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闡明三個命題為目的:(1)農業因其生命特性、季節特性、產品市場特性以及生產組織特性,導致了分工的有限性;(2)農業生產的迂回程度大大低于工業生產。農業必須通過購買機器從工業“進口”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效果,才能實現部分的效率改進;(3)農業進口迂回經濟的過程是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因此,農業的分工深化是一個不斷排斥勞動的過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農業分工深化和效率改善的基本途徑。
關鍵詞:農業分工;分工約束;迂回生產;勞動排斥
一、引言:分工與“斯密猜想”
亞當·斯密認為,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分工是有助于提高生產力的最重要的條件。市場是協調分工的基本方式之一,而且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場范圍的大小——只有通過拓寬市場,分工的全部利益才能夠得以實現,市場范圍的擴大有助于分工的深化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這又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的增加。阿林·楊格(1928)發展了斯密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斯密的“勞動分工受制于市場范圍的大小”是靜態的、直線的因果關系,而在楊格則把市場范圍與分工之間的關系發展成了一種“循環累積的因果關系”。在其經典論文《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中,他用三個概念來描述分工: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及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的產品種類數, 其思想核心是勞動分工、報酬遞增與經濟組織結構演進之間的因果關系。需求與供給是分工的兩面,而市場容量與分工又是同一錢幣的兩面, 并以生產的迂回程度來表示分工的程度,生產迂回程度高是以分工程度高為基礎的,能產生巨大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但是,對于不同的產業,由于其需求與供給的不同特性,會表現出不同的可分工性或者大小不同的分工深化空間,進而表現出不同的生產迂回程度,并由此表現出不同的分工利益與效率特征。正如斯密已經指出的,“勞動生產力更大的增進, 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為,“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也趕不上制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①從而揭示了農業生產力滯后于制造業的原因。應該說,農業生產領域的分工深化有著天然的內生障礙。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斯密猜想給了后人解釋工農業收入比重變化問題的啟發。史鶴凌和楊小凱(Shi andYang,1995)曾經證明,盡管生產機器的工業和生產糧食的農業都可以不斷加深分工, 但是由于工業產品交易效率高,而農產品交易效率低,特別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使分工的協調費用很高, 所以分工會不斷在工業部門加深,工業生產的迂回程度也更容易提高,而農業加深分工卻容易得不償失。所以, 當工業產品相對于農業部門的交易效率不斷提高時,農業會越來越依賴通過購買機器從工業“進口” 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效果,以改進農業生產的效率。于是,工業的收入比重越來越高,而農業的收入比重越來越低。從而較好地驗證了斯密猜想。但是,史-楊模型的解釋是不完整的。第一,注意到了農業季節性引致的分工協調費用,但忽視了農業生命特性所決定的分工約束;第二,注意到了農業中迂回生產的不足所決定的收入比重下降,但沒有關注農業應用迂回生產所形成的資本替代對農業勞動的排擠;第三,注意了農業依賴工業分工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方面, 但忽視了農業本身深化分工改善效率的可能性,從而將農業看作是效率改善的被動產業。本文的目的是要闡明三個命題:命題1:農業因其生命特性、季節特性、產品市場特性以及生產組織特性,導致了分工的不完全性或者說是相對于工業而言的有限性。命題2:農業生產的迂回程度大大低于工業生產。農業的效率的提高依賴于通過購買機器從工業“進口”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效果。命題3:農業實現迂回經濟的關鍵是投入中間品(機器),而這一過程是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因此,農業的分工深化是一個不斷排斥勞動的過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農業分工深化和效率改善的基本途徑。
二、產業特性與農業分工的有限性
農業的產業特性涉及到生命特性、季節特性、產品市場特性以及生產組織特性。而這些特性從不同的側面約束著農業分工的有效深化。
(一)生命特性與分工約束
農業異于工業及服務業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生產過程對自然力、自然條件及生命個體的依賴。農業活動最原本的特點, 是通過利用有構造的生命自然力進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動①。從而,任何其他自然力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 都要受到生命自然力構造的支配、限制和約束,因此農業生產具有生命連續與不可逆的特征。從工藝流程的技術性來說,有些環節之間的可分離性大,有些則可分性程度低。從經濟學角度而言, 有些環節分離后的成本可能下降,但有些環節分離處理的成本則會大幅增加。核心技術和邊緣技術也存在可分性程度上的差異,核心技術難以分離,而邊緣技術則容易分離。由于農業生產的生命性特征,所以在其生產活動中連續作業的“核心技術”——從播種到收割——整個農藝生產周期中存在眾多不可分的“核心技術”,使得農業生產中可分工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事實上,可以從現實中觀察到,播種、插秧、施肥、除草、防蟲、灌溉以及收割等多種農藝活動往往不是通過專業化分工,而是綜合地被縱向一體化的。
(二)生產的季節性與勞動的非連續性影響分工深化
史-楊模型正確地揭示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引致分工的高協調費用的根源(假定一個農民專業下種卻不收割,而另一個農民專業收割卻不下種)。本文不予復述。本文要特別強調的是農業勞動的非連續性對農業分工所形成的影響。1.在一個農藝活動周期中,不同生產流程或生產環節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是不同的,從而導致其用工出現“農忙”(間隔性充分就業)與“農閑”(階段性隱性失業)的季節性交替,使得生產流程上的分工不完全。2.盡管通過兼業可以提高勞動利用效率,但卻不利于分工與專業化。更關鍵的是農業活動中大量存在的不確定性事件(如抗旱、抗澇、抗蟲等)不僅約束兼業效率,由此引發的勞動力應急“儲備”更是約束了農業勞動的分工深化。3.工業生產的可控程度極高,其生產過程中的信息相對比較規則,且信息的發生、傳遞、接收和處理通常是程序化的。在工業活動中,等級組織的運營可以根據權威指令而進行。但農業活動的主體必須根據生物需要的指令來做出有效反應,而且由于生命的不可逆性所內含的極強時間性或生命節律,決定了農業生產要比工業組織更具有反應的靈敏性與行動的靈活性①。這種靈敏性與靈活性決定了與之相對應的勞動分工不可能是單一的,更不可能是一致發生的。
(三)市場特性與分工約束
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1.低供需彈性及其市場范圍的約束產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通過影響產品的市場容量來影響與該產品生產相關的行業的分工空間。一般而言,產品的需求彈性大小主要取決于產品的可替代性,而產品的供給彈性與產品的生產技術密切相關。某種產品的替代品越多,需求替代越容易,則產品的需求彈性就越大。作為人類生存的必需品,幾乎無法在農產品之外找到其替代品,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因而很小,人們一般既不會因為農產品價格上升而大幅度減少對其的消費, 也不會因為其價格下降而過多地增加消費量。因此,在收入增量中, 用于增加農產品開支的數量一般不會增長得太快,往往低于對其他產品的購買量。對農產品需求量的增加往往依靠人口數量的增加,因而農產品的潛在市場容量不會太大。而且農產品的供給受到土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技術進步速度、生產周期等因素的限制,難以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增加。同時,農業在吸引資源的競爭中,無論在供給特性還是在需求特性上同工業相比都處于劣勢。因此, 與工業分工水平相比,農業的總體分工水平相對低得多。
2.產品的自然特性與交易費用
農產品自然特性中最為明顯的是其鮮活易腐性。這導致:
一是農產品流通半徑受到更大限制。由于農產品生產具有區域性, 而人們的需求是多樣性的,因而需要在不同區域間進行貿易。然而農產品的鮮活易腐性,使得:(1)在農產品運輸貯存過程中,需要有特定的設備;(2)即便采取了保鮮等措施,仍會有一定比例的損耗,而且這個比例會隨時間和距離加大而迅速上升,這些都會造成流通成本迅速上升,從而限制流通半徑。而流通半徑,換言之,就是市場范圍,進而是市場容量。因此,由于農產品的鮮活易腐性大大縮小了其市場容量,使農業中的勞動分工受到了限制。
二是農產品流通領域具有很強的資產專用性。由于農產品的鮮活易腐性,在流通過程中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才能保證農產品合乎質量要求地進入消費。比如,糧食儲存在倉庫中,為了控制其水分, 就必須定期進行通風、烘干。活豬、活牛、活雞等如果直接進入流通,必須進行喂養、防疫;如果收購后進行屠宰,還需要進行冷凍、冷藏處理;有時,為了方便運輸和貯存,在農產品進入流通領域之后,還需要進行分類、加工、整理等。因此,農產品在運輸貯存過程中,許多種類需要特定的容器和設備。這使得農產品流通比工業品流通更具生產性,且有更強的資產專用性。盡管在楊格(1928)的勞動分工理論中,投資被認為是一種迂回生產方式,有助于分工深化,專用性資產因而被認為是分工深化的結果。但必須注意到,農產品流通領域中形成的專用性資產多是為了維持農產品的生命延續, 而這種生命延續所造成的生產環節的不可分性仍占據了主導地位,使農產品流通業中的勞動分工程度與具有同等資產專用性的工業品流通業相比要低得多,而且在分工形式上更多采用企業內分工的形式。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農業作為一個生命生產部門,其分工空間和分工程度要比其他產業低得多。
三是農產品流通的風險更大。(1)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分散性,使得每個經營者都難于取得壟斷地位,但市場信息也更加分散,人們難以全面把握市場供求信息及競爭者、合作者的信息,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因而上升;(2)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強,農產品上市時難以在短時間內調節,導致市場價格波動大;(3)農產品的鮮活性使得農產品為平抑市場價格在區域間和季節間進行調節更加困難。這些都使農產品流通領域具有更大的經營風險,市場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增強,這將更多地導致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從而降低交易效率,對分工與專業化構成阻礙。
3.產品的同質性與分工約束
按照納爾遜(Nelson,1970)的定義,商品可區分為搜尋型商品和經驗型商品。人們可以在選購之前通過檢驗而獲得搜尋型商品的質量特征信息;而對于純粹的經驗型商品,人們只有通過使用才能度量出其品質。對于農產品而言,人們雖然可以對同種產品的外形、大小等特征進行觀察,但其具體的口感與質量只有在食用后才能夠知道,而其對健康的長期影響也許是永遠無法知曉的,因而農產品具有一定的經驗型商品特征。一般而言,如果經驗型商品的銷售者或生產者不能從其對聲譽的投資行為中獲取好處,他就缺乏足夠的動力向市場提供高質量的經驗型商品,結果低品質的商品將會把高質量的商品驅逐出市場,從而出現“檸檬市場”,進而約束分工。但當對商品內在質量特征的了解成為必要時,市場競爭總會產生出新的可以降低度量成本的制度安排。在不考慮政府或其他第三方強制執行契約的情況下,只要有生產者或銷售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重復性博弈,通過經驗型商品的價格貼水、樹立品牌等方式都可能保證高質量商品交易的正常進行。因此,在農產品交易中樹立品牌應是保證高質量農產品正常交易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事實上農產品品牌遠少于其他產品。其原因就在于農產品的同質性。由于農產品的同質性,同種農產品在外形上的差異很小,又難以像工業品那樣在產品上進行標記,因而人們很難將不同產地、不同品質的同種農產品區分開來。在農業企業的規模都很小、市場上的總交易量很大的情況下,一個為其產品建立品牌的企業要阻止其他企業冒用它的品牌,勢必要花費極高的排他成本,以至于它無法承受。換言之,對于一個農業企業而言,樹立品牌可能是得不償失的,但對一個工業企業,這可能要容易得多。假定一家農業企業要使樹立品牌變得可行,那么這家企業就必須變得很大,實行縱向一體化,使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包裝及銷售全部過程在企業內部完成,并在銷售中采取連鎖經營、定點銷售的方式來杜絕假冒行為。當然,上述過程也或許可以在一個利益關系密切的企業集群內完成①。而這又是企業內分工,社會分工在這里依然難以深化。
(四)組織特性與分工限制
當一個成員為其團隊工作, 而工作的成果同時取決于投入的努力和不由主觀意志決定的各種客觀因素,且兩種因素對雇主來說又無法對此完全區分時, 就會產生參與成員的敗德行為(moralhazard)。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團隊在給每個合作成員支付報酬, 要費很多成本去弄清每個農民提供的勞動的質量狀況,而這些勞動的品質屬性又必須是通過仔細觀察后才能獲得,或者說要了解這些信息所需付出的成本(監督或計量成本)變得驚人以至于極不經濟。又假設每個參與者可以不計成本來控制自己所提供勞動的質量,這表明,農業組織中成員之間的信息分布是不對稱的。這必然會引起道德風險。考慮到農業的產業特性,上述情形將更為嚴重。由于農業活動是通過利用有構造的生命自然力進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動②,意味著農業活動是一種以生命適應生命的復雜過程, 并且這一不容間斷的生命連續過程所發出的信息不但流量極大,而且極不規則,從而導致對農業的人工調節活動無法程序化。工業活動可在嚴密分工基礎上實行大規模的機械性協作,可以通過集中化、標準化、專業化、規格化等方式進行組織,并在此基礎上比較準確地進行勞動計量,相應地監督成本較低。但農業活動的主體必須根據生物需要的指令來做出有效的“現場”反應,其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使得它難以與生產的標準化、規格化、定量化相適應,由此引致勞動考核和報酬的計量難以做到精確。可以認為, 農業活動的可監督性是極其不足的。由于考核的難度,會導致不同生產環節的主體的討價還價——最終談判、考核、監督和協調的交易費用過高, 這足以抵消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生產效率改進收益,即基于“公共領域”帶來的分工監督考核協調成本過高所導致的管理成本過高,抑制了農業縱向生產環節分工的預期收益。如果說播種與收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專業服務組織進行外部交易的話,那么其他農藝活動因其計量的困難也難以進行市場分工。在分工困難的情況下, 農業生產中技術進步的空間相對工業來說要小,從而供給能力易受到限制。
三、迂回經濟、資本替代與勞動排斥
(一)迂回生產空間:農業的有限性
通過迂回生產,加長迂回生產的鏈條,可以獲得迂回經濟(楊小凱、張永生,2003)。迂回化經濟效果包括三種類型:一是下游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投入下游產品的上游產品的數量增加而增加,如糧食產量可能隨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二是下游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投入下游產品的上游產品的種類數增加而增加,如生產糧食,同時投入化肥和農藥, 要比只投入化肥時的產量高;三是最終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迂回生產鏈的鏈條個數增加而增加(此類可理解為專業多樣化的發展)。然而,農業不是一個存在明顯迂回經濟效果的產業。高帆和秦占欣(2003)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構建了一個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模型,證實了農業中的迂回生產程度及中間產品使用遠低于工業。下面是其證明模型的一個簡化。假設在一個經濟系統中每個生產者—消費者可以生產農產品(Z1)和工業品(Z2),而且必須同時消費工業品和農產品,則有下列函數關系:
觀察兩個解,可以令p2/p1=t,t代表工農業兩種最終產品的價格比或者是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比價。并假定,隨著市場中價格體系的逐漸完備,t對于工農業生產率水平差距的影響不斷減弱甚至趨近于1。因此可以抽象地認為:
由此,在交易效率k為確定的量時,工農業的人均真實收入與它們采用中間產品的程度,即迂回生產程度緊密相關。更進一步地,由于前一節所分析的農業的市場特性,可以認為工業品的交易效率要高于農產品的交易效率。因此,工業的生產率高于農業不僅在于它的市場組織優于農業,而且其分工組織也優于農業。
(二)農業迂回生產中的資本替代與勞動排斥
揚格(1928)認為,產業間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收益遞增實現過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而間接或迂回生產方式是實現產業間不斷分工與專業化的手段。因為采用迂回生產方式就是要使用生產出的生產資料或資本品的服務以及土地和勞動的服務來進行生產。因此迂回生產方式又是由相互需求, 即由這個生產過程與前一個生產過程和后一個生產過程的供給與需求決定的。在這種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之下,產業發展的鏈條延長了,就業機會也隨之增加。然而, 由于農業生產受產品性質制約,產業鏈較短,以資本增殖的迂回生產空間相對有限,于是農業效率的提高不得不依賴通過購買機器從工業“進口”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效果。由此使得農業領域的迂回生產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資本替代與勞動排斥。農業效率的提高依賴于從工業引入分工獲得好處,其中,實現迂回經濟的關鍵是投入中間品(機器),而這一過程是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因此,農業的分工深化是一個不斷排斥勞動的過程。一方面,通過引入迂回生產方式改善農業效率是農業資本集約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早在十九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平均每個農場擁有1.4臺拖拉機,0.9輛卡車和1輛以上的汽車,大田作物和供加工用水果蔬菜的主要農作環節都實現了機械作業,1940年,美國商用性肥料施用量936萬噸,1977年增加到5162萬噸以上,化肥和農藥的質量在不斷提高。普遍采用機械化經營和節約勞動型的技術,這使得美國農業逐漸成為一個高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在1989年,農場平均資產總額為447827美元,而中型農場平均資產總額達到810318美元①。在日本,迂回生產使農業的資本集約度大大提高,每10小時裝備的固定資本由1960年的825 日元提高到1990年的18201日元,每10公頃裝備的固定資本由1960年的3314千日元提高到1990年的24412千日元,農機資本與固定資本的比例由1960年的17.6%上升到1990年的33.6%。①另一方面, 中間品投入的增加會不斷排斥農業中的勞動。在美國,盡管農業的總投人水平相對穩定,但是其投入結構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基本的趨勢是通過資本和中間產品替代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份額由1948年41%降至1993年的23%,而資本份額則由1948年的9%增至1993年的28%。中間產品投人的份額大致占農業總成本的50 %左右,并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長,其中,農藥消耗量以年均6.1%的速度增長,種子、飼料和牲畜購買的增長速度為2.2%,肥料為1.7%,能源投人為0.8%(USDA,1997)②。二是就業機會的非農化。以生產糧食為例(姚壽福,2004),假定生產糧食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僅用勞動生產,二是用勞動和鋤頭生產,三是用勞動和拖拉機生產。若只用勞動生產糧食,則生產糧食的效率肯定很低,生產中也沒有一點迂回性, 因此也不可能創造就業崗位;若用一種工具即鋤頭生產,則效率比第一種生產方法會有所提高,這時生產的迂回程度也提高了,即先生產鋤頭,再用鋤頭生產糧食,或者是一個人生產鋤頭,另一個人生產糧食,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或交易效率足夠高),這兩個人就會以分工方式生產糧食或鋤頭;若用拖拉機生產糧食,則生產糧食的產業鏈條更加長了,迂回程度也更高了,因為生產拖拉機需要機床等設備,因此首先要生產機床, 再生產拖拉機,然后才能生產糧食。因此,僅用勞動生產糧食,則只有一個人就業;用勞動和鋤頭生產糧食就可以使兩個人就業;用拖拉機生產糧食則至少可使三個人就業。當然,機床的生產又需要原材料的供給;而拖拉機、機床等的使用又會產生對維修、油料等服務業的需求,從而不斷延長、創造就業的鏈條。可見,農業通過迂回生產實現分工經濟所帶來的就業機會大多屬于非農產業,從而農業的分工深化也是一個不斷分離就業機會的過程。正因為如此,在世界所有國家,農業的就業份額普遍表現為不斷下降的趨勢。
四、進一步的討論:農業分工深化與效率改善的途徑
1.由于農業的產業特性(涉及到生命特性、季節特性、產品市場特性以及生產組織特性)嚴重地約束著農業分工及其深化。因此, 通過尋求改變或者部分改變農業的產業特性,可以改善農業的分工效率。途徑之一:發展設施農業。傳統農業中的復種技術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業就業的非連續性問題。而現代設施農業以類似工廠化的生產將農作物的生產時間進行改變, 則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時間緊續性。這既有利于減低因季節性導致的分工協調費用,同時也保證了提供有效的持續就業機會。
途徑之二:改變產品特性,提高產品多樣性。一是將農業的生產功能從農產品生產拓展為原料農業、景觀農業及休閑農業。鑒于農產品鮮活易腐性所決定的市場半徑約束、食物性農產品低需求彈性所決定的市場容量有限性,應大力發展非食物性農產品(如花卉、藥材以及其他原料性產品)及出口農產品的生產。二是提高產品多樣性。在糧食加工業中,以專用粉為例,日本有60多種,英國有70多種,美國有100多種,而我國僅有20多種;食用油方面,日本專用油脂達400種,而我國僅幾種③。
途徑之三:增加中間品的投入。鑒于農藝活動的分工必然引發監督考核協調成本問題,應該適當引進迂回生產,加大對農業的中間品投入,以取代那些監督協調成本較高的勞動。農業生產中中間產品的采用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物質型,即主要通過更多采用機械、化肥、良種、薄膜、除草劑等工具性中間產品;二是知識型,即主要通過更多培養專業技術人員、提高農民生產技術及知識含量等途徑,以使智力性中間產品趨于增加(高帆、秦占欣,2003)。2.由于農業效率的提高依賴于通過購買機器從工業“進口”分工經濟和迂回生產效果, 而農業應用迂回生產又必然導致勞動排斥與就業機會的非農化。因此,一個基本的戰略選擇是加大農業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力度。首先是勞動力轉移的渠道。重點在于中小城鎮,因為大城市隨著產業升級與就業門框的不斷提高,導致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排擠。其次是勞動力轉移的空間。應該適當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就業機會與就業容量。再次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能力。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渠道與就業空間,有賴于農民職業技能與人力資本的提升。應建立以就業能力為主旨的農村教育體系, 強化職業教育,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與就業能力。
3.畢竟農業的產業特性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因此農業分工的有限性及其迂回生產的不足成為必然,從而使得農業效率改善的速度總是低于非農產業。而農業勞動力轉移又具有滯后性,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同樣不能完全解決農業效率提高與農民收入增長問題。因此,在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應該考慮對從事農業的人口進行補貼的計劃。以美國為例,1960年美國農業人口比重就已下降到10 %以下,但是,在1970年以前,農業人口人均收入一直遠低于非農業人口人均收入。直至70年代,美國通過保護農業法案,以目標價格為標準實施“差額補償”和補貼儲藏計劃等方式對農民收入進行保護,農業人口收入與非農業人口收入差距才明顯縮小。事實上,補貼已成為發達國家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據統計,美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提供的補貼占農民收入的1/3～1/2。在日本,農民得到的補貼是農業本身產值的2倍,瑞士則高達4倍①。發達國家的農業已成為“反哺性”產業。所以,對中國已經開始實施的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必須強化“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財政反哺農民”的政策導向,加快農業向“反哺性”產業轉變。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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