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農業大國。齊魯大地古來便是中華農業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海岱農耕聞名華夏。然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仍然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并且由于種種原因那時的中國正在日益落后于世界。改革開放使中國煥發了青春活力，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趨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即是工業化，因此，人們也經常將工業化與現代化連用。中國是個農業文明古國，是個人口大國。相對于龐大的人口規模，中國的可耕地不足，全國耕地面積為19.18億畝，人均耕地不足1.5畝。美國是世界第一糧食及農產品大國。美國人口約為中國的1/4，可耕地面積約為中國的1.5倍。美國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僅為1.3%，農業生產者僅有600萬人，卻生產了全球總產量16%的糧食，美國出口糧食占到世界糧食市場的1/3。美國之所以有如此高產高效的農業，得益于美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方式以及農業科技。
條條大路通羅馬，大路條條各不同。世界各國都要走向現代化，但各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不一樣。與美國相比，中國現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特點。美國現代化是通過全面的工業化實現的。以美國的農業來說，由于地廣人稀、自然條件優越、土地耕作條件好等因素，美國用普遍的機械化、化肥化，即物理農業、化學農業，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地區的城鎮化。中國由于人多地少，農村人口占到人口總量的絕大多數，人地矛盾尖銳，使中國無法直接通過工業化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結果農業、農村、農民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弱項。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快速發展，實現了工業化。但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仍然處于落后狀態，廣大農村，特別是18億畝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地區，尚處于半自然經濟狀態，在整體上還沒有進入工業化階段。根據這一基本國情，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業、農村、農民即“三農”的轉型，從傳統農業、農村和農民向現代化的“新三農”轉型。
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傳統思路是實現農村的工業化。早在上世紀30年代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發展鄉村工業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思路與路徑。費孝通在他的名著《江村經濟》中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地區的現代化就是按照發展鄉鎮工業，實現鄉村工業化的路徑實行的。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國鄉鎮工業崛起，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支持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農村地區，特別是中國東南沿海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在支持中國整體工業化進程的同時，大量轉移了農村人口，進而提高了農村地區的收入水平，改善了農民生活。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便是如此。但是，鄉鎮企業崛起和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并沒有給中國農業、農村的轉型升級帶來實質性的促進和改變，并沒有實現“三農”的現代化。這是中國農村現代化不同于美國以及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差別之處。中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并沒有帶來中國農業的改造和現代化，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挑戰和亟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農村地區的工業化沒有帶來農業性質的改變和提升，農業生產的低效和農產品低附加值是核心問題，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實現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的探索中，人們終于看到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濰坊模式。濰坊模式為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乃至為中國整體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一個典范，走出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農業的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是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必由之路。
濰坊的農業產業化模式有三個創新之處，這也是濰坊模式的價值所在。
第一，創造高附加值農產品。谷賤傷農，是傳統農業的痼疾。在中國社會整體工業化、現代化的背景下，濰坊農業創造出了高品質的、高附加值的農產品。這是多年前濰坊瞄準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獲得城市工業化紅利發展農業的關鍵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話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就是城市高收入、高消費群體的出現。否則的話，綠水青山就還是綠水青山。現在濰坊的超季節蔬菜，高品質、高附加值的糧食、蔬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大大提升了濰坊農業的效率，在同樣土地上創造了巨大的價值。以“戴安娜番茄”為例，普通番茄價格不到2元時，“戴安娜番茄”的終端零售價可達20元，是普通番茄的10倍。高附加值農業是農業產業化的核心價值。
第二，現代農業科技賦能。創造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前提是現代農業科技的發展和廣泛應用。濰坊多年來高度重視農業新科技的發展，用不斷探索發展的農業新科技創造高附加值產品，用最新的管理科技擴展延伸產業鏈，利用高科技、新技術進一步提升附加值，造就了高效農業，形成了品牌優勢。以北京大學現代農業研究院為代表的一批科研機構進駐濰坊，大批科學家、科技人員遍布濰坊城鄉，高科技、新技術支持、促進了農業產業化。
第三，土地流轉，為高效農業提供制度保障。現代農業需要現代產權制度作為制度保障。這在當下的中國，在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尤其如此，尤其重要。現代高效農業需要土地的適當集中，需要適度規模，需要有穩定的、可預期的土地制度。改革開放之初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為煥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隨著農業、農村的發展，家庭聯產承包制下的土地制度逐漸帶來的對農業、農村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對農業產業化的約束，不利于新的農業生產主體、新的生產方式以及新的生產要素的進入。
過去20年間，土地流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對農村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上的制約。但土地流轉仍然沒有從土地制度上解決和克服家庭聯產承包制對農業產業化以及“三農”現代化的制約，沒有提供一個基本的長遠的土地制度保障。我想，這也是未來濰坊模式，濰坊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最終要克服、要超越的一個制度瓶頸。
祝賀濰坊農業產業化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歷史性貢獻。現在人們可以說，看中國的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就是要看濰坊。希望濰坊在未來繼續探索的路上，為農業產業化、農村現代化發展再創新、再創造，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四川大學講席教授、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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