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遲滯的傳統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重炮和廉價商品的沖擊下被迫納入不平等的世界體系，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痛苦變遷歷程。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一方面，孤島般、畸形繁榮、新事物紛然出籠的通商大都市的崛起；一方面則是作為中國社會主體之鄉村的發展遲滯、日漸貧困、掙扎于生存危機之中。在這二元格局中，以往的研究多青睞于以大都市為舞臺、代表時代發展潮流的新人新事的探討，忽視了對鄉村的深入研究。事實上，民族危機、鄉村危機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三大因素共同規定著近代中國社會的嬗變，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難以把問題搞清楚。作為中國歷史基本舞臺的相對不發展的鄉村，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經濟變遷、思想遞嬗都有內在的制約和規定，并由于自身危機的不斷加劇而對社會變遷施加愈來愈烈的影響。不研究鄉村，便難以闡明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規律。本文限于篇幅，僅就鄉村危機與近代中國政治格局演變的關系給予簡要的探討，以求深化中國近代史與中國革命史的研究。
近代中國是在西方列強的重炮轟擊下走入近代的，也可說是在鄉村危機中開步的，而且近代鄉村一直處于危機之中。這里所說的鄉村危機，實質上是指農民的生存危機，表現為農業生產發展的停滯與農民生活的持久貧困，掙扎于生存邊緣。對于這里的危機，不能機械地理解為近代百年農村沒有絲毫發展與進步。我在拙文《略論近代中國鄉村危機》 一文中， 曾談到近代中國農業處于一種停滯狀態，指的是基本上沒有質的進步的緩慢發展狀態。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區域化應該說是進步，但這進步所得并沒有為農民所享有，相反有使廣大農民生活更加貧困之虞。近代的鄉村危機也不是以一貫之、沒有變化。從性質上講存在著從傳統危機向近代危機轉變的問題。1860年以前，中國社會仍躑躅于傳統社會，在此之前發生的太平天國及其他各族人民大起義仍屬于傳統社會治亂循環（螺旋上升式的循環）周期性延續的一部分，其后，農民起義無論就其發生的原因或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來說則愈益染上近代色彩，但農民極端貧困這一根本實質未變。這一危機從嚴重的程度上說，不同時間不同地域都有所差異，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但都存在危機則是事實。正是廣大農民的生存危機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的長期動蕩和農民起義的不斷爆發，進而影響制約著近代中國的政治格局的嬗變。下面主要從其對晚清政局和民國政局的影響加以簡要論述。
一
作為近代中國社會主體的鄉村和最大階級的農民，其變動狀況不能不影響和制約著近代中國政治格局的變遷。晚清的鄉村危機及連綿不斷的農民自救運動構成晚清政局演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晚清政局變化的內在原因之一。晚清時期的許多政治事件都或多或少地與鄉村危機有關。可以說晚清政權在農民暴動中走入近代，在民變峰起中走向滅亡。
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可以說是傳統鄉村危機尖銳化的結果。過去乃至現在仍有不少人在談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原因時仍是過分強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與剝削，這不符合歷史事實。這次起義是一次長期積聚的傳統鄉村危機的總爆發，是中國傳統社會周期性治亂循環的又一次表演。它根源于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人地之間的緊張關系、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專制制度下政府和官僚的低效與腐敗。只不過由于中國進入了世界體系而稍具近代色彩罷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的非法鴉片貿易所造成的大量白銀外流只能說加劇了中國固有的社會矛盾，對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爆發有著推動作用，談不上是根源之一。
中國自秦漢至清初，人口在兩千萬至八九千萬間搖擺，但隨著清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以及統治疆域的擴大，人口不斷增長。尤其是自康熙51年（1712）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起，中國人口在低水平平面墾殖農業的基礎上、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小生產方式的要求下，迅猛增長。據當時的官方統計，1741年全國登冊人口突破有史以來的１億大關，1762年人囗增至兩億，至1790年，人口超過３億，1812年為365447000人，人均耕地只有2.87畝， 1851年人均耕地更下降為2.47畝，為近代中國百年史上最低的年份。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大起義于此時爆發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早在18世紀末年，由于人口的超規模增長，土地兼并的加劇，官吏的腐化墮落，人地之間的矛盾已空前地尖銳化。在沒有民權、實行獨裁專制的情況下，政府缺乏監督和制衡，因此其自我調節機制大打折扣，一旦社會發生危機，便往往轉化為激烈的階級沖突和武力暴動，聽任饑寒交迫的貧苦農民掀起自下而上的席卷王朝的怒濤，農民起義也就不自覺地充當著排除社會運行障礙的歷史工具。乾隆末年已民變不斷，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等此起彼伏，構成了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前奏。一方面是封建政權愈益黑暗和無能，一方面則是廣大人民的生計越來越難以維持，涓涓細流匯成江河，零散的農民起義匯聚為掃蕩十八省、歷時十幾年的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自然在情理之中。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仍屬于舊式的單純的農民大起義，但由于它發生在中國已開始步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大背景下，因而其產生的社會效應與中世紀的農民起義有所不同。它一方面給滿清的封建統治予以沉重打擊，使其大傷元氣；同時還促使清廷部分改變了統治術，進而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多方面變化。一個事實是，太平天國運動促發了洋務運動的產生，充當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助產婆。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開端，已是學術界的共識，傳統中國也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近代”社會。但洋務運動是作為對農民起義的直接反動而產生的，其最初的目的雖然有御侮的一面，然而由于當時清統治者視農民起義為心腹之患，故其主要動機卻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歷史往往是在扭曲中進步的，正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大起義扭動了洋務運動的開關，進而中國才出現了新的社會生產力與新的階級，從根本上改變了晚清的政治格局，否則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與革命運動便無法產生。清政府中央政權內部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崛起了一個以軍功為資本、以辦洋務而著稱的洋務派，他們多是握有軍政大權的以漢族官僚為主體的封疆大吏，隨著這些地方大員勢力的不斷擴張，其對滿清王朝的離心傾向亦日益增大，從而加速了清朝的解體和滅亡。近代中國的各色政權幾乎都經歷過財政拮據的折磨，也幾乎都是在財政困境中走向墓地的，而財政困難的根源則在于鄉村的衰落與破產。政府財政越困難，便越加重對廣大農民的搜刮，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晚清政府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圈中走向覆滅的。
由于太平天國運動未能導致王朝更替，它除了消滅部分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地之間的緊張關系外，并未能給鄉村帶來光明。一、它未能導致一次農民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結局，相反，在清政府反攻倒算和一大批軍閥地主的興起下，封建土地制度又得到了加強。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的過程中以及在農民起義失敗后，未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以改善農民的生存環境，只是力圖恢復舊秩序。在太平軍原占領區大力支持原地主奪田追租。1863年，清廷命令督撫“于新復各處督飭各該州縣，確切查明實在‘逆’產入官。其荒廢地畝，有原主者，即行給頒，尚未查到業主者，即著暫行造冊登記”，“俟業主續歸，再行給還。” 只是在人煙稀少的地區，才下令招墾升科；在江浙等破壞較大的地區，才實行“蠲減錢糧”，但得益者多為大地主。而且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興起一大批軍閥型地主，他們由軍功而發跡升官進而成為為霸一方的地主豪紳。湘軍首領曾國荃，在湖南廣置田產，“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還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李鴻章兄弟六人，僅在合肥一地，每人平均就約有10萬畝土地。 他們的中下級將領也多購置田產，成為大大小小的地主。這些軍閥地主一般來說，在剝削農民方面比以往的鄉紳地主更兇惡。在軍事頻繁軍人地位也因而日益顯赫的晚清，有著軍權的暴發戶地主，往往不講道理，肆意敲詐廣大人民。二、它未能象以往的農民大起義那樣逼使政府輕徭薄賦、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相反由于西方列強對華政治、經濟與文化諸方面侵略的日益加深，以及晚清政府為“求強求富”而大興洋務，從而使農民的賦稅負擔有增無減。西方列強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賠不勝賠的戰爭賠款、傳統鄉村經濟的衰落以及憑借種種自身所擁有的優勢與在華特權對中國新式工商業的壓迫和摧殘；清政府所舉辦的主要包括編練新軍、舉辦軍民用工礦企業、新式教育以及興修鐵路等洋務事業，客觀上講，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性質的，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也是利國利民的，但這些洋務事業都需要巨額資金，對一個農業國度來說，其資金只能通過田賦等途徑剝奪廣大農民而得，這無疑將進一步加劇中國農村的衰落。據統計，自1868-1908年間， 各省田賦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增加量從50%至900%不等。 另據康熙52年（1713年）至光緒29年（1903年）的統計，漕糧稅率增加了210%，附加稅增長了128%。 正如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一日《國風報》所指出的：“夫國中貧民， 以農為唯一之職業，雖有永不加賦之祖訓，而官吏相沿，巧設名目，十年以來，田賦之暗增于舊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負擔此賦之小農，前此僅足以自給者，今則歲暖而號寒，年豐而啼饑矣。”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外國先進文明的示范和刺激下、清政府為挽救自身的統治而開始的，它勢必缺乏現代化所賴以順利進行的種種前提條件，存在一個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問題。當時的農村處于危機中，農民自身的生存即成問題，根本無法從資金、市場等方面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保障。在這種困境中，只能是在不斷扶植農村發展的基礎上來從事現代化建設。否則，則是殺雞取卵。事實正是這樣，清政府在鎮壓農民大起義以后，雖然開始了以洋務為內容的現代化事業，但對解決農村危機無所作為。封建統治者認識不到鄉村危機產生的根源，即便有所認識，也由于其自身的階級屬性而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緩和鄉村危機。縱觀晚清政府挽救農村的措施，除了開墾荒地、遇災放賑外，便是辦了幾所有名無實的農業學校和模范試驗工場。這些機構對農業生產影響甚微，且由于人才缺乏、資金困難，以致難有大的進步；同時也由于農村的衰落及由此而造成的愚昧和保守，新技術新方法很少能在鄉村傳播，其結果只能是鄉村無所進步，而政府對農民的剝削則不斷加重。近代鄉村在發展的行程中，傳統的障礙因素一點也未去除，而新的阻礙因素則不斷增加，在種種束縛中只能是日趨衰落。由于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國社會自身也開始了以資本主義工業為核心的現代化運動，它們構成了鄉村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而中國鄉村危機也由傳統危機轉化為近代危機。處于生存危機之中的廣大農民，在無望中只能是鋌而走險，寄希望于以暴力來改善自身的悲慘命運。
自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失敗以后，由于種種原因，大規模的舊式農民起義走向式微，但小范圍的農民暴動不斷。危機中的鄉村始終以武器批判的形式直接沖擊著清朝的封建統治。晚清鄉村民變頻繁，有抗捐抗稅斗爭，有搶米風潮，有抗租斗爭和反洋教運動，有的醞釀成為較大的農民起義。規模較大的義和團運動應說是鄉村危機的又一次大爆發，反洋教的背后是農民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對于晚清各類民變的次數，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海外學者楊慶堃根據清代歷朝實錄，曾對此作過定量分析。據楊氏統計，1836-1845 年民變次數為246次，1846-1855年為933次，1856-1865年為2332次，1866-1875年為909次，1876-1885年為385次，1886-1895年為314次，1895-1911年為653次。 楊氏的統計肯定低于實際數。另據張振鹍等輯《清末民變表》統計，1902-1911 年間，除學潮和愛國革命運動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多達1131次。 22 省無處不有。另外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也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有關資料。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無不是在鄉村危機及農民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義狂飆中完成的。近代中國雖然由于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而使社會運行機制發生了部分變異，但歷史事實證明鄉村與農民在政權更替中的主導作用仍未有多大改變。正是這些呈燎原之勢的農民“叛亂”，才使清政府猶如“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處于一推即倒的邊緣。可以說沒有一個全國普遍的各種形式的農民革命預演，單憑力量單薄的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的。武昌起義后，四川幾乎是“哥老遍地”，迫使立憲黨人不得不宣布獨立。不少省份的地方政權為會黨控制。列寧曾指出：“如果沒有群眾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中國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不可能爭得共和制度。”
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統治，在許多方面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是勿容置疑的。但中國社會沒有進入革命黨人所設計的太平的民主共和之境，卻也是事實。辛亥后的中國，少了一個滿族君主，卻出現了無數個小皇帝，進入了一個群龍無首、軍閥割據的時期。對于割據局面的形成，毛澤東同志曾歸結為地方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 這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還應該指出這種地方農業經濟是一種建立在落后生產力基礎之上的衰落的小農經濟，只有在這樣的農業經濟基礎上，才會出現大量軍閥割據與軍閥混戰的局面。
中國自戰國以來，以手工勞動為基礎、以一家一戶為單位、基本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構成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主體，且幾千年未發生質的變化。這種小農經濟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從而其規模更加狹小。中國的小農經濟具有極度的脆弱性和極強的再生性。由于其規模較小，抵抗各種天災人禍的能力特別差，所以十分容易破產；然而也正由于其落后狹小，從而也比較容易恢復，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中國的農業就是在這落后生產方式基礎上遲緩發展，中國農民也在此基礎上茍延生命。如果遇到較大的天災及較重的人禍便難以正常生存，或遷移外地、或為乞丐、或充當盜賊土匪，而參軍當兵也成為破產農民的一條維持生計之路。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于長期的軍閥混戰和頻繁的天災，再加上小農經濟固有的弱點，農業生產發展緩慢，農民生存危機加深。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不僅給農業造成巨大破壞，而且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上都有農民負擔，以至農民的賦稅遠較其他時期沉重。不僅田賦正稅增加，附加稅更是多如牛毛。以河北定縣來說，在1911-1927年間，田賦正稅增加了63.42% ，附加稅增加了353.25%。 四川南溪縣，1925 年一年之內換了六次占領軍，地丁稅從7000元增加至323500元。 四川梓桐1926年的賦稅已預征到1957年。當然這只是幾個典型例子，但它卻反映了廣大農民在軍閥混戰下的悲慘命運。二三十年代是中國鄉村經濟商品化迅速發展時期，商品交換中的各種盤剝和變幻莫測的國際市場都加劇了農村的破產。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工業進展較快的時期，工業化的進程加速雖然代表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在促使大批鄉村手工業破產的同時，卻難以吸收游離出的大量破產農民。從農村自身來講，人均土地較少，且生產落后本身就難以維持生計。1917年據北京農商部的調查統計，全國有36%的農戶耕地面積不到十畝，有26%的農戶耕地面積在10-29 畝之間。另據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運動調查部對六個村790個農場耕地面積的調查， 耕地面積在0-20畝的農戶占總戶數的56.3%。 浙江等南方幾個省份農家耕地面積比北方更小。據1922年華洋義賑會的調查結果，中國東部村莊有半數以上農家，中國北部村莊有五分之四的農家，每年的家庭收入都不及養活一家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不少處于饑饉之中的農民，作為求生之路、養家之法及出人頭地的捷徑而聚至軍閥麾下。彭德懷入湘軍為兵，原因就是“家庭貧困”，“當堤工不能養活全家”。 當時的士兵多是為糊口謀生的農民。據社會學家陶孟和對1920年駐扎在山西太原的警衛旅五千人中將近一千名士兵社會背景的調查分析，發現87.3%的人來自農業和沒有職業的貧困家庭。 他們指望寄兵餉回家以供養父母及其他人口。 正因為有眾多的貧困破產的農民，才使得某些人振臂一呼，應者如云。因此我們可以說北洋時期的鄉村危機構成了軍閥割據及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這一時期軍隊人數增長很快，1916年只不過有50萬，1918年已達100萬，1924年增加到150萬，1928年則增至200萬人。 此外由鄉村危機為主因所出現的土匪橫行，構成了另一社會景觀。
北洋時期的中國，出現軍閥混戰的政局，從根本上說是鄉村危機的結果，如果只把軍閥割據與混戰簡單歸結為地方性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分裂政策，或者歸結為中國社會突然缺乏權威下少數梟雄大盜的翻云覆雨和縱橫捭闔，仍然難以深刻理解這段時期的歷史。同時，如果不考慮該時期中國主體之鄉村的破產衰落，單憑幾個近代工礦企業的發展而為這時期的歷史高唱贊歌，似乎軍閥越混戰，社會越進步，就更有些荒唐了。如何從整體上正確評價這段歷史時期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不可否認軍閥混戰不自覺地充當著解決鄉村危機的一種惡性手段，在激烈的無意義的沖突中，大量人口被消滅，部分地緩和了近代嚴重的人地之間的緊張關系，但也僅限于此。由此可見，在生產力極為落后的近代中國，反動政府只顧爭權奪利、毫不關心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情況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并未過時。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業生產力沒有什么質的進步，至三十年代，鄉村危機達到一個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固有的人多地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政府腐敗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波及日益商品化的中國農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減少危機給本國造成的損失，紛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提高進口商品關稅，同時向國外大量廉價傾銷工農業過剩產品，從而嚴重打擊了中國的工農業生產。不少種植經濟作物的農家破產，糧食作物也往往由于外國進口糧食的競爭而價格大跌，出現谷賤傷農。1934年美國實施《購銀法案》，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以至硬通貨短缺，出現金融危機。在銀價不斷上漲的情勢下，中國物價大幅下跌，從而給工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破壞。三十年代幾乎連年發生大的水旱災害，更使農村走向破產。另外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大規模混戰及其對工農紅軍的多次軍事圍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及對華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給中國農村帶來嚴重災難。總之，這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走上極度衰落與崩潰之境。鄉村嚴重危機，民族嚴重危機，中國社會、中華民族面臨嚴峻的存續問題。要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就必須動員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而要有效地調動廣大農民的抗戰積極性，就必須最大限度地解決農民的生存危機問題。因此農村危機不解決，民族危機的解決就無從談起。一時間，復興農村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共識。也就是在解決鄉村危機的過程中，民心向背日益發生傾斜，從而決定了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格局的走向。
面對危機嚴重的鄉村，同時也為了消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影響，國民黨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在統治區內實行減租減息。1926年國民黨就提出了“二五減租”政策，但真正實施過的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份有的也曾下過減租令，但未經實行就相繼取消。如湖南省政府以減租為共產黨的政策為借口，于頒布的同年同月就取消了該政策；湖北于1928年以妨礙地主利益以至危及稅收而明令廢除；江蘇省用怠工的方法讓它不了了之。許多省份對減租提都未提。就是大張旗鼓實施二五減租的浙江省也未把它貫徹到底。省政府與省黨部矛盾重重，鄉鎮政權多為地主豪紳把持，往往拒不執行減租令，把反抗農民誣為共產黨。 減租都難以實行，更不用說進行觸動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土地改革了。1930年國民政府曾制定了《土地法》，鼓勵自行經營、禁止出租人預收地租和收取押租等，但這是一紙具文，國民政府根本沒有實行過。相反國民政府在原革命地區設的“農村復興委員會”，宣布已被廣大農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動產，一律以發還原主確定其所有權為原則。 面對鄉村金融枯竭、高利貸盛行，國民政府在“救濟農村”、“調節農村金融”的口號下，設立了農業銀行，利用“合作社”等組織，向農村貸款。銀行下鄉，向農村貸款，遠不能解決鄉村金融危機。銀行貸款數量較小，對農村來說猶如杯水車薪，在農民的借款來源中所占比重甚小。1933年實業部中央農業試驗所在浙江陜甘等省的調查表明，合作社貸款只占農民借款來源的13%， 1934年的調查則表明銀行和合作社的借款只占全國農民借款來源的5%。 而銀行貸款一般通過多由地主豪紳把持的合作社進行，且貸款需有抵押，故低利貸款的好處多為地主富農所得。普通農民即使借款一般在20元以下，其借款用途多用于暫時的生活困難或還債務，而很少用于農業生產。貸款的期限也較短，對于農業生產收獲期長的特點，往往來不及資金周轉。國民政府也設置了不少農業試驗場，進行農業技術改良。由于人才缺乏、資金困難，成果有限，且有限的成果也由于農村衰敝而難以大規模推廣。國民黨為了加強對農村的控制，還實行保甲制度，以后又發起了新生活運動，由于這些措施無助于農民生存危機的解決，自然也不會有什么成績。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政府更無暇顧及鄉村問題，代之而起的是戰時統制政策。這對于民族抗戰也許是必要的，但農民的生存危機因得不到照顧而絲毫沒有減輕，更因抗戰后國民政府大小官員日趨腐敗，大發國難財而民心喪盡，逐漸為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所唾棄，以至最終由大陸走向海島一隅。
這一時期，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根據自己對中國社會危機的不同認識，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挽救農村運動。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以定縣為實驗區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等，他們試圖通過改良的方式，在農村進行農業技術改良，對農民進行知識和道德教育以實現重建鄉村秩序。應該說他們所進行的挽救農村的方案和實踐，對當時的農民復興仍有其必要性，不是革命所完全能代替的，但由于他們沒有觸動導致鄉村危機的根源，從而決定了他們鄉村建設實踐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更何況這些組織得不到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缺乏必要的資金和人才，最終歸于失敗。
在當時的中國，對于處于生存危機的農民來說，極其需要和最渴望的是取得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從而也最能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盡管只進行土地的再分配不能解決鄉村問題的全部。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近代社會的國情，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經歷一系列挫折后，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并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農村實際的土地革命路線，從而有了解決鄉村危機和復興中國革命的基點。在抗日戰爭中將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緊密結合起來，頒布了“五四指示”，適時地變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政策為減租減息，從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解決了鄉村危機，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力量不斷壯大，而且也由此日益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也正由于得到廣大農民的有力支持，中國共產黨才有了實現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的現實可靠力量，不再是孤獨的吶喊與彷徨，而是振臂一呼、應者如云，革命之火呈燎原之勢，在挫折中不斷發展和壯大，最終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講，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是發現農民、重視農村、解決鄉村危機、領導農民革命的歷史。沒有鄉村危機的解決，民族危機難以消除，鄉村危機的完全解決又以民族獨立為條件，但雙重危機解決的起點是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使耕者有其田。事實上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大國里，工業化的大規模進步也必須建立在農村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否則老是會出現經濟過熱的現象，即所謂的市場危機，這是為近代中國乃至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反復證明了的。
近代中國仍是一個農業社會，鄉村貧困、落后、日益危機是基本的國情，研究和探索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和革命，不能忽視農民和農村問題。如不能正確對待和解決鄉村和農民問題，拯救中國、改造中國和建設中國就是一句空話。本文從鄉村危機出發，簡略地探討了鄉村危機與近代百年中國政治格局演變的關系，目的在于進一步深化對近代社會歷史的理解，但決不是把鄉村問題看作為解開百年歷史全貌的萬能鑰匙。這不僅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曾經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社會是一個大系統，諸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鄉村危機在近代中國社會演化中只是歷史合力因素中較重要的一個。但不深入研究鄉村，難以將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史學月刊200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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