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實是，9.4億農民人口中雖然有1億多農民勞動力進城打工，仍然有大約8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村。無論這個國家的大城市怎么變，300萬個鄉土中國的村社之中，大多數還是村社，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傳承下來的小農村社制度作為農村的一般經濟基礎，至今基本沒變。而且，各地農村地方性的差異非常大，我們能不能簡單化地把這種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和連城里人都沒有完全適應的所謂現代法治社會或者現代上層建筑對接?有沒有可能今天就把發達國家的現行制度照搬來，那樣就實現了現代法治?
如果真是這樣做，那么在做之前請先橫向比較世界上哪一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沒有照搬?可哪一個像中國這樣全面完成工業化了?哪一個不是30%以上的貧困率、嚴重的甚至超過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所謂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貧民窟來大量集中貧困人口。這種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數精英獲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數老百姓承擔!
比如亞洲其他4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上層建筑方面的自由選舉、多黨制議會民主，經濟基礎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早就落實了;學者們作為精英集團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們整體上作為民族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卻不如中國。
由此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到底要什么?我們的農民生存其中的鄉土中國到底要什么?今天學術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就是事實上已經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謂“西式四化”，或者比較中性些，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但即使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誰都明白，“西式四化”從邏輯上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場化;有了市場化的自由貿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產階級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體化。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當然地迷信這些說法。
但是，麻煩出在這個邏輯實現過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會慣性地“路徑依賴”轉嫁到農村，于是城鄉差別必然拉大，生產力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農”;當然也就會有日益嚴峻的“三農”問題。近年來有人甚至以為中國只要照搬美國的制度就萬事大吉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常識，“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中國90%的土地由兩億多農戶經營，美國90%的土地由17萬農場主經營。中國的現實是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1/8，而水、土、光、熱這四種適宜農業的資源比較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0%。沙漠、山區和高原肯定不是企業家辦工廠的首選地，所以工業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這樣，農業、工業、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國的區域差別拉大，是“梯級分布”的中國經濟地理條件制約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人為的結果或者制度之禍。
20年前筆者與很多人一樣，也把城市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開戶口，讓農民進城，“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后來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吾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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