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混混”即是平常所稱的農村不良青年。筆者通過在湘北紅鎮鄉村“混混”與鄉土秩序的調查發現,在鄉村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我們過去印象中所熟悉的無所事事,不務正業,偷雞摸狗,打架鬧事的“混混”形象在今天并沒有太多的改變,而且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農村留守兒童的增長與村莊傳統秩序的消解,“混混”與留守兒童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雙向結合的關聯度。
一調研說明
紅鎮是湖南省北部的一個邊遠鄉鎮,屬于一個國家級貧困縣里的貧困鄉。史料記載,自明朝始即有紅鎮其名,后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全鎮版圖面積為182.36平方公里,有9000戶3.5萬人口,共計34個行政村,1個街道居委會,429個村民組。紅鎮地處縣城的最邊遠地帶,與江西省交界,屬于比較貧困的山區。與大部分內陸鄉鎮相同,鎮里沒有什么工業與經濟增長點,村民們主要是靠天吃飯。近年來,隨著外出打工的人增加,鎮里的留守兒童也在顯著增加,并且成為當地鄉村“混混”的主要后備力量。
本文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過程當中,發現與描述留守兒童與鄉村“混混”的關聯,并非是一種帶有普適性與宏觀性的學術企圖,而是在個案的深度解釋中試圖避免在社會化和社會控制的視角下將問題進行簡單的價值評判和粗暴處理。當然這種研究方法也必然帶來另外一種拷問:留守兒童與鄉村“混混”問題的非均質性、多樣性怎樣在一個小田野的經驗中得到解釋?因為中國地域遼闊,混混問題本身的差異,鄉村社會秩序的差異,致使同樣的問題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態中往往會呈現不同的特征。換句話說,微觀與宏觀,個別與一般的關系怎么處理,經驗的價值是僅僅局限于紅鎮這一小田野,還是力圖也具有對鄉土社會更為宏大的解釋意義?
本文這種研究方法的意圖是想讓對留守兒童與鄉村“混混”的真正理解來自田野的經驗,讓經驗本身凸顯出來,將問題邏輯展示出來。因此,研究的志向并非是想尋求整體的解釋,而是試圖在紅鎮這一微觀社會史中理解兩者的關聯,從而在村莊內部視角中解釋這一現象,進而理解當代鄉村中的社會秩序,最終追求理論的歸依。當然在這一過程當中,可能也僅僅只是可能尋求到“對這些特殊性,即個性的加深解剖。這種解剖往往能夠突破共性,為共性提供新的創造而得到發展,對一些重要的問題逐個作出了探討和說明,本質的解釋就會更有基礎”。
當然,對個案研究的質疑集中在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問題上,這是一種典型的科學—實證化的思路。似乎個案研究的意義在于個案之量的積累和類型的豐富。不過只要是在科學—實證化的進路內做個案研究,而又期望以此來探討代表性和普遍性問題,就必然會遭遇到一個方法論難題。打一個比喻,這就好比有人執意要尋找世界上最矮的山峰,總是可以不斷地尋找下去,卻又終究不知此山置身于何處。所以,至少迄今為止,希圖以個案研究來追求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努力都未有成功過的,而且好像也看不到有成功的可能。之如此,“衡量個案研究的價值,并不在于要以個案來尋求對于社會之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理解,而是要以個案來展示影響一定社會內部之運動變化的因素、張力、機制與邏輯,通過偶然性的揭示來展示被科學—實證化研究所輕易遮蔽和排除掉的隨機性對事件—過程的影響”,這種思路雖然與科學實證主義進路不同,但卻與其達致研究目標互為方法論補充。因此,本文是以個案的深度及其邏輯呈現來反映留守兒童發展成為鄉村“混混”的某些共性。在這個意義上,個案的深度意義發掘得越好,它所具有的類型學啟發意義和不同類型的比較意義就越大。
二“混混”與農村留守兒童:畸形耦合
對于紅鎮的“混混”而言,營生模式主要有三種:“水飯”、“碼飯”和“血飯”。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由于高山環繞、地形復雜而易于躲避打擊的實際狀況,自2005年開始“地下賭場”在此地興起,來自湘鄂贛三省的賭徒往往匯集在此聚賭,當地大大小小的“地下賭場”也發展到數十個左右。在當地方言中,“水”也就是“賭”的意思,因此,開地下賭場的莊家與依賴賭場看場子、當“保安”、放貸與收賬的人就通稱為吃“水飯”的人。
今年30出頭的陳xx是紅鎮最大的“地下賭場”老板,手下有一大批15-20歲左右所謂的“保安”,也就是鄉民眼中的打手。“癩子頭”、“三疤”、“定蠻子”作為陳手下馬仔,年紀也不大,專門負責在賭場看場子,管理打手和負責催收高利貸賬,而“孝子陳”則負責在賭場物色有償還能力的輸錢賭徒作為發放高利貸的對象,四人一起號稱陳根生的“四大金剛”。
“賭場里輸紅眼的人借錢是孫子,要賬的時候就變成爺爺了。沒幾個老實的,不打不服,不打怕不行。所以我請幾個狠的人幫忙,我很少打架,一來年紀大了,二來賭徒里總是有幾個鄉親的,牽親帶故還真的不好下狠手。真正打人的是請的這些打流的小年輕,年紀又小,膽子又大,無牽無掛又不怕事,還不怕得罪人,能下得起手。”
陳xx口中的那些專門打人的小年輕一般是15-20歲左右,大部分因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在鎮里一向飛揚跋扈,無所顧忌。像“癩子頭”、“三疤”、“定蠻子”等人,父母親多年來一直在外打工,對其缺乏管教,而他們也從小到大就不愛讀書,雖然名義上是紅鎮中學的畢業生,可實際上都是勉強混完初一就輟了學,看著鎮里大大小小的“地下賭場”,馬上找到了這條營生的途徑。
在2003年興起的農村“地下六合彩”風潮中,紅鎮也受到了波及,至今仍未禁絕。“地下六合彩”俗稱“買碼”,因此在“地下六合彩”中營生的人就稱之為吃“碼飯”。今年40來歲的曾xx是紅鎮有名的“地下六合彩”莊家,與陳xx一樣,他也依靠鎮里這幫小年輕幫他暴力斂財。
“買碼是現在農村里的一個普遍現象。大家都想賺錢,都想一夜暴富,買碼1:40的高兌獎率,誰不心動呢?所以大家才‘買碼不養豬’。但買碼的碼民都是空頭下注金,為了收回碼金,我也只能請人搞定。那些小混混最好請,他們收錢的時候打人是肯定的,因為我給他們20%的收益提成,讓他們去收賬。我在這里生活久,老老少少地撕不下情面,小年輕們反正沒成親,也沒那么多顧慮,做事放得開。”
在“地下六合彩”中當莊家的獲利來源是賺碼金,而開“地下賭場”的獲利來源則無非一是收取場子費,二是放高利貸賺利息。無論是在陳xx的“地下賭場”中“吃水飯”,還是在曾xx的“地下六合彩”中吃“碼飯”,“癩子頭”、“三疤”、“定蠻子”與鎮里這些好逸惡勞、不諳世事的小混混實際上都是在吃“血飯”,即依靠自己的逞勇斗狠賺取傭金。
對于這些由留守兒童發展而來的鄉村小“混混”,村民們是厭惡至極,認為他們是紅鎮社會秩序敗壞的首要罪因。一談起這些人,大部分村民無不唉聲嘆氣,感慨世風日下。
“這幫抽沒筋扒沒皮的人惹不起,大罪不犯,小錯不斷,入不了罪,判不了刑,派出所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沒點辦法,我們特別惱火的是那幫小‘混混’,年紀不大,膽子卻大的不要命,無法無天,在街上走都是橫沖直撞,鎮上的農民大多忍氣吞聲,怕他們。但有的時候一些事沒他們也搞不成,所以有的人有事也找他們幫忙。
三家長與村民的選擇:生活的兩難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紅鎮的“地下賭場”與“地下六合彩”中,這些逞勇斗狠的小“混混”都是如何產生的,他們的家長與村民能視這種現象的發生而無動于衷?因為父母親外出打工而無暇顧及子女的教育與成長,這些小“混混”的家庭教育無疑是失敗的。但另一個問題則是:與現代化的城市生活不同,我們所理解的傳統村莊生活一直有其自治的秩序邏輯,在這種自治中,熟人社會中的社會關聯一直在維系著其基本的社會秩序與個體教育。換句話說,即便是父母親較少關注子女的教育,在一個村莊共同體中,也應該有基本的道德與規則約束著這些青少年的發展方向。但現實卻并非如此,今日之農村已遠非當年的“熟人社會”。
第一,村民生活策略對“混混”的認同
對紅鎮村民來說,教育現在是除了醫療之外,最為沉重的包袱。教育是個無底洞,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小孩出息,脫離農村,但另外一方面,能夠考上大學的,從1982年到現在,全鎮也不超過30個人,大部分人還是得靠啃泥土活命,那么到底是拼命交一年年上漲的學費,還是干脆早點讓小孩謀生活,是村民們的一個兩難選擇。而鎮里大“混混”曾xx與陳xx等人的風光,小“混混”“癩子頭”、“三疤”、“定蠻子”等人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的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紅鎮的街頭上,時不時溜達著一個個胳膊刺青,頭發染色的小青年,其中一些人居然是紅鎮中學的中學生。問及原因,他們的回答是“這樣子好欺負人”!
而紅鎮一些村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也開始有意識有選擇性地利用這幫小“混混”來完成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當村民遇事不得不選擇這些“混混”,甚至效仿“混混”來擺平理順的時候,“混混”的行動邏輯也就成為村民的行為模式首選。這意味著鄉村原有的行為模式已經不再是現行的鄉村處事規則,意味著村民對“混混”從反感到利用到認同最后到依賴的行為模式的變遷,這進一步為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混混”提供了理由與動力、合理性與必然性,并進而說明不是混混擊敗了村民,而是村民自己擊敗了自己,不是混混帶壞了留守兒童,而是村莊自己放棄了留守兒童。
第二,村莊價值對傳統貧富觀念的顛覆
“只要有錢,在農村就有地位”、“如果有下輩子,絕對不當農民”是眾多紅鎮村民的共同心思。在賺錢與致富成為第一需要的生活世界中,致富的意義遠遠超過了致富的手段。笑貧不笑娼的意義世界,讓村民可以自愿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外面吃“皮肉飯”,然后再拿這些皮肉錢在村莊昂首抬頭做人。
紅鎮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可高中生遠遠招不滿,原因在于初中生流失嚴重,幾乎每年達到17%左右,而且流失的學生大多是女生。首先是因為女孩遲早是要出嫁的,學的好不如嫁的好,其次是因為女的出去打工比男的好找工作。紅鎮中學一位教師黃XX有過留心統計,他在這個學校當了6年老師,自己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除了10幾個是正常學技術就業以外,其余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臺詞很明白,那就是———賣。他說2006年就有兩個家長來學校強行把孩子帶走,一個初二剛念完,就被家長帶到廣東的發廊里去了,另一個還差15天中考,家長說已經在廣東幫孩子找了一份在某娛樂城當“服務員”的工作,硬是不讓孩子畢業就把她帶走了,著實令老師們痛心。在這種致富的意義遠遠超過了致富的手段的村莊價值系統轉型中,村民對各種大小“混混”的生存邏輯呈現出一種厭惡與艷羨的復線交叉態度,“混混”們的成長與得勢也就有了其生存土壤,而這無疑又對農村年長的留守兒童帶來了深刻的負向吸引。
第三,“混混”生活世界與村莊生活世界的耦合
在村民與干部的眼中,“混混”群體是造成紅鎮社會秩序混亂的根源所在。但無論是吃“水飯”與“碼飯”的大“混混”,還是吃“血飯”的小“混混”,基本上與村民們相安無事地和平共存,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利益,只要村民不招惹他們,他們還是試圖在恪守著一條底線———即不必惹事則盡量少惹事,不需要暴力則盡量不暴力。尤其是這些成為小“混混”的留守兒童只是在“伴虎吃食”,缺乏明確的行事方式與行動原則。村民對這些人雖然是又怕又俱,但也并非就是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后快,從這一點來說,紅鎮“混混”群體并非那種組織嚴密、無惡不作的黑社會幫派。這也反過來說明,具備一定自制力的紅鎮“混混”形成了一個相對隱性的社會。這個相對隱性的社會一方面因為對村莊社會秩序的侵蝕,而顯性地呈現于紅鎮社會當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與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隱性地存在于紅鎮社會當中。顯然,從后者意義上而言,這更像是一個隱性的“灰社會”。而與越軌社會學前期理論認為的“問題地區的癥結在于該地區沒有社會形態和組織結構”的結論相反,紅鎮“混混”群體產生的最大癥結不在于紅鎮沒有社會形態和組織結構,而在于“混混”本身的網絡結構與紅鎮的主流組織形態格格不入屢屢發生沖突的同時,又與其鄉土社會結構高度融為一體。因此,對留守兒童何以可能“成長”為鄉村“混混”的解釋,放到紅鎮鄉土社會的轉型性質中來理解就顯得尤為必要。
四、從留守兒童到“混混”:何以可能
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不是一個單純的青少年社會化失敗的問題,更是鄉村社會轉型中村莊內部社會結構與村民生活世界發生畸變的結果。
第一,市場化之后形成的農村社會分化,對農民千百年來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造成了嚴重沖擊,以及在這種沖擊之下村莊社會結構與村民生活世界發生了變遷。這直接為從留守兒童到“混混”何以可能提供了生存土壤。
紅鎮鄉土社會轉型的特征呈現出20世紀80年代以后村民與村莊結構的雙重轉型。鄉村內部自生性秩序的轉型,為留守兒童到“混混”的“成長”提供了土壤,帶來了前提。而如果將紅鎮內部自生秩序結構看作一個有機體,那么村民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的變遷和村莊社會結構的變遷則構成了這一有機體的兩個關鍵性組成要素。
對于傳統中國鄉村村民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許烺光的《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以生動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統的人類學分析做過精彩的呈現,并進而解釋了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取向的中國傳統文化。祖先崇拜和家族組織在個人成長和個體人格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決定作用。個人生活在祖蔭之下,通過延續祖蔭的努力而賦予短暫的肉體生命以永恒的意義。“獨立、自立、自主的個人在傳統中國社會也幾乎不可能存在”。而閻云翔則通過對黑龍江下岬村的觀察,認為隨著私人生活的變遷、婚姻觀念的轉變、婦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孝道的衰落,經歷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鄉村農民已經走出祖蔭下。但是走出祖蔭的個人并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個性。恰恰相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走出祖蔭的個人很可能成為極端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
發生在紅鎮村民中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的變遷,恰好驗證了閻云翔的觀察。一方面,對于曾經幾代同堂都并不少見的紅鎮鄉民而言,現在好像單獨的小家庭越來越多,如果家里收了新媳婦,新成的家就意味著分家。新來的媳婦一般在忍受最多一年之后,強迫丈夫與公婆攤牌。毗鄰江西的紅鎮,本來宗族影響甚強,但對近年來屢屢出現的婦女外遇而發生的家庭糾紛無能為力,與此同時養老問題等也愈加嚴重。鎮里的公共生活的衰退更是急劇,分田到戶分光集體家產的徹底讓村民失去了公共生活的物質空間,而個體生命價值與經濟利益的正向相關,則讓村民失去了公共生活的精神空間。極端的自我中心行為,使得村民間人與人的關系更像一種準“叢林狀態”,私欲膨脹的個體覺醒與物欲膨脹的生命意義使得村民不復生活在祖蔭下。
對于村民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的這種變遷,流心的《在自我的隱蔽下》概括為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村民從祖蔭向自我蔭的轉變。他指出,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中,中國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轉型。他用許多豐富生動的故事講述中國西北地區趙家和村的生活,用“自我蔭”的概念巧妙地分析近代歷史上農村日常生活的變化和連續性,研究改革后的中國農村作為一種共同體的日常實踐邏輯。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祖蔭和自我蔭涉及的是累世集聚的經驗對于自我重要性的問題。在祖蔭下,祖宗形成的文化足以穩定社會秩序,村民得到營生經驗、個體獲得家族繁衍、生命得到人生意義,而自我蔭則是注重自我實現、村民營生依賴現代經驗、生命重視前瞻發展、人生意義從家族群體轉向自我中心。自我蔭是一個相對于祖蔭提出來的概念,它存在于每一個人的生活之中。祖蔭下的紅鎮村民,希望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自我蔭下的紅鎮村民,則希望獲得完全自我的生活;祖蔭下的紅鎮村民,家長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自我蔭下的紅鎮村民,自我的權威才是最重要的;祖蔭下的紅鎮村民,生命意義與家族的和諧是正向相關的,自我蔭下的紅鎮村民,生命意義則是與經濟利益正向相關。財產與利益的獲得直接成為了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的全部指向,更將村莊價值體系的再生產能力直接扼殺。
發生在紅鎮鄉村社會中的另一種轉型則是村莊社會結構的變遷。譚同學概括為村莊社會結構的從縱向型結構變遷向橫向型結構變遷的轉變。“以致富為導向的經濟因素成為村莊社會分層的根本標準;德望已不是村莊精英介入公共事務的必要條件;在家庭外,村民間關系變為以己為中心的‘工具性圈層格局’,在家庭內,男女趨向平等,但在核心家庭外的代際間,形成了偏向年輕一代的非對稱權力關系模式;村莊自主解決糾紛的能力弱化,實施懲罰的能力則幾近消失,‘灰社會’常介入村莊糾紛;村民的宗教信仰難以抵擋金錢壓力的沖擊,其自然信仰呈衰落和工具化趨勢,其祖先信仰也迅速衰落,并喪失了賦予村民以人生意義的功能,一方面因為現代性本身的內在矛盾性,另一方面因為社會轉型不成功,在核心家庭之外,自我中心取向的個人缺乏道德底線,導致了以治理、倫理和信仰問題為標志的基礎性社會問題。”"譚同學從橋村村莊道德秩序、權力格局及社會結構變化的角度,探討村莊社會結構的轉型而得出的結論,同樣適用于紅鎮經驗。
村莊橫向型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紅鎮村莊已經沒有了“集體感情”,意味著內生秩序基礎容喪失的紅鎮村莊社會關聯度越來越低,村莊越來越難以對內合作、對外抗惡勢力,更意味著紅鎮村莊自主價值生產能力被剝奪殆盡。而這一切發生在村莊內部的悄然轉型,就為紅鎮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的“成長”提供了生存土壤。
第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鄉村社會轉型給個體更多的生存策略選擇,在消費改變生活與市場原則的侵襲中,個體獲得生命意義不再需要符合道德或者秩序,相反部分突破道德或者秩序(如混混行動邏輯的經濟動因)反而有可能獲得更佳的生存機會。這直接為從留守兒童到“混混”何以可能提供了生存空間。
已有研究已經指出,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和社會變革直接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是體制的變革,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分田到戶”為標志的鄉村社會轉型,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對體制的適應。90年代中期以后,定型下來的結構也同樣開始影響和左右體制變革的過程。中國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遷,開創了一個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互動作用的新歷史,在對外開放擴大、市場化轉型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面對同樣的社會事件,人們有了更大的通過調整自己的選擇來改變生活的可能性”’。這正好契合生命歷程理論中的事件史分析方法的觀點:重大的社會事件與政治事件能對不同的社會群體產生不同的影響。重大社會變遷與個體生活歷程關系從來就是密不可分。正如黃樹民在林村所看到的,“來自國家上層的政治變革影響一個人乃至一個村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來自村莊內部視角的觀察讓我們看到,鄉村社會中的留守兒童一步步走向令人艷羨與厭惡的“混混”,實質是各種重大事件對個體進行影響,個體在應對這種影響時采取種種反應,兩者互動中出現的直接結果。
在這種市場經濟的改革大潮中,紅鎮村民的生活價值變遷的速度和深度是驚人的,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消費改變生活”。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既是一場經濟革命,不僅給人們帶來的是物質文明的進步和消費者的自主,更是一場靜悄悄的消費革命。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村,從國家到地方,從集體到個人,正在逐步完成貨幣化、商品化、市場化,乃至資本化的商業化轉變。沒有人不感受到經濟的如影隨形,也沒有人能抵御強大的經濟力量。“經濟生活的解放,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活自由度,讓個體能夠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自己。”對于“消費改變生活”中的留守兒童而言,不用辛苦讀書辛苦種田,不僅不違背鄉村倫理,而且能在突破傳統道德中獲得更佳的生存機遇與發展空間,這無疑是一種經濟而且實惠的個體選擇,在眾多其他青少年與村民的艷羨中,其個體的生命意義也尋求到了依托。
紅鎮村民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金錢的強大。在急劇的經濟利益的侵襲下,內部的社會結構也在進一步發生裂變與松動,并進而生發出承認各種快速致富的非法手段的合理性。村民在日常生活忍受乃至接受“混混”的行動邏輯與生存模式,與其說是主動的認可,不如說是個體在社會事件與變遷中的一種被動式策略選擇。這反過來對農村留守兒童做出個體選擇產生重大的影響:即農村社會分化勾連出農民的不公正感受,使其以自己的形式來尋求社會公正,這不僅造成了留守兒童不愿讀書的結果,也造成了其長大后不愿務農的結果,而且使其對社會的不滿以越軌的行為表達出來———這越軌產生的土壤是由私人生活意義上的鄉村內部的生活變遷所生發,越軌壯大的根基則是由社會意義上的鄉村內部的結構變遷所導致。從祖蔭走向自我蔭下的個人,固然在個性的解放與個體的意義上獲得前所未有的空間,卻也給鄉村內部的傳統生活空間留下了一個難以彌補的漏洞。自我蔭下的村民放棄了傳統道德與規則,卻沒有能力產生新的足以支撐村莊價值再生產系統的道德與規則。市場因素下道德讓位于利益,集體讓位于個體,秩序讓位于無秩序,規則讓位于無規則。因此,與其說是鄉村“混混”促成了鄉村生活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轉型,不如說是鄉村的轉型給留守兒童到“混混”提供了生存可能。
而如果跳出鄉村內部視角,轉而從越軌社會學中的失范和張力理論、階級—亞文化理論中,我們也可以驗證留守兒童的這種策略性生存選擇。“在社會的變遷時期,社會規范弱化,\社會組織和職業團體等提供的規范不能與人們的心理狀態相適應,就往往引發社會規范危機”,當社會的文化目標與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之間的張力導致了社會存在張力的時候,“個人行為和社會規則的斷裂狀態就會導致個人行為的越軌”。因此下層階級的青少年,由于他們所體驗到的文化目標和合法手段之間存在的張力,最終將驅使他們選擇越軌和犯罪作為達成文化目標的替代手段。“下層階級青少年所具有的亞文化特征,往往具有了選擇越軌和犯罪行為作為替代手段的傾向”。
因此,在這里,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就呈現出一種清晰的自身成長脈絡邏輯:首先是留守兒童缺乏家庭的基本社會化教育,然后他們從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中脫離,卻依然能夠獲得體面的營生。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當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進而向農村留守兒童呈現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在“混混”成長的這個過程中,其邏輯實質上是環環相扣的,任何一個環節只要有一個被否定,下一個環節就難以產生,也就意味著混混的生發進程隨時可能被中斷。但這種步步相聯的環節一再順理的衍生,恰恰說明了鄉村內部社會結構的畸變使得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成為可能。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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