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5城鄉社會治理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
摘要： 為克服中國現實狀況和研究方法局限給政治信任的城鄉比較造成的障礙，本文采用城鎮化質量指數、地理空間信息建構了連續型的城鄉自變量，將戶籍制度的影響納入研究設計當中，并從制度主義和文化主義兩條路徑對政治信任的影響機制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發現，城鎮化質量和地理空間距離可以顯著影響城鄉居民的政治信任，但是其對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的作用相反；中央政治信任受到制度與文化變量的均衡影響，而地方政府信任受到制度變量的單一影響；戶籍制度加劇了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距，對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治信任產生了較大的負向影響。
關鍵詞： 政治信任； 城鎮化質量； 戶籍制度； 制度主義； 文化主義
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聯系政府與公眾的重要紐帶，其重要性主要體現為三方面：首先，政治信任與政權合法性緊密相關，高度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政權的持續與穩定；其次，政治信任是政府治理績效的晴雨表，體現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再次，政治信任構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微觀基礎，高度的政治信任能夠為政府提供廣闊的操作空間。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策領域，都極為關注政治信任問題。
近年來，大多數民主發達國家的政治信任水平持續下降，相對而言，中國始終保持著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整體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極有可能掩蓋了其內部的差異性，因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伴隨著這種二元結構的是城鄉居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城鄉分割和差異狀況。因此，對政治信任進行城鄉比較研究不僅可以驗證政治信任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也可以為推進城鎮化進程做出理論上的貢獻。
但是，目前中國的發展現狀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對我們認知城鄉居民的政治信任造成了障礙：一方面，中國各地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北京遠郊農村的發展水平甚至可能超過西部偏遠地區的城鎮，也就是說如果將比較范圍擴展到全國，作為標簽的“城”與“鄉”很有可能背離了其實際發展狀況，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鄉差異與城鄉邊界就更難以把握，采用覆蓋全國的大樣本數據進行城鄉比較研究面臨著如何合理劃分城鄉邊界的難題；另一方面，大多數城鄉比較研究均采取直接比較的方法，即依據受訪個體居住地或戶籍類型構建二元的城鄉自變量，或者以此為依據進行簡單的數據切分，這樣的處理將城鄉比較問題簡單化，實際上是將全國范圍內的城鄉特征的均值進行比較，很有可能掩蓋紛繁復雜的個體特殊性，不能真實反映城鄉發展差異對于政治信任的實際影響。
本文力圖構建更加科學的城鄉變量，力圖用方法上的創新彌補中國現實狀況給政治信任的城鄉比較研究造成的認知障礙，從而呈現出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政治信任的城鄉差異，并從制度主義和文化主義路徑進行嘗試性的解讀，以期能夠為中國政治信任研究做出創新性努力，并為城鎮化進程提供理論貢獻。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政治信任的城鄉差異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政治信任
（三）政治信任的解釋路徑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處理
（一）數據來源
（二）城鄉變量
（三）政治信任
（四）制度變量
（五）文化變量
（六）控制變量
四、數據分析與發現
（一）模型選擇與策略
（二）政治信任的層級比較
（三）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比較
五、總結與討論
中國地域的廣闊性與發展水平的差異性給政治信任的城鄉比較研究造成了認知障礙，在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情況下，城鄉邊界的模糊性又進一步加大了其研究難度。為了獲得更為接近因果機制的判斷，本文采用城鎮化質量指數、地理空間信息建構了連續型的城鄉自變量，將戶籍制度的影響納入研究設計當中，并從制度主義和文化主義兩條路徑對政治信任的影響機制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城鎮化質量和地理空間距離可以顯著影響城鄉居民的政治信任，但是其對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作用相反；中央政治信任受到制度與文化變量的均衡影響，而地方政府信任受到制度變量的單一影響；戶籍制度加劇了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之間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距，對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治信任產生了較大的負向影響。具體來說，本文的主要發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首先，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遵循由其自身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所設定的發展軌跡，城鄉二元化結構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成為研究中國問題不可回避的社會事實，大多數的學術研究都立基于這樣絕對的結構性差異而提出走向城鄉一體化的前景預測，政治信任研究也不例外。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正行進在現代性之中，城鎮化進程正在逐步加速，將更多的鄉村改造成城市，這給鄉村中的個體漸次脫離傳統性而獲得當代形態和發展內涵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基礎。本文對城鄉自變量的構建突破以往城鄉二元劃分的思路，將城與鄉的差異看做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程度差異的連續譜系，用基于客觀數據計算的城鎮化指數結合地理空間信息實現對這一城鄉連續譜系的測量，從而為每一個受訪個體尋找到他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具體位置，這種創新性的嘗試得到了統計模型的初步確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同時也需要反復測試與深入研究的穩健性證明。
其次，如果說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正在消解著基于地理位置的城鄉二元結構，那么本文關于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的比較研究則部分驗證了戶籍制度在城市中制造了新的二元結構的討論\[49\]36-43。在政治信任及其形成原因方面，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治理績效對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府信任不具備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影響。雖然受限于問卷設計和樣本選擇，筆者無法確切甄別樣本中的全部流動人口，但是在樣本抽取環節嚴格遵循居住此地一個月以上才可以進行訪談的要求，因此這一部分非常住人口至少可以定性為長居此地的非本地人口。在目前的戶籍制度約束下，這部分人口是不能享受本地居民待遇的，在發展機會與社會保障等方面與本地人口存在著較大差異。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現代性不僅體現為客觀經濟指標的發展，更體現為主體性崛起與制度性容納相兼容的特性，但戶籍制度導致了流動人口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并沒有轉化成主體性價值的實現，這對政治信任產生了消極影響。
再次，無論從自變量系數還是解釋變量的系數，都可以看出公眾政治信任的產生更多依賴理性判斷，并且這種理性判斷不僅局限于經濟發展領域，更關注民生領域。從政治信任的形成機制上看，這種績效型的政治信任在地方政府信任方面體現得更為明顯，文化變量僅對中央政治信任產生了足夠的影響。基于此種結果，我們有理由懷疑“批判性公民”理論的適用范圍，中國的治理水平是否已經達到了讓公眾依據價值理念對政府進行批判的程度？公民在批判對象上是否存在層級差異？當然這些更進一步的問題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圍內，需要更為進一步的研究來回答。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中國城鄉居民的政治信任固有的“央強地弱”的層級差異將逐步弱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受信任水平差異將逐步縮小，從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促進中國政治秩序穩定，為執政者實現政治目標提供巨大的操作空間。但是這樣的結果需要至少以下三個方面的前提：首先，需要進一步提升治理績效，并保持治理績效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特別是與城鄉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公共服務績效和家庭收入績效；其次，在城鎮化進程中，中央政府需要在提升治理績效的同時在促進社會公平和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努力，避免政治制度改革滯后于城鎮化進程；第三，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改革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影響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行政制度，在改革過程中用價值性目標取代工具性目標，提升城鎮化質量，關注城市內部的二元分化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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