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之初，政府希望農民扎根農村，但嚴酷的事實卻讓部分農民腳踏田里，眼望城里，形成一股進城風潮。
1953年前后，江蘇農民對城市里的上班族懷著無限美好的想象，“工人是政府的親兒子，農民是政府的蠻兒子”，“農民要出民工、要繳公糧、要參軍，一年三百六十天，從早苦到晚，生老病死沒有管，住茅棚，吃雜糧，穿破衣；而你們工人呢，既不出民工、不繳公糧、不參軍，又有勞動保險，有休養，星期天放假，住洋房，吃四菜一湯，穿西裝，有文化宮、電影院、跳舞廳，真是一個是地獄，一個是天堂。”在他們眼里，城市擁有榮華富貴，擁有閑情逸致，而農村則貧窮、閉塞、簡陋、蹩腳，進城是許多農民的夢想。
腳踏田里，眼望城里
新中國建立初期，政府希望農民扎根于農村，安心于農業。然而，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卻一直向往著城市，強烈地渴望著城市里的生活，他們“腳踏田里，眼望城里，心在廠里”。一些農民甚至說，“到城市，倒屎也干”，到不了城市，進遠郊的工礦也行。農民甚至普遍地把能脫離農村看作是有能耐，辦法多。他們說：“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漢，留下的都是稀松懶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鄉村有什么出息？”。
1957年前后，高等教育的發展滿足不了青少年繼續升學的要求，國家動員農村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務農，這無疑切斷了農村青少年通過考中專和大學進入城市的途徑，他們倍感沮喪：“高小畢業生，白搭六年功，有心去跳河，可惜太年輕，有心去上吊，對不起毛澤東，有心上城市，又怕白旅行”；“初中畢業生，苦用九年功，原計投高中，遇今少招生。一旦榜無名，工廠閉住門，被逼回農村，腐朽于家中。”學生對學校為了動員他們安心回家務農而進行的勞動教育十分厭煩，以打油詩諷刺：“咱們學校真胡鬧，一天到晚聽報告，大報告、小報告，勞動教育連成套。”
為了達到脫離農村到城市去的目的，農村青年想盡種種辦法，嘗試一切可能的渠道：有的為抓住可能的招工機會而努力學文化，“寧可餓飯也學而不倦，或經常學到深夜”；有的女性想嫁給工人、嫁給干部；有的到處托人情找“關系”。
5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比較大膽的農民，利用農暇時節結伴到城里找工作。他們小心翼翼，然而卻異常勇敢地邁出了這一步。1955年初春，江蘇高郵、寶應、淮陰、鹽城、江都、興化等地農民8385人流入上海市；1956年冬，湖南湘潭縣青年農民紛紛流向城市、工礦，愿意在家里從事生產的人很少，有20多農戶的長家社第一隊接近年關時只有4個勞力在家。就全國而言，1956年10月到1957年4月間外流農民約有57萬多人。
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后，農民不安心于農業生產的現象更加普遍而嚴重，此時的城市和廠礦在大躍進中廣招人馬，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城市。浙江省從1958年秋季到1959年2月間有145000多農民外流，其中流入浙江省各城市廠礦企業中去的有5萬人。山西晉北地區1959年春節前后流入城市的農村強壯勞力有8萬多人，占當地強壯勞力的十分之一；到1959年4月，有些公社的青壯年勞動力已經跑走七八成以上，有的生產隊幾乎跑光了。
農民流入各個城市的都有，但以交通樞紐城市為多。1956年秋季，每天從山東、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徐州市區的農民達500多人。
城里人悠閑的生活，吸引著一批又一批農民涌入。這不僅導致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同時也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和治安負擔。為此，政府部門下發了一系列阻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法令、法規、通知、指示等，但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1958年以后政府強化了戶口管理，并把日常供應與戶口制度緊密掛鉤，才最終禁絕了農民通過非制度安排的渠道進入城市的生存機會，制止了農民自發向城市流動的行為。
城鄉差別
1950年代，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雖然都不是很高，但城鄉差別依然存在。限于國力，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與福利水平不是很高，但卻極有保障。尤其是在50年代中后期以后，即使沒有工作的城市閑散人員，每月也可以憑戶口本領到一份與他人相差不大的口糧；農民勞動強度大，生活卻毫無保障，碰到年成不好的時候，就連能否維系生命也只能聽天由命。
1953年，梁漱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他的這一觀點雖然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斥責，但當時一些工礦經常以工農差別教育工人安心生產的做法從側面印證了它的真實性。1950年代前半期，重慶、南京、武漢等地，就曾經組織工人訪問農村，使工人們親眼看到農民終年勞動、生活卻毫無保障的生活實況，從而通過工農對比對自己的生活現狀產生滿足感。
衣食無憂的干部如此表述自己對城鄉差別的看法：“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工農之間的矛盾……農民生活太苦，農民生活與工人生活的懸殊太大”；“工人生活現在提高了，但是農民一年辛苦勞動，還抵不上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農民一年勞動到頭，還穿不上棉衣，半年看不上一次電影，工人有俱樂部，有其他福利事業，但農民則沒有。”
“農村生活苦，布票少沒衣穿。油票少，吃的油抹鍋也不夠。”工人們身在福中不僅知福，還對農民的境況流露出同情之心。
1957、1958年鳴放時，一部分學生認為農民生活太苦，不僅干部和農民不平等，而且工人和農民也不平等，女人少有心甘情愿嫁給農民的。
農民對城鄉差別的認識則是感性而形象的。1957年，安徽省巢縣銀瓶區徐家村雙橋農業社女社員徐某在當地一次群眾鳴放會上這樣描述自己對工農差別的感受：“我在省委機關幫工，看到干部們吃的、穿的、住的才過勁。你看他們吃的：早上點心，中午老母雞湯；吃飯要用開水燙燙碗，說是講衛生；飯廳里一個洞一個洞的，這個洞里是賣紅燒肉，那個洞里又賣炒肉絲，還有的洞里賣雞湯；今天的包子是肉餡的，明天又是糖餡的，天天換著吃；到了過年過節，頭一天開個條子，第二天要好些菜有好些菜……有的在飯廳里吃還不過癮，跑到長江飯店吃，一頓就是幾十塊。你看他們穿的：里頭是棉毛衫，外頭是福祿絨的小褂褲，再是毛線衣，還有絲棉襖子，外加一件皮大氅；腳上穿的皮鞋，里面還有毛，手上有套，一個人床上疊幾床花被子；睡覺還戴口罩子。我們農民粗布衣菜飯飽，還弄不到……你看他們的小伢子，一個小伢雇一個保姆，還規定不準哭，又是牛奶又是餅干，穿得花花綠綠的。我們農民的小伢子一哭哭得砸蛋，屙出屎來無人管，糊得一臉的……干部們拿薪水，拿一百多的，拿二百多的，拿三百多的，還有拿四百多的，我們農民一年累到頭，只拿到百把塊錢，還要養活一家人。”
干部的生活是農民所羨慕的，卻不是他們所奢望的，因為那樣的生活離他們過于遙遠。多數農民真切地看到的是“工廠捧的是鐵飯碗，農村捧的是泥飯碗”，女人“嫁軍官，穿花衣，蓋花被；嫁工人，吃過玩，玩過睡；嫁農民就‘活受罪’”。
人人喊餓
江蘇太倉縣的一個農村干部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了1953年該縣農民的生活：非春荒時期，北郊鎮“有少數農民，因斷炊后無法生活而哭泣，亦有一部分農民因即將斷炊，而在整日唉聲嘆氣”，吃一頓沒一頓的也不少見；北郊鎮還不是生活太苦的鄉，低田地區的情況更加凄慘。太倉縣無論在江蘇還是在全國，都算不上困難地區，其農民生活狀況尚且如此，全國多數地區的農民生活狀況可見一斑。
難怪當時流傳著這樣的民謠：“豐產戶，沒棉褲；豐產組，沒得煮；豐產鄉，喝稀湯。”實行統購統銷以后，全國各地的農村留糧標準訂得很低，農民吃糧緊張的情況更加突出起來。1954年，江蘇揚州專區的農民這樣描述生活現狀：“春吃菜，夏吃瓜，秋吃角子胡蘿卜，十冬臘月吃魚蝦，節省糧食賣給國家。”
在遼寧、河北等地，農民對合作社低收入的情況十分反感，生氣地說：“干活累得腰腿斷，要想花錢難上難”；“入了高級社，真正也不錯，掙了不少分，一算剩不多，社里發一人，大家不能過，地了場光衣服破，回到家中挨大餓，你看難過不難過”。
與此同時，合作社常年安排農活，勞動強度大，農民得不到足夠的休息。1956年前后，南京郊區有的合作社社員長年每天從早上四點鐘干到晚上八點鐘，幾乎沒有休息日，群眾說“天天從雞叫做到鬼叫，苦死了。”除了體力勞動，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會議也使農民疲憊不堪。各地農民普遍反映“工人干部有星期日，我們不要求有星期日，只要求休息一下就行了”，有的甚至說“勞改犯人也有休息時間，有時還看電影哩”。
1957年開始的大躍進在農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各地不斷地要求農民白天馬不停蹄，晚上加班加點，口糧標準卻不見提高。難怪在河北農民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春種夏鋤盼一年，勞動累得真可憐，指望秋收吃飽飯，每人給你四兩三，孩子多的還小可，孩子少的真可憐，左思右想無門路，來年怎樣種莊田”；“社員生活真幸福，吃了大蘿卜摻紅薯”。
長期朝不保夕的生活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他們對改善生活失去了信心。1958年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一陣風似地刮過之后，伴隨著持續的大躍進，農民的口糧標準已經低到只能維系生命的地步，一日三餐頓頓稀粥或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情況十分普遍，斷炊多日者也不少見。1959年春，山東曹縣縣委規定發給農民每人每天半斤口糧，但經過各鄉留“機動糧”、各隊扣除“夜餐糧”、給做重活的多配一點之后，老人、小孩和半勞力每人每天就只有三兩糧食了。就連糧食問題在全國不甚突出的陜西也是“人人喊餓”。
當時西安地質學院有個學生這樣描述缺糧現象：“怪哉！怪哉！面黃肌瘦，什么病？經名醫診斷，所用藥料甚大，面粉25斤，大米20斤，大豆3斤，一月服完，三個月后病就好了，病人哀求醫生說請你調換藥料吧，此藥實在難買。”難怪1958年宣傳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時，農民沮喪地說：“40條也好，50條也好，我只要3條就足了，一條是每人每天二斤米，二條是每人每月五兩油，三條是一頭豬每月四、五十斤糠”；有的農民甚至把政府關于農業發展的“規劃”叫做“鬼話”，把“豐收”稱為“風收”。
難圓的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基層政府主要依據家庭成分的好壞選拔農村干部，不考慮文化水平和對政策的理解與把握能力。通過這種方法選拔出來的農村干部大多在動員群眾方面手段簡單，態度急躁粗暴，強迫命令不斷。1950年代初，西南大竹專區的農民這樣說：“干部只曉得三萬一（合作社股金）、二千五（中蘇友好會費），再加一個豐產互助組。”也就是說，地方干部只一味地給農民硬攤任務，至于工作方法根本談不上。更何況，一些基層干部在工作中隨便給“不聽話”的農民亂扣政治帽子，動輒拉到大會小會上進行批斗。比如，有的地方抗旱時講“不抗旱就是不愛國”；統購棉花和肥豬時，向農民強調“誰家藏棉花是經濟犯，不賣棉花以私藏軍火論處”，“不賣豬就是不抗美援朝，政治上必有問題”；愛國衛生運動中提出“不衛生是美國的幫兇”，“不殺狗是和美國細菌戰犯通氣”，“不鎖狗就鎖人”等。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給干部的強迫命令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干部動輒以“扣飯”對“態度不老實”的群眾進行懲罰。當時群眾所說：“搞積肥，拆陳墻，把人家家里搞得亂七八糟，不成樣子”，大煉鋼鐵時，說是收廢鐵，但把好鐵具也一律收走，“管你給不給，要一齊收”，“食堂成了限制人的工具，一點不對就不給社員吃飯”，“農村干部強迫命令，動不動不給群眾吃飯；批判、斗爭，有時把社員當成五類分子一樣”。
明顯的城鄉差別、長期的溫飽沒有保障，以及在生產生活中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等因素，使農民產生強烈的離開農村的欲望和行動。他們普遍地把能脫離農村看作是有能耐，辦法多——“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漢，留下的都是稀松懶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4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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