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三農學者眼中的鄉村魔幻敘事：吃飽了，撐的
今日中國農村，正在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巨變，是社會結構、家計模式、村莊治理及鄉村價值的全方位變革。描述這一巨變并不容易，需建立在扎實的經驗調查基礎上，呼喚宏大敘事。然而，作為這一巨變的結果——“小時代”的來臨，恰恰是反實證精神，倡導小敘事的。于是，每個人都可以從個體體驗去敘述他心目中的農村。有人看到了現代化的圖景，有人見證了鄉愁，有人感受了鄉村之痛，還有人在這里尋求到了后現代的荒誕。在我看來，《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是一個有關農村“小敘事”的最新文本，很值得分析。這個作品很有意思，它以實證主義及宏大敘事的偉大作品《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榜樣，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小敘事手法“固執”地渲染、描述農村的“殘酷底層物語”，并將之與日新月異的城市現代化相對照，刻畫了一個城鄉割裂的“魔幻”時代。對于筆者這個有多年農村調研經驗的研習者而言，此文給人帶來的“魔幻感”遠比文章揭示的農村“魔幻”現象來得真實。
巨變
巨變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進入21世紀，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0年，中國城市化率只有36%，但到2015年，中國城市化率在短短十五年時間增加了20%，達到56%。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報告，2016年農民工總數達到2.7億。這意味著，農村社會結構出現雙重變化：第一、農村人口總量迅速減少，空心村現象明顯；第二、農村人口結構也發生根本性轉變，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使得農村只保留了老人、婦女和兒童。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并在農業治理政策中體現出來。從2001年開始，國家在部分省市進行農業稅體制改革；2004年，國務院開始實行減征或免征農業稅的惠農政策；2006年，農業稅廢除。農業稅得以廢除說明，不僅國家治理不再依賴于農業生產剩余，農民也不再依賴于農業生產剩余。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作為農村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的村落正在瓦解。
首先，村落逐漸失去了組織農業生產的功能。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需依賴于“共同生產”來解決公共品供給問題，建立在村落共同體基礎上的農民合作一直是小農生產得以維系的制度基礎。而最近一些年來，隨著“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時代的來臨，農業技術及農業基礎設施得以大幅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也逐漸完善，它一方面降低了小農生產對農民合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為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如今，全國1/3的耕地完成了流轉，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越來越依賴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即便是家庭經營，也不再依賴于農民合作。
其次，村落共同體漸漸瓦解。“鄉土中國”曾是標識中國最為貼切的關鍵詞，其含義不僅僅指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國民主體是農民，還特指一整套根植于鄉土的社會形態。如果要對鄉土中國的社會形態做一普遍性解釋，“共同體”是最貼切的關鍵詞。村落共同體是一個有機體，人們彼此熟悉，遵循地方性規范，“親密地、私人地和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我們的”共同意義感。在共同體內部，人們講究人情、面子，彼此互助又相互競爭；在共同體外部，人們一致對外，“內外有別”。當前，我國已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且，居住在農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由此，村落共同體已失去基本的人口學基礎，以至于連“彼此熟悉”也變得不可能，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轉變。全國大部分農村，村落共同體哪怕保持了形式上的存在，也很難再有活力。
再次，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文明逐漸衰弱，成為城市文化的殖民地。農耕文明時代，鄉村文化主導了城市生活，美好的城市生活是為著“榮歸故里”、“光宗耀祖”，乃至于城市生活方式也模擬鄉村社會，親緣、地緣、師生等社會關系主導了城市社會。進入21世紀，“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并主導著農村生活樣態。絕大多數農村家庭通過“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改變了傳統的家庭生計模式，城市生產方式在支配著農村家庭再生產的同時，也將城市文明帶入了農村和家庭這個社會細胞。在多數情況下，農村生活是“暫時”的，是農民家庭實現城市化的支持或“退路”。
敘事
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十多年間，中國農村在短期內發生的“巨變”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其變革之劇烈、影響之深遠，或許不亞于歐洲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歐洲的工業化進程指向了與城市為主要表征的新型社會形態——盡管不同學者對這一新社會形態持樂觀或悲觀的不同態度。
筆者愿意對中國農村“巨變”持一種中和的態度：首先，中國農村巨變是人類現代化規律使然。無論我們愿意與否，田園牧歌似的生活已非主流的社會形態。但并不意味著“鄉土中國”在現今沒有價值。恰恰相反，“鄉愁”或許是每一個被迫卷入巨變洪流的中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其次，中國農村巨變是城市化中國道路的具象。過去一些年，或許還要延續很多年時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以“半城市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突出地表現在，絕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真正融入城市，變成純粹意義上的市民。更多情況下，一個家庭內部，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農村；個體農民的生命歷程也很可能在城鄉之間來回穿梭。這意味著，城市和鄉村這兩種生活形態，不僅具有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變遷意義，更具有傳統與現代共存、相互改造的融合意義，當前有關農村的“魔幻感”即根源于此。再次，中國農村巨變正在指向一個新興社會形態的出現。總體上看，這個新社會形態，要將每一個個體從村莊、家庭、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人們正在擁抱國家、市場這些更為抽象、也更具可能性的體系。
巨變的現實就擺在眼前，但如何體會，卻因人而異。可以想見，很多人對共同體關系的消失感到恐懼，城市中片段化的、去人格化的關系讓人無所適從；可以理解，不少人在這一巨變中找到了冒險的快感，城市使人更自由、更易發揮個人的潛能。當然，在更多情況下，這一巨變因時因地有所不同。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體驗或許并不愉快，卻為其提升農村生活質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第二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體驗或許是充滿刺激而富有想象力的，卻無時不在感受著城市生活帶來的苦悶壓抑。
也因此，農村巨變是一個夾雜著希望與失望、成功與失敗、重構與建構的多重過程，任何一個個體體驗都很難描述其真實過程。農村巨變呼喚宏大敘事，它至少包括幾個歷程：
1.現代化歷程。現代化歷程的核心特征是理性化，一切社會關系都具有可計算性。且，借助于貨幣這一媒介，理性化還實現了即時即地的可計算性。隨著“半工半耕”家計模式的成型，以及農業資本化的進程，農村社會關系逐漸實現了可計算性。這一可計算性首先表現在傳統互助生產領域，農忙時期的換工已漸漸減少，代之以雇工生產；日常生活中的互助（諸如紅白喜事的舉辦），市場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其次，農村社會關系理性化也是可計算性的重要表現。比如，人情往來功能不再是表達性的、儀式性的和互助性的，而具有功利性訴求；近些年來彩禮的不斷上漲，更像是性別比失衡背景下婚姻市場競價機制的自然反映。再次，農村治理關系的理性化也進一步彰顯，很多農村地區的村莊選舉蛻化為各個金主之間的對決，而村民卻對此坦然受之，甚至于將之當做獲取私利的機會。
2.市場的興起。毋庸置疑，城市是市場關系再生產的主要空間。對于大多數農民工家庭而言，打工收入是其支持家庭再生產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也就意味著這種生產關系已深深地嵌入了每一個農民家庭之中。很多城市打工者盡管心懷“賺錢”、“養家糊口”或完成人生任務的理想，并無明顯的階級意識，但是，城市工地、工廠無時不籠罩在市場關系網絡之中，人們看到了燈紅酒綠，卻很難在城市支配自己的生活。由此帶來的不公平感和壓迫感，確屬打工者的真實生活感。農村巨變的另一面是城市化的高速推進，是資本的高歌猛進。總體上，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惠及了絕大多數農民家庭，市場關系中剝削性的一面并未影響打工者的城市化夢想。其明顯表現是，已有相當大一部分農民家庭成功地進城，未能進城的農民家庭也并未無產階級化，反而得益于打工收入提升了農村生活水平。
3.社會分工形式改變。傳統社會的代際分工和性別分工在巨變時期具有了全新內涵。其核心是，代際分工成為家庭內部分工的主軸，并由此支起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全面轉型。一個農村三代家庭的理想模型是：年輕夫婦在城市務工，年老夫婦和未成年小孩在農村務農、上學、養老。因此，城市是農村家庭進行資本積累的場所，而農村則是維持農村家庭再生產的主要場所。與傳統社會不同，代際分工本質上是第一產業和其它產業之間的分工，是城鄉之間的分工，它通過獨特的家庭結構實現了社會分工轉型。假如說傳統社會分工是同質性較強的分工，具有可替代性的話，那么，現代社會分工則有鮮明的異質性，更強調分工合作。
顯然，對于個體、家庭而言，農村巨變難免意味著各種悲歡離合的體驗，但對于社會轉型而言，它卻是各種歷史定律的耦合。
魔幻
這些年，大眾媒體熱衷于傳播有關農村的各種“魔幻”現象，這需置于宏大敘事中加以闡釋。
一些“魔幻”現象是社會事實。比如，“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制造了留守現象，并由此帶來了系列社會問題；再如，共同體關系的喪失，使得農村社會關系發生異化，一種既不符合傳統道德共同體規范，又不符合現代契約關系的“無功德的個人”現象泛濫；還有，鄉村價值生產能力的缺失，使其聚合了諸多惡俗文化。之所以將之看作是社會事實，是因為它們是由“農村巨變”這一宏大歷史進程所塑造的失范現象，并且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但是，就此認定這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則大可不必。因為，農村巨變本身是一個中和的過程，它既意味著對傳統共同體關系的解構，卻也意味著新型社會形態的建構，它所帶來的活力與社會失范現象一樣真實。
很多“魔幻”現象并不是社會事實，只是個別的獵奇現象。《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中所提及的大多數“魔幻”現象，與“農村巨變”這一過程沒有多大關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它最大的可能是媒介傳播所制造出的“幻象”。只不過，這一“幻象”倒是真真切切地抓住了這個時代巨變的脈搏：這是一個“變化”本身就有政治正確性的時代，只要是新奇的，無論好壞，都可獲得廣泛認可。
筆者覺得，對巨變時代“魔幻感”最貼切的解釋是：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想想還在三十年前，我們才解決吃飽的問題；十年前，人們還未解決吃好的問題，都在擔心“三農”危機。那個時候，誰會去關心農村的精神世界？而今，大家卻在探討“鄉愁”，擔心禮崩樂壞了。不客氣地說，那是因為：吃飽了，撐的。
其實我已經感慨過很多次了，我們今日的時代，真魔幻。
一邊是高鐵飛馳，高樓林立的北上廣深。一邊是快手中混沌沉淪的中國農村。
兩個如黑白一樣對稱的板塊，正好構成了一個完整真實的中國。
其實我深知，看這篇文章的讀者，都不是快手用戶，也鮮有鄉村人群。可能有很多朋友只是抱著獵奇的視角審視這些來自來自底層的人和事，作為談資和笑料，甚至覺得這些人、事與我何干呢？
對此，最后我送給大家一首約翰·多恩的詩，這首詩想必會給你答案，慢慢體會。
《沒有誰能像一座孤島》
在大海里獨踞
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
連接成整個陸地
如果有一塊泥土被海水沖擊
歐洲就會失去一角
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無論誰死了
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里
因此我從不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我，也為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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