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今年下半年，四川、甘肅、山西、江西等省份相繼出臺扶貧對象退出機制實施方案。其中，部分省份在國有標準及格線的基礎上，細化、增設了省內標準。
依據今年4月中辦、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貧困人口退出，以戶為單位，主要衡量標準是該戶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且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村退出，以貧困發生率為主要衡量標準，原則上貧困發生率降到2%以下，統籌考慮村內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產業發展、集體經濟收入等綜合因素。貧困縣退出，同樣以貧困發生率為主要衡量標準，原則是貧困發生率降到2%以下。
在此基礎上，《四川省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退出實施方案》則明確，關于貧困人口退出，在國家標準之上增加了有安全飲用水、生活用電、廣播電視三條標準。貧困村方面，細化為村村有集體經濟收入、硬化路、衛生室、文化室、通信網絡。貧困縣的標準則是鄉鄉有標準中心校、達標衛生院、便民服務中心。
據了解，甘肅省將于12月上旬，開展脫貧驗收評估工作。最近出臺的《甘肅省貧困退出驗收辦法》，在貧困人口退出方面，將“年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3500元”等11項指標作為驗收達標的否決性指標。
細化扶貧對象退出機制，嚴格監督，防止該退不退。關于此話題，復旦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做出了點評。
石磊：最近的重要話題就是一旦貧困縣整體達到了脫貧水平，可不可以按照合理的評估機制退出，讓國家的扶貧資金、公共資源集中投放在仍處于貧困狀態的地區，精準化扶貧，更有效地使用貧困資金。
關于貧困縣的進退，有兩個難題。一是有的縣可能已經達到可以退出貧困縣的水平，但不愿意退出。因為一旦退出，就無法再享受國家給予貧困縣的政策優惠，如稅收減免等。尤其是近幾年來對貧困人口的支持力度很大，有些地方迫于財政困難，不愿意脫貧。二是有的縣事實上已經很貧困，但不愿意戴上貧困縣的帽子。因為一旦成為貧困縣，其招商引資、環境發展、政績和聲譽會受影響。
對于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建立科學、系統的評估機制來解決，使得符合貧困縣標準的地方被納入扶貧對象，使其平等分享國家改革和發展的紅利，讓更多的貧困人口盡快脫貧。同時，及時清退已達到脫貧水平的貧困縣。
這種背景下，難點在于評估機制所應包括的變量。第一，貧困與否有國際通行的評價標準。按照聯合國的標準，個人每天基本生活費支出低于1美金的是絕對貧困人口。以此衡量，中國目前大體上有6500萬左右的絕對貧困人口，不包括動態貧困發生率，也不包括相對貧困人口，也就是在大城市中總體收入水平不滿足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但其實是相對貧困的階層。只考慮絕對貧困人口規模，以目前占比為起點，在“十三五”期間，到2020年，如果一個縣大部分人口能夠達到國家規定的脫貧標準，那就可以退出了。
第二，致貧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大病致貧、返貧以及自然條件長期不適合人類生存居住。對于大病致貧的家庭，由于公共衛生大病統籌醫保和基礎醫保的實施，已達脫貧地步的，可以從貧困人口中退出。而對于那些自然條件長期不適合人類生存居住的地方，公共基礎設施長期落后，改造條件很差，如果這部分人口能夠遷離這些地方，或者投入資金改善這些地方的自然條件，也可以達到脫困條件。
從貧困縣角度，退出條件夠不夠，要看貧困人口占比多少，也要看動態貧困的構成要素消除到何種程度。如果收入水平暫時提高，但導致動態貧困的因素依然存在，不能認為是真正脫貧了，這樣的“脫貧”可能只是短時間貨幣收入水平的提高。
既然涉及到發展政策對貧困的傾斜，就要根據以上提及的指標體系，至少需要民政部門、財政部門、教育部門、醫療衛生這幾個主要部門的共同參與來制定標準、進行考核，防止出現該退不退、該進不進的兩種極端情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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