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入問題的另一個視角
內容提要：本文將宗教信仰作為新移民能否實現社會融入的重要因素進行分析，試圖說明城市新移民（鄉城）跟城市、城市本地人互動，并非是直線性、單向的融入。這一切都發生在新移民不斷涌入的城市中，宗教信仰的因素在其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宗教信仰在個體層面、宗教實踐在組織層面與新移民的互動，會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入充滿豐富性。
關鍵詞：新移民，社會融入，宗教，社會變遷，人口流動
研究源起
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大規模城市化的方式來帶動整個社會的經濟進步。有鑒于流動人口持續進人城市，成為新一輪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之一，對由鄉村到城市的移民的城市融人問題成為很多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已有的研究均以各種全國性或某些地方性的統計資料以及實證調查為基礎，為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以及建構社會融入政策體系、發展社會融入實踐策略提供合理判斷與客觀依據。但是，其中鮮有將宗教信仰作為新移民社會融人的因素進行分析。
本文將探討宗教信仰在城市（鄉城）新移民離開其所熟悉的社會環境、進人到陌生而又不斷變化更充滿挑戰的城市中的影響，試圖說明盡管城市（鄉城）新移民從鄉村遷徙到城市是追求物質方面的改善，但是他們跟城市、城市本地人等一切的互動，并非是直線性、單向的融入。宗教信仰的因素在其中扮演著多重的角色——既提供融入的可能，又會加重同一宗教來自不同地區信眾之間的區隔感；既為迷失在城市中的新移民提供精神支持，又會促使其社會交往圈子受到原鄉宗教組織與信仰群體的局限；經濟能力的增加，為傳統宗教信仰維系提供新的可能；高度世俗化的城市，出現宗教創新的機遇——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新移民不斷涌入的城市中，無疑宗教信仰在個體層面、宗教實踐在組織層面與新移民的互動，會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入充滿豐富性。
本文在敘述不同城市新移民中大量的宗教現象的同時，試圖回答如下的問題：為什么在規模龐大、從鄉村流動到城市初衷是物質取向的新移民中，各種宗教形式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力？在同一宗教群體中，宗教是有利于融入的因素還是加深了區隔？在鄉城人口流動的過程中，哪些宗教（包括制度性宗教與彌漫性宗教）會得到發展的機會，哪些宗教的影響力會減弱？人口流動如何影響某些地區宗教版圖的變化？）新移民與移入地廣泛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宗教組織是否會出現某種變化，是否會出現宗教創新的機會和可能？根據不同宗教的特征以及與社會互動的方式，本文嘗試提出在人口流動中宗教對新移民社會融人的影響和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勢。
宗教與城市（鄉城）新移民現象
我們在田野觀察中發現，隨著人口的流動，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受壓抑多年的“宗教性”獲得了抒發的機會；個體的宗教性借助各種形式的社會化方式，促進了宗教組織的迅速發展。近些年大量個案和地域性的研究資料顯示，伴隨著人口流動而出現宗教版圖的變化，為我們對宗教與新移民在城市社會融入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同時，盡管大量的觀察研究都說明了宗教復興在全國范圍內是普遍的現象，但是目前宗教的存在狀況并非是簡單的“復興”，有些地方的宗教就是經歷著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比如浙江義烏的伊斯蘭教就與復興毫不相關，而正是新移民的宗教信仰改變了某些地方的宗教版圖。
季芳桐在年對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個城市外來流動穆斯林的研究中發現，除深圳外，其余三城市外來的穆斯林人數皆數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數。以上海為例，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萬左右，現在穆斯林人口近16萬，增加的部分顯然都是外來的。被學者稱為第三波的中國穆斯林人口大流動，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西北地區的穆斯林大量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人數已達200萬，可以說中國東部幾乎所有縣市都有流動的穆斯林。
陳新華、宋欽年對北京、南寧等地的城市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聚會人數調查表明，本市籍貫者最高為30%，最低者為18%，說明這些城市的基督教徒大都是從外地遷人城市后參加城市聚會的。伴隨著基督教信徒從鄉村向城市流動，城市里信徒人數大規模增長，出現了教堂空間不能滿足信徒禮拜需求的現象。以北京海淀區教堂為例，該教堂每禮拜日均舉辦多場禮拜，但是每次禮拜仍然人滿為患，信徒排隊等候時間長，等候的隊列常常延伸到教堂外面馬路上。而處在鄉村和小城鎮的教會人數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天主教信德研究所對外出打工的鄉村教友進行了調查，指出天主教教友是從鄉村流向城市打工的組成部分。調查資料顯示，河北張家口張北縣二泉井堂區原有教友近1500人，現在常居本地的已不足200人，其余教友分散到北京、天津、山西大同、內蒙呼和浩特和錫林浩特、張家口市及張北縣城等，其中以縣城居多。有的家庭已十幾年無人回過老家，致使近年建成的能容納近兩千教友的教堂巳近閑置。重慶教區南川天主堂位于重慶市郊區，隨著近年來“打工潮”的興起，外出務工教友人數激增……教友選擇赴湖北、北京、廣東及重慶主城區等經濟發達地區務工。
很顯然，從鄉村流動到城市生活工作的新移民的宗教歸屬一定會改變移入地的宗教狀況；很多社會學家已經關注到，劇烈的社會變遷時代同樣也是宗教與民眾產生更多機會互動的時際，在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的過程中，宗教的走向如何直接影響著社會融入的發生與結果，非常值得關注。“流動性的增加和溝通形式的多樣化（特別是互聯網上的即時信息流）深刻地塑造著現代世界。這不僅方便了傳播信仰的人到新的區域傳播宗教或精神實踐及信仰，而且流動性的增加也會使一個潛在的改宗者對老式社會關系感到壓迫，并欣然搬離，進人新的社會關系。全球浩大的人數從農村搬到市區，使自己接觸到新的思維方式、經驗、關系、思想體系、宗教等等。”
進入城市：鄉城新移民與宗教信仰
互動的諸種形式
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穩定的角度，鄉城新移民的社會融人對于中國社會未來的穩定發展與持續繁榮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絕大多數對于鄉城新移民社會融入的研究都基本上假定了新移民移入的城市文化是主流文化，新移民社會融人的實現取決于新移民與移入地的同質化的實現，忽視了這些在經濟、社會以及政策規定方面處于弱勢的群體，同樣也是文化、宗教的載體。事實上社會融入絕非是新移民完全地被城市所同化，現代化的本質并不是城里人“改造”鄉下人。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驅動人口流動的經濟因素、成為城里人的愿望與他們保持某些固有的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并不相悖，相反會成為這些群體在遷移過程中的精神與社會支持力。高師寧在討論城市與宗教關系時，就指出“就城市中的農民工而言，他們來到城市，割斷了過去的一切社會關系甚至傳統，盡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們卻倍感孤獨，尤如被拋在荒島之上……城市與農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異，必然使他們受到極大的沖擊，必然引起許多問題。誰來關注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群？誰愿意給予這些處于邊緣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幫助？誰能夠向這些弱勢群體提供精神家園？毫無疑問，最有可能為他們提供幫助的是宗教團體。”我們的田野觀察和其他學者對流動人口宗教研究的文獻資料顯示，在城市的（鄉城）新移民的社會融人問題并非是進入到某個城市以后才出現的，而是在離開鄉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即使在可能得到平等待遇和免遭任何形式歧視的前提下，融人社會仍要取決于多種因素，就業與生活安頓的信息來源、遇到問題的及時相助、極端狀況下的精神撫慰與日常生活中的相互關照等等，這就使得流動人口自身所附帶的社會資本顯得格外重要。本研究將著重地觀察新移民社會資本中的宗教因素在其流動過程中對社會融人的影響。
在中國鄉村社會生活中，宗教多元、信仰混雜，有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制度性宗教，也普遍流行著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祖先崇拜等豐富的民間信仰等，這些構成豐富或重疊的社會關系網絡，成為民眾社會資本的主要提供形式之一。對于普通鄉城新移民來說，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不是籠統的學術概念。具有不同宗教取向的新移民在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宗教的因素在其面對新生活處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都直接或間接地左右其社會融入的發生和發展。就鄉城新移民的宗教信仰與其移民生活的關系而言，既有在個人層面與某些宗教信仰的互動，也有宗教組織在新移民流動中的不同回應，這些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們對社會融人的分析和理解。
假設一：新移民自身所屬的宗教信仰、宗族群體等形成的社會資本有助于其在新環境的生存，并開始社會融人的第一步。從個人層面來看，宗教與鄉城新移民的關系會有如下的狀況：狀況新移民自身就屬于某種制度性宗教組織（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其移民活動與其宗教群體不脫節。
狀況新移民自身就屬于某種制度性宗教組織（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其移民活動與其宗教群體脫節。狀況新移民自身不屬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組織，其移民行動與家鄉親朋
一起，仍與家族信仰、家鄉的民間宗教儀式活動保持密切聯系。狀況新移民自身不屬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組織，其移民行動與家鄉親朋一起，與家鄉的民間宗教儀式活動缺乏密切關系。狀況新移民自身不屬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組織，其移民行動是個人行為，缺乏社會聯系。由于機會不平等、非市場化因素或身份差異，鄉城新移民在流動到城市時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各種不適應狀況乃至困境。大量的案例表明新移民的社會關系主要基于老鄉、工友，新移民與城市社區之間缺乏互動，于是，鄉城新移民如果有可能，會與親屬與老鄉住在同一地區。上海寶山區楊行鎮等地，租住當地房子的都是來自河南等地的人，男人們是集裝箱司機，女人們在家里帶孩子、操持家務，由于大多數為老鄉，平時串門來往好像在老家一樣。翟學偉在東莞的一個訪談對象，提供了同樣的信息。因此，新移民自身所具有的社會關系在其遷移過程、尋找工作以及生活自助、互助方面顯得格外重要，其中由宗教信仰結成的關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即使屬于同一宗教信仰者，也因地緣的差異而有分別，比如在浙江義烏的中國穆斯林就根據地域或省份彼此相區分，從而建立自己的小地域圈子，如西安穆斯林、寧夏吳中穆斯林、寧夏同心穆斯林、云南昭通穆斯林等等。農民工并沒有因為較低的收人水平和經濟社會地位而表現出消極的社會態度，反而呈現出預料之外的積極社會態度。這種來自宗教、族群以及宗族等方面的社會資本，在很大程度上為新移民提供了精神和物質上互助與信賴的基礎，幫助眾多離開鄉土熟人社會進人到生人社會的城市環境的新移民克服最初的困境，使他們在相遇、競爭、適應的過程中，以邊緣人的身份，開始社會融人的第一步。
假設二：制度性宗教在為新移民提供普世性宗教內容和服務的同時，也依各自強弱不同的排他性，或成為融入的平臺、或造成進一步區隔的可能；而宗族信仰與民間宗教則沒有明顯的排他性，易于與地域性的地緣群體相和諧，而能否有助于新移民在城市社區的融人則有待觀察。鄉城間的人口流動，無不帶著各自的社會背景，而宗族、地域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文化符號將個體與群體連在一起。而不同性質的信仰群體和宗教組織與新移民之間的互動，會出現如下的狀況。狀況佛教、道教的寺院因為與信眾的關系比較松散，較少主動地直接針對新移民進行宣教，而某些群體性的聚會活動往往由俗家弟子（在家居士）牽頭組織。狀況伊斯蘭教依然保持著“大分散、小聚居”的傳統格局，特別是來自西北的穆斯林群體，其宗教信仰與族群性乃至短期內從事的謀生方式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狀況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難以與信眾一道移民，主要視各地方教會對新移民的態度而定。狀況基督教新教的傳道人會出現在教友移民群體中’靈活地宣道并組織針對信徒與非信徒的活動；而各地方教會對新移民有不同的態度和做法。狀況宗族傳統與民間宗教在新移民群體中，部分地保持著或緊密或松散的關系，這取決于新移民的家族關系或鄉村民間宗教的強弱程度。在這一方面，地域性差異非常大。
祖先崇拜廣泛地存在于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中，在文化上傳承祖先崇拜的人，多數會與佛教或道教的信仰相重疊。宗族中佛道教信徒與祖先崇拜傳統相互兼容，而基督教信仰者會遭遇到某種來自本宗教排他性而衍生的尷尬。
在移居地佛教和道教本身排他性較弱，其場所往往是開放性的，而且與進香者信徒之間的關系缺少密切性，不太強調正式的皈依與否。佛教、道教從宗教制度方面尚缺少對于新移民問題的關注。而作為普世性的制度性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則以不同的方式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產生主動或被動的互動。從宗教的特質上看，這三種宗教都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強調宗教群體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區別，劇烈的社會變遷也是宗教本身出現變化的機會，從而成為社會融人的重要平臺。不過，大量的事實反映出，鄉城移民的流入地不僅對于大量涌入的外來信徒缺乏接受的準備，也難以對非信眾的精神進行撫慰。
伊斯蘭教的情況是“在調研中，發現有的城市伊斯蘭教協會對于本地穆斯林問題關注較多，對于外來穆斯林則不甚關心，以為這是一個流動的人群，外來的人群’他們與原籍的伊協和清真寺關系較為緊密，而與這地的伊協、清真寺沒有什么關系，或者說不是他們需要服務、管理的人群。”而新移民中的西北穆斯林在職業方面也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區隔現象。因此，“西北來的穆斯林在短時期內難以適應，與城市居民溝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難去除，即便在面對有著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林老鄉，外來穆斯林也多喜歡根據自己的原籍或親疏程度’自動形成對外封閉性強，對外界排拒性亦強的外來穆斯林社群聯系圈。”與來自西北的穆斯林移民要面對宗教制度性安排與職業方面區隔的現象不同，基督教及其移民信眾的處境略有不同’一方面福音傳播的主動性使之開放給非信徒，同時基督徒移民的職業選擇更加多樣化，從而與城市社會的接觸有著更大的可能。另一方面，基督教對于大多數因流動而漂泊的新移民來說，其組織性的關懷、具有“家”的特質，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是弟兄姊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上海、北京等城市都普遍存在著信眾多而教堂少的現象，大量移民的到來無疑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顯然，不論出于教會管理地域性限制，還是人力與物力捉襟見肘，大量移民教徒難以被當地的教堂所接納。況且，新移民在城市教會中并沒有因為對同一個上帝的信仰，而獲得與當地人融人的機會。據我們在上海觀察’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一道參加禮拜活動的教會，更凸顯出上海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差異。在城市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家庭聚會，本來有些家庭聚會最初是為那些原本就是基督徒的人開設的，由于有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因各種原因進人到家庭聚會，于是聚會點的人數不斷增加。我們訪談的一個來自安徽的傳道人，余年的時間里其聚會點從數人發展到、百人，后來又拆成數個聚會點從天主教信徒聚居的農村社區流動到城市的教友，在異地他鄉更增加了“異鄉人”的邊緣感，《信德報》編輯部記者對外出務工人員的采訪中，“異鄉人”的身份被他們多次提起。教會本是一家，對外來務工教友熱情接納還是不聞不問，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當然有些地區如上海、浙江等地的教會成立了打工者之家，為新移民教友服務。
假設三：鄉城新移民的社會融入是一個需要時間來實現的理想，而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各種融入可能性與多重身份認同的并存狀況。即使城鄉兩元化的制度性問題解決了，因為鄉城新移民自身所承載的宗教文化符號社會融人仍然只能在多元文化的狀態下部分地得以實現。現代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從傳統的熟人社會走向生人社會，整個社會的邏輯與前現代截然不同。盡管如此，新移民在從鄉土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還是努力地從某些能夠把握到的社會資本（包括宗族、宗教和族群等）中得到支持。因此，各種宗教一方面為新移民提供解釋和意義體系，緩和人與命運之間的緊張關系，以期補償社會處境中不公正、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難；一方面提供了可依靠的群體資源，而這種群體資源由于有共同信仰的內容和組織的架構，所提供的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幫助更具長效性。在社會變遷中，不同性質的群體由于很多個體本身的文化符號具有多重性、同時其所歸屬群體也有一定的重疊性，因此，在滿足新移民在新環境社會融入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不同以往的策略宗族關系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無法保持原有豐富的儀式，但是其關系網絡存在，并因為與原鄉的紐帶，使新移民的漂泊與暫時的困頓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超越個體的意義（為家庭、家族、祖先）；同時，其中的社會資本由于與民間宗教、鄉村佛道教的多重混合，也得以在超越宗族的關系網絡中發展，從而實現光宗耀祖的最終價值。應該說，這部分力量對于新移民的社會融人是正能量，即使在現實環境中，新移民還不得不在由于兩元結構衍生出的各種各樣不利于融入的因素中掙扎著，由于能夠得到來自與宗族傳統社會資本的有形與無形的幫助，從超越個人的價值中獲得意義（如光宗耀祖、鄉人面前得到認可），而得以堅持下來。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宗族、民間宗教和民間佛道教的排他性較弱，故短時間內不會形成與社會融人相逆的、組織性的緊張關系。
基督宗教本來是一種自我選擇性的宗教，可以與家庭無關、也不需要與所處社區有歸屬關系，是出于對信仰阪依的個人自愿選擇。不過，根據調査，近年來基督教在中國普遍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家庭親屬與朋友的關系網絡。大部分基督教徒信教是由于親屬或朋友傳教而信仰。不少研究已經指出，新移民的社會網絡圈子仍然是以親屬和老鄉為主，而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普遍感到在城市沒有家的感覺。而基督教的傳道人和基督教組織，因適時地為新移民提供了其所需要的幫助，從而得到長足發展的機會。盡管，很多新移民基督徒對待基督教仍然帶著拜佛拜神的方式，不過他們在宗教團體獲得了家庭成員似的情感關系，支持他們彼此信賴、同舟共濟。而教會通過親緣和地緣的關系來使福音得到傳播，同樣地得益于中國人固有的家庭親屬與朋友的關系網絡。
因此，由于家庭親屬與朋友的關系網絡對于新移民來說有著某種超越性的價值和宗教性的意義，故有助于新移民在不同的新環境中克服眼下的各種困境堅持下來，從而使社會融入有可能開始；而進一步的融人則與各式各樣的社會區隔現象并存著。特別是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所影響到的新移民群體中，盡管宗教以其組織性和信仰維系著與信徒的群體關系，但是因為在宗教內部原本明顯地存在的那些宗派、地域以及宗教管制區域等方面的分別，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宗教促進融人的作用，如上海的家庭教會有三類：一是上海本地市民教會，二是打工者的教會，這兩類教會對信徒的控制比較嚴。三是現代派的白領教會，比較自由，信徒在教會之間的流動性也比較強。同時，在同一宗教信仰中信眾城鄉身份差異造成的分別，也使得融人遇到了明顯的抗力，乃至強化了新移民自身的邊緣身份感。中國社會的變遷仍然在持續之中，人口的遷移流動與社會融入依然是當前和今后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本研究提出的宗教在移民群體與城市社會間互動所產生的融入與區隔的問題，只是初步探討，并且限定在由鄉村向城市遷移的人群。事實上，移民群體越來越復雜，裹挾其中的不僅僅是來自鄉土的，還有其他地區規模不等的城市人群、南北人口的交流還有越來越多的跨國移民。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任何個人和群體都是文化的載體，而宗教信仰以及宗教歸屬不僅伴隨移民而來，同時也為漂泊異鄉者提供了可選的歸宿。故而，需要社會學研究予以更多的重視，期待著與同行們進行更細致與深入的討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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