國家根本問題。若不能盡快解決或至少減緩問題，或許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會被子孫們當做千古罪人的。
五、結語
回到題主最初的問題：為什么小崗村首先采用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至今仍然十分貧困?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因為這一制度僅僅是將農業生產從非科學道路上拉回正常的發展道路而已，它本身并不先進，本質上依舊是小農經濟模式，所以能解決的僅僅是人們的溫飽問題而非致富問題。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推行后，農村普遍從饑餓的生死線上緩了過來，后來隨著掠農補工政策的逐步革除，農民的溫飽沒了問題。但是對于眾多缺乏工商業發展的鄉村來說，解決的也僅僅是溫飽，離致富實在實在太遠了。
而小崗村就是這些鄉村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員。小崗村是一個標準的中國傳統農村：身處內地、沒有工商業思維、很難得到多少外界信息、土地也不算肥沃、農民常年就在土里勉強維持生活。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是因為本來惡劣的自然條件加上大集體的生產模式，導致村民隨時有餓死的危險，所以大家被迫從歷史中找經驗，在土地集體所有的情況下進行變通，撿起了古代小農經濟的模式。這一改革其實是從古人那里學的經驗，所以在管飽肚子后，實在缺乏下一步前進的動力。而由于小崗村本身特點導致思維意識無法隨之超前，所以沒能利用好自身品牌開拓市場;國家在政治上對其的贊譽也反而成為枷鎖，阻礙了它進一步的改革創新。于是，小崗村就和中國內地的廣大農村一樣，在解決溫飽之后，歸于平寂。
回顧農業，中國有太多摸索，也有太多的經驗教訓。相比之前的教訓，小崗村的這一改革至少算是成功的——終究在這一摸索中，沒有以無數人命做鋪墊;終究在這一摸索后，中國農業回歸了科學的態度。我們不能以今天小崗村的狀況否定它當年的偉大，但正因為其當年的偉大，才更需要反省并思索未來的農業道路，明白中國農業改革任重道遠，當年不過是萬里長征第一步而已，今后任何一步走不好，都會隨時掉隊甚至永遠追趕不上。以史為鑒，我們要洞悉的是未來世界的興替，并真正把握好這一趨勢。
真心希望中國農業改革發展順利，也祝愿小崗村這個曾經的旗幟能盡快投入到新的改革浪潮中并做到優秀，從而不僅被銘記于過去，還能收獲于未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知乎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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