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外在視角和內在視角
——兼議自主知識的構建
我國學界從80年代開始，對改革開放以來基層民主的實踐做了大量的關注和研究，一直到今天為止，一直是政治學的熱門話題，常講常新，經久不衰。本文就鄉村治理的外在視角和內在視角問題分享一下筆者不太成熟的看法和感受。
一、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發展
就我有限接觸到的文獻來講，我有一個感受，那就是這些年來中央非常重視鄉村治理研究，這個領域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躍，總體呈現出來這樣一種趨勢：當我們談鄉村，談鄉村的振興、鄉村的發展、鄉村的建設、鄉村的治理的時候把鄉村對象化，我們站在鄉村之外來講鄉村應如何如何，鄉村變成了一個沉默的他者，他沒有發言，而是在靜靜地聆聽，靜靜地接受，似乎是處于這樣一種狀態。另一方面，當我們談鄉村，談鄉村的振興、鄉村的發展、鄉村的治理的時間一長，談論者、研究者逐漸構建了一個想象的鄉村，這個鄉村也許是田園牧歌，也許是花紅柳綠，當我們講建設好鄉村、發展好鄉村、治理好鄉村的時候，鄉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鄉村？
我雖然不作專門的鄉村治理的研究，但是這些年由于工作性質，每年都安排很多的調研活動，每到一個地方調研的時候，走來走去，還是被領到很多鄉村，這些年有幸看過各種不同類型的鄉村。分享一個北方百強縣農村的場景：當天村里有一個白事，是一個喜喪，因為這位老人家97歲高齡去世，很熱鬧，村民聚集到這家旁邊，因為他家請了做法事的，還有樂隊的表演，這就是現在鄉村生活的一個場景。因為我看過很多類型的鄉村，不同地方的鄉村差別非常大，鄉村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區域不平衡性，比如我去過的浙江嘉興的一個鄉村和北方就存在很大的差異，現在基本是錯落有致的鄉村別墅。
所以，當我們講鄉村的振興、鄉村的發展、鄉村的治理的時候，至少有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指的是哪一個鄉村？中國的確是一個大國，首先就是因為太大，不僅是幅員的問題、規模的問題，中國的“大”體現在不同的地區差異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我們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全國各地的鄉村有巨大的區別，我們不應否認總量上研究的價值，但是當談論鄉村問題的時候，更多的場景下需要考慮一個問題，需要具體想想，談論的問題發生在什么樣的社會條件下，發生在什么樣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比如講湖南的鄉村振興發展，在一個省域范圍內還是可以談一談的。那么在省際之間呢？湖南的鄉村是這樣的，但和北方地區的鄉村是完全不一樣的，和江浙的鄉村有非常大的區別，跟廣東的鄉村肯定也不一樣，廣東我剛去過，那里的鄉村是完全另外一個場景，我們要近距離地觀察鄉村，甚至走進鄉村，而不是在外面看這個鄉村。
二、探討:“輸血型發展”與“自我發展”
學界很多學者研究“三治”的問題，這也是講鄉村治理必然要講到的話題，關于“三治”怎么看待，怎么理解，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
自治，這些年為什么要強調自治，可以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都很強調自治，農村基層治理的核心體現于村民自治，實際上這是建黨以來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當我們講自治的時候講的就是農民在鄉村的主體性，在這個問題上僅僅賦權是不夠的，農民的權利在什么情況、什么條件下可以實現，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改革開放的進程應不斷深化，直到今天還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累積更多的條件和基礎，讓農民的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得到更好的實現，所以首先要強調自治。
其二是講德治。所謂的德治是什么意思？是和傳統的中國（鄉土社會的中國）的德治是一樣的含義嗎？還是在現代化的進程當中有另外一個理解？這些年在各地鄉村走訪的時候，筆者逐漸從這些村干部、基層干部，甚至是村民的談論當中有一點感受。那就是我們講德治的時候可能是講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走進一個鄉村，這個鄉村一定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就是一個具體的鄉村，生活在那里的人講德治的時候講的是什么？他們實際上是在講，這樣一個群體，這樣一個小社會，基于祖祖輩輩在這里的生活，內部形成了很密切的相互關系，這種相互關系要求人與人（在當地生活的人）之間一定要有共識、一定要遵守基本的規則，無論你怎么看待這些規則，無論你是否同意，他們一直是這樣遵循下來的，這些東西構成了對他們行為的約束，甚至有很多時候被寫成了村規民約。這些年村規民約有一些變化，寫得越來越像法律了，這是一個問題。但是這些東西在很多的鄉村還普遍存在，也一直在傳襲，這些東西構成了那個鄉村、那個社會本身的德治，也就是說不是基于所謂的國家強制力來實施的規則。
法治，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注定我們會走向法治國家，每個鄉村都是國家治理體系里面的一個單位，不會懸浮在外面，所以說必然地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所以法治的問題肯定是逃不開的。法治的問題就是講一個鄉村社會和整個國家政權、國家治理體系的關系問題。現代國家肯定有一整套法律制度，整體上約束社會成員，每個具象的鄉村同樣包含在內，每個鄉村都在接受國家法律的審視，在這個過程當中的確會發生一些不太和諧的地方。有的學者專門作了研究，曾經有些地方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比如說農村外嫁女的問題，就是傳統的民約本身和國家法律有一定的矛盾。當我們看一個鄉村社會的時候，三個方面的力量在這里共同發揮作用，這是一個具體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下讓我們來進一步探討鄉村究竟該怎樣治理，鄉村的治理究竟是什么樣的現狀，而不僅是一個外在的、從法律的角度，或者從政策的角度，或者給鄉村提供什么樣的支持、提供什么樣的幫助來看待鄉村，我們需要進入到鄉村里面，看一下鄉村自身，鄉村本身不是一個簡單的接受者，本身也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主體。鄉村當中的每一個村民，盡管在不同的地方表現的程度不一樣，但都逐漸呈現出變化，因為他們很多人走出過鄉村，走進過城市，雖然又重新返回了鄉村，但他們的世界發生了變化，所以我們要看到更具象、更具體的鄉村。
三、鄉村治理研究的內在視角與外在視角
鄉村治理的研究這些年也有很多的變化。早期的基層民主的研究，實際上還有很大的程度是關于鄉村自身內在視角的研究，這種研究比較像人類學的研究，沉到鄉村里面，把鄉村的結構進行很細致的剖析。這些年關于基層治理的研究很大程度是外在的研究，我們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面臨著像做治理實踐一樣要把這兩個方面更好地融合起來的問題。
最后，我們需要注意研究工作的規律。關于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的研究，是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向，圍繞領域、圍繞問題來開展的，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學科，但學科本身的意義仍然在，學科的劃分還是有意義的，學科劃分不僅表現為各自的區別，方法論上的區別，理論上的區別，這種區別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政治學提供的理論有可能不僅限于關于鄉村的研究，對鄉村有更精細、更細致的描述、解釋，政治學的理論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規范和建構的意義，也就是說承載了提出理論者本身對于社會發展的基本判斷。不否認其他的研究，包括社會學的研究，包括人類學的研究，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更精準的對于鄉村小世界的把握，更進一步地我們需要在政治理論上的意義來發展對于鄉村，對于鄉村這個社會，對于鄉村如何發展的理解，甚至對它的想象。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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