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也是即將召開的兩會中重要發力點之一。2023年2月24-25日，首屆鄉村振興塘口論壇在陽江市陽西縣舉辦。本屆論壇以“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與廣東農業農村現代化”為主題，探索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三農現代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要把規劃和發展落實好。論壇上，鄭永年教授發表了題為《如何做好廣東省三農現代化研究》的主旨演講。三農現代化不僅關系到廣東省的高質量發展，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中之重。本文由演講內容整理而成。
謝謝大家，首先祝賀首屆鄉村振興塘口論壇的召開。我因為日程的關系只能用視頻發言的形式參與這個論壇。我認為這個論壇非常有意義，尤其是對于廣東省而言。去年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鄉村振興，體現了黨中央對鄉村振興的高度重視，廣東省政府也在春節后的第一天召開了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并且就鄉村振興提出了“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以下簡稱：“百千萬工程”）。
我認為如今的“三農現代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過去我們談的是“三農問題”，現在則是轉向“三農現代化”，這是一種思維和思想上的變化。以前強調“三農問題”，因為當時我們一些人總有一個假定，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會把“三農問題”消化掉。但是，現在看來，發展并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強調三農現代化并不是說當前的現代化、工業化無法解決三農問題，而是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如何實現現代化。三農現代化了并不是三農就會消失。三農是一個永恒的現象，三農現代化也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要把三農現代化的頂層設計做好，也要把規劃和發展落實好。
因此，在今天的這個論壇上，我就三農現代化，提出三層思考。
哲學思考
第一層就是哲學層面的思考，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三農現代化首先需要哲學層面的思考，可以結合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對中國農耕文明的論述。我認為要在政策層面來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先從哲學層面對三農進行一些思考。
當今世界各國面臨著不同價值沖突的問題。比如西方面臨各種激進主義思潮，中東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思想正沖擊著世界。世界當下的價值體系是什么？既然老的價值體系已經不行了，那么新的價值體系該是什么？在西方，一些國家正經歷著保守主義思想的復興，比如歐洲諸國開始放棄往日的所謂“文化多元主義”，而轉向重新強調社會主流價值，也即傳統價值體系；中東一些國家（尤其是土耳其）正在恢復傳統宗教思想的影響。
而我們國家實際上也是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是問題的不同程度而已。實際上，在社會層面，各種社會意識形態有嚴重分裂的跡象。因此，我們要回答如何重新建構我們的價值體系的問題。有一個問題需要直接提出來，即，過去建立在農耕文明之上的、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傳統價值體系還要不要？過去我們常說的“孔孟之道”便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傳統數千年形成了“儒釋道”三合一的價值體系，今天如何延續？如果要延續，那么要哪些價值？而這些價值又該如何發展下去而實現價值的現代化？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多人還沒有想清楚，至少想得不夠清楚。
比較一下其他東亞文明，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甚至包括中國的臺灣和香港，這些社會都把幾千年留下來的傳統農耕價值思想保存得很好。很多人到了這些社會，發現他們更接近于中國的傳統。盡管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沒有傳統的農耕文明支撐，沒有我們所說的“農業、農村、農民”，甚至正式“廢除”了農業。但是，從70、80年代開始，李光耀先生一直在主張新儒家和亞洲價值觀。前陣子，李顯龍先生還在討論新加坡要不要像中國那樣建立老人院。老人院不符合儒家的傳統價值觀。儒家傳統是不會容許把老人置于老人院的。在農耕文明的價值體系中，家庭是關鍵，老人老了，應當由家庭來養老。我認為李顯龍這種思考是非常有啟發性。我們一方面在強調文明自信、文化自信的時候，我們的思考很可能在很多方面正在被“西方化”了。比如“家庭”既是儒家文明的核心，也是儒家文明的載體，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對家庭的態度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所做的很多方面并不有利于家庭的發展，而是恰恰相反。這就造成了今天的困局：一方面，我們所需要解決的一些主要問題有待于家庭發揮作用，例如養老、護幼和生育；另一方面，我們則在快速地把這些責任轉移給國家和社會，而國家和社會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
因此，我們需要對過去的農耕文明進行一些哲學上的思考，思考清楚以后，我們才可能制訂有效的政策。
理論思考
第二個層面的就是理論的思考。其中，又可以分成幾個方面，要搞清楚幾個方面的問題：政府、社會、經濟這三者各自的組織體系以及它們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要研究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傳統農耕文明的經濟體系是什么樣的？社會體系是什么樣的？政治體系是什么樣的？也就是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和政治治理它們各自怎么形成、運作和生存發展的？第二，傳統農耕文明的政府和社會關系怎么處理？政府與經濟關系是怎么處理的？社會跟經濟關系是怎么處理的？我們要把兩千多年的，尤其是明清以來的歷史經驗總結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以前的研究，比如蕭公權先生對清朝中國鄉村文明體系的研究，我認為直到今天依然非常有意思。例如，今天我們討論農村的政府、村民自治、經濟組織這三塊的內容，也是我們幾千年歷史里所討論的內容。盡管從傳統到現代，鄉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為什么這三大結構沒有發生變化？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入手來理解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這是一個鄉村在大轉型過程中的再生問題，我們要研究清楚，否則我們既不了解過去，也很難了解當下，更難理解未來。
所以我認為，在理論層面，我們要：第一，總結好我們數千年的歷史經驗；第二，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共產黨的三農理論梳理清楚；第三，要對總書記對農耕文明和鄉村振興的論述進行學理化的研究，即是要做一個系統的理論梳理。
政策思考
第三個層面就是政策層面的思考。我們前面為什么要強調哲學思考、理論思考，因為如果這兩個層面思考不足，我們就很難做好政策思考。在政策層面，我覺得如下幾個大問題可供大家討論。
第一，必須回答一個關鍵問題：農耕文明的載體是誰呢？農耕文明這個載體是不是僅僅是農民呢？
我們要從世界范圍尤其是西方的歷程來看回答農耕文明的載體是誰這一問題。從近代化開始以后，盡管近代化往往摧毀鄉村社會，但為什么歐洲社會對農業、對農村、對農民那么強調？為什么歐洲社會從來沒有把農村看成落后的象征，反而認為農村是傳統價值觀的載體呢？我們當下沒有這樣的思考。近代以來，我們往往把農村看成落后的象征，結果很自然也輕視了農耕文明所產生的價值體系。我認為，幾千年農耕文明的載體就是全體人民，而不僅僅是農民。放在今天也一樣，農民是農耕文明載體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載體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必須成為農耕文明的載體，否則回答不了農耕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那么，如何使得城市居民成為農耕文明及其價值觀的載體呢？我們需要思考。東亞農耕文明里面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他們既是城市化高度發展的經濟體系，但同時也保留了傳統價值觀。我們要看看這些社會如何讓城市居民成為承擔農耕文明的載體。此外，越南也在快速實現現代化，但其儒家文明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強化。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也要看東亞其他儒家文明經濟體的實踐經驗。
第二，我們要改革甚至要廢止戶口制。雖然現在有戶口制度，但過去中國幾千年是沒有戶口制度的。只是說建國之后特殊歷史條件下才產生了今天人們所見的戶口制度。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在鄉下的，過去的人們沒有今天這樣的戶口觀念或者居住觀念，只有階層觀念，即“士農工商”。階層是勞動分工的概念，而不是戶口的身份概念。而且，“士農工商”這四個階層是開放的，尤其是“士”這個階層成為通過科舉考試而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制度。建國以后，因為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等特殊的原因，才有戶口這種身份制度的出現。我認為，農民身份也好、城市居民身份也好，不應該被戶口限制住，我們應該只有分工的差異，而不是身份的差異。以后，只有農村居民、城市居民這樣的概念就可以了，而不是像現在需要用戶口的制度來區分身份。我們已經對戶口制度進行了多輪的地方性改革，但還缺乏全國統籌的改革，這個統籌的改革就是廢除城鄉身份制度。
第三，只有在廢除身份制度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實現城鄉雙向流動。過去的幾千年我們都是雙向流動的，正因為雙向流動，我們的農耕文明才能傳承下來。以前“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無論誰在哪里發了財，或者在哪里當了大官，最終還是要落葉歸根，歸根到自己以前出生的地方。這是中國傳統的優勢，流傳了幾千年。今天人們所見到的大多數鄉村建筑都是雙向流動的產物。今天，各個地方的優質資源都聚集在城市了，我們有什么理由不讓農民進城來享受這些優質資源呢？而且農民進城也是作為縮小城鄉差異、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要認為鄉村會因此而消失。我們要允許城市有條件的中產階層進入鄉村，尤其是中上層階層下鄉，去實踐過去幾千年的中國傳統。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或者說，通過城鄉的雙向流動實現城鄉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如果要實現雙向流動，土地制度必須改革，實現城鄉一體化。我們的“百千萬工程”不光是鄉村的孤立振興，而必須實現城鄉一體化、城市化化和工業化一起考慮。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工程。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幾個主要目的。第一，是為了鄉村土地的集約化。現在占據土地的人口很多，土地卻非常分散，農民無法通過在一塊很小的土地上勞作來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第二，農民一方面想進城，另一方面不想放棄農村的土地。這個所謂的“私心”非常容易理解，其背后原因是城市具有不確定性。城市的社會保障沒有做好，各種政策沒有讓農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來。所以，我們在下一階段的城市化過程中要考慮到進城農民的利益，不但要廢除身份的限制，還要為他們進行城鄉的統籌。當通過統籌解決了農民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公共服務問題的時候，農民才真正實現城市化了。
在踐行雙向流動的時候，我們要鼓勵廣義上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村。當下，人們看到的鄉村振興是來自那些企業家的資本，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覺得，光有現在企業家的資本還不夠，還要更強調、更關注那些分散的、龐大的城市中產群體。一方面，他們能夠帶來資本，并且他們的資本比較分散，不會造成幾個企業家進入農村所帶來土地的過度集中的情況；另一方面，他們的下鄉也是一種文化下鄉，可以解決農村文化短缺的嚴峻問題。當下農村的流出問題不僅是資本的流出和人口的流出，因為農民來城市買房、送小孩到城市上學，城市中產下鄉也是為了解決農村文化貧乏的問題。過去幾千年我們通過鄉村紳士來解決文化貧乏的問題，那么現在城市人的下鄉也是通過資本和文化的下鄉來再造當代“鄉村紳士”。很多地方都在恢復所謂的“鄉賢制度”，但是這種流動的或者短暫居住的“鄉賢”很難實現農耕文明的現代化。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現在廣東“百千萬工程”不能光看經濟上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還要看到農村作為制度體系的現代化問題，看到農民現代化的問題。我認為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剛好對應我之前一直在討論的三個層面的現代化問題，即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人的層面的現代化。從世界范圍看，成功的現代化都是三個層面同步、協調發展的現代化，而不成功的現代化都是單方面、單向面的現代化。如果說農業的現代化可以對應物質的現代化，那么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對應的就是農村治理制度的現代化的問題，包括城鄉雙向流動制度，而人的層面的現代化就是文化、社會生活的現代化。
概括地說，“百縣千鎮萬村工程”項目很重要，我們要從多層面的思考才能真正地把這個偉大的工程做好。我個人覺得鄉村的偉大振興是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希望通過今天的論壇，把這個問題的各個層面思考清楚，這樣才能推出有效的政策，真正把中國農村作為中國文明復興的一個有機部分來振興。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廣東省社科聯特聘學術顧問；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灣區評論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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