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型與演化
【摘要】中國農耕經濟以有限的土地資源與血緣家族結合和平衡,產生了超穩定的鄉土社會結構,唯有打破這種結合與平衡,才能從根本上推進鄉土社會結構轉型。改革開放以來,從推行農村家庭承包制開始,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出現,鄉村工業和各種非農產業大發展,小城鎮不斷崛起,從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沖擊和改造農耕經濟,血緣與地緣的結合開始松動,業緣關系長足發展,鄉土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入初級階段,并產生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從沿海到內陸的三大有效推進方式。
【關鍵詞】農耕經濟；社會結構轉型；中國社會結構；地緣關系；中國鄉土；鄉土社會；鄉村工業；差序格局；社會分層；農民流動；
一、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型
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的解釋,所謂社會結構,是指社會體系各組成部分或諸要素之間比較持久、穩定的相互聯系模式。應該說,社會學關于社會結構的解釋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結構?有的提“農業社會結構”,有的提“鄉村社會結構”,有的提“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結構”,有的提“二元社會結構”,有的提“計劃社會體制”,有的將產業結構也包含在社會結構之中。可見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型與演化,對研究社會結構轉型已經十分重要。
正確答案還是應該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指引中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貫指引我們從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中尋求各種人類社會的難解之謎。據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生產其它社會關系和方式的理論,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型只能是具有5000年（可能更長）歷史的以中國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宗法社會結構,費孝通先生稱之為鄉土社會結構。前述產業結構應屬經濟范疇,所謂封閉半封閉社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計劃社會體制等無疑都是鄉土社會結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具有歷史性的特殊表現方式,它們既是轉型的歷史產物,又是歷史性的轉型對象。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結構原型,即中國鄉土社會結構,按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的指引,有如下一些比較持久和穩定的聯系模式根深蒂固：1.以血緣與地緣相融合為特征的鄉土關系；2.以人倫等級為特征的差序格局；3.以克己復禮為特征的禮治秩序；4.以教化權力為特征的長老統治；5.以家天下政統為特征的雙軌政治。上述鄉土結構與西方封建社會結構相比較,有一些重要差別：1.中國是專制與集權高度統一,西方是專制與分權相統一；2.中國是流動性的等級制,西方是凝固的等級制；3.中國重禮治與吏治,西方重法治；4.中國以家庭、家族為本位,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由于中國社會結構原型的特殊性,其中蘊含著多種變異的可能,如果處理不當,則可能導致結構畸形。這類結構因以宗族家庭為基礎,轉型功能具有較強的慣性,不易發動起來；一旦發動起來,能量很大,而且曠日持久。
一百多年來,中國鄉土社會結構在轉型過程中,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先后生產了一些具有歷史性負作用的畸形兒,諸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計劃社會和城鄉二元體制。經過近百年的奮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計劃社會和城鄉二元體制問題還相當嚴重,中國鄉土社會結構的轉型將是復雜、曲折且十分艱難的歷史過程。
二、中國鄉土社會結構的深厚根基
同西方的傳統農耕社會相比較,中國的農耕社會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形成了超穩定的鄉土社會結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鄉土社會結構具有獨特的深厚根基,如果要有效調整鄉土社會結構,促其良性轉型,必須從變革根基入手。
中國鄉土社會結構的深厚根基深藏于農耕經濟,其特點可以簡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1.自給自足、自我綿續的自然經濟。中國的農耕經濟一開始就走上了自給自足、自我綿續的獨特發展道路。農民以單一種植業為生存之源,以家庭為基本經營方式,聚村而居,共同利用以土地和水利為主要內容的稀缺自然資源,以自然方式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由于土地無法流動,人們離開土地后就會失去生活資源,這就使得人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土地上,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維持一種長久的家庭人口與家庭物質資料的簡單再生產過程。
2.農耕經濟與農耕文化相互融合,強化了鄉土社會結構的固滯性。由流動走向定居,是農耕經濟與農耕文化融合的催化劑。而農耕文化的不斷發展,又強化了農民的定居意識,從而促使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巨量勞動,固化農耕經濟。就農民而言,土地就是生活之源,“背井離鄉”是人們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選擇。就國家而言,農民作為農耕經濟的主體,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家賦稅的基本承擔者和社會上層建筑的根基。“以農立國”成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特征,并積淀為相應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由于地理條件的封閉性,中國農耕文化在溝通不便的古代,很難與外界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進行交流,在歷史沉積的作用下,日益自我封閉、自我完善,形成一種超穩定格局。
3.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融為一體,鄉土社會家族化。歷史地看,中國和西方社會結構都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但不同的土地制度造就了不同的結構根基。在西方,普遍實行封土制,而中國實行地主所有制。在地主所有制下,雖然容易實行土地兼并,但因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從而為家庭與土地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空間,促使農民以能得到土地為世代奮斗目標。農民一旦占有土地,就會世代相傳,安土重遷。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中國小農經濟世代相續的歷史根源。家庭與土地長期融合的歷史產物是農耕社會宗族化,并依此形成家天下政統,從而生產出農耕經濟、農耕文化、農耕政治三農一體的中國特色。
由此可知,中國鄉土社會結構之根深扎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之上。稀缺的土地資源與血緣家庭的結合、平衡和外展,形成“三農一體”的鄉土社會結構,唯有打破這種結合與平衡,才能動搖其根基。怎樣才能打破這種結合與平衡呢?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剝奪”之路。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啟示我們,有效途徑是培養非農產業的內生力,加大變革農耕經濟的力度。
三、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生力培養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涌現,鄉村工業的發展,小城鎮的崛起,一些地區的鄉土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大中城市增多,城市化水平提高,諸如此類都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應該怎樣準確而合理地理解這些重大改革成就在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價值呢?如果將這些成就看成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重要表現,并依此來評價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狀態和水平,無論估價過高還是過低,都應該是無可厚非的。我想移植張琢先生的內生力觀點,換一個角度看問題。
套用張琢先生的話來說,相對于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生力而言,許多具體的改革成就只是水到渠成之事。如果把已經取得的和將要取得的改革成就看成是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生力,便可提綱挈領,把握轉型規律,充分利用已經產生和將要產生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推進鄉土社會結構轉型。
如前所述,在社會結構轉型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中國是遲發外生型國家,要有效推進社會結構轉型,就必須將外生力不斷轉化為內生力,即努力培養來自國家內部的工業化和一切非農產業的推動力。這種內生力的能量越大,工業化和一切非農產業的發展成就也愈大,農耕經濟變革的速度就會加快。如果城市的吸納力大,鄉村工業的職位多,離土農民就會增多,農耕經濟的份額就會減少,鄉土社會的根基就會削弱。
集改革開放20年的成就,我們可以從如下幾方面全面理解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生力：1.由于市場的作用,農耕經濟由單一種植業向多種經營發展,由小農業向大農業發展,為農耕經濟產業化創造了條件。有了農耕經濟產業化的條件,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就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農耕經濟的性質,根除鄉土社會結構的根基。王輝先生研究的大邱莊由一個村轉化為“一鎮四街”（1）就是一個范例。2.家庭經營由依賴土地向依賴市場轉化,家庭經營資源的多樣化不斷突破血緣與地緣的依賴關系,家庭成員也不斷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源源不斷地開發出非農產業的人力資源,形成龐大的非農產業大軍。有了龐大的非農產業大軍,他們就會在農耕經濟之外,尋求更多、更豐富的發展機會,從而加快非農產業的發展進程。3.鄉村工業的發展突破農耕經濟的一統天下,奠定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基礎。4.小城鎮的崛起和農民工進城,創造了城鄉融通的渠道,推進城鄉社會流動,加快了農村非農產業和城市大工業的結合進程。5.大中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增強了城市對農村的引力和城市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諸方面的擴散力。以上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生力的初步發育,將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產生重要影響。能否準確理解和把握上述內生力,并將其科學應用于鄉土社會結構的轉型過程,對社會結構的調整和促進鄉土社會結構轉型至關重要。
四、社會結構轉型的全球推進
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是在全球進程中始發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全球進程。盡管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全球進程中存在著東西方國家之間的差異,但至少在如下幾方面是公認的：
1.人類社會存在一種事實上的工業化進程（有的稱為現代化進程,以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為標志,還是應該稱為工業化進程）,15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愈來愈證實了這一點。無論是早發內生型國家,還是遲發外生型國家,在歷史發展的共時性方面,都面臨過或正面臨著本質相同的一些基本問題,而且都是工業化引發的重大問題,所不同的只是表現方式。
2.工業化是一種全球進程。工業化進程始于早發西方國家,也存在于遲發的東方國家,產生于資本主義體制,也共生于社會主義或混合經濟體制,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和特權。一些非常特殊的國家和地區也許不會出現工業化,但就全球意義來說,所有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和社會結構轉型都是工業化所致。一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愈是緊密,其社會結構就愈受到工業化浪潮的沖擊。若是一個國家孤立于世界之外,工業化對它來說,也許就遙遙無期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存在工業化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則是與這種世界范圍的工業化發生什么關系。一旦這個國家被納入這個世界,它的社會結構就向工業化方向轉型。
3.社會結構轉型必須培養內生力。早發工業化國家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而發生和發展的,遲發非工業化國家則應善于從本國國情出發,通過引進和改造,培養內生力。以大工業為主體的非農產業體系是社會結構轉型的動力源。
4.中國工業化進程是對農耕經濟和鄉土社會的超越,含有更多的世界性成分,但又必須根植或改良于農耕經濟和鄉土社會,中國工業化的實踐將表現為具有本土特色的世界性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任何一個落后國家和民族要完成社會結構轉型,都要經歷兩個階段：1.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形成主權國家；2.產業革命,發展工業經濟。歷史地看,中國的主權雖在秦王朝時期就業已建立,但幾經周折,到恢復主權時,已是公元1949年。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只能同英國17世紀相類比,遲發近300年。但是,中國在短短半個世紀取得的工業化成就是舉世無雙的。特別是近2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工業經濟的增長速度已居世界各國之首。然而,由于歷史的沉積,中國僅僅步入由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初級階段。
五、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歷史進程
1949年以前,自西方工業經濟影響中國社會以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處于為社會結構轉型創造前提的時期,根本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因為只有結束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狀態,實現民族獨立,才能為推進鄉土社會結構轉型創造基本前提。
1861年至1949年,88年時間,中國沒有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中國社會結構仍然處于傳統農耕經濟的制約中。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改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中國具備了獨立自主的發展工業經濟、改革農業經濟、推進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前提條件。但是,建國不久,國家工業重心出現偏差,經濟工作從屬于政治工作,工業經濟發展走了彎路。尤為嚴重的是在一系列不合國情的政策和路線指引下,形成了兩個畸形社會產兒：一個是與計劃經濟配套的計劃社會體制,鄉土社會被整體套進計劃社會；另一個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由于鄉土社會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很少得到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資源,農耕經濟和鄉土社會結構在計劃體制和政治制約中更加僵化。
中國鄉土社會結構的轉型以農村經濟改革為重大轉機。1978年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生產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第一次使農民在土地之外尋求生存與發展資源。于是農民工進城,鄉村工業和各種非農產業興起,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建立市場聯系,中國的農耕經濟開始接受工業經濟的革命性改造,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賴以生長和延續的根基開始動搖。
六、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初級表現
最近幾年,對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描述研究逐漸多起來。由于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區域性差異,不同的研究個案產生了不同的研究結論。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農村社會,只經過了短短20年的時間,就已基本實現了從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但從全國范圍來看,這只能看作中國鄉土社會轉型的特例,是局部表現,是在特殊政策、特殊歷史機遇和特殊資源組合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全國大多數農村無法效仿,尤其是特區農村的轉型模式,根本不可能大面積拓展。從全國范圍看,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轉型初期的鄉土社會；從歷史進程看,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只是初露端倪。
根據最新研究成果,我們已能概括出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初級表現：1.血緣與地緣的融合關系受到沖擊,血緣家族網絡結構開始弱化。在鄉土社會,血緣與地緣關系高度融合,血緣家族網絡構成主導性的社會關系。鄉村工業和非農產業的發展,農民工走出家庭,離開土地,在血緣與非血緣關系中從事生產勞動,使家庭、家族新一代成員的社會關系格局超越家庭與土地的規限,逐步向業緣關系發展。2.家庭、家族力量弱化,社會組織力量增強。鄉村工業和小城鎮的發展,促進農民離土和農村社會分化,農民開始擺脫地緣勢力（即家族勢力）的支配,鄉土力量對農民的決定作用弱化,新的社會組織包括工業組織、城鎮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的支配力量愈來愈強。3.人倫基礎動搖,力量重心開始轉移。非農產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推進,人際關系變化,人的地位和身份改變,動搖了傳統人倫基礎,弘揚了人的個性,傳統權威開始讓位于人的職業、能力和個人業績,包括金錢和財富。人倫基礎的動搖意味著傳統權力包括家庭、家族權力和長老權力弱化,權力重心開始轉向非農業經營者和管理精英,轉向有知識、有能力的中青年人。4.農民開始分層,差序格局被突破。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是以人倫為基礎的,人際之間只有等級沒有平等。農耕經濟變革,農民進入市場,平等的商品經濟促使農民打破人倫等級秩序,按市場社會的標準劃分社會階層。由于農民的財產、權力和聲望諸方面開始分化,農民的分層也將隨著上述諸要素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農民將用新的社會分層逐步改變傳統的差序格局。5.禮治秩序弱化,法治秩序增強。隨著上述變化的發生和發展,農村社會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從家庭、家族走向社會,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的作用增強,農民的法治觀念增強,農民開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利益,用法治突破禮治的約束。6.農民走向市場,城鄉聯系加強,城鄉二元結構被突破。農業生產商品化,鄉村工業發展,農民工進城,小城鎮崛起,以及市場經濟的推進,密切了城鄉經濟與社會關系,從而使鄉土社會與城市社會逐步融通,少數農村社會已經實現城市化。
七、轉型社會的結構特征
在落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化水平和工業化人口是不同步的。就前者而言,一個國家可以在少數城市和某些工業與科技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就后者而言,卻可能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已快速進入“中期發展階段”（2）,某些領域的發展水平更高。但中國工業化所涵蓋的人口包括整個城市人口,至今尚未突破30%。換句話說,中國尚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以農耕經濟為主導的農村社會。正因為如此,在鄉土社會結構向工業社會結構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當前的中國社會只能稱為轉型社會。
參照楊心恒教授關于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觀點（3）,我們可以從如下諸方面認識轉型社會的結構特征：1.以血緣為根,業緣關系與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相互滲透與并存。雖然鄉土社會的血緣與地緣關系已經改變面貌,但一部分非農產業仍以血緣為本位逐步向業緣拓展,產業離土不離鄉,農民離土不離家,進城農民與農村非農產業的離土農民,根仍然扎在鄉土血緣關系中。2.血緣與地緣的結合關系仍然是農村社會的主導關系。全國大多數農村社會的離土農民數量和非農產業的份額有限,而且處于不穩定狀態,流動農民仍然離鄉不離土。3.長老權力與青年精英同時并存。由于農耕經濟的地位尚未根本改變,農村的家庭功能處于傳統狀態,長老權力仍有經濟和社會文化基礎,加上農村改革開放出現的權威與權力真空,很多家庭與地方事務,包括婚喪嫁娶、興學校與修水利之類仍需族人的權威。中青年精英雖然越來越受重視,但只是處于發育期,大多表現在非農產業和部分公共事務方面。4.差序格局與社會分層同時并存。農耕經濟在血緣與地緣的結合中生產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非農產業超越血緣與地緣的結合創造社會分層,二者同時并存,相互作用。農民的社會分層正在改變差序格局,但差序格局制約社會分層。5.禮治與法治并存。在廣大農村社會和一些已經實現工業化改造的小城鎮以及城市社區,宗法關系仍然嚴重,傳統禮教仍制約生活,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人員素質低,法治在基層走樣,人們普遍寄希望于“清官”。禮治制約著法治,倫理大于法。6.城鄉分割與城鄉融通并存。這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城鄉經濟、文化與社會流動加速,城鄉之間的分割狀態正在變遷。然而,中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鄉二元結構尚未根本改變,戶籍、人事、單位分割制度普遍存在,城市農村分隔管理,加上市場機制不健全,農民進城難、離土難、改變職業和身份難、城鄉通婚難,有些家庭還是一家兩制,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員兩種身份共存。諸如此類的現象嚴重限制了農民流動和城鄉融通的進程。
八、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推進方式
改革開放20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包括農耕經濟變革和農村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相比較而言,中國在社會體制改革包括社會結構轉型及調整方面相對滯后。一般來說,經濟結構調整在前,社會結構調整在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社會結構的調整不能長期處于被動狀態,否則會影響經濟發展。合理的狀態是通過調整社會結構,推進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促使經濟社會結構協調發展,相互作用,共同進步。
如何有效地調整社會結構,推進中國社會結構由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呢?結合社會結構轉型的世界進程和中國一百多年的轉型經驗,可以總結出三種互濟互補的推進方式：
1.由中央向地方推進。中國作為發展中的遲發外生型農業大國,經濟與社會結構轉型的方式,與早發內生型西方國家有重大差別。西方國家的轉型方式從原始積累開始,由下而上,由內而外。由于西方國家由西向東推進世界工業化進程,中國已經不可能通過原始積累培養內生力。在全球范圍內,中國命定采取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的推進方式。由外而內是大勢所趨,由上而下是主動推進。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實踐說明了由中央到地方,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事關農村進步發展的方方面面,通過政策導向、財力支持、思想教育和宏觀調控與管理等各種有效手段,農民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這是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推進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政治方式。
2.由城市向農村推進。用城市剝奪農村、用工業剝奪農業的方式推進國家工業化進程,這是一些早發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經驗。但在中國,這種方式行不通。中國的城市與農村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且城市離不開農村。因此,中國只能通過城鄉之間的聯系、合作與融通,通過城市對農村的支持與改造,逐步帶動農村工業化。建國后,前30年的城鄉二元結構方式是失敗的。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變革城鄉二元結構,不斷增強城市對農村的市場集散能力和工業經濟的擴散能力,有力地促進了鄉村工業和小城鎮的發展。發展鄉村工業和小城鎮是中國農村工業化和鄉土社會結構轉型的必由之路。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推進方式。
3.由沿海向內地推進。工業化發展先是借助天然航運的便利,沿著海岸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推進,然后利用陸上和空中運輸由沿海向內陸拓展,這是人類工業化興起于沿海國家和沿海城市的歷史原因。二戰以來,東亞地區工業化發展較快的國家、地區和城市都在亞洲太平洋沿岸,包括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以及中國的發展經濟帶。自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工業化發展成就最顯著的城市地區,包括農村工業化發展,也在從廣東到渤海灣的沿海一線和從上海到重慶的沿江城市帶。盡管今天的世界已經形成了立體化的全球推進格局,而在中國,沿海城市率先工業化,并由沿海順江而上向內地拓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空間推進方式。
綜上所述,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結構轉型,首先應該比較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型與演化規律,揭示中國社會結構原型的深厚根基和轉型的復雜性,把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置于全球進程中,著眼于培養結構轉型的內生力,創造改變社會結構變革滯后于經濟變革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注釋：
（1）王輝：《大邱莊的社會結構變遷》,《中國經濟開放與社會結構變遷》,15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2）陸學藝：《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結構》,《中國經濟開放與社會結構變遷》,1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3）楊心恒：《從鄉土社會到工業文明》,《中國社會結構轉型》,119頁,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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