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的總設計師。從歷史上看，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的貢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以前，費孝通關于社會學的大部分經典之作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皇權和紳權》等等，都是在這個階段發表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以前，這是費孝通經歷坎坷的一段時間，盡管身處逆境，他還是仗義執言，提出“為社會學說幾句話”、“再為社會學說幾句話”，然而，最后終于不許說話了。1957年以后費孝通主要從事翻譯和邊界問題研究。第三階段是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后，費孝通重建中國社會學的一段時間。費孝通為今日中國社會學作出了總體設計，勾畫了今日中國社會學的藍圖，確立了中國社會學的實證風格。為解決社會問題、醫治社會疾病出謀劃策。在中國的江南，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這是費孝通留給我們的一份巨大財富。
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費孝通的學術研究開始由田野工作轉向理論建構，從以專注學術研究轉向學術研究與時事評論寫作并舉。工作和政治等多種原因迫使他停止實地調查轉向理論建構和開展更多的教學工作。由于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同時兼課、日軍轟炸昆明被迫遷住鄉下等原因，從1940年10月至1945年初（這中間有一年赴美交流）的近5年間，他更側重授課和寫作。鄉村生活體驗使他對農村文化和社會結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鄉土中國》正是來源于費老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他寫本書的目的主要是想嘗試回答“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一、《鄉土中國》里的鄉土社會面貌
《鄉土中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這三篇。第二部分是《差序格局》《系維著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別》這四篇，剩下的七篇為第三部分。三個部分可以分別用三個字來概括“土”、“私”和“禮”。
第一部分主要體現鄉土社會的核心特征——“土”。
費老在書中對鄉土性特征進行了精準的總結：第一，中國人與泥土密不可分。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遍的謀生辦法。(P4)中國人不管到了哪，不管天氣如何，還是要下些種子，試試看能不能種地。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泥土的束縛。(P5)第二，社會不流動性的特征。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土氣因為不流動而發生。不流動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的，從人和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P5)第三，熟人社會的特征。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鄉村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 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是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P6)
總的來說，鄉土社會因為是長在泥土上的，而泥土是固定不動的，因此長在泥土上的人也就是不流動的了，而不流動的特性導致村與村之間互相隔絕；村莊內部的成員因為沒有與外部接觸的機會，一輩子都在村莊內部成長、生活，所以村莊內部是一個無比熟悉的、沒有陌生人的面對面社群。
第二部分體現了鄉土社會的第二個核心特征“私”。
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差序格局，也就是說由親屬關系和地緣關系所決定的一種有差等的次序關系。以已為中心，像水波一樣推及開，波紋的遠近代表社會關系的親疏。(P25)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中國人也特別對世態炎涼有感觸，正因為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
這種格局和現代西洋的“團體格局”是不同的。在團體格局中，個人像一捆柴中的一根一樣，人際關系被分成一個個小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P24)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的聯系中發生意義。
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P31)道德觀念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在“團體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筑在團體和個人的關系上。團體是個超脫于個人的“實在”，不是有形的東西。我們要了解西洋的“團體格局”社會中的道德體系，絕不能離開他們的宗教觀念。宗教的虔誠和信賴不但是他們道德觀念的來源，而且還是支持行為規范的力量，是團體的象征。在象征著團體的神的觀念下，有著兩個重要的派生觀念：一是每個個人在神面前的平等；二是神對每個個人的公道。
差序格局中道德的出發點是“克己復禮”，“壹是皆以修身為本”。(P33)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在差序社會里，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
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家并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親屬差序向外擴大，中國的家擴大的路線是單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這一方面，這種根據單系親屬原則所組成的社群就是氏族。在西洋家庭團體中，夫婦是主軸，夫婦共同經營著生育事務，子女在這團體中是配角。而在鄉土社會中，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P42)
家族在中國的鄉土社會里是一個事業社群，凡是做事業的社群，紀律是必須維持的，紀律排斥了私情。社會秩序范圍著個性，為了秩序的維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壞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著，男女之間的鴻溝從此筑下，鄉土社會是個男女有別的社會，也是個穩定的社會。
第三部分是體現了鄉土社會中的“禮”。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于人和法這兩個字上面，而是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P50)
西方社會是“法治”的社會。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
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的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
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利來推行的。“國家”是指政治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沒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權力。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傳統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文化本來就是傳統，不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的。
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禮來維持。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所以就需要法律來保證。
（一）鄉土文化中的文字下鄉
鄉下人在城里人的眼里是“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鄉下人不識字，很多人是文盲。(P10)
文字的發生是在人和人傳情達意的過程中受到了空間和時間的阻隔的情境里。鄉土社會是個面對面的社會，有話可以當面說清楚不必求之于文字。所以在鄉土社會中沒有空間上的阻隔，所以文字是用得很少的。所謂時間上的阻隔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個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會的時代之隔。人可以通過學習和記憶打破個人今夕之隔，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的象征體系，不但積累了自己的經驗，而且還可以積累別人的經驗。人們學習一套已有的方法來生活，也就是社會共有的經驗的積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文化。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打破社會的時代之隔依靠的就是流傳下來的文化。
不論在空間和時間的格局上，這種鄉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復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識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在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
（二）鄉土文化影響下的社會穩定
我國的農業產業是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根基深厚的農耕文化。各個朝代均對農業給予較高的重視，但對商業發展促進力不足，這便導致民眾大多依靠農業來生存，土地則是農民生存的基本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更為深厚。費孝通在《鄉土本色》中提及，從基層角度來講，我國社會具有明顯的鄉土性特征，此處的基層主要指的是鄉下人，該類人群以土地為生，耕作便是其主要的生活來源，因此，使用“土”字也更能夠準確反映出鄉下人以“土”為本的特征，“土”更能夠客觀體現出鄉村文化。城市居民多數會由于“土”的特征而對鄉下人產生蔑視的心理，但該種特征更為可貴。與工業或游牧業不同，農業的主要資源來自土地，土地具有固定性，與莊稼為伴的農民便像長在土里一樣，一旦定居便不會輕易移動，這樣便形成了鄉土人世代定居的生存方式，出現遷移則不多見，除非遇到自然災害或者戰亂等不可抗力。我國傳統農業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的耕作形式，每戶所分擔的耕種面積較小，且農田與住宅分開設置，但距離不遠，農民可同步進行生活和農耕。土地耕作與水利項目的建設存在較髙的關聯，農民在耕種期間，對水源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為了滿足水源的需求，農民多以群居為主。這種居住方式不但能夠提高居住的安全性，同時還可相互保護。基于繼承的傳統，子輩會繼續耕作父輩遺留下的土地，隨著人口的增多，村落的規模也在持續擴大。多數農民以群居為主，逐漸形成了村落這種基本的鄉土社區。不同村落可通過廟會或親戚關系等產生聯系。此外，受到時空條件的局限，村落之間的往來和流通頻率較低，村民多數在自己的村落活動，這樣便逐漸形成了相對封閉的村內社交網絡，多數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均在同一個村落，其意識和活動范圍均局限在既定的村落范圍，并不存在探索新鮮和未知領域的意識，這便是村民的普遍生存方式。
（三）鄉土文化中的禮俗體現
我國一直是禮俗社會，因此也需要禮治來維持社會的穩定。禮與法律不同，法律主要通過強制措施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傳統可作為禮運行的基礎，鄉村生活主要以傳統文化作為約束的依據，這種傳統世代傳承。長此以往，鄉土人對傳統產生了強烈的信服和敬畏的心理，因此，也發自內心遵從傳統，形成了主動服從傳統的習慣。如果鄉土人中有人不知禮和不服從禮教，則會被視為異類，不懂得遵守規矩，也會遭到多數人的排斥。鄉土人的理想生存環境便是一派祥和，安居樂業，但這種有秩序的生活并不普遍，總會有部分人在利己意識的促使下，不顧禮法而做出非禮的行為。從《三字經》中可知，我國的傳統思想是兒子犯錯的主要原因是父親失職。學生沒有按照要求遵守禮法，教師也需承擔主要的責任。如果在鄉村中發生了矛盾沖突，解決沖突的方法并不是訴諸法律，而是找到鄉村中具有較高威望的老人來評理，也就是法律中的調解。老人可針對調解雙方進行勸誡，尋找到雙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平息事件，從而促使雙方和解。[3]
二、社會轉型與鄉村文化變遷
《鄉土中國》發表和出版已經70年有余，中國已經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后期，社會結構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鄉土中國》寫作時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孤立、互不往來的鄉土社會，先是進入因資本主義入侵和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后來歷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當然，即便是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國農村的人口依然占到90%左右，說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也不過分。在這個意義上，《鄉土中國》通過時間和空間關系變動分析了傳統中國的社會關系模式及其變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方法啟迪。
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啟的農村改革，以及由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鄉村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把那些本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的農民送到了鄉鎮企業、小城鎮和大城市。盡管相當一部分進城農民沒有真正意義上融入城市社會生活，但是，鄉村社會的組織方式和移民出來的所謂“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意義上的鄉村熟人社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鄉土社會。進入工業化的農民依靠一個共同的體制，這就是正在建設的適應城市化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戶籍制度，也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共同的架子”。在這個階段上，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領域。經過41年的發展、改革和開放，中國的社會組織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萬多個發展到2018年的80多萬個是另外一個例證。從2019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城鄉人口統計數據看，中國大陸總人口140005萬人。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5162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60.60%。全國人戶分離人口（即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中國在經歷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口結構和社會體制確實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城鄉人口經過41年的時間，在空間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布局。
（一）從“熟人社會”到“半熟人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
傳統的鄉村社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彼此知根知底，因為彼此熟悉，所以互相信任，自然而然遵守規矩。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村民之間已由熟識變為認識，相應的實現了由禮治到法治、由無訟到契約、由無為到有為，由長老政治到能人政治的轉變。鄉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長年的異地化生活，已導致鄉村社會成為了“無主體熟人社會”。鄉村更多的是留守兒童和老人。[2](P167)
（二）從“封閉保守”到“開放交流”
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思想上是比較保守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啟的農村改革，以及由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鄉村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把那些本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的農民送到了鄉鎮企業、小城鎮和大城市。村民外出打工和市民進村旅游的人數增加，逐漸打破了鄉村的隔離與保守，促進了鄉村與外界的交流與發展。[2](P170)
（三）從“人情交往”到“契約合作”
在傳統的“熟人社會”中，人情是人們交往的基礎，人情交往具有維系熟人社會關系穩定與社會關系延續的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利益觀的影響，傳統“熟人社會”的人情觀念逐漸淡化，村民在交往的過程中形成了訂立契約的習慣。[2](P172)
三、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對接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傳統的鄉土中國正在逐漸的消解，鄉村與城市的邊界也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只有在不斷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為鄉村注入文化的活力才能讓鄉村“既看得見發展，又留得住鄉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中華文化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但文化復興不等于文化復古。毛澤東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這就要求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這也是增強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文化復興的根本途徑。
（二）推陳出新，革故鼎新。要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
要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傳統文化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這就要求我們在立足新的實踐發展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改造，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使之得到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
（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結合。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基本價值理念上具有諸多契合之處。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觀，追求“天下為公”，彰顯了大同理想追求。馬克思主義以實現人類解放為己任，主張構建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相融相通，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有助于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陳文勝等.大國小村[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
[3]卓文燕.《鄉土中國》中的鄉土文化[J].理論學術，2021，（9）.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