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可靠的農耕文明提供物質基礎，整個中華民族在古代社會生死存亡的考驗中，不可能有輝煌的文明記錄，也不可能有現代的文明轉型。我們要搞清楚一個事實，一個腐朽的文明是不可能轉型的。一個文明還可能轉型，是因為這個文明還有內力。轉型，意味著以內力接引外力對它轉型的催迫，內外呼應，才有新的中華文明形態。
雖然在工業文明的對照之下，農耕文明盡顯它的落后，但對于古代文明形態來講，中華文明能以農耕文明來堅實奠定自己的物質基礎，其發明、創新、開拓，值得表彰。首先要肯定它是一次偉大的突破。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有著領先世界的精細農耕技術，開發了很多有利于集聚經濟財富的農耕技術，并創造性地融合從中東、南美傳過來的種植技術，解決了人口龐大的黃土社會從古至今文明發展的經濟需要和財富需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去總結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農耕文明對世界文明發展的經濟開拓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值得強調的是，中華文明在農耕物質文明發展上的經濟開拓，還吸收了游牧文明農耕化的養殖智慧，從而拓展了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混合生產方式，促成古代東方輝煌的經濟文明形式。
我們不能因為有了工業文明就自賤，說自己什么都不行。在物質文明心態上，態度必須是兩立的，一方面承認農耕文明的偉大。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只是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因為我們面對新的處境，中華文明物質開拓的傳統被迫中斷了，想不中斷也不行，因為它面對一種更為有效的物質文明形態。因此，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必須由傳統的農耕文明轉型為現代的工商文明。到了全球化時代，經由工商文明的建構，使得文明形態的經濟開拓形式或者物質手段的獲取形式，抑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勾連發展的結構，實現重大突破。這對中華文明經濟開拓塑就的農耕文明形式，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
對中華民族來講，當代僅僅實行了四十年市場經濟，GDP就重歸世界前列。一方面說明，中華民族在文明發展的經濟開拓上還有著非常重要的、靈活的文明適應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源自西方的工商文明經濟開拓方式，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我們雖然努力邁進市場經濟，但直到今天，歐盟、美國都還沒有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對內講，我們的市場經濟確實攜帶著太多的反市場和非市場因素，使得我們的經濟發展出現很多問題。這也構成中華文明經濟開拓的一個現實難題。
更重要的是，從農商文明轉移到工商文明，對中華文明傳統習性來說，構成了兩大挑戰。
第一，按照日本經濟學家所說的，西方在發生技術革命的時候，東方出現了勤業革命。西方出現技術革命，能工巧匠引導經濟；東方人依靠奮斗和努力，也保有某種增長契機。但勤業革命最大的限度，是無法實現規模化的商業生產，財富積累的幾何級數增長更無可期。所以勤業革命永遠無法跟工業革命相媲美。直到今天，中國人其實還是以農耕文明的艱苦精神和勇于開創的干勁來進行工業建設的。我們的工業技術，以生產不出合格的圓珠筆呈現出某種內在缺失。事實上，包括工業精準性要求在內的工業習性，迄今還沒有進入我們這個民族精神之中。看看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意穿行馬路、經常遲到、難以合作行動等反工業習性就知道，我們民族的工業素質還較低，必須坦率承認，認真改善。
第二，我們今天的商業活動習慣主要體現出的，還是農商文明的習慣。在國外，在非常艱難的工作環境要求下，華人都能夠賺錢。對西方人而言，上帝用六天創造了世界，第七天篤定要休息。但華人不會休息，我們沒有那種基督教信仰，我們信仰的只是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結果僑民國家的同行把華人恨得咬牙切齒，說中國人不講行業規則。其實這只是農耕民族的商業習性而已——以堅忍不拔的意志拼力換取微薄的收益。現代工商文明的經濟開拓精神，把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創造突破和財富生產、現代商業規則意識與法治意識結合起來，實現了經濟開拓的偉大突破。也唯有如此，中華民族的經濟開拓才可望真正進入一種現代狀態。
我想，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如此悠久，在農耕文明上有如此偉大的突破，創造了輝煌的歷史記錄，在今天，文明發展面臨物質文明與經濟開拓轉型的挑戰，也一定能夠努力適應，并創造出新的局面。
（此文為思享閑談系列“中華文明之經濟開拓”活動發言實錄。）
作者簡介：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騰訊思享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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