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動員型組織的日常化:農村老年人協會的運作邏輯與演變路徑
——基于湖北W村老年人協會的個案研究
摘要：老年人協會是應對中國社會老齡化的重要舉措。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由外部資源促進內部發展”是老年人協會建立與發展的必由之路。面對鄉村社會復雜多元的制度環境，老年人協會依靠村莊動員形成了制度化的動員型組織結構，表現為結構增生、功能外溢和規則妥協。制度化成本和組織內在張力導致老年人協會逐步走向日常化。日常化意味著老年人協會真正融入村莊的社會網絡和文化傳統，成為村莊秩序和文化傳統的守護者和擔綱者。國家在扶持和推廣農村老年人協會時，需要從文化建設和鄉村建設的戰略著眼，鼓勵和尊重老年人協會自發探索的積極性，形成“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協會建設模式。
關鍵詞：老年人協會；動員型結構；制度化；日常化；組織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目前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人口紅利的終結，如何滿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將構成中國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題。同時，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中青年人外流進一步加劇了農村老齡化，強化了農村老人的福利危機。農村老人的生活照料與精神需求已經引起廣泛關注。
出于再造農村老人福利的目的，農村老年人協會應運而生，并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目前學界關于老年人協會的研究并不豐富，老年人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研究對象尚未受到足夠關注。梳理既有研究發現：首先，老年人協會往往被納入民間組織發育的普遍性框架，從而遮蔽了農村老年人協會的特殊性問題[1-2]；其次，既有研究主要關注老年人協會的功能：老年人協會作為治理主體，可以介入糾紛調解、公共品供給等村莊治理領域[3-4]，從而與村級正式組織形成“復合治理”的格局[5]；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農村老年人協會之于社區再造與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6]，老年人協會進而被賦予鄉村公共文化再造的重要使命[7]。
總的來看，學界對老年人協會功能的聚焦體現了較為濃厚的政策關懷。但是，作為村莊制度系統中的組織，老年人協會如何生成、運作、適應和轉型的過程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組織是老年人協會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功能依托的基礎。楊曉明引入制度主義的視角詮釋了老年人協會與鄉土社會之間的互動，并初步討論了老年人協會在鄉村社會生存的基礎在于制度（農村傳統文化資源、共享的社會價值觀念等）為人們的接受程度和老年人協會對制度資源的利用程度。[8]雖然作者低估了農村社會制度環境的復雜性，未能充分闡釋老年人協會的組織制度化過程，但無疑是一個富有啟發的初步嘗試。
農村老年人協會組織建設的模式具有較大的差異性。既有研究往往植根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發達的經濟條件、相對傳統的宗族結構為當地老年人協會的內生發展提供了基礎，老年人在農村社會中日漸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銀色力量[9]。但廣大的中西部農村因為村莊資源稀缺、傳統結構脆弱，村莊并無內在生成老年人協會的基礎和條件。當地老年人協會往往是外力干預的結果，其進入村莊社會的過程因而也是與村莊歷史傳統、地方性規范和村莊多重主體等村莊制度系統相互碰撞、調試與逐步融合的過程。老年人協會相對于村莊制度系統的外生性形成了組織的適應性變遷，并表現為動員型組織的日常化過程。
2014年9月17至9月24日，筆者赴湖北省W村老年人協會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調研，調研主要關注該村老年人協會的建設與運轉情況。該老年人協會成立于2003年5月，是在湖北省某機關單位的駐村工作隊和高校力量的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民間組織。老年人協會成立至今已經12年，其成效已經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因此，通過理解W村老年人協會的運作邏輯和演變路徑，進而揭示中西部農村地區農村老年人協會的發展規律，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和政策價值。
二、組織成立：以外部資源促內部發展
（一）老人的邊緣化及其需求
鄉土中國已經漸行漸遠。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老人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逐漸跌落。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中青年人逐漸掌握了“時勢權力”[10]76。由于傳統的血緣結構、倫理規范和靜態封閉的村莊社會已經遭遇“流動的現代性”的沖擊，老人的“長老權力”[10]66基礎瓦解，導致老人的邊緣化處境。
W村總人口約1700人，其中，超過60歲的老人有205人，老齡化比例達到12%。村內土地因為發展水產養殖的需要，幾乎全部都被改為魚塘。當地農民的主導型家計模式是水產養殖。老年人一方面通過天然捕撈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大部分老人還需要協助子代發展養殖。老人在代際關系中的依附性和不均衡性，意味著老人生命中很長一段時間需要依靠自養。自養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相對自主，同時還意味著居住空間的孤立和社會交往的缺乏。老人“自覺”地為其依附性地位和孤立性狀態辯護，如生活習慣、飲食習慣不同，但這種“自覺”恰恰反映了“會做老”的標準在當地已經成為一種共識。老人在家庭中的邊緣化進一步導致了老人在村莊中的邊緣化。在雙重邊緣化的處境中，老人的需求難以獲得表達的機會和正當性，老人群體因而也并不具有自發生成和組織老年人協會的能力，雖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認老人自我實現的需求與渴望。
（二）從資源動員到村莊動員
曹錦清認為中國農民具有“善分不善合”的文化心理特征[11]。確切來看，這一說法應該限制在“經濟行動”領域。同時，考慮到中國人在現實社會關系取向上“情境中心”[12]的特點，我們不應該在抽象的層次上討論農民的分與合，而應該回到村莊日常生活的基本場域理解農民組織起來的可能性。
老年人協會是文化建設的組織形式，其目的是為了改善老人地位，增加老人福利，豐富老人生活，從而為老人的晚年生活賦予意義。因此，老年人協會具有公共品供給的功能。與物質性公共品的分配邏輯不同，文化公共品的獲得以主體參與式體驗為基礎。因此，老年人協會可以有效且低成本地化解物質公共品供給中的“搭便車”行為，但這并不必然導致老年人協會在村莊中的自發生成和扎根，外部力量的介入因而頗為必要：首先，W村老年人協會的產生源于外部的制度設計；其次，協會的運作資金主要來源于社會力量捐贈，每年固定資金為5000元，另有不定期的捐贈。W村老年人協會資源動員的主體——駐村工作隊固然具有體制性的身份，但并非政府常態化的治理主體。“駐點”的階段性決定了這種資源動員很難有后續體制性資源的持續跟進和保障。
由外而內的資源動員固然催生了W村老年人協會，但老年人協會的發展還需要一個村莊內部動員的過程，從而將資源動員的外生性和被動性轉化為村莊動員的內在性和主動性，實現外部資源促進內部發展的目標。村莊動員是老年人協會迎合村莊制度系統，從而被村莊制度系統認可與接納的制度化過程。
三、動員型組織的制度建構與運作邏輯
新制度主義的基本出發點是：任何一個組織都必須適應環境而生存，因而必須從組織和環境的關系上去認識組織現象[13]。本文的制度化并非主體被動吸收外部制度要素的靜態過程，而是強調了組織相對于制度的能動性。筆者將老年人協會適應村莊制度環境的過程定義為“村莊動員”：首先，村莊社會作為一個制度系統具有較強的非正式性；其次，組織的外生性意味著組織的進入必然攪動村莊原有社會關系、權力結構與“自然態度”，在此過程中，組織將重新定義制度環境，創造有利于組織生存的土壤。
具體來說，老年人協會的村莊動員包含三個邏輯上前后相繼的動員鏈條：即“組織動員——合法性動員——參與性動員”，三者形成組織的動員結構。組織動員是老年人協會之所以可能的基礎性條件，在動員鏈條中，它既具有自己的獨立意義，同時又構成合法性動員與參與性動員的基礎；合法性動員的目的是獲得認可與接受，根據動員的對象，又可操作化為兩個維度：以村干部為對象的體制性合法性和以普通村民為對象的地方性規范；參與性動員的目標是為老年人協會的組織形式建構厚重的群眾基礎，進而提供福利供給的對象。總的來看，組織動員構成合法性動員的基礎，參與性動員則構成合法性動員的歸宿。不同動員方式遵循著特定的邏輯，三種動員類型的平衡是維持動員鏈條連續性和動員結構穩定性的條件，從而形成村莊動員的最大合力。
（一）組織動員
組織動員即通過組織設置和組織安排吸納村莊中的“賦閑精英”，調動他們參與老年人協會建設的積極性。W村老年人協會成立初期設置了比較合理的組織制度框架和人員職能分工。協會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在村支書的推薦下產生。協會共有理事會成員13人，包括名譽會長（村支部書記）、會長、副會長、會計、出納，以及六個功能小組的正（副）組長。每個村民小組都在理事會有其代表。會長、副會長均不拿工資，具有較強的公益性和服務性。
由外而內的資源動員具有不可持續性，這意味著老年人協會難以對精英進行利益動員。老年人協會并非經濟組織，其內部的利益存量和增量均不足以支撐高成本的利益動員方式。然而，老年人協會所處的制度環境是具有熟人色彩的村莊社會，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組織所面對的陌生人社會和市場環境。當地人講“面子”、重名譽，對村莊生活仍然存在較長的預期。因此，老年人協會通過組織建設吸納精英的方式形成對“賦閑精英”的動員。
案例1：協會一名干部講到：“SDQ以前是常年不到會的，后來，把他利用起來了，當上了副會長。現在，只要有空，他就到老年人協會去玩，覺得還不錯，他們兩老口都過來。”在入戶訪談時，偶然碰到了他的老伴。問及她對老年人協會的看法，她說：“我自己也要積極一點，畢竟自己的丈夫是副會長，自己也要帶頭。”
以精英為對象的組織動員的有效性基礎在于村莊內部現有文化網絡。組織動員的目的是通過老年人協會凝聚地方性精英，重建已經失去中心地位的權力文化網絡。老年人協會通過凝聚精英，并以公益性和公共性的身份現身，成為新型文化網絡的權力主體和網絡節點。借助于村莊中的文化網絡，老年人協會所具有的能量和信息可以得到有效釋放。
（二）合法性動員
組織如果想要在它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下來并興旺發達，除了需要物質資源和技術信息之外，還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接受和信任。老年人協會獲得村莊社會的制度系統認可與接受的過程就是其合法化的過程。鄉村社會的復雜性表現為權力結構的多元性和地方性規范的自主性，形成了區別于“大傳統”的“小傳統”[14]。資源動員并不能將合法性資源直接深入到村莊社會的肌理，只有通過“小傳統”對老年人協會的合法性確認，才能激活和開掘村莊中現有與潛在的資源，老年人協會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基礎。
合法性動員涉及到組織與制度系統的關系。W?理查德?斯科特綜合不同社會理論家的觀點，認為制度有三大基礎性要素，即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15]58。這三大基礎要素構成了一個連續體，不同的制度要素支撐著不同的合法性基礎。當然，在實際生活的大多數制度形式中起作用的并非某一單獨的制度基礎要素。村莊是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的結合體，呈現出異常的制度復雜性。
1.以規制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
在村莊制度環境中，規制性要素主要通過村級正式組織得以表達和呈現。因此，以規制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涉及民間組織與村級正式組織的關系問題。駐點單位賦予老年人協會一定的體制性身份，但老年人協會并未被納入政府常態化管理的軌道。作為國家政權的代理人，村級組織是老年人協會首要的合法性來源。
老年人協會的精英動員所建構的新型權力文化網絡成為與村干部所依賴的權力組織網絡和利益網絡[16]相并行的一股力量。隨著基層政權日益懸浮[17]以及村莊的去政治化[18]，村干部與農民之間原有的“公”的關系逐漸化約為“私”的關系，形成了以利益為中心的治理格局，由此導致村級組織動員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弱化。老年人協會作為新型文化網絡中的權力主體可以轉化為治理主體，與村干部一起形成“復合治理”的格局。
W村老年人協會為動員村干部支持老年人協會的建設，向村級組織進行了權力讓渡。首先，村支書HDC以“名譽會長”的身份被納入到老年人協會的組織架構之中，參與老年人協會重大事務的決策，由此形成了老年人協會形式上由村委會領導的格局。例如，老年人協會的理事會成員人選都是在村支部書記的推薦下產生，在一些重大事項上，如重陽節活動，老年人協會也會協同村支部書記一起開展活動；其次，老年人協會積極介入村莊治理領域，協助村干部的工作，如計劃生育、糾紛調解等工作都會請老年人協會參加。權力讓渡降低了老年人協會的姿態，從而將自身工具化為協同和配合村級正式組織的力量，而非挑戰既有權威。
2.以規范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
村莊社會具有熟人社會性質，熟人社會中的長久預期是村莊規范的生成基礎。這些規范因無既定的組織依托而彌漫于村莊社會，成為一種無形的規訓力量。以規范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意味著，老年人協會不僅要融入這種規范，而且要承接這種規范并成為規范的有力擔綱者。
具體來看，這種規范主要表現為對協會的公共性的期待。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以維護特定群體利益為目標的組織往往很難具有正當性，這是“利益集團”在中國很難光明正大存在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協會是社區老年人互助組織，其宗旨是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增進老年人社會福利水平。但官方的這種“狹隘”定位顯然不符合地方文化傳統對組織的公共化定位。相對于村莊社會這一“公”的單位，老年人協會無疑是一個“大私”的單位：作為組織，它有相對固定的邊界，即只有超過60歲才能成為會員，享受協會的福利。當前村莊雖然呈現了“原子化”態勢，但村民對一個外生的組織仍然具有公共化的心理預期，老年人協會的村莊動員因此也涉及到如何獲得群眾認同與理解，使他們意識到協會并不是“邪會”。
村民對協會的公共性期待實際上構成了規范性的制度要素，并產生了普惠型福利供給要求。因此，以規范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主要通過再造村莊公共品的方式實現，以此證明，老人不僅能夠有所為，而且能夠超越老人群體本身形成面向村莊整體的福利增量，承擔起社會責任。老年人協會在其組織架構中設置的衛生組、龍燈隊，均直接關涉到全村的福利。腰鼓隊起初雖是以老人為主，但成立不到兩年，便開始向村莊中的中年婦女轉移，顯示了老年人協會對于村莊文化需求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限于其文化組織的功能定位和社會資本的資源依托，老年人協會無力提供諸如水利、道路等物質性公共品。文化性公共品的優勢在于可以通過較低的成本達成較高的福利效應，且相對于物質性公共品而言具有更高的開放性。老年人協會的龍燈隊、治喪隊、腰鼓隊的活動均形成了對整個村莊的有效動員，建立了群眾對老年人協會的認可。
案例2：舞龍燈是當地的歷史傳統，但在“文革”之后消失。老年人協會成立的第二年，會長與本村的一個“玩角”討論，認為村里農戶水產養殖虧本是因為沒有敬神，應該搞個什么活動。村支書提議玩龍燈，于是，老年協會出資2000元扎了龍燈，并成立了龍燈隊，在春節期間，到各家各戶去玩，不僅在本村，還被請到周邊幾個村莊，為村民帶來吉利。玩龍燈使得老年人協會打出了名聲，為村莊爭得了名譽，老人也由此出了風頭。
案例3：W所在地區頗有厚葬之風。如今，當地最等而下之的葬禮花費也在3萬元以上。喪葬活動有兩個環節花費頗大，一是請西洋樂隊，花費得幾千元。二是送葬時請“喪夫”，該環節花費甚大。出于對老人的尊重，同時，也是為了減少孝子的家庭負擔和煩惱，老年人協會成立了樂隊，購置了鑼、鼓、鈸，免費為本村去世的老人送葬。起初，老年人協會也試圖替代喪夫的角色，由老年人協會派人，免費“抬杠”，減少孝子的負擔，但可能因老人年紀較大，并無孝子來請，此事便不了了之。
與針對村級正式組織的合法性動員相比，這種針對村莊社會的合法性動員所面對的是更不規則的環境和更為多元化的偏好。老年人協會在動員過程中綜合運用各種方式，不僅激活并借用了傳統力量，而且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增加村莊的整體福利，譬如改善村莊環境、緩解儀式性花費、豐富文娛活動以及增加村莊的“面子”等。
3.以文化認知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
在村莊的制度系統中，文化認知要素指的是村民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自然態度”[19]，它以無意識的方式框定了主體對事物的判斷，構成了一種很難被觸動的認知圖式。在村莊中，老人的邊緣處境已經進入到“無意識”層次，以至于老人自身也對其處境感到理所當然。合法性動員的目標是建構一套重新理解老人的身份與角色的認知圖式，從而扭轉既有的習慣性認定。
村莊對老人的既有認知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對于老人“老無所用”的預設以及老人應該退出村莊公共生活的共識。協會籌備之時，村莊中曾經出現“協會如果能辦成，我把腦袋砍了”之類的負面話語。在一些人看來，老年人無力組織起來，也辦不成什么事情；其次，在“恩往下流”的代際關系模式下老人對子代的付出具有村莊規范層面的應然性，老人閑暇因而不具有正當性。
在這個意義上講，以文化認知性要素為基礎的合法性動員在整個合法性動員結構中具有根本性。只有打破既有的認知圖式，才能構筑老年人協會合法性的堅實基礎，進而為后續的參與性動員做鋪墊。具體來說，這種動員從以下兩點切入：首先，是通過組織各種活動，賦予老人主動性，證明“老有所為”，實現對老人身份的重新定義；其次，借由組織的引導，形成具有規范性和價值性的閑暇文化，平衡老人的代際責任與主體閑暇，以贏得子代對老人閑暇以及老年人協會的支持，例如，老年人協會對日常活動的性質與時間節奏的約束，即對打牌的大小的控制，以及對活動時間（上午10點到下午4點）的控制。
因此，老人走出家庭并不意味著與勞動分離，而是對勞動的互補。協會對老人的福利再造實際上是對閑暇的塑造。如此，通過發掘閑暇的意義并將之注入老人的生活，從而扭轉了老人在村莊中的消極角色，同時，通過協會對閑暇的引導和規范，又維系了代際關系的穩定性。
（三）參與性動員
老年人協會是社會文化組織而非經濟組織，其核心機制是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將有限的經濟資源轉化為社會效益與文化福利。因此，老年人協會再造福利的實踐建立在老年人主動參與和經驗共享的基礎之上，老人的參與度是評價老年人協會成功與否的基本指標。
從供給結構來看，老年人協會的福利供給與老人群體的福利需求之間具有內在契合性。但由于社會結構與地方規范的約束，供給與需求的對接并不一定完美。需求不一定能夠得以表達，供給因而不一定能找到對象。按照協會的規定，凡是年滿60歲即自動成為老年人協會會員。然而，從“隱身”會員到積極會員的轉變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參與性動員的目的是推動“隱身”會員向積極會員的轉變，解決供需難以有效對接的問題。具體來說，參與性動員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第一，以特定個體為對象的參與性動員。例如，老年人協會介入家庭糾紛，改善老人生活境遇，使老人能夠從家庭的過度羈絆中解放出來；探望生病老人，給以精神關懷；為過世的老人送葬；幫助患有血吸蟲病的老人籌集資源進行治療等等。老年人協會的福利行動促進了老人福利需求的表達；第二，以特定群體為對象的參與性動員。協會從老人的需求出發，組織集體活動，探索健康有益的活動形式，諸如成立象棋組、腰鼓隊、樂隊、龍燈隊等等，賦予老人的閑暇生活以正當性；第三，以重陽節為契機，建構了一套普遍化的儀式性動員機制，且通過普惠性福利發放的方式鼓勵老人參與到協會活動中，推動老人的身份轉變。參與性動員在具體的實踐中表現為差別化的動員方式，即以不同方式將不同類型的老人納入到老年人協會的福利供給范圍之中。
（四）動員型組織的制度化形態
經由村莊動員，老年人協會不僅建立了立足于村莊的基礎——精英結構、合法性和參與主體，而且形成了一套與動員結構相匹配的組織形態，本文將其定義為動員型組織。從組織的功能定位和運轉效率考慮，老年人協會本應該將自己的活動范圍限制為村莊中的老年人。但是，出于村莊動員的需要，老年人協會通過吸納村莊制度系統的要素，產生了結構增生、功能溢出和規則妥協，從而實現了組織的制度化。結構增生主要表現在老年人協會組織設置的復雜化。例如，村級組織的領導作用必須由協會內部“名譽會長”的職位設置表達；功能溢出意味著老年人協會一定意義上成為整個村莊的協會，協會組織運作過程中的諸多功能超出了老年人協會正式目標的設定；規則妥協主要指老年人協會運行中的時空安排和活動規范等與地方性共識的妥協與融合。
在中國村落社會研究的傳統中，村莊往往被視為一個共同體。共同體的本體論范式仍然影響著當下學者的村莊性質研究[20]。村莊作為一個獨立認知對象，提供了認識農村乃至認識中國問題的總體性現象，其要義在于對村莊整體主義的方法論自覺。組織作為村莊中的行動主體，一旦嵌入總體性的村莊制度系統，便不得不面向村莊總體，很難以特立獨行的方式運行。在此意義上，老年人協會的功能外溢是其組織適應與演變的必然后果。協會的村莊動員實際上就是老年人協會吸收村莊資源、融入村莊結構以及定義村莊規范的過程，這種動員具有深深的嵌入性，動員的過程同時也是組織被村莊的制度系統重新塑造的過程。
四、動員型組織的轉型動力與演變邏輯
（一）動員型組織的轉型動力
制度學派的組織研究由于始終未能超越自發秩序的前提性條件，因而未能將“動員”納入研究視野，制度化過程始終發生于日常化或常規化的系統之中。組織的生成被視為前提，忽視了組織初創階段的特殊性，進而忽視了組織變遷路徑的復雜性和波折性。動員本質上是一種積極擴張的具有建構性的社會行動，外生主體只有依靠動員的方式才能進入相對封閉和靜態的村莊制度系統。但是，村莊制度系統又尚未形成一個模式化和正規化結構，制度系統內主體間關系并非和諧統一，村干部、普通老人、民間精英以及非老年人之間的關系波動投射到動員結構內部，導致動員結構維持的高成本和動員型組織的不穩定，從而構成了動員型組織的轉型動力。
1.組織動員中的精英整合困局
組織動員有效性的基礎在于精英的各就其位和各得其所，這意味著老年人協會必須能夠滿足精英的多元訴求。老年人協會下設的興趣小組，如書法組、象棋組、評書組等，主要基于村莊中“賦閑精英”自我實現的訴求。然而，現實問題是，精英與精英之間的偏好與觀點往往存在差異，一些精英的偏好并不一定能得到其他會員的認可。評書組、書法組由于響應者寥寥，無形之中便遭到了排斥，組織動員賦予精英的效能感隨著一些興趣小組的邊緣化而遭到稀釋。
案例4：XCQ，如今已經84歲。在老年人協會成立之初，他非常積極，擔任評書組的組長以及書法組的副組長。因為讀過十年古書，頗有文化。在協會成立之初，他負責講評書，但講了一個多月后便不再講了。他的解釋是，“干部不重視了，對你不聞不問，會長有一班人，可以排除你。”如今，XCQ已經淡出了協會，前兩年還去玩，這兩年，他感覺在協會越來越難受，就不再去了。
組織動員的張力主要來自于精英之間的差異和緊張。老年人協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民間組織性質，意味著組織具有靈活的調試能力。納入老年人協會組織框架之中的精英也要受到其他精英的競爭以及普通會員的評估與反饋，與此同時，有限的組織資源和空間資源，進一步凸顯了張力，構成了對部分精英的擠壓和排斥。精英整合的困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組織動員的成效，從而弱化了老年人協會的動員結構。
2.合法性動員的類型沖突
制度環境具有復雜性。如前所述，與制度的三大基礎要素（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相聯系的合法性基礎也具有實質性區別，并且彼此之間可能發生沖突，如此便可能導致組織陷入合法性困境。合法性動員的內在緊張主要源于規制性要素和規范性要素的承載者——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關系。
當前農村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轉型之中，村莊中多元化的利益主體正不斷離析著村莊的共同體意義。伴隨著國家治理轉型，村干部“當家人”色彩弱化，“代理人”角色強化，村干部日益脫嵌于村莊社會。因此，老年人協會以村干部為對象的合法性動員可能導致村民失去對老年人協會的信任，村干部的信任危機通過合法化過程傳遞到老年人協會。調查中一些村民就認為，“老年人協會的干部都是村干部定的，換屆不換屆，都是由村書記說了算！”如此一來，老年人協會所重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可能萎縮，協會試圖塑造的以村莊整體利益為本的公共性形象受到侵蝕，最終影響到其規范性要素基礎上的合法性賦予。
3.參與性動員的成本
老年人是協會的主體，老年人協會的最終目標是再造老人福利，形成“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組織運作本身的“低成本、高福利”特性。老年人協會福利再造的重點是文化再造，其特點是不會因參與者增加而導致福利體驗的遞減，個體的參與本身反而會生產和放大福利。因此，廣泛的參與將強化老年人協會的“低成本、高福利”的屬性，實現組織效益的最優化。
但是，參與性動員也需要成本，如果動員的成本大于成員進入帶來的福利增量，則參與性動員將耗損組織的資源存量，最終影響組織的福利供給能力。為了了解老人參與協會的情況，筆者以W村的兩個村民小組為單位，對兩個小組內共53位老人參與協會的情況進行了細致統計。統計發現，老年人群體參與協會的情況因為生命周期的差異而呈現出一定分化，并主要沿著兩個維度展開，分別是量的差異——年齡和質的差異——家庭完整性。老人群體的分化加大了動員的成本和難度。
首先，根據年齡可以大致將老年人劃分為兩個群體，以70歲為界，70歲之前為低齡老人，70歲以上則為高齡老人。對于60歲到70歲之間的低齡老人，因為體力較好，尚未完全脫離生產，因而處于這一年齡段的老人到協會休閑的時間較少。經常參與老年人協會的主要是70歲以上的群體。其次，從家庭完整性來看，對于家庭結構不完整的單身老人，他們固然具有迫切加入并融入老年人協會的愿望，試圖在組織中找到情感歸屬以及身份認同。但是，對于家庭完整的老人而言，老年人協會只是作為滿足需求的替代性方式，因而尚未形成對老年人協會的迫切渴望與需求。
老人的分化必然影響到老年人協會組織動員的效率。協會并無能力解決一些老人所面臨的現實需要，例如，賺錢以維持基本的生計，也不一定能照顧到每個老人的具體感受和需求。事實上，從腰鼓隊的主體轉換便可以看出老年人協會針對特定個體或群體的差別化動員方式的限度。
案例5：腰鼓隊成立于2003年，起初成立的緣由主要是，“老年人協會辦起來了，總要辦點出色的東西”。腰鼓隊的成員最開始都是年齡在60—70歲之間的女性，一共有18人，開始的時候，積極性很高，老人也不怕丑，晚上也都在訓練。隨后，因為有人中風，有人病故，有的人身子吃不消，老人開始逐漸退出。2005年，有七個老人主動退出。于是，只好增補中年婦女進來，到了2010年左右，老年人的腰鼓隊徹底變成了中年人的腰鼓隊。
除了以特定老年人群體為對象的差別化動員之外，老年人協會針對全村老年人的普遍性動員主要是重陽節時以福利性為基礎的儀式性動員。老年人協會復興了重陽節在當地的文化意義，并以此為基礎構造了新會員的進入儀式，但這種以個體化的福利發放為基礎的無差別的動員方式漸漸成為組織運作日益沉重的負擔。
4.動員鏈條中的沖突
動員的限度不僅存在于每種動員方式的內部，同時也存在于不同的動員方式之間：
第一，組織動員與村干部的合法性沖突。組織動員的目的是建構以老年人協會為中心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但是，這套網絡與村干部所立足的權力的組織網絡具有一定的重合性。W村全村共25名黨員，其中有10名屬于老年人協會的會員。經由組織動員，這些本來由村級組織掌握的權力資源被吸納到老年人協會，老黨員成為支撐老年人協會發展的骨干力量。老年人協會固然需要尋求村級正式組織所賦予的合法性要素，但組織動員形成的精英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反制村級正式組織。
案例6：村支書HDC在成立老年人協會時，本來比較積極。最初，他之所以響應工作隊的號召支持成立老年人協會，主要的考慮還不是“老有所樂”，而是“老有所為”，希望協會成立以后幫村干部做些事情。但是，當老年人協會沒有達成收稅、化債這些目標的時候，村支書就覺得老年人協會沒有意義，試圖限制老年人協會的活動。會長聽到風聲之后，便開始動員老年人協會中的黨員改選書記，得到了老黨員的積極響應。HDC聞訊之后，便與會長、老黨員等多次溝通，如此才化解了改選危機。
基層社會中村級正式組織與民間組織關系的復雜性由此呈現：一方面，作為民間組織的老年人協會需要村級組織的合法性認可以及其他相關的實際支持，從而主動接納村級組織權力的引導。另一方面，一旦老年人協會經由組織動員建立了權力運作的主體性，反而為朝向村干部的合法性動員設定了邊界：老年人協會不可能無原則地依附于村級組織。在雙方博弈和調試過程中，村級組織與老年人協會之間形成了微妙復雜的關系。
第二，組織動員與參與動員之間的沖突。這兩種動員均發生于組織內部，二者的張力體現在有限的組織資源在精英與普通會員之間的分配。組織動員以精英為對象，但是協會對精英的組織吸納，確實可能造成一定的負面效果，影響了普通會員的主體性和積極性。譬如，不少老人對于只有協會干部在生病之后能夠享受補貼心有不滿，認為“協會成為了這些干部的協會”。而普通會員對大眾文化活動形式的偏好以及有限活動空間的擠壓可能使得一些精英的才能無用武之地，導致部分精英退出。精英的組織動員與普通會員的參與動員之間的張力需要平衡。
第三，合法性動員與參與性動員之間的沖突。在動員鏈條中，合法性動員的核心意義在于其激活了村莊的多元主體和微妙規范，強化了村民對老年人協會的信任。但是，作為制度系統的村莊并不能替代作為福利主體的老人，彌漫在村莊中的福利只能視為老年人協會的溢出效應。從腰鼓隊的命運也可窺視到參與性動員與合法性動員之間的潛在緊張關系。成立腰鼓隊本來出于參與性動員的需要，但腰鼓隊參與主體的轉換卻賦予其合法性動員的功能，呼應了村民對老年人協會公共性的期待。老年人協會難以滿足老人群體的差別化需求固然為這種轉變提供了契機，但是參與對象的擴大化又賦予這個轉變以規范性要素基礎上的合法性。如今，腰鼓隊的活動仍然打著老年人協會的旗幟，但腰鼓隊實際上已經基本上獨立運作。
（二）動員型組織的演變邏輯
老年人協會并不能始終維持較高成本的制度化形態，組織的“去制度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制度主義者認為“去制度化”是制度弱化與消失的過程，它強調的是開放性制度場域結構中功能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要求對既有制度化形態的壓力和沖擊。[15]204-206與之不同，老年人協會所面對的村莊制度系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維持性特征，因此，動員型組織的演變邏輯并非外部力量作用下對村莊制度系統的脫嵌，而主要與老年人協會自身的屬性有關，并最終體現為老年人協會組織對村莊制度系統的深層嵌入和有機融合。
第一，組織目標的本體性。老年人協會的主要目標是為老年人提供公共活動空間，服務于老年人的福利再造，實現“老有所樂”。換句話說，將村莊中原來孤立在家庭中的老年人“組織起來”便是老年人協會的重要功能。組織起來的目標并非將組織異化為實現其他外部目標的手段。從老年人協會的原初定位來看，它并非村莊中積極的能動主體和工具性組織。老年人協會的本體性意味著其對外在的利益、目標和壓力具有較低的敏感性。因此，其組織演變的邏輯具有較強的自主性，難以被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系統裹挾，從而奠定了組織演變的基本目標。
第二，組織內容的文化性。老年人協會屬于農村中的文化性組織，組織內容主要聚焦于文化公共品的供給。在動員型階段，老年人協會較多地制度化了地方文化內容和地方性規范。然而，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文化要素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滯后性，表現為“文化墮距”[21]。老年人協會的運作實踐不斷地再生產了地方性規范，對地方文化使命的堅守奠定了組織演變的基本方向和組織運行的基本邏輯。
因此，老年人協會的本體性目標和文化性內核是理解老年人協會演變邏輯的基礎。村莊動員階段的老年人協會之所以超出原有規定，回應村莊內部其他主體的需求，主要是為了實現在村莊的合法性生存，一旦達到這個目的，老年人協會自身的屬性逐漸被激活，動員型組織的維持成本和結構張力孕育的轉型動力受到老年人協會自身屬性的規定和引導，從而形成了較為獨特的“去制度化”過程，本文稱之為老年人協會的日常化。
五、日常化組織的運行邏輯與福利效果
經由資源動員和村莊動員，老年人協會具有了組織實體、合法性基礎和參與性支持，完成了組織的制度化過程。制度化過程是村莊的資源、主體與規范向老年人協會轉移的過程。當然，動員型結構所維持的制度化狀態是不穩定且難以持續的，組織的日常化則以較低的成本延續了老年人協會的村莊動員成果，實現了組織的可持續發展。
（一）日常化組織的內涵和表現
組織的日常化是指組織深度嵌入村莊日常生活世界的過程，老年人協會的能動性淡化，逐漸進入到相對平穩與持續運行的階段。按照會長的說法，“現在一切都是順其自然。”“順其自然”并不是一種消極狀態，它恰恰反映了農村老年人協會的組織演變所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日常化以制度化為基礎，是對組織制度化成果的延續，并超越了組織的制度化階段。在這個意義上，動員型組織的日常化呈現出來的并非組織的裂變式演化，而是動員型組織的目標實現；并非是對既有的村莊制度系統的脫嵌，而是更高層次的融入與嵌入。
日常化組織指的是組織徹底融入村莊制度系統，組織與村莊之間的距離逐漸消除，組織運行因而不再受到村莊制度系統束縛和制約的組織形態。相比而言，原有的結構增生、功能外溢和規則妥協或多或少是“刻意為之”的產物。因此，日常化組織不用再考慮其合法性問題，相反，它本身就成為村莊合法性的界定者和維系者。
首先，老年人協會組織結構的正式色彩逐漸淡化，功能小組逐漸精簡。老年人協會的組織功能與活動內容經過長時間的篩選開始定型化、常態化，沉淀為有限的幾個日常項目（如打牌和看戲）以及兩項帶有儀式意味的活動：老人過世后的送葬與重陽節活動。老人對于活動空間擴大化的需求超越了活動形式多樣化的需求。空間本身開始具有意義，空間對老人的集聚生產了老年人的歸屬感，因此，主體參與形式簡單化的同時并沒有伴隨著價值與意義的流失。即便是少數淡出老年人協會的精英，雖然對老年人協會的個別干部有怨言，但是出于對老年人協會本身的認同，他們也并未構成老年人協會的反對力量。
其次，老年人協會與村級組織關系漸趨穩定，在與村級正式權力組織的互動中也更顯主體性和自主性。“老有所樂”也成為村級組織對老年人協會功能的基本定位。2015年，W村兩委舉行換屆，村支書發生了變動，原來作為老年人協會名譽會長的村支書HDC不再擔任書記。但根據2015年底筆者的跟蹤觀察，老年人協會并未受到村兩委換屆的影響。在2015年的重陽節大會上，新書記表態，一定要將老年人協會繼續辦好和延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老年人協會已經從與村莊規制性要素的動員關系中獨立，獲得了自主性，使得老年人協會的運行狀態并不因2015年的村級組織換屆而發生波動。
再次，老年人協會從長期的時間過程著眼建構和呈現其公共性。具體來說，老年人協會基于個體的生命周期進行的會員資格認定，意味著村莊中每個超過60歲的人都是老年人協會的當然會員。隨著老年人協會的日常化，村民形成了對協會的長遠預期，因此，協會的活動是否一定在當下回應了其他群體的需求，不再具有重要意義。如此，老年人協會不用再將有限的精力和資源直接擴散至村莊其他群體，因而避免了合法性動員與參與性動員的沖突。頗為有趣的是老年人協會在公共活動中話語范式的轉換。以舞龍燈為例：2004年第一次舞龍燈的目的主要指向村莊的“吉利”和協會的名聲，“成立了協會，總要有點出色的東西”，因此，舞龍燈的目的是贏得他人的認可。現如今，舞龍燈的話語更為細膩微觀：“年輕人一年到頭辛苦，我們也是為了慰問年輕人，給他們拜個年”。經由代際的時間紐帶，老年人協會以更為自然的且更富主體性的方式建立起與村莊社會的關聯。年輕人也以一種日常性的方式被納入到老年人協會福利再造的對象。從生命周期的視角來看，每個人都將成為老年人協會的會員和受益者。在W村調研時，一些50多歲的中老年在談及老年人協會時充滿了期待，“還有幾年，我就可以去老年人協會玩了！”村民對老年人協會的期待也說明，老年人協會已經在村莊社會扎根。
（二）日常化組織的運行機制
老年人協會的日常化實際上是結構簡化和功能收縮的過程，這與動員型階段所呈現的結構增生、功能外溢恰成鮮明對比。然而，并不能就此認為日常化意味著老年人協會的倒退或者衰落。從動員型到日常化體現的是老年人協會的運行機制之變。老年人協會通過與村莊制度系統的調試，形成了依托文化治理而達成的簡約治理，從而形成了組織運行的“低成本、高福利”模式。
村莊制度系統具有穩定性，即使在市場化和理性化的當下，村莊社會之于城市社會仍然表現出較多的熟人社會特性。因此，村莊制度系統并非多種力量競爭和角逐的開放場域，場域結構的穩定并非來自于利益主體之間的暫時性均衡，而是地方性規范和村莊內部面向的產物。因此，制度系統的穩定性意味著老年人協會勿須面臨反復的制度化過程。相反，老年人協會通過制度化而嵌入了村莊的文化網絡與社會系統，并構成了村莊文化網絡的節點，由此，老年人協會通過文化再造的方式生產和強化了地方性規范。作為制度系統中的節點，老年人協會運行機制表現為依托文化網絡展開的文化治理[22]。
文化治理強調的基于規范、習慣和信任而進行的治理，它以主體的自覺為基礎，文化治理具有“簡約治理”[23]的色彩。由此，老年人協會的運行逐漸呈現為一種自發狀態：老年人自發參與協會活動，協會干部一般不用出面，其他村民對老年人協會也形成了普遍認同。目前，協會干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管理協會經費，及時更新戲曲的碟片，為活動中心的老人提供基本的場地、茶水等服務。總體來看，老年人協會由以前充滿波瀾的動員型結構狀態轉化為平穩和緩的狀態。簡約治理不僅指涉老年人協會組織內部的治理結構，而且也強調了老年人協會再造老人福利的機制。
（三）日常化組織的福利效果
以外部資源促內部發展的關鍵在于作為中介者的老年人協會組織的轉化能力。在此，轉化不僅意指將有限的經濟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還在于通過社會資本的運作進行文化再造。人的首要需求并非生存而是生活，即如何從邊緣進入中心，走出家庭進入村莊，找回失落的身份認同與意義世界。因此，老年人協會再造福利的實踐絕非簡單的物質福利供給（在缺少外部大量且持續資源供給的情況下，物質供給很難持續），而是精神福利與文化福利。日常化的老年人協會逐漸扭轉了老人的邊緣處境，建立了老人的身份認同，賦予老人晚年的閑暇生活以豐滿的社會性和價值性，老年人協會逐漸成為村莊輿論的引導者和價值的生產者，成為地方性規范的定義者和維護者。
1.閑暇文化的確立
老年人協會在與村莊社會的磨合中逐漸生成了一種閑暇文化，它構成了當前村莊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內核。所謂閑暇文化，強調的是閑暇與生產的統一性，閑暇的倫理本位而非消費主義，閑暇的社會性而非個體化。老年人協會改變了閑暇的性質，實現了從個體化的消磨時間向公共性的主體參與、從消極閑暇向積極閑暇、從個體化閑暇向公共性閑暇的轉變。在村莊中，老人閑暇形成了自我規范性，并獲得了村莊社會的認可。在現有村莊輿論下，對于子女來說，關心老人就應該鼓勵他們參與協會活動。
閑暇文化并非基于個體捉摸不定的偏好和情緒，而是具有價值導向和倫理內容。享受快樂而不放縱，敢于消費但不為物欲所主導，快活自己但也要兼顧家庭責任，輕松自在但卻內心充實。因此，閑暇文化具有價值生產能力，并賦予閑暇生活以意義感。“去老年人協會，圖個娛樂，圖個清閑，有這個協會，他才能休閑！”在閑暇文化的籠罩下，“想得穿、看得開”理所當然的成為當地老人的普遍心態。
閑暇文化一旦形成，便很難被老年人這一身份邊界所阻隔，也不會局限在老年人協會的框架之內。事實上，閑暇生活不僅成為老人的生活“習慣”，而且也滲透到中年人群體，老人的閑暇文化形成了對整個村莊的輻射，成為村莊閑暇的引領者：首先，中年人不僅成為老人閑暇的支持者，也由此建立了對于自己老年生活的期待，進而形成了對村莊生活的期待。調研過程中，一些五十多歲的人表示，他們會時不時的去老年人協會看看，覺得很好，就等著自己到60歲的那一天了；其次，老年人協會作為一個組織，也輻射、帶動著村里年輕人的活動。村里以中年人為主的象棋協會、籃球協會，老年人與之均保持著友好往來。在此基礎上，村莊內部不同群體圍繞閑暇形成了較為密切的互動。
2.自我實現的載體
老年人協會定義了老人的身份，賦予60歲以特定的儀式性意義：滿60歲即為會員。而重陽節的儀式賦予老人以正式的會員資格，可享受協會的福利。此外，老年人協會通過治喪活動表達對會員離開的悼念和尊重。老年人協會標定了老人生命的起點和終點，形成了一個封閉完整的生命儀式周期。儀式的完整性強化了老年人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激發了老年人的主體性，表現為老人對自我的尊重、對子代的體諒、對村莊公共事務的參與以及對晚年生活的希望。“有了老年人協會后，走在大路上，老人也有了一股豪氣”。在這種主體性的支撐下，老年人的情感歸屬實現了由家庭向協會的轉換，這種歸屬層次的轉換也意味著老人對自我的一種超越。
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提供了一套以社區參與為媒介的自我實現的框架和路徑，賦予老人的生活狀態以社會性，從而建構了“我們感”的群體認同。“我們感”實際上是一種自由感，老人擺脫束縛，獲得分享、參與交流的空間和對象。一位老人談到：“在（老年人協會）這里，你就是個老人。和老人在一起，更舒服一些，更自然一些，和年輕人在一起，就限制些了”。
3.村莊風氣的凈化
隨著老人協會的日常化，老年人協會對村莊秩序的定向也表現的日益明顯。以老年人為中心，老年人協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村莊社會風氣的凈化。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老年人協會重塑家庭關系，恢復家庭以“尊老”為核心的倫理秩序。在訪談中也發現，成立初期老人協會雖然參與過幾次家庭糾紛的調解，但是，近七八年來，村莊中少有與養老有關的家庭糾紛。這說明，日常化狀態下的老年人協會并非通過直接調解而維系家庭秩序。協會一個副會長的說法頗為有趣，“調解一次，等于調解數次”，老年人協會的能量依托具體的調解事件和熟人社會機制而迅速傳播，在“面子”作用之下，事件性調解獲得了超出調解事件本身的教化性規訓力量。其次，老年人協會主動發掘傳統。舞龍燈正是依靠老年人協會才得以在當地復興，并引起了周邊幾個村莊的跟進。更值得一提的是，老年人協會對送葬的堅守，頗令人動容。在這個意義上，老年人協會不僅賦予老人有尊嚴的晚年生活，而且也賦予其有尊嚴的死亡，老年人協會通過倡導生命的尊嚴而維系了村莊的正義。
六、結語：日常化組織的政策啟示
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為社會基礎條件的缺失，決定了老年人協會進入村莊過程的曲折性和邁向日常化的必然性。村莊動員所引起的波瀾在日常化的過程中得以平息，動員結構內在的張力得以釋放，老年人協會以更為細膩和自然的方式在村莊扎根。日常化的歸宿凸顯了老年人協會的非正規性，呈現出與正式的理性化與科層化組織不同的演變路徑和運行邏輯。老年人協會的非正規性主要源于以下兩個要素：一是村莊制度系統本身的不規則性決定了老年人協會的正規化運作方式之不可能，二是老年人協會依托于價值生產能力達成的文化治理使其自身可以擺脫對組織治理結構的過度依賴。
認識到老年人協會非正規性的特質，對于當前的老年人協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政府在推廣老年人協會的過程中，要充分賦予老年人協會以運作的自主性。老年人協會只有通過村莊動員的過程，才能成為村莊價值的生產者，進而成為有主體性且有內容的日常化組織。因此，老年人協會并非一個慈善機構，更非一個分利組織，資源的輸入貴在持續和適量，重在以資源動員的方式調動村莊社會的內生力量。同時，老年人協會的理念也非基于發展主義，毋寧說具有一定的維持性色彩，正如協會的會長所言，“錢多了也不好……攤子大了，可能就收不回來了”。因此，老年人協會的建設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政府應該注重細水長流，在發展老年人協會事情上，應該從文化建設的長期戰略著眼，穩步推進，切忌運動式推廣。
致謝：感謝一同參與調研的鄭曉園，調研中的討論對于本文觀點的形成具有重要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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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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