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李伯重最近承認，自己過去堅持中國和西方經濟的“大分流”要到1800年之后方才出現是錯誤的，但他們仍然堅持，在農業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方面自己原來的論點是正確的。18世紀以來英格蘭的農牧結合模式和中國的單一種植模式有著根本性不同，掌握兩者的差異才能認識到兩國過去和未來發展出路的不同。堅持兩者的相同和相等性只可能繼續導致錯誤的認識和抉擇。中國農業（和其政治經濟總體）所走的歷史、近現代和當代的實際道路都不可能與西方一樣。直面兩者間基本不同的實際，才可能真正認識到符合中國如今和未來所需要的發展出路。
關鍵詞：大分流；中西農業模式；小農經濟；內卷化與去內卷化
20年前，彭慕蘭將中西的“大分流”限定于中國近現代時期，爭論19世紀（1800年）之前中國的實際發展水平和西方“現代早期”基本相等，試圖將中國和西方的現代早期發展水平去差異化和等同化。其論點曾經風靡一時。
新的演變是在最近10年，彭慕蘭已經承認自己過去爭論“大分流”僅始于1800年以后的觀點是錯誤的，他承認最起碼要提前到“18世紀中期或更早”（“by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or earlier”。Pomeranz, 2011: 21; 亦見 Pomeranz，2017) 。這是他面對眾多基于西歐各種各樣的新基層史料的經濟史研究證據，尤其是李伯重與Jan Luiten van Zanden論證的1820年荷蘭人均產出是長江三角洲最先進的華亭和婁縣（即今天的上海市松江區）的幾乎兩倍（Li and van Zanden，2012），因此認為必須修正自己之前的論點。（Pomeranz，2017:見腳注5相關正文; 亦見Broadberry，2013, 2021; 以及Broadberry, Guan and Li, 2018）。
李伯重還特地明確為學術界補充說明：“彭慕蘭的經驗證據幾乎全都來自李伯重的研究。”（Li and van Zanden，2012：968）而彭慕蘭本人也直認，自己主要是根據上引李伯重（和van Zanden）的新研究而修改了自己過去的論點，承認其乃不符實際和錯誤的（Pomeranz 2017：見腳注5的相關正文）。
雖然如此，彭李二人仍然在上引論文中一再堅持，在農業發展方面，特別是農業單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方面，18世紀的松江農村與英格蘭（和荷蘭）并無差距，甚至超越之，要到1800年之后，方才出現“大分流”。顯然，他們仍然試圖堅持將1800年之前的中國與西方等同化，甚或超越化。
鑒于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差別和“三農問題”實際，李彭二人卻將其1800年之前顛倒為鄉村勞均生產率優于城鎮，堅持爭論雖然當時中國經濟整體落后于西方，但中國農業發展程度卻高于中國城鎮并等同或優于西方最先進的荷蘭與英格蘭，實在使人費解。
筆者20年前已經詳盡地論析他們“大分流”論點的諸多根本錯誤（黃宗智，2002）。這回重訪這個課題主要是因為他們這個更加匪夷所思的最新論點，促使筆者決定再次澄清一些被他們忽視的中國和英格蘭農業長期以來的基本實際和差別。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清晰扼要地點明幾個重大要點，相關的細節和詳細的論證請參考筆者之前的長文（黃宗智，2002）和原來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Huang，1985;黃宗智，2023a（1985、2000、2004、2009、2014）]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兩本專著[黃宗智，2023b（1992、2000、2006、2014）]。此外，本文納入了筆者近20年關于中國當代和未來農村發展出路的兩本專著的要點，為的是更透徹地說明中國農業從18世紀到今日的實際演變（黃宗智，2020a、b）。
本文討論主要聚焦農業，但這絕對不是因為筆者認為它能夠給予中外經濟史整體完全的解釋，而是因為筆者認為它是幾大關鍵趨向中的一個非常重要和基本的因素。我們需要認識最基本的農業生產才能真正認識到英格蘭之后的（小）城市化的興起，包括其“原始工業化”以及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也包括其市場經濟整體的演變。同時，不排除之后英格蘭煤炭興起的特殊性和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上述的都是英格蘭率先進入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們要認識到中英農業的基本不同才可能認識到兩者總體發展道路的異同。
一、兩大農業模式：農牧結合vs.單一型的小農經濟
首先，我們要區別中英歷史上兩種截然不同的基本農業模式，一個是農牧結合的農業，另一個則是單一的種植業。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革命”乃是典型的農牧結合的農業模式，其至為關鍵的特色在種牧兩業的結合。在此之前種牧兩業是分開的，在自家所有土地上種植，在公有土地上放牧。但在18世紀英格蘭，公有土地多被私有化，促使私有農場的牲畜養殖大規模擴大，形成種牧在同一農場上高度結合型的農業。在同時期的中國，尤其是松江縣地區的農業，則完全不同：它是最典型的單一式種植業，基本沒有畜牧業。前者的農場規模是100~150英畝，后者在18世紀松江則才1~2英畝（6~12華畝）。前者具體表現于農業中馬匹所占的關鍵位置，并且被較廣泛用于耕種。馬匹則少見于中國農業，主要牲畜是豬，以及耕牛，但絕少用更昂貴的馬。總體來說，一匹馬能夠工作15~20年，效率（旱作物）也較高，牛只能工作8~10年，但馬不僅要吃草，還要吃諸如豆類、玉米、麥麩似的飼料，牛則僅吃草便可。正如20世紀20—30年代在華深入研究中國農業的著名農業專家卜凱（John Lossing Buck）所總結解釋的，這是因為種牧結合的農業所需的土地起碼是單一種植型農業的六七倍（詳細論證見黃宗智，2002：501-516；亦見Buck，1937）。
根據當代中國國內極其優越的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北吳承明、南徐新吾”兩大領軍人物中的）徐新吾先生的權威性研究，14世紀以來在中國廣泛興起的棉花種植(這之前，沒有人穿著棉布，18世紀以后，幾乎每人都穿著)，每畝需工160~180天來植棉、紡紗、織布,相比水稻的10天/畝和冬小麥的7天/畝，中國的棉花經濟是單位土地勞動高度密集的生產模式，按畝需工達到18倍于水稻，超過25倍于冬小麥（徐新吾，1992）。
這意味什么？顯然，中國按畝用工高得多，英格蘭少得多；前者用地較少，后者則反之；前者按畝生產率相對高得多，后者相對低得多。在不同客觀實際下，前者的單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較低，后者較高，土地生產率則相反。這是筆者之所謂的“內卷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含義——只有單位土地總產出的“增長”，沒有單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發展”。這正是種養結合模式和相對勞動密集型的單一耕作模式的基本不同。以上這些是比較明顯的差異，也是關于農業的基本知識。
不那么明顯的是，筆者通過長江三角洲的實例來論證，從水稻大規模轉入棉花—紗—布生產的經濟意涵。正因為棉花、紗、布農業生產需工極多，它只能憑借小農家庭的輔助勞動力——婦女、老人、兒童——來吸納極低報酬的勞動。但同時，那樣的經營方式能夠做到較高的按畝收入，約三四倍于水稻。這種生產的特色是單位勞動報酬極低，但單位土地產出極高。在這樣的基本生產實際下，在可以種植棉花的土地上，水稻經營是無法和它競爭的。因為伴隨棉花種植的高密集勞動投入而來的是按畝耕地地價的增值，能夠達到之前的水稻耕地的三四倍。英格蘭則與此十分不同，它本身基本不種棉花，其棉紡織業發展所依賴的全是進口的棉花。
中國那樣的按畝植棉土地價值的上升，使水稻無法與其競爭，因而在江南逐步式微，被棉花所取代。同時，也使之前在明清之際曾經興起的雇工經營的規模較大的“經營式農場”無法延續，因為經營式農場雇傭的勞動力價格要遠遠高于小農戶家庭的輔助性勞動力，他們大多是不具有市場價值的勞動力。最終的結果很簡單，一如筆者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專著所詳細證實那樣，松江等地的棉花—紗—布小農場在清代不僅大規模取代了水稻種植，還完全消滅了明清之際還相當廣泛存在的相對大規模的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黃宗智，2023b(1992、2002、2006、2014)]。
其實，李伯重之前在筆者上述的論證之后，也曾經論述過，植桑養蠶繅絲農場(絲織則須要相對復雜和昂貴的織機，超出小農戶的能力，只能在市鎮絲綢行進行)展示了同樣邏輯。相比水稻種植，它按畝需工約9倍于水稻，帶來的按畝收益僅三四倍于水稻（Li Bozhong，1998：95、148）。但李伯重沒有據此得出上述的結論，即正因為如此，根據與棉花—紗—布農場同樣的邏輯，在可以植桑養蠶的土地上，水稻農場沒有可能與桑—蠶—絲農場競爭，因為后者能夠支撐數倍于其的地價。由于同樣的邏輯，在相關地區，桑—蠶—絲農場也較廣泛取代了水稻種植，并和棉花—紗—布農場一樣消滅了雇工經營的經營式農場。
但是，面對上述的小農戶家庭的基本生產實際，李伯重不可思議地將從事低報酬紡紗和織布的小農戶婦女從其家庭劃分出來，將其劃歸（手）工業來計算，將農業僅劃歸務農男子，由此得出僅算男子不算低收入婦女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得出其高于英格蘭和荷蘭的勞動生產率的結論。（Li and Van Zanden，2012：尤見963-964；976-978）
他是怎樣解釋自己這樣的花招的？借助他聲稱為經濟史中使用的最新國民核算體系National Account System (SNA)，即按照現代（20世紀中葉以來）以個人職業為主的三部門——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核算法來分析18世紀及之前的江南經濟。借此，將紡紗織布和養蠶繅絲的農家婦女從農民家庭農場剝離開來，劃歸第二產業的工業。實際上這是完全不符合當時的江南農業實際的估算法，借此來建構他想得出的結論。但我們確切知道，小農戶家的夫婦倆實際上組成同一家庭生產單位，不可按照現代經濟那樣以個人為基本單位而將夫婦劃歸不同產業。
二、內卷型小農經濟的商品化vs.英美模式的新市場經濟
我們另外還要考慮到，上述松江地區的花紗布和蠶絲農業，仍然形成了相當強大、能夠推進松江地區面向全國各地的絲綢和棉布貿易的動力，促進松江廣泛的市鎮商業發展。棉布之廉價和其耐用性等特點使其較快成為全國普通民眾的衣著，而絲綢由于其舒適、美觀等特點成為上層社會的衣著。據此，松江府在其高度內卷化的棉花—紗—布和生絲生產及其特殊的優越交通條件的基礎上，逐步促使眾多面向全國的棉布和絲綢貿易市鎮商業的興起，由此而使松江府成為被稱作“衣被天下”的棉布和絲綢貿易中心，18世紀便已如此。
但這絕不等于簡單的英格蘭式城鄉交易所導致的螺旋式的現代型經濟發展。在中國，棉花—紗—布生產，由于小農家庭農場的特殊廉價高密度勞動投入生產能力，一直沒有從棉花和蠶桑種植分離開來，一直保持了以小農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沒有像英格蘭那樣依賴進口棉花，而紡紗和織布則成為城市中新興的、可以獨立支撐勞動者基本生活的生產活動，由此而進入了業內被稱作“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發展，成為后來的新城市和機械化生產的先聲。松江生產棉花紗布和蠶絲的小農家庭農場經濟則完全不同，它沒有導致農業與手工業分離的城鎮“原始工業化”發展，直到20世紀都一仍其舊地維持其原來的小農戶家庭生產模式。
它們所催生的市場交易，也和18世紀英格蘭伴隨農業革命和初始的原始工業化而來的商業發展的城鄉貿易模式很不一樣。我們從17和18世紀初期英格蘭的“遺囑認證記錄”（probate records）等材料獲知，城鄉交易涉及雙向的產品流通，鄉村從城鎮所購買的物品包括鏡子、油畫、書籍、鐘表、臺布及銀器等優質城市制品（例見Weatherill，1993：尤見219-220頁， 表10.2，10.4），和中國松江地區的僅限于日用油鹽醬醋加煙酒（華北則沒有煙酒）很不一樣。前者近似亞當·斯密所總結的（城鄉）平等互利雙向貿易，能夠推進雙方的分工和生產效率的螺旋式發展；后者則明顯是不對等的，主要是單向的貿易，從農村抽取優質產品（棉紗、棉布和生絲、細糧、肉禽魚），返回的則僅是低值的日用油鹽醬醋等，最多加上煙酒，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不過如此[黃宗智，2023b（1992、2000、2006、2014）：尤見表6.1到6.4]。
它是一種不對等的提取多于平等交換的貿易和“市場經濟”。筆者據此稱之為“內卷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即源自上述內卷化農業而來的不對等城鄉貿易。18世紀初期英格蘭的是近似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建構的平等互利的貿易，后者則更像中國近現代所廣泛采用的城鄉“三大差別”“基本國情”稱謂之下的實際，即便今天仍然高度相似。兩者間的根本差別的起源在農牧混合型農業和單一內卷型農業間的單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基本不同。當然，這也佐證了英格蘭基于進口棉花的棉紡織原始工業化這方面相對較高的勞動報酬和單位勞動生產率，足夠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并從農村分化到小城市，與松江仍然依賴小農經濟家庭低于再生產價格的扶助性勞動力模式十分不同。
三、當代中國的內卷化和去內卷化
中國今天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總產量（憑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的話）最大的經濟體，但其人均收入（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仍然只處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內卷化的、只有總產量增長但沒有單位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歷史，與現實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城鄉差別”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特色”之一。
最大和最重要的實際例證是，3億中國廉價勞動力，即來自農村的農民工“非正規工人”（即沒有職業保障、沒有福利的，基本全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已經成為中國“全球的工廠”的主要勞動力，成為在中國投資的外商首要考慮的“廉價勞動力”。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生產蘋果手機的近百萬來自農村的勞動力，他們雖然僅生產全球手機總量的12%，但賦予了全球手機產業利潤總額的90%。蘋果公司所占據的是利潤最高的設計和銷售兩端(不止30%)，而中間的零部件生產和裝配則通過富士康公司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來承擔（利潤率僅約7%）。正是這種經營模式使得蘋果公司成為全球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和投資者最看好的股票之一（Barboza，2016）。進口資本和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現當代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關鍵要點。而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則是明清以來中國的長期農業內卷化（有總量的增長無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發展）中的農村貧窮和“城鄉差別”基本實際的歷史佐證（黃宗智，2020b）。
最近幾十年，中國農業雖然承繼了之前的內卷化生產，但也附加了一定程度的資本投入，形成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趨勢。一個主要的實例是筆者稱作“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高附加值小規模“新農業”——如1、3或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以及一二十畝地種養（區別于種植和放牧）結合的農場的發展，如今已經占到全國耕地面積的1/3和(農業)生產總值的2/3。它們是伴隨中國人民源自“單腿”農業基本實際的8∶1∶1的糧食∶肉食∶蔬菜消費模型，轉入今天的近似西方的4∶3∶3型而來的變化。食物質量及其新近的演變乃是中國人民優先關心的問題之一。它過去的8∶1∶1模式是與過去的“內卷化”農業傳統密不可分的現象和佐證，而今天的4∶3∶3新現象則是中國經濟初步“去內卷化”的現象之一(黃宗智，2020a)。
至于小規模的單一糧食種植，至今仍然是中國糧食種植的主要模式，雖然也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機械化。它憑借的不是成規模的大農場，而主要是依靠中國特殊的（通過國家大力投入與補貼農機生產而來的）、在全國普遍興起的、為小農場提供收費的農機耕播收服務。今天，特別是在非農就業收入和機會成本的刺激下，已經吊詭地形成了相當高度機械化的小農業。譬如，大部分小農場已經將一畝水稻的勞動投入從之前的10天降低到五六天，這說明了之前的內卷化和今天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首先是過去的內卷化的實際，而后是中國今天小農業的逐步（中國式）機械化所帶來的逐步去內卷化的實際。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樣的從內卷化到去內卷化的過程都和英格蘭（和美國）的未經內卷化歷史背景的農業發展模式十分不同。無可懷疑的基本實際是，之前的高密度單位密集勞動力投入，以及其相對低報酬的農業勞動力，依然在中國大規模存在。當然，如今同時也可以看到逐步去內卷化的趨勢。
相對英美模式，今天的中國農業基本情況仍然顯著地表現為人多地少，仍然是相對低報酬、低單位勞動生產率的勞動密集型生產，而且主要仍然是單一作物型農業，仍然較少有英美型的農牧結合的農場。
同時，資本主義型雇工經營的農場十分有限，其雇工總數（根據2006和2016年的兩次全國農業普查）迄今仍然僅僅占到所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3%。當然，近年來也初步興起了一定程度的種養結合的小規模農場，顯示了一定程度的去過密化趨勢，但它們仍然大多是小規模的家庭自我經營的勞動密集型農場，不是雇工經營的規模化農牧結合農場。小農經濟極其強烈內卷化的農業傳統，今天仍然是中國的最基本實際之一。我們所看到的仍然是相比英美典型的種牧結合模型農業截然不同的過去和現在，其中關鍵差別在于較高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和較低的單位勞動生產率。
四、中國的內卷化小農經濟和如今與未來的去內卷化
以上簡述的明清以來中國農業的基本實際及其所包含的內在邏輯是前后一貫的。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遠遠低于西方，單位勞均產值也是如此，它代表的基本實際是單一農作物型的勞動密集型和低勞動回報的小農經濟，與英格蘭（更不用說“新大陸”的美國）所代表的不是勞動密集而是土地密集型的種牧結合型農業、高單位勞均產出和低單位土地產出模式截然不同。英美模式進入高機械使用的現代農業與其之前的農牧結合型農業乃是一脈相承的，但中國的農業所走的歷史道路則相反，它是高勞動密集度的低勞均產出但高畝均產出的——“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內卷型農業，過去無疑如此，今天相當程度上仍然如此,農業才勞均7畝地，戶均10畝地。
在這樣基本歷史實際下，突出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農業“現代化”模式。英美地多人少的基本國情，很自然地進入了農牧結合的農業模式，并形成較高程度的馬力使用，以及之后相似的較高程度機械使用（今天之普遍以馬力來計算機械動力絕非偶然），并且較早和較簡易地進入高勞均產出（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模式。它的初始來源和基本條件是相對人少地多的基本國情。中國的模式則相反，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它較早形成高密度單位土地勞動投入的耕作制度，并基本排除種牧結合的可能，結果是較低的勞均產出和報酬但較高的單位土地產出,進而導致中國迄今仍然嚴重的農業內卷化和城鄉差別基本實際。上述是兩種對立和不同的“基本國情”以及其后的兩種不同的現代化出發點與模式。
中國農業的出路要直面其基本歷史和今日的實際。首先要認識到中國長期以來單一種植業型的小農經濟的基本實際。我們需要據實地認識和符合實際地謀求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出路，逐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粉飾、掩蓋其與英美模式的基本不同，或簡單地將其不符實際地等同于英美的地多人少農業發展模式。那樣只可能惡化中國過去多年來一些農業政策中不符實際地、“教條地”、試圖簡單模仿英美模式的規模經濟效益的錯誤，并阻撓其最近幾年（特別是2018年以來）已經初步脫離那樣的錯誤認識而開啟的不同于英美模式的、符合中國實際的新農業發展進路。這一實際是從過去的內卷化小農經濟逐步進入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經濟的發展道路。它絕對不是不符實際地盲目試圖模仿英美農業模式，或被不實際地等同于英美模式。這才是李伯重、彭慕蘭牽強地一再試圖將中西去差異化和等同化的不符實際的關鍵錯誤所在。
五、幾點進一步的思考
李伯重和彭慕蘭試圖將中國農業及其勞均產出/收入等同于英格蘭農業，不符實際地據其來論析中國農業的過去和現在，試圖在兩者間畫上等號。他們僅承認近現代中國的衰弱和貧窮實際，但除此之外則堅決試圖將其前的中國農史和其后的中國農業，建構為與英格蘭（和荷蘭）模式基本相等水平的農業和勞均生產率。他們關于中國過去的有關論點顯然是錯誤的。
本文的目的則是說明，中國農業（及其政治經濟總體）所走的歷史、近現代和當代的實際道路都不可能與西方一樣。直面兩者間的一系列基本不同實際，才有可能真正認識中國前現代、近現代、當代與如今與英美模式基本不同的實際，據此才能看到中國真正需要的發展道路。它絕對不是將過去的中國簡單等同于或認作優越于過去的西方，而是直面兩者間的基本不同的實際。精準和清晰地面對那些基本不同，我們才可能真正認識到符合中國如今和未來所需要的發展出路，而不是簡單模仿或將其等同于英美的道路。
從更宏大和長遠的視野來看，高度中央集權的皇帝體制和基于土地私有的小農經濟體制是中國長期以來的一個基本特色。它形成于戰國后期，體現于秦漢的一統天下。它的根源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爭霸權的大環境，以秦國和商鞅為代表的一個基本策略和道理：一如當時的《管子》（由多位人士共同寫成）所明確說明：“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道也。”這個道理在商鞅的策劃下被具體化為幾個基本制度即小農土地私有、早婚、諸子均分家產的制度，和封建主義制度下西方的土地領主所有、晚婚、一子繼承制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商鞅執行的“徠民政策”下，當時便導致渭河流域相對人口密集的每個農夫耕種良田20.7（市）畝，貧瘠田10.4畝的小農經濟實際。正是這樣的制度奠定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基礎，形成中國歷代王朝和小農經濟緊密結合的“中央集權+小農經濟”的基本體系，與西方的歷史截然不同。當然，這也是中國相對“早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詳細論證見黃宗智，2023b[1992、2000、2006、2014]：第16章)。
更有進者，在上述的制度體系之下，人口變動的基本規律是，只要沒有戰爭，人口每百年便會加倍，即每年上升約0.7%。唐宋時期便如此；1700—1850年被稱作“人口爆炸”的150年，實際上也如此，年增長率不過0.7%。其中關鍵的不同在于基數越來越大，逐步從秦漢的“地大國富”實際轉向清代的“人多地少”實際，從而形成與18世紀英格蘭截然不同的社會與政治經濟背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UCLA榮休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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