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推進全面現代化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歷史交匯處，如何認識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僅決定著能否全面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更決定著中國全面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成敗，是當下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使命。
一、中國共產黨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歷史演進
回顧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如何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從來都是貫穿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主題與主線。在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圍繞城市與農村進行了多次工作重心轉移，不僅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城市與農村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為中國革命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第二次是1949年解放戰爭即將勝利，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將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要推動中國從農業國轉為工業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人在這個歷史階段的認知是，國家工業化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強國就是經濟強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重視農民問題，實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提出了“工農業并舉”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為后來的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前期積累。而工業發展的積累就必然是來自農業、農村、農民，因而實行城鄉分治，全面建立了城鄉之間的兩種不同戶籍制度、資源配置制度和城市領導農村、工業支配農業的二元結構體制，形成了從農村、農業提取剩余來滿足工業化、城鎮化的制度安排，不僅要以農養政，還要以農補工、以農補城，使農村、農民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農村率先改革引發和推動中國當代改革開放進程無疑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第三次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鄧小平認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看農村能不能發展，這是因為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改革首先指向了最貧困的農村，從1982年開始黨中央、國務院連續下發了五個三農一號文件，主要是正式承認包產到戶合法性，放活農村工商業，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調整產業結構和取消統購統銷，增加農業投入和調整工農城鄉關系，使中國最貧窮的農民、最落后的農村最先發展起來。隨著小崗村的“大包干”拉開農村改革的序幕，包產到戶在全國推進，在1984年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糧食過剩，從此告別了饑餓的歷史。1985年，新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農村消費占全國絕對比重的態勢，農村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占全國的64％。“大包干”之后就是被鄧小平稱之為“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華西村率先辦起小五金廠，到1990年就成為工農業總產值突破億元大關的“億元村”。作為那個時代風云人物的萬元戶，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
第四次工作重心轉移是1984年10月召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以出口為導向、規模化和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消費品工商業快速發展，到1995年中國成了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在此之后，電力網、公路網、鐵路網、通訊、能源等建設快速推進，政府的機構和職能不斷擴張，教育的規模不斷擴大，啟動了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進程，“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就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但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以實現汲取鄉村剩余來搞工業化、城鎮化建設這個過程一直沒有結束，從1998年到2003年是改革開放后農村發展最艱難的時期，主要表現在農民負擔不斷加重、農村社會矛盾急劇上升，糧食產量連續五年大幅下降、糧食播種面積大幅減少、農村前所未有地出現大量的拋耕現象。同時，農民抗糧抗稅、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特大群體性事件的不斷出現，“三農”問題成為那個時代的普遍社會共識。
第五次工作重心轉移是2002年11月召開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開啟了中國城鄉關系的歷史性轉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個統籌”之首，2003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此“重中之重”的指導思想通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作為貫穿于整個新世紀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重大戰略部署。2004年新世紀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對農村、農業、農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開創了對農民種田給予財政補貼的中國歷史先河。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兩個趨向”的重大歷史論斷，強調中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標志著中國工農城鄉關系實現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歷史轉軌。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構想，開啟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史進程，緩解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問題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2006年全部取消了農業稅，從而宣告延續兩千多年以農養政、以農補工、以鄉補城的“皇糧國稅”歷史正式終結。2007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明確把公共財政和基礎設施建設覆蓋到農村作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重要任務，要求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第一次對構建什么樣的工農城鄉關系有了一個更加具體的目標和任務。
第六次工作重心轉移是2013年11月召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廣大的農村地區作為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戰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而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因此，用“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全新判斷來突出農業、農村、農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中心地位，把農業能不能實現現代化、農村和農民能不能實現小康作為評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標準，把農村、農民脫貧擺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決策部署。縱觀城市與鄉村的發展進程，可以分為城鄉分立、城鄉對立、到城鄉融合三個辯證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出發，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次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明確把鄉村振興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實現了從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又一個工農城鄉關系歷史轉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要求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這是黨中央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針對城鄉關系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作出的戰略部署，從而系統回答了如何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重大時代課題：要建立什么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農城鄉關系，怎樣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農城鄉關系，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正在向城鄉融合發展的現代化更高級階段演進。
二、邁向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時代要求
隨著絕對貧困問題首次得到歷史性解決，面臨復雜多變的發展外部環境和國內發展變化帶來的新問題，為了主動應對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用大歷史觀來審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和“三農”發展突出短板，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推進“三農”工作重心由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歷史性轉移。這是主動適應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發展格局作出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的戰略部署斷，表明中國社會進入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全面現代化的歷史交匯期、社會轉型疊加期、政策銜接過渡期，是“三農”工作重心轉移的歷史拐點。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這場輸不起的“戰爭”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共產黨凝聚社會共識的政黨優勢，是階段性戰略目標的實現。但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必然的客觀規律，特別是中國社會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矛盾又主要集中在農業農村，因為城鄉發展最不平衡、鄉村發展最不充分，受不平衡不充分影響最大的群體是農民。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決定著全面現代化的質量、成色與底色。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推進國內大循環實現擴大內需最艱巨的任務也同樣在農村。
因此，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明確提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這樣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發展主題。“三農”作為戰略后院，不僅只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和穩定器，更是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雙循環戰略核心環節和戰略動力源泉。只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才能全面釋放和培育最廣大鄉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有力地激活內需體系中農村這個最大的難點也是最大的空間，有效暢通國內大循環。核心是按照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重塑城鄉關系，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時代難題，順應社會主要矛盾變遷的時代要求。
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現實進路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新起點，由以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目標向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目標推進，是從量變向質變推進。因此，既要發揮市場優化要素配置的優勢，打通城鄉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等各環節的堵點，使鄉村要素在市場經濟中得到激活；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共產黨的政黨優勢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中構建城鄉命運共同體，為廣大農民推動更加廣泛和公正的城鄉權益共享，讓全社會在共同推進鄉村振興中共享鄉村振興的成果，實現城鄉共同繁榮。
1.以縣域改革為動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農民高品質生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就要推動農村改革不斷取得新突破，主要是要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上取得關鍵性突破，保護并不斷增進農民的利益。一方面，以農民增收為核心，在農村承包地、農村宅基地、農村集體產權、農業農村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管護等方面建立改革賦能政策體系。另一方面，全面建立健全城鄉收入分配體系、鄉村服務體系、城鄉人居分布體系、鄉村社會保障體系。從而讓廣大農民共享更加廣泛和公正的城鄉權益，讓全社會在鄉村振興的共同行動中共享鄉村振興的成果，使鄉村振興的“同心圓”成為優化資源要素與集聚社會力量的轉換器。
2.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取向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最重要的目標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最突出的問題是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偏低。加快農業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農業供給結構轉型升級，在生產環節提高農產品品種質量，在加工環節提升農產品市場價值，在銷售環節暢通農產品流通渠道，使農業生產供給結構不斷滿足市場消費的需求結構，破解農業生產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的結構性矛盾，形成地域特色鮮明、區域分工合理、高質高效發展的農業生產布局。
3.以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為原則激發鄉村的內在活力，實現農村高效能治理。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戰略轉型，需要實現從外部“輸血”到內部“造血”的戰略轉型，關鍵是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如何實現鄉村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戰略目標，從增強廣大農民獲得感和適應發展階段的關系看，必須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合理設定階段性目標任務和工作重點，著力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農民是鄉村振興的承載者，也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還是鄉村振興效果的衡量者，如果農民沒有積極性，鄉村振興就必然難以實現。只有把“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最具基礎性、廣泛性的社會發展落實到鄉村振興的農民主體地位上來，廣大農民群眾才能成為中國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才能激發農民的主體積極性成為鄉村的內生動力，去創造真正屬于農民自己的生活。因此，在發展動力上，必須基于增進農民的福祉，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在動力機制上實現“黨的引領力、政府的推動力、市場的原動力、農民的創造力、社會的協同力”相融合，建立“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主力”的“三駕馬車”新機制，推進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鄉村振興。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書屋》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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