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生態脆弱區村域發展模式與機理,對促進區域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以寧夏回族聚居限制開發生態區30個典型村域為研究對象,采用2013年實地調查數據,運用熵權TOPSIS模型、區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和PCA模型方法,綜合評估村域發展水平,揭示村域尺度區域發展模式與發展機理。結果表明:1村域經濟、社會、生態和綜合發展水平整體表現出川道村莊高于山地村莊的特征。230個行政村以區域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為主,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突出。3村域系統的發展是經濟民生動力、交通動力、生態動力、專業組織動力和市場動力綜合驅動下的發展。因此,構建多重動力驅動下的村域發展合力是實現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主體功能區; 發展水平; 模式與機理; 村域; 限制開發生態區; 寧夏;
村域系統是區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1]。研究村域系統發展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是深刻理解和揭示區域發展機理的基礎。在國家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之際,限制開發生態區村域發展問題已成為加快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進程、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難點和熱點問題。
196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圍繞農村發展問題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工作。國外學者在理論層面先后形成了內生式[2-3]、外生式[4-5]和綜合式[6-7]農村發展理論,并從資源稟賦、制度厚度、社區能力等角度探討農村發展機理[8-9]。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如法國、德國、韓國等針對農村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分別實施了“農村振興計劃”、“巴伐利亞試驗”和“新農村運動”等政策措施[10],成為解決村域發展問題的成功典范,為發展中國家農村問題研究和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啟示。國內學者從我國農村發展實際出發,以典型村域發展模式[1,11-12]、村莊居民點演化[13-14]、村域城鎮化[15]、村域轉型發展[16-17]、農村社區發展能力[18]、村域發展機理[19]等為主題探討村域系統的發展問題。尤其在長三角地區[20]、環渤海地區[16,21]、中原傳統農區[22]的典型村域社會經濟發展和空間分異及其發展機理研究上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深化了村域發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總體而言,國外研究兼顧村域發展理論研究和案例剖析,國內研究則側重于發達地區村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空間形態演化研究,對典型生態脆弱區村域發展模式與機理的研究相對較少,對民族地區和集中連片特困區村域發展模式的識別和機理的探究依然薄弱。
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是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的核心區域,也是我國少數民族回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區。長期以來,在資源環境約束和城鄉二元體制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村域經濟社會發展普遍滯后,發展經濟和保護生態的矛盾長期存在。本研究選取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30個典型村域為基本研究單元,采用2013年村域和農戶問卷調查數據和典型農戶訪談數據,綜合集成熵權TOPSIS模型、區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和PCA模型等方法,綜合評估村域發展水平,識別村域尺度區域發展模式,剖析生態脆弱的貧困少數民族地區村域發展機理。以期深化區域地理研究,為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生態系統協調演進提供理論參考。
1、研究區概況
按照《寧夏回族自治區主體功能區規劃》,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位于35°14′N~38°9′N、105°11′E~107°39′E之間,包括鹽池縣、同心縣、紅寺堡區、海原縣、西吉縣、隆德縣、涇源縣、彭陽縣8個縣(區),國土面積3.80×10km,占自治區國土空間比重的57.30%。地處我國北方農牧交錯過渡地帶,生態環境脆弱,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社會經濟發展滯后,保護生態和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23]。2013年地區生產總值為245.22億元,約占全區的9.56%;總人口187.53萬人,回族人口占56.59%。現有貧困人口595 156人,占自治區貧困人口總數的71.44%,主要分布于六盤山區的廣大農村地區,是寧夏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攻堅區。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2.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參與式農村評估方法[24](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通過實地考察、問卷調查和入戶訪談等形式獲取相關數據。在村域選取時,主要考慮以下因素:(1)經濟發展水平(較好、一般、較差);(2)地形(川道、山地);(3)民族(回族、漢族、回漢混居)。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最終抽取12個川道村和18個山地村共計30個行政村作為本研究的樣本村(圖1)。問卷主要內容涉及行政村和農戶家庭基本情況、經濟水平、生產與消費、能源和資源、人口與環境、民族心理、思想觀念、生產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九個部分。通過于2013年7~8月對5縣、15個鄉(鎮)、30個行政村973戶農戶的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共收回行政村調查問卷30份,農戶調查問卷973份和典型農戶訪談問卷108份,經過匯總并篩選有效調查問卷,獲得農戶有效問卷941份,有效率為96.71%。在三類問卷調查和訪談中,行政村調查問卷主要通過與村委會主任或村長座談,獲取村域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方面客觀性較強的指標數據,如行政村面積;農戶問卷調查主要用于補充行政村問卷中未涉及到的內容,具體采用戶均水平反映村域現狀,如生活垃圾處理情況;典型農戶訪談問卷主要圍繞農戶對村域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感知及對村域未來發展的建議展開,獲取資料作為分析村域發展水平和發展機理的補充材料。
2.1.2 指標體系構建與指標量化
根據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村域發展的實際,遵循指標選取的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和應用性原則,參考相關研究成果[18,22],從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方面構建由3個子系統共計22個評價指標構成的村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結合調查結果,對評價指標體系中涉及的指標進行量化處理(表1)。
圖1 研究區區位與調查點空間分布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ites
2.2 評價模型
2.2.1 熵權TOPSIS模型
熵權TOPSIS模型是熵值法與逼近理想點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的結合[25]。其基本原理是在運用熵值法確定評價指標權重的基礎上,測度評價對象與最優解和最劣解的距離,進而獲得評價對象與最優解的相對接近程度,并根據距離遠近對評價對象進行排序。計算步驟如下:
表1 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村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及量化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village development level of limi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zones in Ningxia
式中:Di的值越小,說明越接近于最優解;Di越小,說明越接近于最劣解。
(6)計算貼近度:
式中:Ci表示村域發展水平,Ci∈[0,1]。其中,Ci值越大,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綜合效益越好,村域發展水平越高;Ci值越小,村域生態、社會、經濟效益越差,村域發展水平越低。
2.2.2 區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
在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中,生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三個系統的協調發展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26]。按照限制開發生態區主體功能定位,修復生態、保護環境、提供生態產品是其首要任務。因此,該類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生態優先的前提下,實現區域尺度上生態、社會、經濟的協調統一。在歸納總結前人研究成果[25,27]基礎上,將測算的各村社會發展指數、經濟發展指數、生態發展指數對應于X軸、Y軸、Z軸,構建村域尺度“生態—社會—經濟”三維立方體空間結構圖,并以三個維度區域發展目標的不同組合方式為依據,將其劃分為8個區塊(圖2),分別代表村域生態、社會、經濟三維耦合模式類型(表2)。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公式(1)~(3),利用Excel軟件分別測算2013年研究區30個行政村的經濟發展指數、社會發展指數、生態發展指數和綜合發展指數(表3)。
圖2 區域“生態—社會—經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Fig.2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for regional ecosystem-society-economy
3.1 村域發展模式分析
根據村域經濟、社會、生態發展指數(表3),運用三維目標評價模型判定識別研究區村域發展模式,發現選取的30個行政村分屬于以下6種不同的發展模式類型。
3.1.1 Ⅰ生態保護滯后型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包括南關村、哈家莊村、馬營村、任灣村、劉河村和城陽村。南關村地處下馬關鎮政府附近,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主要發展高效節水農業、勞務產業,農民人均純收入相對較高,貧困人口較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但土地沙化、土壤鹽堿化等生態問題突出;哈家莊村位于海原縣海城鎮西南部,距海原縣縣城僅6.2km,在特色農業(如種植大蔥)和勞務產業的帶動下,村莊經濟比較發達,社會事業取得較快發展。但作為生態移民遷出村,生態保護和修復相對滯后。馬營村位于海原縣北部河谷川道地區,主要發展特色養殖和種植業,農民人均純收入較高,村莊教育和醫療設施配備相對齊全,對外出行便利,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顯著高于生態建設水平。任灣村、劉河村和城陽村均位于水土保持型生態功能區彭陽縣,該類型村在政府產業扶貧和整村推進等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下,經濟、社會取得率先發展,但生態破壞、水土流失等問題依然存在,生態發展滯后問題突出。對于該類村莊而言,一是繼續加強扶貧開發和美麗鄉村建設,消除村莊貧困人口,壯大村莊集體經濟;二是深入推進封山禁牧政策和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工程,保護村莊生態環境,提升生態發展水平。
表3 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30個行政村發展水平評價結果Tab.3 Evaluation results of 30 villages’development level of limi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zones in Ningxia
3.1.2 Ⅲ區域不可持續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占到樣本村總數的1/2,分別是鄭兒莊村、海棠湖村、武塬村、脫烈一村、脫烈二村、王塘村、高同村、王昭村、西灘村、下西灘村、沙崗上村、錦屏村、玉平村、劉臺村和關口村。該類型村均位于六盤山山區,生態環境惡劣,水土資源匱乏,經濟發展滯后,貧困發生率高,交通、教育、醫療、文化等設施不完善,整體發展水平低。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該類地區應以生態優先發展作為村莊發展的前提,繼續實施生態移民和退耕還林(草)工程,切實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同時要緊抓國家、自治區和當地政府實施精準扶貧的政策機遇,爭取項目資金支持,發展與當地資源環境承載力相適應的產業,如生態旅游、草畜產業等,加強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不斷壯大勞務產業,有效增加農民收入,逐步消除貧困人口;另外要以美麗鄉村建設為契機,積極完善村莊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體系,促進村莊社會事業發展。
3.1.3 Ⅳ生態—經濟雙滯后型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僅有張家塬村。張家塬村位于同心縣中南部山區,是張家塬鄉政府所在地,在國家和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村莊社會事業發展迅速,學校、衛生室、文化設施等配備齊全,養老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覆蓋面廣,人口密度相對較低。雖然村莊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山區村莊,但經濟基礎薄弱,發展后勁不足。又由于地處寧夏中部干旱帶山區,降水稀少,“十年九旱”,植被覆蓋率低,生態環境修復緩慢。對于該類村莊而言,在生態建設方面,應通過繼續實施生態移民等措施引導人口向中心鎮或者城市化地區轉移,減小村莊生態環境壓力,同時堅持“宜林則林,宜草則草”的生態建設原則,推進村莊生態建設。在經濟發展方面,應發揮距離集市近、交通便利(203省道經過)的區位優勢,積極發展草畜產業等特色優勢產業,提高農民收入,促進村莊“生態—社會—經濟”系統高效協調運行。
3.1.4 Ⅴ生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包括紅崖村、聯合村、溝南村、沙崗三村、清泉村和紅旗村。該類型村均位于川道地區,水土資源相對豐富,對外交通便利,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生態建設成效顯著。聯合村和溝南村地處寧夏中部干旱帶揚黃灌區,種植業和特色養殖業發展迅速,勞務產業發展規模大,同時又是純回族村,受文化傳統影響,農戶發展能力強,收入來源廣,退耕還林(草)等生態建設成效突出。溝南村是全國文明村,也是同心縣創建成功的自治區級美麗村莊,基礎設施完善,村容村貌整潔,環境優美;紅崖村地處隆德縣城近郊,受城市輻射帶動,村莊勞務產業和服務業發展迅速,教育醫療衛生設施齊全,貧困發生率低;沙崗三村位于火石寨鄉東南部,氣候、土質獨特,是西吉縣重要的馬鈴薯種植和育種基地之一,形成了以馬鈴薯種薯繁育為主的特色產業,人均純收入較高。清泉村位于隆德縣沙塘鎮,是生態移民新村,基礎設施完善,設施蔬菜種植規模較大,勞務產業發達,2013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6 010元。紅旗村位于隆德縣楊河鄉,草畜產業(肉牛養殖)規模大,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健全,2013年全村人均純收入超過9 000元。與此同時,村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飲水設施也取得較快發展,生態建設效益開始顯現。但也應該看到,該類型村的可持續發展水平依然較低,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空間大。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加強勞動技能培訓服務,提升勞動力素質;鞏固退耕還林(草)成果,提高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美麗鄉村建設與發展提供示范,是未來村莊發展的重點。
3.1.5 Ⅶ社會—經濟雙滯后型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僅有鄧山村。該村地處隆德縣城關鎮西北部山區,交通閉塞,土地貧瘠,水土資源匱乏,主要發展雨養農業、草畜產業和勞務產業,經濟基礎薄弱,貧困發生率高;社會事業發展滯后,醫療衛生、基本教育和農村飲水設施配套不齊全,村民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較差。但該村在生態建設與保護過程中貢獻突出,生態發展水平較高。對于該類村莊而言,應該在保證生態發展的前提下,發揮區域生態資源優勢,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提高草畜產業發展規模;加強村莊勞動力技能培訓,提高勞務產業發展質量,使特色農業、草畜產業、勞務產業三大產業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同時,爭取美麗鄉村建設專項資金支持,完善村莊基礎設施,改善村莊居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村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3.1.6 Ⅷ經濟發展滯后型發展模式
該類發展模式的行政村僅有交岔村。該村是山地類村莊中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村莊。但受自然地理環境和經濟基礎的限制,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依然滯后于社會和生態發展水平。因此,該類型村在今后發展過程中,應立足村莊靠近集市、基礎設施完善、生態環境較好的實際,加快發展設施農業,不斷壯大草畜產業;積極融入區域旅游環線建設,加快發展生態旅游業和農家樂產業,同時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擴大勞務輸出規模,不斷增加農民收入,使村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更好地轉化為經濟效益,實現區域生態、社會、經濟協同發展。
3.2 村域發展機理探討
3.2.1 影響因素定量分析
3.2.1. 1 影響因子選取
根據村域發展現狀特征,從地理區位、經濟條件、社會事業、基礎設施、資源環境等方面出發,選取距中心縣城的距離(V1)、距最近集貿市場的距離(V2)、農民人均純收入(V3)、非農就業指數(V4)、非農收入比重(V5)、貧困發生率(V6)、村莊人際關系(V7)、專業合作組織個數(V8)、年勞動力技能培訓次數(V9)、領導能力(V10)、教育發展情況(V11)、醫療衛生情況(V12)、對外交通條件(V13)、自來水普及程度(V14)、生活垃圾處理(V15)、人均耕地面積(V16)、人均草地面積(V17)、水資源利用條件(V18)、水土流失(V19)等19個影響因素,作為村域發展的影響因子。其中,V7反映村莊凝聚力,非常好記為1;較好記為0.75;一般記為0.5;較差記為0.25;很差記為0;V10反映村干部及致富能手等對村莊發展的帶動能力,非常強記為1;較強記為0.75;一般記為0.5;較差記為0.25;很差記為0;其余指標與評價指標體系(表1)中的量化方法相同。
3.2.1. 2 影響因子分析
基于SPSS18.0軟件,運用PCA模型定量揭示各影響因素與村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首先采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對原始指標數據作標準化處理,同時對指標數據進行相關性檢驗,計算得出KMO檢驗值為0.605,且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值為324.403,表明研究數據滿足PCA分析的顯著性要求。其次按特征根值大于0.9的標準提取6個主成分,其方差貢獻率分別為42.238%、11.633%、9.840%、6.511%、6.003%和4.905%,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1.130%(表4),表明提取的6主成分能夠較好地解釋村域發展的作用機理;第三,采用方差最大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正交旋轉,分析各主成分的載荷量,確定各主成分因子反映的主要指標(圖3)。由圖3可以看出,V3、V4、V5、V10、V11、V12、V13、V15在主成分1上的載荷量最大,主要反映村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V1、V6、V14、V18在主成分2的載荷量較大,主要反映村莊地理區位條件;V7、V8、V9、V16在主成分3上的載荷量較大,主要反映村域自組織程度;V17在主成分4上的載荷量較大,主要反映村域環境特征;V19在主成分5上的載荷量較大,主要反映村域生態建設情況;V2在主成分6上的載荷量較大,主要反映村域市場條件。
表4 主成分累積貢獻率Tab.4 Accumulation contribution rate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3.2.2 區域發展機理分析
通過PCA模型分析(圖3)可以發現,經濟社會因子、區位條件、自組織程度、環境因子、生態因子和市場條件等是影響村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子。其中經濟社會因子對村域發展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區位因子,生態因子和環境因子是村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自組織程度和市場條件對村域發展作用突出。
3.2.2. 1 經濟社會因子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經濟社會因子對村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在村域尺度,村莊人均純收入越高,非農就業指數和非農收入比重越大,村莊發展水平往往越高。調查發現,除揚黃灌區的聯合村、溝南村外,其余村莊種植業、養殖業收入占農戶收入比重低,勞務產業在農戶收入中所占份額較大,這與研究區降水稀少、土壤貧瘠、自然災害頻發的自然地理特征密切相關。村莊教育、醫療、交通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對村莊發展影響較大。研究發現,山地村莊的教育、醫療條件和基礎設施整體落后于川道村莊,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山地村莊的發展,因此,加強山地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山地村莊醫療衛生條件對于提高其發展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另外,村領導和村莊致富能人對村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不容忽視。在農村地區,村領導和致富能人(如包工頭、清真寺阿訇等)往往能夠帶動和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促進農民增收。
3.2.2. 2 區位條件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區位條件對村域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研究發現,距離中心縣城較近的村莊,村域發展環境較為優越,受城鎮經濟、社會、文化觀念等影響,農戶發展能力普遍較強。而距離中心縣城較遠的村莊,地理位置相對偏僻,交通閉塞,市場、技術信息流通不暢,影響農戶對外部刺激的反映。相對于川道村莊,地處山區的村莊,貧困發生率普遍較高,自來水普及程度低,水資源保障能力弱,主要是因為山地村莊產業以雨養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經濟來源單一,且廣種薄收,人均純收入低,造成貧困發生率顯著高于川道地區;同時山區村莊的道路建設、自來水管網鋪設、水利設施建設等與川道相比,投資大,建設困難。
圖3 六個主成分載荷量分析Fig.3 Canonical loadings of six principal components canonical increments
3.2.2. 3 自組織程度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自組織程度顯著影響村域發展。包括村莊人際關系、專業合作組織、勞動力技能培訓等多個方面。這可能是因為人際關系融洽的村莊,村域內部農戶之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強,在涉及村莊發展等重大問題上容易達成共識,形成發展合力,同時也有助于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建立;而專業合作組織對促進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優化農業產業布局,形成“一村一品”的專業化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如研究區紅旗村成立有肉牛養殖合作組織和農機合作組織,在專業合作組織的帶動下,全村主要發展肉牛養殖和飼草加工。2013年全村肉牛存欄量超過2 500頭,戶均存欄接近10頭,飼草加工服務范圍由全村擴展到周邊村莊。同時勞動力技能培訓對于提升偏遠落后地區勞動力素質至關重要。研究區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因此,通過加強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增強村域自組織能力能夠有效促進村域社會經濟發展。
3.2.2. 4 環境因子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環境因子是影響村域發展的重要因子。研究區地處農牧交錯過渡地帶,牧草地面積的變化既是區域環境變化的反映,也是區域農牧業發展變化的體現,更是區域人地關系演進的縮影。隨著退耕還林(草)工程的持續推進,林草覆蓋率顯著增加,區域生態效益開始顯現。2013年30個村莊人均草地面積為0.08hm/人,其中川道村莊為0.03hm/人,山區村莊為0.05hm/人,這可能與自然地理特征和產業結構相關,山地村莊是實施退耕還草(林)的主要區域,且發展畜牧養殖業的農戶較多,人工牧草(如紫花苜蓿等)種植面積較大,而川道村莊自然環境條件相對優越,種植業發展規模較大,牧草種植面積小。
3.2.2. 5 生態因子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良好的生態是區域發展的重要資源。對于地處生態脆弱地區的村域而言,生態問題尤其是水土流失問題是調查村莊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制約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30個樣本村中,水土流失等問題嚴重的村莊,生態發展水平必然滯后,進而引起村域整體發展水平偏低。因此,將生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繼續實施退耕還林(草)、小流域綜合治理和坡耕地綜合整治等工程,利用村域生態資源優勢發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和生態旅游業將成為增加農民收入,實現村域生態與經濟良性互動的重要路徑。
3.2.2. 6 市場條件對村域發展的影響
農村集貿市場通常是一定區域交通、物流、信息的匯聚之地,也是連接城鄉的重要紐帶。研究發現,距離集貿市場近的村莊,村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整體較高,而遠離集鎮、位置偏僻的村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較低,主要是因為在寧南山區,距離集貿市場近的村莊,農戶容易受商品市場的影響,為了謀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產生活條件,可能從事商貿、服務等其他行業,使自身的社會交往空間進一步拓展。如距離鄉鎮集貿市場最近(0.3km)的交岔村,雖然地處山區,但該村從事服務業和商貿物流業的農戶較多,村莊人均收入高,村域整體發展水平高于同類山地村莊;距離鄉鎮集貿市場最遠的鄭兒莊村(13.3km),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村域整體發展水平低。因此,農村集貿市場對村域發展具有重要的帶動作用。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第一,以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30個行政村為研究對象,構建區域“生態—社會—經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綜合評估村域發展水平,判定識別村域發展模式,揭示村域發展的內在機理。與以往從縣級或鄉鎮尺度研究區域發展水平的成果相比較[28-29],本研究從微觀尺度評估了典型村域發展水平,驗證了區域三維目標評價模型在判定和識別微尺度區域發展模式類型中的實用性和有效性,同時運用PCA模型在保證數據損失最小的情況下,提煉出影響村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子,是對在縣級和鄉鎮尺度探究區域發展機理與模式研究的補充和深化。
第二,村域尺度上,研究區經濟、社會、生態和綜合發展水平整體表現出川道村莊高于山地村莊的特征,這與李小建等[22]對中原傳統農區和仲俊濤等[18]對寧夏南部山區農戶和農村社區發展能力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但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比,村域尺度生態發展水平在地理空間上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即部分山地村莊生態發展水平優于川道村莊,同時顯著高于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主要是因為研究區地處生態脆弱區,是國家和自治區開展退耕還林(草)的重點區域,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山地村莊成為較早投入生態建設的地區,同時山地村莊也是寧夏生態移民的主要遷出區,隨著人口壓力減小,山區生態環境恢復較快,生態發展水平較高。這也說明區位條件和政府政策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
第三,村域系統發展是多重動力綜合驅動下的發展(圖4)。因此,立足村域發展實際,發揮好生態保護與建設對村域發展的基礎性動力作用,不斷優化村域交通環境、市場環境和內部組織環境,改善村域區位條件,激發村域發展內生動力,增強交通動力、市場動力和專業組織動力在村域系統發展中的驅動作用,協調好系統多重動力驅動關系,是處于“生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模式類型的行政村實現生態、社會、經濟低水平協調的原因,也是未來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實現協調演進的路徑選擇。
圖4 寧夏限制開發生態區村域系統發展機理Fig.4 Region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village system in Ningxia’s limi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zones
4.2 結論
第一,總體而言,川道村莊經濟、社會、生態和綜合發展水平高于山地村莊。但部分山地村莊生態發展水平優于川道村莊,同時顯著高于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第二,區域不可持續發展模式是研究區30個行政村發展的主要模式類型;處于生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模式的行政村整體協調水平依然低下;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矛盾突出。
第三,村域發展的動力因子呈現多元化。經濟民生動力對村域發展的作用最為突出,其次是交通動力,生態動力是村域發展的基礎性驅動力,專業組織和市場動力是村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第四,在堅持生態保護與建設的前提下,加快發展村域社會經濟,改善村域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增強村域自組織能力,優化村域集貿市場,構建多重動力驅動下的村域發展合力是實現村域“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向高水平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基金：國家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2014FY210100)
作者簡介：宋永永(1990—),男,甘肅平涼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產業與城市社會、區域地理與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地理》 2017年04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