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有“經時濟世”的愿望，政府也有吸納研究成果推動發展的要求，但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政府官員之間的相互埋怨、指責甚至輕視由來已久。學者筆下的政府官員制定政策頭腦發熱、違背規律，施政行為野蠻粗暴、不懂科學；政府官員眼中的學者立論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理論闡述大而無當，政策建議空洞無物。這種互相指責使得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作為社會政策制定過程流水線上游工序的美好愿望總是落空。對此，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對矛盾來加以分析。
1.政治性與“去政治化”
理論研究無論是否有明確說明，總有相應的價值預設和較為明確的意識形態色彩。學術研究不可避免的“終極追求”與地方政府越來越明顯的“去政治化”形成鮮明的對照甚至尖銳的矛盾。中央政府在其政策表述中當然還有一定的政治性的內容，而對地方各級各種政策文件包括正式文件、領導講話、會議材料的詳細研讀之后可以發現，在以“發展” （或者“科學發展”） 為唯一政治上正確的表述之下，除了會在文字材料最后一段“加強領導”部分有程序化的提及之外，幾乎沒有可以判斷其意識形態追求的內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正式文本中多數時候已經被簡化成為“新農村”建設。政府系統安排工作的政策文件如此，黨委系統所發布的文件政策也大抵如此。或者說，學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價值追求更接近于中央政府的角度，當以此來考量和評價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時，雙方都會感到有些尷尬。在筆者的調查中，當問及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學習不學習中央一號文件時，他的回答是“我們只學縣委書記講話”。當前的黨政干部，哪怕是鄉鎮一級的干部，幾乎都是正規大學教育出身，如果說他們對于理論完全無知，并不符合事實，更多的原因在于理論研究當中強烈的價值色彩會讓他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甚至產生抵觸情緒。
2.社會性與經濟性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關注具有豐富內心情感和多種復雜追求的社會個體的命運，注重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和系統性，關注社會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基本特性。這種特性與地方政府的行政思路與工作方式方法幾乎無法對接。當前，對于以合村并居為主要形式的農村社區建設，學者與政府官員觀點在很多方面形成尖銳對立。例如，學者指出，傳統村落依靠合作提供公共產品的前提在于熟人社會，陌生人之間的合作由于成本太高幾乎無法做到，在大規模合并村莊形成幾千人甚至上萬人的大型社區之后，陌生化了的農民無法通過合作生產提供公共產品，就只能單純依靠政府行政資源提供這些服務。而這些服務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行政化的方式無法直接、敏感、有效地反映社區居民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只要行政力量未能達到的地方，就將是一片空白，各種黑惡勢力也許會在這些地帶迅速滋長起來。而地方政府則始終傾向于以標準化的方式，以最為直截了當的“行政萬能論”來分析和處理問題，這一點從長期以來基層政府始終將宗族因素視為危險和破壞性力量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另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長期村落聚居方式有很密切的聯系，由于合村并居的不可逆性，在沒有對這種聯系和影響做出比較清晰明確的評估之前，不應該有大的動作，否則很有可能徹底斬斷傳統文化的根源，摧毀文化的根基。地方政府對于學者這種“影響評估”的要求基本持漠視的態度。地方政府并不認為自身在文化傳承等方面具有什么樣的責任和任務，當前的任務只在于“發展”，無論是“又快又好”、還是“又好又快”、或者是“平穩較快”發展，都是在“趕超戰略”的路徑依賴中，在“壓力型體制”、“錦標賽體制”的路徑閉鎖中追求規模與速度，甚至發展農村文化事業也不再是著眼于文化本身。合村并居最重要和直接的動力在于，將土地增減掛鉤這一政策“用足用活”，以便獲得和使用更多的土地指標，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一政策是“惡政”。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沒有這樣一個政策，在不可遏制的發展沖動之下，地方政府仍會以別的“創造性”舉動和“改革”措施來完成這一過程。
3.長期性與階段性
學者視野具有長期性的特點，無論是歷史性追溯還是前瞻性的考察都是如此，所以在研究中相應地要求地方政府在行政時要統籌考慮、著眼長遠，要有總體規劃，政策應當具有連續性。但是干部們的行為方式往往與此背道而馳，所以受到學者和媒體的強烈抨擊。我們可以從“現場會”和“觀摩考核”這兩種地方政府重要的管理和激勵技術來加以考察。“現場會”在地方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顧名思義，要有現場可看，要有非常直觀具體的外顯性表現可供觀察、評點和參考學習，所以工作的努力方向就只能在于改善硬件條件，做好表面功夫。比如，農村社會治安現場會只能展示車輛、監控設備、辦公用房、人員編制、財政經費等裝備水平的提高，農村生態文明現場會只能展示垃圾清運設備、污水處理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改善；而運行機理是無法展示出來的，所謂“幸福感”等更是無法直接被觀察到的，所以也就無法被列入現場會范圍之內。“觀摩考核”成為近些年來極其重要的“加快發展”的促進工作的技術手段，通常一年進行兩次，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內容各一，還有專項的觀摩點評活動。總的要求是，在規定時間內，通常是半年里要有新的變化、要出新的形象、要看新的項目，由上級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帶隊，下一層級各地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參加，挨個參觀、點評、打分，作為判定工作成績優劣的重要評價標準。甚至于在某些專項觀摩之前，規定居于前若干名的地方主要領導就地提拔，后若干名就地免職，這種手段對于地方官員的壓力和刺激之大、之強烈是學者們難以想象的。在這種以短期目標作為重要甚至主要考核標準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干部會就長時段來考慮問題、配備資源。同時，干部任職變動劇烈，前后任之間在施政理念、工作重點等方面延續性極差，導致干部也認為訂立長期目標本身就是一件毫無意義、所以也只能在口頭上說說而已的事情。
4.科學化與行政化
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科學性和嚴謹性，研究方法的選擇、數據資料的使用等，都要在長期學術訓練的基礎上遵循嚴格的規范標準，這樣產生的成果才是合格的學術產品。如果學者看到“生產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物質基礎，生活寬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要求，鄉風文明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想基礎，村容整潔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環節，管理民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保障”，或者“生產發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生活寬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目標，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環節，村容整潔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管理民主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力保障”等表述方式時，會認為這一大段話事實上什么也沒說。但是，我們在翻閱各級文件、講話時，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這樣的表述，在一定范圍內這種表述才是規范的、合適的、可以被接受的。又比如在數據使用方面，行政文本中絕大多數時候只使用到百分比這一層次，而在學者看來，只使用百分比這種層次的數據分析意義不大、誤導性很強；行政文本中通常只使用集中趨勢數據，離散趨勢數據極少出現，我們無法想象在文件和領導講話這些規定政策走向的文本中，會在平均數之外再出現標準差這些數據分析，雖然這才是真正在科學意義上深度使用了數據材料，才能得出真正科學意義的結論。可以發現，學術研究和行政文本之間幾乎無法翻譯，于是形成相互獨立的兩套語言方式和文本格式，進而影響到思維方式和行動模式。學者和官員在對待具體問題上，哪怕事實上觀點相近，但由于語言系統的巨大差別，往往也會導致分歧與對立。以至于一位地位相當高的領導干部說，“把簡單問題搞復雜，也是學問，那是專家”。
學者思路與觀點只有進入政策視野和文本才能真正發揮現實作用，但是由于上述這些方面的矛盾，這種對接又是如此的困難。對接平臺尚不完善，學術研究應當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保持主體地位，克制急躁心態，不宜過于強調現實指向和解決問題，過于追求進入決策和轉化為政策。在那些最需要艱苦細致工作的領域，做好基礎性的研究，是為學術和學者的本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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