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清廉縣官
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強調“為政以德”、“民貴君輕”，提倡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盡管完全做到者鳳毛麟角，但也出現了一批躬身為民、剛正不阿的清官廉吏。
東漢洛陽縣令董宣，號稱“強項令”（硬脖子縣令）。公主管家殺人，他親自緝捕并當著公主的面處決了這個殺人犯。當皇帝怪罪要處死他時，他不但不求饒，而且大義凜然地陳說公正執法的理由，起身碰柱企圖自殺。當皇帝決定赦免他死罪，令其給公主叩頭謝罪的時候，他拒不服從。內侍強按其頭，他兩手撐地，昂首不屈。
北宋名臣包拯，曾任安徽天長知縣，在那里，他公正地處理了一些積案，深得百姓擁戴。在京做諫官后，他“披肝瀝膽，冒犯威嚴，不知忌諱，不避怨仇”，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好建議。在開封知府任期內，他秉公理政，剛直不阿，獲得“包青天”的美譽。
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留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他在擔任江蘇興化縣令時，率領數萬民工，歷盡千辛萬苦，治理海堰，修筑“范公堤”，使鹽場和農田的生產，免受海患；數千流亡民戶，返回家園。
一般說來，清官廉吏，必然具有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境界和仁愛正直的道德操守。但某些歷史名人也有其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北宋名臣寇準曾在巴東（今屬湖北省）、成安（今屬河北省）任縣令。在任期間體察民情，減輕徭稅，被稱為“勤政愛民”的好官。但據有人研究，寇準的私生活卻有些奢華狂亂。歐陽修在《歸田錄》里說他在鄧州做知府的時候，經常大擺宴席，尤其喜歡夜宴，往往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觀賞歌舞。在一次宴會時，寇準贈了歌妓五匹綾絹。他的小妾倩桃寫了兩首詩勸他，其中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但寇準好像不聽勸，回答道：“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這是何等消極的及時行樂思想！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曾擔任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他為官剛直不阿，蔑視權貴，清正廉潔，深得民眾愛戴。但近年來隨著史料的挖掘，人們卻發現海瑞存在嚴重的人格缺陷。他一生結過三次婚，納過兩個妾（那年代納妾不算什么，但需要很高的費用，與海瑞的清貧不吻合）。前兩任夫人被無端休掉，第三任夫人在極為可疑的情況下暴卒，另一妾于同月自縊身亡。海瑞不但休妻，而且虐女。他發現5歲女兒吃仆人給的餅子，就憤怒申斥，說你要是能知恥而餓死，才是我的女兒。這個可憐的小女孩，啼哭起來，再不肯吃飯，七天后真的餓死了。所以，明朝人評價他“盡忠如螻蟻，盡孝似禽獸”。
清代著名畫家、書法家鄭板橋，曾擔任過山東范縣和濰縣縣令。“衙齋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首寫在墨竹圖上的詩句，盡顯其竹節氣質和民生情懷。但也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功名思想很重。當44歲中進士時，他欣喜若狂地賦詩道：“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卻當年一半羞”。為謀取官位，摧眉折腰巴結慎郡王允禧，把這個年輕的王爺與杜甫、韓愈、王維、杜牧、韋應物以及岳飛相提并論。結果，終于有所收獲，被放到地方做了七品知縣。上任后“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為上官呵斥。”他以狂士、狂生自傲，每飲必醉，醉后又歌又舞。他被免職后在揚州重操舊業，賣畫為生，雖自嘲“難得糊涂”，但卻在臨死的前兩年，把自己的詩作做了大量的刪削、增改，以建立自己的道德形象。
（二）現實中的優秀縣委書記
中共建政以來，一直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的優秀縣委書記。
1958年到1962年的我國農村，“左”禍橫行，“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猖獗。在政治高壓下，多數官員都隨聲附和。但也有少數領導干部敢于為民請命。除了中央領導彭德懷、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河南省省委書記潘復生（此人后來在黑龍江省卻推行極左路線）等高層領導外，也有一部分“縣官”。他們關心群眾疾苦，不顧個人安危與極左路線抗爭。如：
廣西環江縣原縣委書記王定，在1956年敢于從實際出發，推行“大社劃小”、“設立分社”、“三包一獎”，“包產到戶”等辦法，有效地解決了社員拉牛退社的問題，使1957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7．8%，群眾生活有了較大改善。后來遭到嚴厲批判，并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
因為反映真實情況，黑龍江省明水縣委書記宮瑞、德都縣委書記于祥、湯原縣委書記李景明在1957年至1959年相繼被撤職，并被定為右派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這些同志可能沒有顯赫的業績，但他們那種“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情懷，感人至深，理應名垂青史！
多年來廣泛宣傳的優秀縣委書記焦裕祿、谷文昌、王伯祥等人的事跡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1966年，我是初中三年級學生。
初春里的一天，政治課老師向我們宣講了縣委書記好榜樣焦裕祿的先進事跡。課后，我找到《人民日報》刊發的長篇通訊，認認真真地讀了一遍。盡管當時對縣級政治一無所知，但仍被焦裕祿那種為人民鞠躬盡瘁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動。
40多年過去了，焦裕祿的名字仍被億萬人民牢牢記在心中。
1962年，豫東蘭考不但“三害”（內澇、風沙、鹽堿）肆虐，而且和其它地方一樣，籠罩在極左路線的陰霾之下。焦裕祿在任縣委書記一年多的時間內，走遍蘭考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定了造林固沙、疏通河道等治理“三害”方略；他拖著帶病的身軀，起早貪晚地奮戰在發展生產、抗災自救的第一線；他頂風冒雪訪貧問苦，并在一位臥病在床的老農民面前說“我是您的兒子”；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艱苦樸素、廉潔自律，深受干部群眾擁護；他在肝病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仍拒絕住院養病，為除“三害”而奔波；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然念念不忘使命，發出“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的豪言壯語；在狠剎“單干風”的“斗爭”中，他靈活地執行“收回‘借地’（將集體耕地‘借’給社員個人耕種）”的規定，允許災情嚴重地區“借”給社員的堿地暫不抽回來；在談“包”色變的政治氣候下，他為了多栽泡桐治風沙，接受林業護理員的建議，勇敢地提出了“六包”“六定”責任制······
從這些催人淚下的事跡中，我們可以看出，焦裕祿不愧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身上所體現的親民愛民、無私奉獻、艱苦奮斗、求真務實等精神，彌足珍貴、永放光輝。
但據作家任彥芳在《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一書披露，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的475天里，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的是“抓農村兩條路線斗爭，剎單干風”。應該看到，他這樣做，是歷史條件決定的，無論是思想認識的局限性使然，還是受紀律約束不得已而為之，都可以理解。客觀地反映這方面的事實，不但不會影響他作為人民好公仆的光輝形象，而且有助于我們總結歷史經驗，引導縣委書記們更好地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因為我國的名人研究和宣傳中一直存在“為尊者諱”的傾向，所以，其他優秀縣委書記們的“另一面”，我們很難得知。
（三）縣委書記們的主政目標
如果我們設法走進更多的縣委書記們的內心世界，則可能發現，他們的價值取向和主政目標與組織要求和文本描繪相比，要復雜得多，豐富得多。絕大多數縣委書記既有“執政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和程度不同的“先憂后樂”情懷，又不能完全擺脫職務升遷、生活安逸、封妻蔭子、名留青史等個人利益方面的謀算和追求。
縣委書記的價值追求，主要體現在主政目標上。當他們走上這個級別不高責任重大的領導崗位的時候，不能不想到：為什么要當這個操心的“官兒”？怎樣干好工作，取得較好業績？任期內要辦成哪幾件大事？如何爭取較好的個人前途，等等。具體說，包括工作目標、升遷目標、名利目標、安全目標四個方面（詳見2015I年11月21日本微信公號，《縣委書記們的主政目標：不只是富民強縣》）。
（四）宣傳調門不宜過高
黨和人民群眾希望我們每個縣委書記都能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都能像毛澤東要求的那樣，成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為了實現這樣的要求，我們不間斷地開展各種思想教育活動。筆者粗略地查了一下，僅正規文件和省部級以上領導的講話中，與價值追求相關的“觀”就達14個，包括比較傳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改革開放以來提出的權力觀、政績觀、發展觀，近年來提出的榮辱觀、事業觀、工作觀、地位觀、利益觀、資源觀、時空觀和施政觀，等等。可以說，口號越來越響亮，要求越來越全面，教育的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包括讀書學習、對照檢查、專題宣講、主題實踐、典型報告、警示展演等等。
實踐證明，思想教育雖然在輿論導向和傳道明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積極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如果政治生態環境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制度化建設不能及時跟進，一味追求宣傳調門的提高和教育方式的出新，不但有限的收效難以獲得，而且會助長說大話，說空話、說套話，說假話的不良傾向，損毀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應該降低宣傳調門，在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領導體制改革步伐，營造民主法治環境，促使縣委書記們更好地實踐執政為民、造福百姓的價值觀。
(本文摘自李克軍著《縣委書記們的主政謀略》第一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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