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和實踐者們的大力支持與精彩分享！很榮幸能代表工作坊會務組在這里做個小小的總結。工作坊內容十分多元和豐富，實在難以歸納，我個人認為有個十分重要的關鍵詞可以幫助我們進行理解——“看見”，它不同于“看到”，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看到”很多東西，但我們卻對同樣多甚至更多的東西“視而不見”，如何真正“看見”其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這個村子里舉辦的工作坊中，一方面，我們讓不同人群互相“看見”，他們既是研究者和實踐者，也是愛文學的人們和愛故鄉的人們；另一方面，我們通過跨界參與，讓不同領域互相“看見”，這里不僅有文學和鄉村，還有歷史、教育和自然。我們既努力去“看見”文學的根，還希望能“看見”更遠的源頭和更深更廣的社會土壤所在。
“看見”故鄉，也即重新發現故鄉，并開啟一種面對未來的鄉土書寫。作為“愛故鄉”計劃的實踐者和鄉村建設的研究者，下面我談三點觀察和思考。
現實困境與突圍之中的鄉土書寫
在工作坊的主旨演講中，武漢大學的昌切老師提到我們都很熟悉的《故鄉》，里面有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少年閏土”形象，如果說“中年閏土”一聲“老爺”讓我們都感受著共同的悲涼，那么“少年閏土”卻給我們完全不同的印象，健康、活潑、會好多城里少年羨慕不已的生活技能或鄉土娛樂，按照今天的說法就是“村里人真會玩”。然而，今天的“少年閏土”怎樣了？就在我們這個工作坊舉辦地點，韓少功老師2010年寫過一篇很短的散文《山里少年》，里面談到他對“鄰家少年”的近距離觀察：“如果你在這里看見面色蒼白、目光呆滯、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們衣冠楚楚從不出現在田邊地頭，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們的身份：大多是中專、大專、本科畢業的鄉村知識分子。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后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著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們苦著一張臉，不知道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從沒有想到跟著父輩下地干活正是突圍的出路，正是讀書人自救和人間正道。他們因為受過更多教育，所以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懷才不遇。”
第一次看到這段文字，我很震動，從“少年閏土”到“山里少年”，似乎提醒著我們當前鄉村的深刻困境。我把這種思考和憂慮帶到了重慶大學的課堂上，每次我都要讓同學們想想，現在村里的“少年閏土們”怎么樣了？他們在哪里？幾年前同學們常告訴我，他們多在游戲機廳和網吧里。最新答案是，在“王者榮耀”里……
除了和城里少年一樣在網絡文學和流行節目里追捧“小鮮肉”，鄉村少年在他們人生最重要的成長階段，他們還能觸碰到什么，又在渴盼著什么？當個人與家庭、與土地、與村莊本來渾然一體的深刻聯系被斬斷，當已經無需敬畏自然、天地和祖先時，鄉村社會中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和各種聳人聽聞的“留守悲劇”就不再不可思議。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為何我們的鄉村教育越來越無力（實際上不止今天）？為何我們只能成為別人和他人？雖然我們也接觸并接受著大量知識，然而它們并沒有讓我們獲得對故鄉的認同，同時還進一步排斥并遮蔽那些在地化的，來自自然、生活和生命的另一種知識，或者讓我們覺得格格不入。
其實，我們身邊也充斥著不少以“鄉土”為名義的書寫，但仍然無法讓我們建立起對鄉土和故鄉最重要的自尊與自覺、自信和自豪。看起來是教育問題，同時也是文化問題，還是真正有生命力文學缺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么東西可以更好地滋養鄉里少年的精神世界呢？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鄉愁的土壤是鄉衰和城困，既然今天的鄉村和城市都面對著困境，鄉土書寫自然也就在現實困境之中，但卻同時也在不斷尋求著突破。
比如，因為教育的離鄉與棄農，就有了鄉土教材與自然筆記，當然那不是一般的課本或讀物，其攜帶著更多的資源、方法與視野，是一種文化自覺與教育反思的嘗試。當然，其在推進過程所遇到的可能困難也就不僅是自身的困難，而是當某種“子不嫌母丑”的自尊文化在“笑貧不笑娼”的勢力文化刺激下日益瓦解，如何不再自暴自棄，如何反思且有所改變的困難。
如果說鄉土文學和鄉土教材是從現實的角度給我們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那么村史鄉志則是從歷史的角度給予的一則啟示，讓我們對過去多一份尊重，對當下多一層擔當，對未來多一種期待。
我們都說鄉土社會曾經是熟人社會，然而想想，似乎今天我們連“熟人家庭”都顯得奢侈？不僅打工讓我們的家庭難以整全，智能手機正在分割著我們有限的重聚時間。手機本無錯，關鍵在何用？在這樣的新時代里，我們無需過于糾結，既然我們已經很難告別手機，那就如何另辟蹊徑，讓手機真正握在我們這些愛鄉人自己的手里，讓我們不再做故鄉的陌生人，讓移動互聯網同樣可以成為散落天涯海角的“愛鄉之網”與“歸鄉之網”。
因此，我們的各種村史實踐，就不是一個靜態的閉門造車，更不是一個人的“悲壯”書寫，而是一次難得的群體重聚與社區重建，一種民眾話語對精英話語的挑戰與稀釋；它不應是筆墨時代的另一種“抽屜寫作”，而是一份“互聯網＋”時代帶有故鄉芬芳與話酒桑麻的愜意邀請。
然而，各種突圍無疑是艱難的，也是孤獨的，很難有主流社會的鮮花和掌聲。但也正是無數實踐者數十年的堅持、堅韌和堅守，為離鄉太久的我們留下一條回家的路。
城鄉互動與發現故鄉視野下的鄉土書寫
也許“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可持續的鄉村，才可能讓城市更健康。
這種突圍的參與者，既包括越來越多的“在城農二代”和關注鄉土的“城市原住民”，也包括和在座各位一樣，本身就身在鄉土的無數“在鄉人”——城市化可能掐走了草尖，但同樣多的草根留在了土壤里，堅韌、不悲情地和大地融在一起。之所以需要這種“里應外合”，因為今天鄉土的困境本來就不是鄉村自身造成的，“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才是當前我們更為真實的困境。
在外出務工普遍發生，硬件設施基本完成且都市文化全面覆蓋的現實下，所謂“城鄉脫鉤”其實是某種自欺欺人或掩耳盜鈴。可以說，只有換成城鄉互動的整體視野，才能讓我們更為準確地把握當下困境并獲得突破，也只有以更大的胸懷，把城市作為鄉村的延伸，同樣給那些在城市居住的人們提供一個關注鄉村的契機和過上更加多元生活的選擇，才可能獲得激活古老土地活力的更大力量。
可以說，無論是在城市郊區進行持續努力的北京工友之家皮村文學小組，或是近年來利用“鄉愁熱”而對社會公眾“見招拆招”的宣傳教育，還是我們愛故鄉在城鄉之間，研究者和實踐者之間搭建起的橋梁平臺，其實都是在整體性的城鄉視野下，推動從“返鄉書寫”到“書寫返鄉”，進而讓資源回流故鄉的努力。
然而，我們不僅要承認從鄉土中國轉變為城鄉中國的基本現實，也要看到其中可能更加直白的都市優先導向與精英立場。因此，需要進一步以“發現故鄉”為視野，主動出擊，重估鄉村更為多樣的價值，克服因問題化“鄉村”所引發的大小偏見，警惕以鄉村為名義的新消費，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更有生命力的“鄉土書寫”。
發現故鄉可以很寬泛，不僅包括發現故鄉的自然景觀之美，還包括社會人文生態等角度的美。除發現被遮蔽的美本身，也包括揭示其所面對的遮蔽力量，以使“美”為更多人認同成為可能。發現故鄉也可以很具體，它既可以是遠方的家鄉和親人，也可以是身邊的一草一木。
當然，發現故鄉不應是單向的，它同時意味著自我反思，因此，新的鄉土書寫不僅要產出新的鄉土文學，更要以“危”為“機”，重新認識鄉土、理解鄉土、融入鄉土。
面向未來與發掘可能的鄉土書寫
就像鄉村建設不只是建設鄉村，同時也是建設國家和社會，探索更為包容、可持續的人類生存方式。鄉土書寫也不應只是書寫鄉土，而是以廣義的書寫表現一種新的生活并推動更多新的可能。
因此，其既不是簡單的懷舊，也不是用對鄉村的浪漫化來對抗對城市的浪漫化。
鄉土書寫不是簡單的懷舊，也不是用對鄉村的浪漫化來對抗對城市的浪漫化，而是以廣義的書寫表現一種新的生活并推動更多新的可能。圖為英國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的重要著作《鄉村與城市》。
如果說愛故鄉的目標是書寫、保育和傳承鄉土文化，那應是什么樣的文化？如果說我們要面向未來，那未來又是什么？
首先，應是生態和可持續的，自然也就內在的帶有多樣性和在地性，所謂“鄉土”，不應是固定的寫作者身份，也不簡單是素材來源與題材分類，而應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維度。
其次，應能真正激發我們的想象力，有利于突破主流坐標和定型化理解，以及各種常見的“好人好事”、“就事論事”和“成王敗寇”式處理——其背后仍然是“英雄史觀”，需要由此打開更大的可能空間。
再次，應是開放連接的，能夠與社會充分互動，廣泛參與，寫作者和寫作對象需要進一步融合，既不是“自娛自樂”，也不要悲情自戀。
如此，“鄉土書寫”一方面希望可以讓文學重新獲得力量，另一方面希望可以讓鄉村建設擁有有別于都市中心的文化表達。因此，其不是一個靜態的記錄，而是一個包含社區凝聚、城鄉互動等鄉村建設其他工作在內的動態過程。
為了做到這些，我們一方面需要“順勢而為，借力打力”，充分借助大眾傳媒、自媒體等手段，同時對資本邏輯和流行文化保持警惕，讓大眾書寫真正走向大眾。另一方面要“跨界參與，多方協力”。利用正在降低的寫作與傳播門檻（寫作者不再只是文化精英，也可以是普通的農民和工友），發動更多人參與，實現學院知識分子與草根實踐者的有效互動，并保持開放性，自省于常見的自戀和自憐，開辟出新的知識生產方式。
如果說書寫需要素材，這個時代每天發生的事情已經給我們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如果說書寫需要讀者，“鄉愁熱”的流行已經讓我們看到更廣闊的土壤；如果說書寫需要載體，移動互聯網時代實際上已經提供著無限空間。
最后，就像我原來一直說的“不僅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在這樣一個城鄉困境愈發深刻且文學愈發無力的當下，不僅是鄉土需要文學，同時也是文學需要鄉土！
不要等到落葉了，才歸根！
（作者簡介：潘家恩，學者，現居重慶。曾在本刊發表《鄉村與我們》《多樣的青年與建設的可能》等多篇文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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