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上的原因，中國的農業和農村自從建國以來，一直是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啟動和建設的資金。社會經濟活動所需要的資金、原材料和勞動力等，通過農業稅和不等價的交換–“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被源源不斷輸送到了工業和城市之中。改革開放后，雖然在2006年之后取消了農業稅，但是“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由于“城鄉二元經濟體系”的延續，更由于壟斷企業和壟斷經營的大量存在而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中國廣大農民賴以謀生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身份被嚴格限制和管控：
土地和土地制度。雖然土地名義上屬于“集體所有”，但其用途僅限于從事農業種植生產的“農業用地”，承包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戶和“集體”，無權改變土地的用途。在早期，這些土地甚至不可以從事經濟作物的生產，謂之曰“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業用地”不能用于農業種植以外的任何其它形式的商業開發和利用;
農業勞動力和戶籍制度。由于長期存在的“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的勞動人口不能隨意轉移到城市和其它有利可圖的行業中去，只能夠從事農業種植的生產活動，經營則屬于“投機倒把”。改革開放后在就業政策方面雖然有所松動，但是由于教育基礎和技能手段的先天不足，農民在城市的就業、居住、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受到嚴格限制，這種“從業歧視”和“身份歧視”并沒有得到基本的改觀。
這樣，由于上述幾個制度和體系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就是使得中國的農民實際上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長工困局”–即由于生存手段和身份的限制，農民的弱勢身份被固化；又由于不對等的價值交換體系的存在，農業勞動的價值被不斷輸送給其它產業，農民陷入長期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廉價勞動的困局，難以擺脫，猶如長期為社會廉價打工的“長工”。
由于中國的農業和農村長期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洼地”，大量的土地價值得不到釋放和有效利用，大量的農業人口仍然停留在為工業和城市建設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水平，勞動技能和勞動者素質得不到提升，工業產業的升級潛力被限制，農村市場的發育和消費能力被制約，社會經濟無法完成完整的大循環，社會公平也無法得到體現。
改變中國農民的“長工困局”不僅僅是提振中國農業經濟的重要舉措，更是全面發展經濟、深化體制改革和回歸社會公平的切入點。從改革現有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入手，讓土地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得到充分的釋放，弱化和改變不公平的“二元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經濟要素的大流動和和經濟運行的大循環，促進社會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吾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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