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研究體系已經逐漸形成,通過對該問題研究動態的回顧與梳理,發現:(1)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不對稱是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產生的根源問題,眾多學術成果討論了降低信息不對稱來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途徑和績效;(2)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升,政府監管、農產品產業鏈管理、農戶行為和農民經濟專業組織以及消費者都在具有一定的作用;(3)某些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途徑僅能改善農產品質量安全,卻對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不對稱沒有幫助,因此無法持續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4)對政府監管具體措施治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效果研究、消費者對治理農產品質量安全不同途徑的認知、支付意愿和消費行為研究、對農戶外部制度環境變遷動力和持續性研究以及外部制度環境變遷對農戶行為的影響機理的研究可能是農產品質量安全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引言
農產品質量安全一直以來都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經過十幾年的積累,我國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研究體系,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伴隨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農產品質量安全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呈現出層次性和階段性特征,最初的研究側重于分析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成因以及政府監管體系分析,而后,由于越來越多的主體進入到我國農業生產領域,相關研究也逐步擴展到農產品供應鏈與農產品質量安全關系研究、農產品產業組織模式研究與農產品質量安全關系研究以及在微觀領域討論農戶生產行為與農產品質量安全關系。本質而言,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是一個與農產品全產業鏈所有主體相關的經濟問題,包括作為生產者的農戶、流通環節的中間商、最終環節的消費者以及執行監管責任的各級政府,同時包括這些獨立主體形成的各種組織,諸如生產領域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各種協會、龍頭企業+農戶組織,中間領域的批發市場、全供應鏈追溯體系等等,此外各級政府為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還推出各類認證體系、標準體系以及相關政策。由于如此多的主體、組織和政府參與到從地頭到餐桌的農產品產業鏈中,促使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從而導致與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相關研究也向多個方向開展,研究重心也各有不同,甚至對同一問題的討論也出現相悖的觀點。因此,有必要對眾多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回顧,理清研究脈絡,探索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成因
農產品質量安全是一個很難直接定義的復雜概念,相關研究多是通過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特征的描述理解這一概念。Caswell等提出從安全、營養、價值、包裝和過程等五種屬性能夠闡明食品安質量全的內涵[1] ,鐘真和孔祥智基于經濟學特征差異提出“全面質量安全觀”,認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包括“品質”和“安全”兩大屬性[2] 。顯然,農產品的“安全”屬性決定消費者的身體健康是否會受到危害,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而“品質”屬性決定了農產品的使用價值,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質。
通常狀況下,消費者很難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屬性進行清晰的認識。一方面消費者只有在消費后才能判斷農產品的某些品質屬性,另一方面諸如農藥是否殘留,獸藥是否超標,產地環境是否被污染,生物激素是否使用等安全屬性,消費者即使消費后也缺乏能力判斷,因此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具有經驗品和信用品的特征。經濟學中將消費者無法獲取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的情況成為“不對稱不完全信息”,即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某些屬性消費者無法獲取而生產者卻能夠獲取[3] 。一般而言,農產品的生產者能夠了解更多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屬性,但是伴隨現代農業的發展,生態失衡,化學品污染,農藥、抗生素、激素濫用等現象層出不窮,導致生產者也難以清晰的認識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經濟學中稱其為“對稱不完全信息”,即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某些屬消費者和生產者都不能獲取[3] 。
“不對稱不完全信息”和“對稱不完全信息”是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基本特征,是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無法持續提高的根本原因。對于消費者而言,當其面對不同價格的農產品時,由于不能獲取相應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消費者必然選擇壓低高價農產品的價格或者選擇低價農產品消費來彌補其信息上的損失,消費者的這種“逆向選擇”行為包含的信息,如“優質不優價”將通過農產品供應鏈傳導給生產者,造成生產者不再生產高品質的農產品,最終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降低[4] 。退一步來講,即使消費者消費農產品時,不采取壓價策略選擇購買高價農產品,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仍不能得到提高。這是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一些農戶可能通過使用禁用農藥、生長激素等非法手段增加產量或改善農產品外觀,從而獲得更高收益。在缺乏有效監管,違法成本很低的情況下,農戶的這種“道德風險”傾向將直接危害農產品質量安全。如果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這種“信息不對稱”特征不能得到改變,消費者的“逆向選擇”和農戶的“道德風險”將持續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惡化。
三、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不對稱”的改善途徑和績效
要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就必須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改變消費者的“逆向選擇”和農戶的“道德風險”行為,促進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健康發展[5] 。因此,探索消除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方法,以及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途徑就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問題。
(1)強化政府監管是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重要途徑
在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方面,政府可以憑借自身的公信力,以“抵消性規則”和“有效信息發送”為基本原則,實現改變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狀態,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不對稱”,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目的。汪洋強調改革監管體制、轉變監管理念、創新監管方式,構建覆蓋從源頭到消費全過程的新型監管格局,是政府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任務[6] 。在我國,政府傾向于通過完善法律體系,制定質量標準,推廣“三品一標”以及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等手段實現監管職能[7-8] 。政府監管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有效性取決于不斷降低監督檢查成本、降低以缺陷食品冒充安全食品坑害消費者而獲得的額外預期收益、以及加大對違規的懲罰力度[9] ,相較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法律法規,操作層面的具體制度安排對農戶安全農產品供給有更直接的影響,以農產品質量安全技術擴散為例,以制度保障、信息公開以及學習示范機制等為代表的政府監管措施顯著推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技術的擴散,尤其生產示范手段在技術擴散初期突破和跟從階段最為顯著[10] 。
(2)農產品全產業鏈管理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有效手段
農產品產業鏈是鏈接農產品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基本途徑,從經濟學視角分析,農產品產業鏈組織模式表現為橫向的生產模式和縱向的交易模式兩個維度,在控制了其他條件的情況下,生產模式顯著地影響農產品品質屬性,而交易模式顯著地影響安全屬性[2] 。通過整合農產品產業鏈各環節的優勢資源,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可實現農產品從“田頭到餐桌”的全過程質量安全控制,并依靠全產業鏈協作實現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11] ,進而改變消費者的“逆向選擇”和農戶的“道德風險”行為,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一般而言,農產品產業鏈中龍頭企業與農戶的主動參與,協同合作以及互惠共生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有積極影響[12] ,通過合同交易將農產品供應鏈和農戶緊密聯系起來,實現規模化生產和上下游的縱向一體化,有利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13-14] 。超市這種類型的龍頭企業,其質量安全行為實施意愿受到管理者文化水平、是否合同交易、產業鏈認知等因素的積極影響[15] 。然而事實并不完全如此,孔祥智(2011)對“三聚氰胺事件”后奶業產業鏈整合的調查發現,盲目地排擠甚至取消小規模散養、一刀切地取締個體私營奶站,并不能很好解決生鮮乳的質量安全問題[16] 。因此,農產品產業鏈的整合需要尊重產業鏈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只有增加生產者剩余,才能調動生產經營者參與產業鏈整合管理的積極性[17] 。以此為基礎,農業龍頭企業逐步開始綜合考慮農戶、政府、消費者以及農產品特征,不斷開發出新型合同關系替代縱向一體化,實踐證明越緊密的合同關系,越能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18] 。以優質豬肉供應鏈為例,龍頭企業(包括屠宰加工企業和大型超市)和生豬養殖戶都對合同交易有較強的合作意愿,合作期間龍頭企業能夠向生豬養殖戶提供相關服務,也能夠通過協商解決有關爭議,有能力保障豬肉質量安全并獲取持續穩定的較高收益[19] 。對農戶而言,文化程度、種植規模、專業化程度、同行影響、標準化生產情況等飲醋是影響農戶參與產業鏈整合的關鍵因素[20] 。因此合理規避合作風險、建立健全合作協調、激勵監督、協商信任等機制是建立和維持農產品供應鏈合作伙伴良好競合關系的基礎[21] 。
實踐中,農產品產業鏈的某些企業并沒有參與到全產業鏈管理中,但通過自身努力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這些企業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的直接動力來源于市場,其質量安全管理目標、自身特征以及與農產品產業鏈上下游主體的關系將影響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能力,并形成示范作用,帶動農戶等上游主體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22] 。當政府監管越嚴格,消費者需求越旺盛,產業鏈協同程度和信息共享程度越高時,這類企業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意愿越強烈,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水平越高,相反媒體監督力度越強時,其質量控制意愿反而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下降[23] 。進一步研究發現,這類企業在能否實現“優質優價”問題上存在顯著不同,銷售總額越大、產品出口比例越大、企業高層知識水平越高、企業產品競爭壓力越大等因素將促使企業強化質量安全控制,并實現產品生產銷售的“優質優價”。當然存在某些獨立的產業鏈主體并沒有提升農產品質量的意愿,以奶站為例,質量安全監督機制和問責機制不健全、有毒有害物質檢測成本高以及下游單位風險偏好增大等不利因素,都將刺激奶站摻雜使假,導致質量安全水平下降[24] 。同樣,豬肉批發商對質量安全信息關注不夠,過于相信批發市場內部檢測和管理,導致對豬肉質量安全問題嚴重性認識不足[25] 。
此外,建立在農產品產業鏈基礎上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方式。農產品可追溯系統的有效實施能夠促進追溯體系內外的信息共享,增強農產品產業鏈的信息透明度,從而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一方面可以增強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息,另一方可以促使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提升質量安全措施,淘汰不合格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最終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26] 。從經濟學視角分析,消費者購買追溯體系內的安全食品獲得更多收益的同時其自身的效用水平也得到提高,同時生產經營者因生產高品質農產品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從而導致社會整體福利因追溯體系提高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而得到提高[27] 。研究發現,基于農產品產業鏈的縱向一體化是實施追溯體系的最理想形式,合作社和大戶等規模生產者是追溯體系中理想合作伙伴,另外,企業參與追溯體系的主要動力是獲取政府補貼和政策支持以及確保農產品原料的質量安全[28] 。另外,政府推動和產業化組織示范對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建立起到關鍵作用,產業化組織和農戶是追溯體系建設的積極因素,參與追溯體系后,農戶交易費用的下降抵消了生產成本的上升,總體收益有所增加,同時農戶生產更加規范,持續參與追溯體系的意愿增強[29] 。諸如農戶生產成本收益率的增加、追溯體系農產品高價格預期、更容易獲得政府補貼和技術培訓等是農戶參與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的正向激勵因素,而農戶兼業化、農民老齡化、追溯體系溢價難以實現、農戶對追溯體系的風險預期和政府對追溯體系不安全龍頭企業的懲罰預期是負向激勵因素[30-31] 。
(3)農戶、農民經濟組織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積極因素
農戶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是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重要因素,諸如施用劇毒農藥、濫用生物激素等農戶“道德風險”行為,其危害必將隨農產品產業鏈傳導,并最終損害消費者身體健康,甚至危害其生命安全。近年來獸藥過量使用現象在生豬養殖過程中比較普遍,養殖戶往往期望通過大量使用獸藥規避生豬病死風險,調研結果顯示每三戶養殖戶中就有一戶為保障生豬出欄率和獲得更好銷售價格而過量使用獸藥[32] ,采取過量用藥的農戶一般具有文化程度較低和較多人員參與養殖過程的特征,同時該農戶所處地區對生豬檢驗檢疫監管不嚴格[33] 。對種植業農戶的研究結論相似,保障或提高農產品產量、規避農業風險等因素成為刺激農戶過量配比農藥的主要因素,農戶普遍認為過量施藥可以降低農業生產的人力和資金成本,減少農戶勞動時間,從而可以增加非農時間,獲取更多收入,實現家庭收益最大化[34] ,此外農戶文化程度較低、種植規模較大以及農藥零售商的推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農戶過量用藥行為[35-36] 。從經濟學視角分析,制度缺位和行為失范是農戶“道德風險”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37] ,接受農產品質量安全培訓、接受質量安全技術指導、簽訂購銷合同、政府監管嚴格以及農戶了解質量安全屬性等因素能夠降低農戶“道德風險”行為的產生[38] 。
伴隨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農戶已經從簡單地頭生產者轉變為農產品市場主體,其生產決策行為收到市場理性的影響[39] ,在外界環境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提出要求的情況下,HACCP、GAP為代表的過程管理認證和“三品一標”為代表的產品質量認證可以幫助農戶向市場傳遞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農戶的責任感和市場激勵是促使農戶采取多重質量認證行為的原始動力,是農戶權衡自身能力和市場環境需求的結果,諸如經營規模、農產品市場資本狀況、多元化經營模式等因素都將促進農戶的質量認證行為[40] 。在此基礎上,以龍頭企業、合作社為代表的規模化農業生產者傾向于采取產品自檢方式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41] 。在農戶認知方面,農戶普遍認為采用標準化生產方式能夠生產出安全優質的農產品,其中八成農戶認為由于使用高效低殘留農藥會導致生產成本增加,而僅六成農戶認為安全優質農產品會帶來收益增加[42] 。對于農戶而言,雖然農產品直供模式能夠推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提升,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加農戶收入,但由于直供模式對安全生產行為的約束太強,導致農戶缺乏參與農產品直供模式的積極性[43] 。當環境壓力增大,諸如政府的檢測力度、市場的責任追溯能力、組織的檢測力度等因素變強時,農戶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認知將增強,同時農戶生產不規范行為將減少[44] 。以生豬養殖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為例,合作社組織、專業化程度、合同銷售以及政府監管的增強等因素對養殖戶的養殖檔案記錄行為、停藥期執行行為和全進全出生產方式產生積極顯著影響[45] 。
分散小規模農戶生產是我國農業市場的基本特征,以農民合作社為代表的農民經濟組織可以有效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加強對農產品生產源頭的組織和治理,可以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的有效主體[46] 。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對組織成員有較強的約束協調作用,由于組織成員相互熟悉、生產區域相對有限,便于組織成員相互監督[47] ,成功的農民經濟組織有利于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透明共享,向市場傳遞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積極信號[48] ,尤其是農民經濟組織的質量承諾,既有利于生產者實現產品信息傳遞,又能幫助消費者進行廠商和產品的甄別[49] 。鼓勵農戶假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同時,能夠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社會管理成本,優化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50] ,尤其是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體提供的質量安全獎勵,可以促進農戶質量安全認知的提升,并且促進農戶實施安全生產行為[51] 。
(4)消費者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重要力量
前已論述,政府、中介組織以及農業生產經營者等市場主體,采取不同手段、方式和途徑努力降低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然而作為最終“裁判”的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支付意愿和行為才是決定上述主體努力是否有效的重要標志,借助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和支付意愿可以判斷消費者面臨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不對稱”程度是否得到緩解,而借助消費者行為可以判斷消費者“逆向選擇”是否減少,進而將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傳遞到生產領域。因此考察和測度消費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認知以及對不同質量安全水平的農產品支付意愿和支付行為對判斷農產品質量安全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特征是否得到改變有重要意義。
為彌補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的信息弱勢地位,消費者傾向于利用各種農產品質量安全信號,諸如“三品一標”農產品、可追溯農產品以及廠家商家的質量認證信號進行農產品的選擇消費,消費者對質量信號的信任度、安全意識、受教育程度影響消費者依據質量信號還是自身經驗實施消費行為[52] 。我國消費者對各類標簽標志農產品的支付意愿較高,但支付溢價比例較低;對可追溯農產品標志較高的信任度,提高了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地理標志農產品和原產地農產品能夠強化消費者質量品質的信任度,而年齡大、高學歷的男性對具有地理標志的農產品持較高支付意愿[53-55] 。消費者對不同認證標志標示的偏好有所差異,更多消費者對政府認證農產品的支付意愿最強,而消費者對企業品牌、大規模種養殖主體質量安全保證和第三方機構的認證的支付意愿以此降低[56] 。從經濟學分析,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對農產品價格的認同越高、對產地技術環境信息越強、消費者文化程度越高和家庭收入越高以及消費者對第三方認證機構的信任度越高能夠提高消費者的支付意愿;而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越擔心、年齡越大以及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等因素顯著降低消費者的支付意愿[54,57-58] 。盡管有各種農產品質量安全標志標示能夠提高消費者的效用水平,但事實上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狀況評價并不樂觀,尤其是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激發了消費者的恐懼防御模式,使得消費者對質量標志農產品購買意向在短期內發生波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費者的支付意愿[59] 。
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和支付意愿的提高是提升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積極因素,然而研究發現,消費者對認證農產品較高的支付意愿并沒有轉換為消費者的實際購買行為,呈現出較高消費意愿和消費行為不一致的狀況[60] 。究其原因,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僅受到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認知和支付意愿的影響,包括家庭特征、收入水平、社會文化、心理信任等眾多因素也能左右消費者的購買行為[61] 。也有研究認為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認證的認知水平以及對標志標識所包含信息的信任程度,是提高消費者購買質量安全認證農產品的決定因素[62] 。
四、研究動態評述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1)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國內研究評述
如上所述,國內學者依據不同理論,利用各種方法,對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產生的原因、治理途徑進行深刻的討論,幾乎涉及農產品產業鏈的方方面面,取得豐富的學術成果并達成一定的共識:
首先,造成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產品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獲取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的不對稱,消除兩者間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不對稱是治理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根本途徑。
其次,農產品多樣、從業人員眾多、農產品產業鏈的繁雜以及消費者需求不確定等多重因素交織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不對稱程度加劇,信息不對稱主體增多,致使農產品質量安全形勢向著嚴重復雜和全局危害的方向發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治理的難度。
第三,加強政府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實踐農產品全產業鏈質量安全管理、激勵農業龍頭企業一體化管理、構建和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引導農戶規范農產品生產行為以及發揮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作用等等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途徑,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提高優質安全農產品產量,然而某些措施往往在農產品生產經營方面發揮作用,卻對改善消費者獲取農產品質量安全屬性信息沒有幫助,不能降低農產品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導致這些措施不能持續保障和改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
第四,消費者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終極裁判”,“三品一標”、“HACCP、GAP”和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等農產品質量認證和保障措施能夠改變消費者獲取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弱勢地位,降低消費者和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費者對農產皮質量安全的滿意度,增強了消費者購買優質安全農產品的意愿,然而“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促使消費者采取“恐懼防御”行為的增加,降低了消費者對“優質安全”農產品的信息,阻斷了消費者對“優質安全”支付意愿向消費行為的轉化,因此“逆向選擇”仍然是消費者購買農產品時采取的主要行為。這說明在農產品質量安全說平沒有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少量優質安全農產品并不能顯著增強并持續保持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消費者獲取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的弱勢地位并未徹底改變。
(2)進一步研究的方向探析
雖然國內農產品質量安全相關研究近乎涉及到農產品質量安全相關的各個方面,但對個別問題的探討仍有繼續深入的必要:
第一,大量研究考察了政府監管(或政府規制)在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緩解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不對稱發揮的積極作用,但對政府規制的討論卻過于宏觀化,缺乏針對具體監管措施的研究。雖然有學者指出以制度保障、信息公開以及學習示范機制等為代表的政府監管措施顯著推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技術的擴散,尤其生產示范手段在技術擴散初期突破和跟從階段最為顯著[10] ,但相較于政府豐富的監管措施而言,研究成果依然偏少。事實上這種針對有效政府監管措施的研究以及據此提出的政策建議才是提升政府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績效的關鍵力量。
第二,對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的討論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也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大量學術力量深入討論了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的構建管理、成員構成、組織模式、關鍵企業作用以及供應鏈績效等等多方面的問題,然而極少文獻將消費者納入優質農產品供應鏈共同研究,考察優質農產品供應鏈是否有助于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狀態的改變,消費者對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的認知、支付意愿和消費行為。本質而言,是否得到消費者認可,能否夠改善消費行為才是優質農產品供應鏈能否持續保障和改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關鍵因素,因此將消費者作為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的重要成員,充分尊重消費者偏好,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的建設才有價值。
第三,農戶是我國最主要的農產品生產者,其行為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具有決定意義,針對農戶安全生產行為和不安全生產行為及影響因素的考察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學術力量的關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農戶所處的制度環境變遷是農戶行為改變的重要因素,但是,當前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政府監管加強、標準化生產以及農戶加入合作社等等都是促進農戶“道德風險”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減少的重要因素這一層面上,鮮有學者對農戶行為改變的機理深入討論。深入研究農戶所處制度環境改變對農戶行為影響的機理,考察農戶所處制度環境變遷的原因和動力源泉,甚至消費者對農戶所處制度環境變遷的認知等等,必將對提高和持續改善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有積極意義,是農產品質量安全領域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家 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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